文艺报
编者按：
2007年5月11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建设和谐文化与广东文学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中国作协、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领导，担任广东文学顾问的全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以及广东有关专家等四十多人进行了热烈讨论。这次研讨会是继2002年以来连续召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广东文学创作研讨会”、“发展先进文化与广东小说创作理论研讨会”、“科学发展观与广东文学创作理论研讨会”之后，三家单位联合召开的又一研讨会。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广东文学界、广东省作家协会在新形势下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运用到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当中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引导作家和文学创作的实践，这一系列理论上的归纳总结、飞跃创新，有效地指引了广东文学的前进方向，也充分展现出广东文学界一直保持着清醒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理想和远大的文化抱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方健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广东是一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热土，热切呼唤着文学精品力作，而且有条件产生文学精品力作。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这里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和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革命斗争传统深厚；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综合试验田，见证了改革开放发展轨迹。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代化建设，从蒙昧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近现代工商业到初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中华民族前进的脉络在广东均有迹可循。其二，这里蕴涵独特的文化资源。两千年来，南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交融碰撞形成的独具一格的岭南文化，为广东作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广东作家在文化上的历史包袱相对较少，更容易兼收并蓄，开拓新局面。其三，这里具有开阔的创作视野。从黄遵宪、梁启超倡导推动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改革开放初期反思“文革”错误的“伤痕文学”的创作思潮，特别是近年反映改革开放现实题材的一批文艺精品，证明广东长期都是新文化、新思潮、新理论争相绽放的大舞台。国际视野、时代精神、民族传统、理想信念和现实主义精神，这是成就优秀文学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广东作家的一大创作优势。其四，这里面临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广东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带来群众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这也对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提出更高要求。从近些年广东的文学创作实践看，广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学家，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广东有全国影响的精品力作还是不多，称得上领军人物的文学名家大家更少。个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破解？这正是我们这次研讨会要寻找的答案。
廖红球（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回顾近年来广东文学的整体格局和创作趋势，广大作家将和谐理念融入到文学创作中，有效地使文学作品成为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食粮，成为放松心情、温润心灵的“润滑剂”和“减压阀”，契合了“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优秀作品富有坚定的文化理想、艺术追求蕴涵积极的创新意识、作家加强自身的和谐建设等方面。
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现阶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正逢黄金发展时期，又处于矛盾凸显期，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文化建设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尤为可贵的是，广东一批优秀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坚持了清醒的文化自觉，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领会时代精神的本质，以现实生活为材料，进行艺术提炼，作美学的思考，形象地记录了社会发展进程，倡导和传播了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如曹征路以《那儿》为代表的系列中篇小说、彭名燕长篇小说《杨门家风》、程贤章与胡小钉长篇小说《大迁徙》、展锋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魏微中短篇小说《姊妹》《家道》等、盛可以长篇小说《道德颂》、黄咏梅《单双》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盛琼长篇小说《我的东方》、金岱长篇小说《精神隧道》三部曲、杨黎光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文学工作的组织者，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广东一大批作家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恪守职业道德，弘扬职业精神，捧出心香，献上心血之作，接受人民群众检验，努力攀登人生和艺术的高峰。
雷 达（评论家）：
强烈的时代气息，敏锐的变革意识，构成了近年来广东文学比较突出的特色。作为站在改革前沿地区的广东作家，近年来，他们中的不少人，敢于碰重大题材，啃硬骨头，孜孜不倦地正面攻坚改革题材，在宏大叙事中寄寓作家本人对大变革时代生活的深入观察和严肃思考，这是十分难得的。比如《大江沉重》，全景式地表现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进程的艰难和终于乘风破浪打开局面的振奋，以内容的厚重和人物形象的丰富，取得广泛的肯定。廖红球的《苍天厚土》同样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这是一部沉入大地、贴近心灵的作品，把时代改革主题成功地寓于客家文化特色之中。这方面，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也是题旨宏大之作。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近来大家热议的展锋的88万字的长篇《终结于2005》。这些年，每当我走过广深公路，或沿海的很多地方，看不到一丁点乡村的影子，城镇完全连成了一片，一派现代化的繁华景象，这时我总会想，原先这里的农民到哪里去了？他们对离开故土和作别土地，有何感想，他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他们是完全拥护农村城市化吗？他们是否因为富裕而心满意足，没有任何痛苦和悲哀了？他们告别了祖祖辈辈几千年的生活方式，是微笑着走开的吗？我多么希望有人来解答这些问题。可惜一直没有足以让我心服的作品。现在，展锋的这部作品出来了，它以特区的、前沿的、已经完全步入城市化的一些农村人物及其命运为表现对象，比较深刻地展现了珠三角地区城市化的进程，揭示了农业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脚步的势不可挡，着重表现了这些前农民和新市民们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这是发自灵魂的犹如基因一般的情结，不但不会消失，还会以新的形式，不断引发新的矛盾。
范咏戈（《文艺报》总编辑）：
广东近年的文学创作给我的印象是“和而有承 和而不同”。“和而有承”是说，当一些作家成为市场、观念的人质时，广东作家始终保持精神和意识的独立，承当了一些新语境下文学应当承担的责任。“和而不同”，是说广东的文学表情又始终是多样的。展锋的《终结于2005》是具有《百年孤独》意味的书。在近百年中国社会政治农村变迁中又挖掘了一眼新井。作者围绕着农村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建设与破坏，农民身份的变化等，引发出对中国改革史的反省和对国情的关注，以相当的精神纬度与农民沉重的命运交织构成一幅独特的历史画卷。郭小东的《罪恶》中的丘博文是一个仇恨者的形象，但作品却不是“仇恨书写”，更多地反思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乡下人”何以私欲恶性膨胀，导致人性的畸变与泯灭。这两部书一正一反，都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现实的诗性发现。如果说《终结于2005》是“欢乐颂”的话，那么《罪恶》就是“死亡祭”。它们都接触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文学的母题。在这方面，我感觉到广东的作家又一次表现了特殊的敏感。
李炳银（评论家）：
自从去年广东作协召开了科学发展与文学创作的专题会议之后，在我的感觉中，广东的文学创作是有了重要的发展迈进的。如郭小东的长篇小说《罪恶》、展锋的长篇小说《终结于2005》、廖红球的长篇小说《苍天厚土》和王十月的短篇小说等作品，就足以看到广东文学创作进展的实绩收获。此前，我们感受到广东文学的创作，似乎更多的是一些直观的现实描绘和报告，是对许多新发展的激情赞赏和积极关注。这些作品，自然是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甚至历史价值的。但是，若是从文学性和思想性方面更高的标准来要求的话，又未免直白和表面，在某些地方，还不无粗糙。在一个急剧发展变化的现实社会生活环境中，文学创作中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不能够始终满足于这种状态。当现实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认识和思考空间的时候，作家也就需要表现出足够的冷静和思考能力，唤起超现象的思维，给社会生活以文学和理性的表现。这是人们对作家的期望，也是文学应该承当的任务。我以为，广东现实的文学创作，正在经历着一种从直观到深刻的转变过程，正在经历着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变，很令人高兴和期待。
所谓和谐文化的建设，并不是要虚拟一张和谐的蓝图，而是要在通过文化的不断表现、宣传、提示中逐渐地使矛盾得到化解，使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趋向和谐。所以，和谐文化，就是有利于人们消除隔阂、矛盾和接近友善合作的文化。如果这样的认识不错的话，那么郭小东的《罪恶》和展锋的《终结于2005》这两部小说，也就是促进和谐的文化产物，应该为它们的出版而喜悦。
曾镇南（评论家）：
我理解“和谐文化”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它提出了一个要有社会理想，或者现在讲的所谓社会的核心价值、精神纽带，我觉得一个社会还是应该有共同的理想。第二，它是一个思维方式或者思维方法。“和谐文化”主要是解决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关系。过去咱们老讲和而不同，差异性自由，大家都是搞文学创作的，不要抹煞矛盾，不然小说就没法写，所以差异性的自由都是和谐文化里头必然应有的，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第三，“和谐文化”很重要，跟文学有关联的是“以人为本”。第四，和谐是一种感情状态，一种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这一群人心灵变迁的过程、心理历程。比如《燃情经历》《道德颂》，它强调的是最后这个矛盾，但没有走上鱼死网破，而是从骨子里剖析人的矛盾，像这类小说我觉得也是探索人的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感情生活。
和谐文化跟创作的关系，我觉得有这么几条要注意：一是这个观念要提到一个自觉的程度，刚才大家列举的优秀作品，写得比较成功的方面，就是在和谐文化的要点上还是把握得比较好。第二，对于写长篇小说来说，要真正表现社会的状态，要好好写写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建国以后的当代史已经50多年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包括经验，也包括教训。另外要注意，观念的更新不等于有创作成果，经常看到很多作家的观念非常新锐，但是他没有生活，自己没有生活的体验。
吴秉杰（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我说两个重点，一个是廖红球的《苍天厚土》，一个是展锋的《终结于2005》。廖红球的小说非常好看，他写的是悲欢离合，时代背景又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觉得悲欢离合是特别能够触动我们道德感情的。只有传统道德对我们才是最强大的，其他的有没有？也有。在我们传统里面，言情小说占了很大的比例，言情小说在上个世纪80年代基本是被排斥的，在现在这个历史条件下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写男女情爱或者悲欢离合？我觉得廖红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我觉得从传统的要求来说，从这个道德的延续性来说，从我们对我们精神的形象来说，这种小说不仅需要，而且写得非常打动人心。
第二个是展锋的《终结于2005》，他写的是一个历史的终结，就是这个历史阶段到2005终结了。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传统问题，就是农民跟土地的关系问题，他作了新的理解。我觉得他对所谓的农民跟土地的关系做了完全不同的阐释。马克思主义认为并不仅仅是劳动创造价值，自然界本身也在创造价值，土地作为一种资源，也能创造价值。小说写到这个村庄通过买卖土地来发家，这也是一种资本的运作。所以说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人形象，可以说成是打引号的新农民形象。
冯 敏（《小说选刊》副主编）：
王十月是打工作家，我一搜集资料很吃惊，因为整个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打工作家数量很壮观。打工作家现在有自己的奖项，叫“鲲鹏文学奖”，而且有自己的网站，有自己的“打工艺术团”，声称要面向全国演出，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以歌声呐喊，以艺术维权”。
我说说打工文学的困境。它的困境就在于它要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实际上主流文学界这几年也一直在越来越多地读他们的作品。我们逐渐地重视他们，他们也呼吁我们重视。但是如果打工文学这么快速地向主流文学靠拢，会不会失去他们的自身？我觉得在王十月的小说里面就表现出一种这样的矛盾状态。他的小说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打工系列”，一个是“湖乡系列”。“湖乡系列”就有意地向主流文学靠拢，但是我觉得这种靠拢是没有意义的，而王十月的那些打工题材的小说别人是写不了的。说实在的，现在出现了一批打工作家，像吴钧、王十月、罗德远、柳冬妩等等，我读柳冬妩的诗歌很感动，他的诗为什么能够影响这么大？因为他有真情。我感觉到打工文学与我们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在气质上有一定的联系，这可能成为我们打工文学有效的思想资源和话语形式。
杨志广（《中国作家》副主编）：
王十月更多被定位为打工文学作家。可能这种强调是更有利于给他在创作方面做一个主题的定位。他的特色在于他作品的独立的描写，他的语言很有特点：平实、恬淡而富有内蕴。他的小说，尤其他的打工题材的作品，几乎都没有什么故事性，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情节性不强。但是每一篇都精心构思，用心设计。开篇的第一句话，我觉得是他非常下功夫的，非常能够传达情感，抓住读者。他写小说不是为了告诉读者一个故事，而是为了与读者交流自己的某些思考。因此他选择了淡化情节、散文化写作这样的风格。他不需要激烈的情节设计，反而是利于引发情绪、利于引发议论的舒缓节奏更被他钟情。读者在被他的精彩思考和个性议论吸引的时候，也接受了他的风格，忽略了他的小说情节，甚至原谅了他小说的散淡和可读性的缺乏。
比较起他的《打工纪事》系列来，我更喜欢他的《湖乡纪事》系列作品。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的最高境界，是成功营造一种诗意。王十月的《湖乡纪事》系列，每篇都有各自的诗意。
从王十月的短篇创作取得的成就，可以看出广东文学界近年的卓越努力和取得的骄人成绩。广东文学界宽容博大，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写作者，他们和广东本地的作家们一道，共同创造了今天广东文学的辉煌。我一直关注的作家还有魏微、曹征路、南翔、鲍十、展锋、黄咏梅等多人，他们是我国文学界一道美丽的风景。
黄宾堂（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分社总编辑）：
现在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的一些创作就想当然地局限于表现农民对现代城市文明在理念和行动上的向往，与传统的对抗，问题是对传统的诠释更多是空泛的、想像的、心照不宣式的，离真实的生活相去甚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廖红球先生创作的《苍天厚土》这部长篇小说是有自己追求的。读这部以一个南方小山村客家人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它那毛茸茸的环境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们随处能感受到他们的传统与承袭祖辈的文化记忆。大家都知道客家人的祖先是由中原迁徙而来的人群，他们传承着许多自己独特的文化和风俗。那个像碉堡一样的围龙屋，门头上有雕龙画凤的中原遗风，整个家族都住在里面，对内敞开，对外封闭防范，这是典型的客居他乡的文化心理，他们必须抱团群居，依靠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去开拓生存空间，所以就要有一套严格的族规家法……
客家人又融入大地。那个村办的自行车轮框厂，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象征，不如说是作家表现小农经济意识汪洋大海的释放地，乡土的、宗族的、本位的各种矛盾错综交织于此，这是中国大地无数乡村企业的缩影。最值一书的是小说的女主人公之一月秀，为了拯救困难时期极度饥饿的全家人，她毅然悄然出走，卖身换取全家的活命钱，最后却面临装猪笼沉潭的族规惩罚。她像一口深井，更像分水岭上的一根苦藤，丈量着道德伦理良心责任的深度。
廖红球以他对故土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生活积累，真实可感地再现了客家人走向远方、融入大地的文化记忆和精神厚土，值得称道。
张 陵（《文艺报》副总编辑）：
读广东文学作品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信息冲击力比较强。我读廖琪的《燃情经历》、廖红球的《苍天厚土》，都能感觉到时代的矛盾，反映在创作中，是把它放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建设和谐文化中去理解这些矛盾带有很先进的文化特色，这一点应该得到评论界的重视。
最近出版的《终结于2005》，作者在把握时代矛盾冲突的时候，确实是站在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时代高度来研究这个矛盾的。这个社会的矛盾性质是怎么样的，它把握得非常准。这个小说也写农民去政府机关，这个形式很激烈，但是它的性质不是一定有矛盾，而是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如何保卫自己的利益，这也是我们农村小说出现的一个新的题材。我觉得这个矛盾冲突很激烈，但是性质不是很恶劣的性质，确实是我们前进中的矛盾。这部小说描写的这些人物关系非常复杂，而且有非常深厚的文化作为支撑，出现新人物了，农民的政治意识不断增强。他变成一个维护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并没有像过去那样写成一个土皇帝控制整个干部，这是属于流行小说的写法，但是这部小说非常真实地写出这个现象，我要保护我的农民，我要保护我的土地，不管这个土地变成什么样。这表现出农民的智慧和狡猾。作品反映了一种很新的现象，这在其他的内地作品中很少表现。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方面，我觉得捕捉得非常准确，这是真正的新的农民的形象。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
写底层的文学作品，这五六年来应该说到处都有，在很多很多的时候，对底层生活的抒写常常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在远处对于底层的遥望和想像，变成了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操练和作品操练，是从既定的审美立场出发的对底层的抒写。有没有价值？我想还是有他们的价值。但是我也始终认为，这里面有一些值得怀疑或者让人不安的地方。正是在个意义上讲，我特别看中像郑小琼、王十月这样一些作家的写作实践。像郑小琼这次得奖的散文，感觉非常敏锐，非常强悍，但是也杂乱无章。但我想这份敏锐和强悍的感觉是非常新鲜的，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几乎没有触及到的，应该说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有些经验是被完全遮蔽起来的。比如都知道粮食是从地里来的，我们知道粮食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不知道电视机是怎么来的，我们永远不会看到一个工业产品而想到工人，想到他们在车间里面的劳动，想到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痛、他们的快乐，这一份经验完全被挡在我们的感受之外。像郑小琼、像王十月这样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把这份经验展现在我们面前，就这个本身来说我觉得它有充分的文学价值。同时，我觉得它确实是特别有利于我们建设和谐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社会的不同人群之间，社会的各种经验之间的经验交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达到和谐的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我们也谈不上和谐。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
花城的女作家一直颇具艺术追求，我们在张欣、张梅那里，在筱敏、陈志红、艾晓明那里，早就感受到花城绕梁的文气、文学之花的枝影异香。新一代的女作家喜于岭南沃土，移居而来的魏微长袖善舞，温柔婉约的触须却不断坚韧地挑战世俗的界限，令人感动的是这种挑战和从小故事小人物出发，从不那么合法、却合理的温暖的人性生活出发，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以女性的方式书写这些日常生活、人之常情、生命碎片。
如果说魏微的写作散发着一缕温馨而清远的香气，盛可以的写作则因凌厉尖锐、不拘一格、自由酣畅而凛冽浓烈，有别于传统的女性写作，而在“70后”女作家中独具异香。她的书写，穿越心灵，尤其是两性心灵的微妙关系，冷静、阔丽、尖锐而泼辣不羁，一如她的自白“呈现血丝纹理的想像与真实”，直抵小说的核心。
岭南才女黄咏梅的写作如梅般高清冷香，尤其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把梦想喂肥》，催生了这位14岁出诗集的“少年作家”走向成熟。黄咏梅的笔以岭南西江为墨，游走在岭南人灵魂与世俗生活间，在迷幻的生活中，敏感捕捉和展现现代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流变，尤其遮蔽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物特别是女性的心灵之光，颇具风骨。无论都市白领，还是只能出入豪华饭店《负一层》的女工，都在她的笔下活出各自的人的尊严，散发出人性向善的感染力，一如梅花，平凡却有傲骨。令人钦佩的还有盛琼的小说、郑小琼的诗作，她们都以颇具诗质的灵魂叙述，散发出宜人的芬芳，她们的创作一样令人着迷。
谢有顺（中山大学教授）：
和谐文化，核心之一就是要有充分的包容性和差异性，这一点在广东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广东的女作家、诗人，深圳、东莞这样一批来自底层的文学写作者，这些人在广东都能够获得自己施展的空间，或者他们的声音能够有一些展示的平台，能够获得当地的一些关注，我知道是和作协领导的经常询问和关心分不开的。广东文学突出的特点，就是写作人群的构成上确实是多元化、多层面的。
另一方面我觉得广东作家的写作里面，包含的种类也非常复杂和丰富。以前讲到广东的时候，可能岭南文化会更加突出一些，其实现在的广东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验的种类、经验的复杂性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以前我们对广东的观察。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得广东成为一个移民的大省，文化的构成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所以这种经验的跨度、广度和深度是广东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广东的文化的边界已经大大地扩展。
我也注意到广东年轻的写作者，他们在技术上不算精炼，甚至也不见得提供了多少新的写作的技法，但是他们经验的鲜活，那种来自最底层的最生活的对经验的感悟、描绘、雕刻，这个是很多地方的作家没有的。我觉得广东还有很多有待于命名的经验，有待于发展的写作人群，这些人可能真的是广东文学的希望所在。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我就说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当下，一个是本色，这两个关键词在我阅读广东这么多的作品中，是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当下性就是我觉得广东的文学和全国的文学相比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当下性，我们这么多年一直觉得中国文学的当下性要解决起来是一个难题，广东在这方面创造了非常好的经验，这些作品包括廖红球先生的《苍天厚土》，还有郭小东的《罪恶》、展锋的《终结于2005》、盛可以的《道德颂》等等，都是对广东在这样一个城乡剧烈的变化和冲突当中积累问题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把握，他们立足于广东这个地域的文化，同时他们又卷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以及在这里面所经历的精神的价值的振荡。所以这些作品的把握，我觉得非常到位，特别是抒写了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农民与土地的问题，以及城乡仍然带有的对立和冲突的情绪。
另一个我说到本色。这些作品在表达当下一个乡土中国和城市冲突的时候，非常地本色，不带有“我们”的观念性的东西。他们更多地是回到他们本身的生活的感受，从生活的经验出发，这是一个本色。同时，和我们当代中国形成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相比，也有他们的独特的地方，这个独特的地方就是非常强调区域性的经验、地域性的经验，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作品抒写本色特点非常重要的一点。
说到第三点，就是本色的写作。我感到很惊喜，就是广东作家的写作带着他们很质朴的经验，特别是谢望新先生的《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我读了一篇就非常地感动，特别是讲到看到母亲远去的背影，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纯粹的抒写。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从和谐文化入手研究广东文学，这符合时代的精神，也体现出对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但这样一个大题目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清楚的，这应该是一个长期研究的题目，首先要从很多具体的、细微的问题做起。我觉得“和谐文化”只是一个引导词，而不是要把文学主题拘泥于“和谐”上面，和谐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未来、希望、理想的同义词，是设定的终极目标，因此建设和谐文化也是指谓我们面对理想和目标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交织着和谐与不和谐的因素，建设和谐文化也就意味着如何消除不和谐的因素，如何面对不和谐。这正是文学的职责所在。所以，如果要把“建设和谐文化与广东文学”这个大题目分解为许多具体的、细微的题目的话，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很值得认真研究的，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的发展”。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的发展，我认为关键之处就在于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广东文学在这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但过去主要还是在“再现生活”这一点上下功夫。尽管“再现生活”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满足于这一点还不能达到文学的至高境界。在这一基础上倡导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性，倡导对中国现实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我也发现，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性在广东文学中有了良好的开端。这突出表现在曹征路近两年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他的《那儿》《霓虹》《真相》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就在于作者以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面对社会问题，在作者构筑的文学场景中，包含着沉重的思考。这样的文学作品的思想容量不亚于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知。
潘凯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
就文化建设而言，要达到和谐的境界，必然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文化的主导与多样、包容与碰撞、建设与批判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简单地偏于一隅都不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达不到和谐的效果，也许还会适得其反。
和谐文化的建设只有在我国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并取得辉煌业绩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文学创作也有着得风气之先的独特优势，先后涌现出了一批或直接、或间接，或讴歌、或反思的优秀作品。仅以近年的创作为例：吕雷、赵洪的长篇小说《大江沉重》直面珠江三角洲高速发展的千古奇观，直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硬道理；杨黎光的长篇纪实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从一个宏阔的视角重新反思“非典”这场人类的灾难；廖红球的《苍天厚土》奏响了改革开放之初南国客家人的生命之歌；展锋的《终结于2005》对中国农民与土地间那种缠绵关系的深刻演绎令人深思；郭小东的《罪恶》展示出一幅多维生存的景象与冲突；盛琼的《我的东方》对传统文化与人际关系的绻念与决绝……这些作品无不给新世纪的中国文坛增光添彩，也反映出广东的作家在驾驭文化的主导与多样、包容与碰撞、建设与批判等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时的功力。面对这些作家和作品，我们同样也有理由相信，广东的文学创作一定会在建设和谐文化的新的历史使命中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