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有一块小小的墓志铭，我不知道它上面将要镌刻的文字。
我是情感主义者。在幼小的时候，它已显示出了敏感、细腻、丰盈、深蕴的态势。惟有情感，于我，是早慧的。其他秉性，都是迟慧的。曾有过幻想，机械师的梦、演员的梦、军人的梦、歌唱家的梦，但最终都没有转化为顽强的自立意识和行为实践，没有生长为生命的大树和森林。
十六岁，直到十六岁，命运的太阳才走进了我的荒漠的心的领地。我高中一年级的一位同窗学友，把我的生命之船，导向文学的港湾。作家的梦，小说家的梦，成为引领我生命进程的最辉煌的坐标。
又过了二十四年，进入了“不惑”之年的我，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冥冥的命运之神，把我这颗星，纳入了文学评论的轨道。它依然那样黯淡，却在发着微弱的光。
我认可目前所处的位置。我有时会像宗教徒一样劝诫自己：超脱吧，失去的不复再来。但作家的梦，仍像我年少时刚刚寻觅到它那样，有“恋人”一样的巨大诱惑力。梦，不褪色的梦！
我也许能预测生活，预测他人，却不能卜知自己的未来。我不知道我心中树起的一小块墓志铭上，将会写下什么：无迹可寻的空白碑文；一段有歧义的文字；功大于过的评判；创作与评论平分秋色；也许，终生写不出一篇小说……
祈求的，没有收获；并非期冀的，却收获了。难道，这也是“命中注定”吗？
我无法论断。
十四岁一篇未面世的《 五朵金花 》影评，我不知道，它竟是我文学评论写作的最初源头。
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像山民，永远都在背负着什么，无法行进得更快些。较之物欲，中国人对精神的需求，似乎更简约。即使情感丰越，富于激情的人，也少有外露，多以内涵的形式存在，在心灵世界形成博大的潜流。但追求、渴求不会停止。一旦出现某种契机，就会喷涌出来。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人们的精神生活主要是接受政治思想教育，以及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净化”自己。其他方面，常常被忽略，甚至弃置。人的精神上的完美，包括思想的健全，人格的独立，情操的高尚，知识的丰富，兴趣的广泛，个性的特别。缺少哪个方面，都是残缺不全的。悲剧在于，我们并不自觉，更甚者，视不全为“美”，为“崇高”，为“楷模”。
当时年少的我，精力主要用于功课，做品学兼优的学生。我的家庭，没有什么文化背景。那时，我的生活导师还没有出现。我的个性形式非常苍白。仅有的业余爱好，是自哼自唱，有时常常是自己编曲作词。对“情歌”，我有一种天然的接受和鉴赏能力。还有，喜读写“才子佳人”命运的书。
1959年国庆十周年庆典期间，电影《 五朵金花 》放映，我的情绪一时癫狂到顶点。我接连买票看了五场，为了听那情歌，也体验那情境、情意、情……我如痴如醉。对作曲家雷振邦，我简直是顶礼膜拜。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接受了那么炽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教育之后，面前突然出现了那么美，那么动情，那么轻松的一部喜剧电影，我第一次产生了要用文字传达自己情绪的冲动……
由《 五朵金花 》，我想到在这之前看过的几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 山间铃响马帮来 》《 神秘的旅伴 》（ 后来还有《 达吉和她的父亲 》《 冰山上的来客 》《 刘三姐 》《 阿诗玛 》 ），虽然这里面也有激烈的东西，但更多的是一种民俗的美，风情的美。再由此，我想到了我们同时代的青少年，还接受了文学上另一方面的重要影响，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 》（ 后来还有《 红岩 》）曾给予我们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深刻影响。我的联想在跳跃，我的笔在挥洒，像母亲怀惴自己心爱的新生儿一样，紧紧地搂着我思绪的记录，用青春的肌体暖烘着。我期盼着天明，期盼着投掷邮箱，期盼着报纸发表。我毫不战战兢兢，自信力在支配着我。
我的期盼失败了。我的自信力第一次在现实面前被折断。我投寄的那家“日报”，沓无音信。
人常常被一种神秘而神奇的外力牵引着，向哪个方向发展，不向哪个方向发展，带有很大的机遇和偶然性，尤其当一个人尚未完全意识和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谁能料到，今天，当我追寻自己走过的文学之路时，十四岁时一篇未曾面世的《 五朵金花 》影评，竟成了我文学评论写作的最初源头呢？
理性思维在非自觉意识中磨砺，我不知道，这就是存在于我身上的另一种文学潜质。
十六岁，当文学成为我生命和理想的坐标时，我对自己的精神格调和情操，有一种崇高的规范。我要告别以往多半是平庸的生活。于是，我将自己相当大的精力，转向了潜心阅读伟人、名人的传记文学。我倾其所能，凡当时已经出版了的，而在我居住的那个中等城市又能找到的，都不放过。
也许熏染太深，我内在的一种模糊意识忽然变得明晰起来。我竟幻想当政治家！人的思维、意识、秉赋、志趣，可塑性会如此之大。当一种外力的冲击强大到无法抵御的时候，它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形式，政治家的意识，就是在伟大、名人传记文学的影响下，顽强地抬起头来的。
是啊，我刚刚开始行进在文学的大河上，殊不知，眼前又忽然拓开了一条浩茫的政治大河。而且，似乎不去弄潮一下，就无以排解。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文学的力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而政治，则是一种最强劲的力量。杰出的优秀的政治家，于国于民大利。我钦慕他们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吞吐包容的博大胸怀，精湛严密的理性思维，气象万千的智慧才情。
然而，幻想终究不是现实。政治家的梦，是遥远的。文学家的梦，要亲近得多。我，从意识的歧异之路，返回了正常运转的生活轨道。但，我没有放弃作为一个优秀人格必备的素质、气质的培植。
中学时代，我一直任班干部。高中一、二年级，先后执掌班级副班长、班长重责。借助这个位置，我锻炼一种决断能力、活动能力、组织能力、逻辑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每逢周末下午，都由班长出面对一个星期内全班的思想和学业进行总结和评判。前一个晚上，我就会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将许多情况聚合、过滤、归类，最后抽象为带有规律性和论辩色彩的结论，并展开它内在的层次性、条理性和逻辑性。我的讲话常常受到欢迎。有那么一点“大人物”的清醒、敏捷和雄辩的特点，还有那么一点带诱惑力的情绪和色彩。我们学校还举办演讲比赛，由学生自己撰文，自己上去即兴发挥。我也是其中的活跃分子。
今天，当我回顾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时，我承认：我最早的理性思维的锻炼，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存在于我身上的另一种文学潜质。更没有料到，当它获得某种机遇时，竟会成为我思力和才力的一个支撑点。
我的生命和理想坐标再一次偏移，我不知道，它离我抵达彼岸却只有一步之遥。
1964年8月29日，我孑身一人，进入高等学府——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把我们一批新生载抵校园。我环顾四周，脑际迅即掠过一个想法：校园是幽美的。校园是森严的。环形红砖绿瓦大墙，仿佛隔断了它与喧嚣的外界的联系。
十九岁年轻的我，十九岁年轻的大学生的我，青春的活力像春潮一般在澎湃。多汲取一些知识的营养，是这一时期生命对我的召唤。大学一、二年级连绵三个寒暑假，我都没有返抵故乡，而留校攻读。
后来，并非出于任何十分明朗的契因，我驻足于戏剧、电影领地。或许，是大学中文专业这个门类鲜有人问津？或许，中国的戏剧、电影评论家太少？或许，我的气质中潜藏的艺术细胞有待开发？或许，是各种朦胧情绪和意愿综合的产物？总之，我进入了角色。
我读元明清的戏曲剧本，“五四”以来的话剧、电影剧本。建国后的话剧、电影、歌剧剧本，及至读我国有成就的剧作家和学者这方面的史著和论著、论作，有田汉、夏衍、老舍、欧阳予倩、陈荒煤、张庚、李健吾、马少波、刘厚生、周贻白、王季思、郭汉城、董每戡，以及程季华、袁文殊的。而后由国内类及国外，凡历史上著名的戏剧理论及作品，我都找来读。古希腊四大悲、喜剧家（ 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 ）的，莎士比亚、莫里哀、易卜生、果戈理、歌德、莱辛、席勒、普希金、高乃依、博马舍、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冯维辛、王尔德、萧伯纳的。此外，斯坦尼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论作，也有涉猎。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引导我这样做，低年级也没有这方面的选修课，研究生也只有戏剧一类，而没有电影类的。
我试图越过常规，走自己选择的路，而且下决心走通它。可惜，好景不长。聂元梓的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宁静的校园像着了魔一样，所向披靡的“革命”主宰了一切，主宰了每一颗平庸的和高尚的心。
文学的坐标，再一次发生了偏移，由小说创作转向戏剧、电影理论，但我不知道，它离我将来要从事的文学评论事业，只有一步之遥。
大动乱中，我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我不知道，这事实上是在为我后来走文学评论之路铺垫理论的基石。
风起了，浪来了，谁也无法抵御。我们这一代人在“号召”面前，历来表现得绝对驯良和盲目，使我们丧失了独立思索和判断的能力。从整体上来衡量，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思想认识，都没有彻底摆脱“左”的路线和束缚。
惟有可告慰的是：一、我没有损害过任何一个具体的人；二、我有机会全面拜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先于和同于他们时代的思想巨人的论著。
我是信从“师道”的。我不赞成那样不文明对待老师的做法。因此，“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采取了保守而非激进、温和而非剧烈的态度，并一如始终。后来，我先在一个“中性”组织呆过一段，也只是打打笔墨官司而已。1967年夏，我所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委派我进市区办一张文艺小报，前来的还有外校的一位同学，地点在某文化单位的一个院子里。直到1968年夏，工宣队、军宣队进校时才离开。
此期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高潮时期，而我却关门做起“秀才”文章来。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脱”感。
时间，以生命燃烧为代价的时间，重又握在了我的手中。我的视线，移向了院子里的一间颇气派的图书资料室。因为我和它的管理员大姐熟悉，有幸随时潜入内里。但这位大姐和我订了“君子协议”：只借出政治书籍。据说这是这家文化单位的“造反派”定下的法规。
这样，除了应付办报之外，其余时间，我都用来读“政治”书籍，马恩列斯的，普列汉诺夫、赫尔岑、谢德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培根、赫胥黎、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甘地、纳赛尔、恩格鲁玛，还有赫鲁晓夫、铁托、格瓦拉、乔治·马歇尔等的。由此，我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以及关于人类思想成果发展及异变的一个轮廓的了解。
一年的耕读，原来的意愿，只是想借此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不至于荒毁人生。我不知道，事实上这是在为我后来走文学评论之路，铺垫理论的基石。
我永远怀念这座院落，怀念陪伴过我的办公住房，和房前的大榕树。浓密宽阔的榕树阴带，遮蔽和阻隔了尘世的喧闹，使我的心获得知识的润泽。
当我执笔撰写文学评论文章时，我不知道，我是在选择可能成为终生的事业，在一步步树起自己的理性形象。
A?摇倘若没有“军代表”先后两次的恩赐，我的生活道路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1970年8月，在延长了一年毕业分配时间之后，我们凄惶地等待着扫地出门。当时，“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已经下达。
我们已定8月12日离校，8月8日公布分配方案。据传，我当时的去向，很可能到广东韶关地区任教或在机关从事秘书一类的工作。
然而，幸运之神翩翩降临了。
省革委会宣传战线按照当时革委会首脑的指令，为使新闻队伍更年轻化，匆匆决定从全国几间大学选拔一批学生，中山大学文科是一个重点。带队进校的，是到《 南方日报 》“支左”的一位“军代表”。
据悉，这个文案是5日才到的。距8日最后公布方案，只有三天。
三天，却改变了一个人一生的进程。
中文系推荐了我，“军代表”审核后认可。我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社。尔后，一呆十二年。
在接受了一年“再教育”之后，我们返回报社，回来路上那一天，正是林彪“九·一三”事件突发的当天。我们的命运，面临着又一次考验。
当时到报社第三采编组（ 理论、文艺两个组合署办公 ）文艺组实习和待分的，有我和另一间大学的一位同学。按惯例，新来的大学生一般都要先下到地方记者站，从采写地方新闻锻炼开始。而我们两个，决定二者留一。留谁？
组里负责人将其他成员及他们自己对我们的看法，向当时主管全社编辑业务的“军代表”作了汇报。关于我的评价：专业本科生，灵活，业务上手快，个性强，恐难驾驭。有的同志反对我留下。对另一位的评价：非专业本科生，老实，听话，业务还行。“军代表”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在听了汇报后，言语简洁明了：“我现在问你，这两个人，到底谁有培养前途，谁可堪造就，谁将来可以在文艺部接（ 业务 ）班？”连续三个反诘，带有很鲜明的情绪色彩。文艺组负责人回答：“是谢望新。”“军代表”一语作结：“那就行了。”我就这样戏剧性地被留在了后来独立出来的文艺部。其间，除了有一年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外，我在文艺部，整整呆了十个年头。
公允地评价：这十年，为我最后走上了文学评论之路，向这个专业方向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对口工作环境。
是啊，人对自己的命运往往无能为力，而听任别人的主宰。遇上心地宽阔、善良、公正的人，你就算有运气。
我将终生感激这两位“军代表”所赐予我的恩惠。如果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分配到报社，或者，后来没有留在文艺部，也许，我的生活道路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
B?摇我再也按捺不住，第一次举起了文艺评论的“投枪”
林彪事件发生后，几万万人从狂热中冷静了下来，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重新作出审视。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的情绪第一次处于低潮时期。也就是在这一个时间，诞生了张志新那样反抗“文化大革命”的先驱者。它预示着人民群众新的觉醒将改变历史的进程。
我，也总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热情、才思，都被历史嘲弄了。原来并不多的那么一点激情，随着这震骇世人的一声“爆炸”，黯然失色。我的目力，由对整个大背景演变的关注，转向了文艺界。我开始大量阅读“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表的作品，越是读得多，越是不安。那叫什么艺术创作啊，简直就是宣传品。我在寻找一个缺口，寻找可能表达我对当时文学创作情绪的缺口。
1974年8月，我即将奔赴广东番禺县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前夕，撰写了一篇批评长文。并征得部里主管领导的同意，发排了小样，但终未获通过发表。用现在的观点来核准，这篇文字不无缺陷，甚至有谬误。但文章指出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地方干部被人为地作为军队干部的对立面，是极错误的一种创作指导思想，应该说，还是切中时弊的。
1978年10月，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此前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一直保持沉默，再没有署名写过一篇评论文章。1977年、1978年两年，我依然极少动笔。我在等待。更确切地说，我并不知道我将从这里起始，走上文学评论之路。然而，这一时期，又确实可以看做是我文学评论的思想准备期。
C?摇抗衡的激情把我推上文学评论的舞台，但“目标”的自我感知还不清晰
批评文章发表后，像是突然爆烈的火花，在文坛闪耀了一下。而我并不因此“得意忘形”，失去理智的平衡。在我看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只是有很多话要讲，有很多情绪要喷吐。也许压抑得太久，沉默得太久了。它不纯粹属于个人的，而是一代人的。
1979年、1980年两年，我们整个国家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文艺战线也处在拨乱反正时期。我的大脑也处于反思和反正的高度亢奋状态之中。并驱迫自己把思索的积淀、观照、评判诉诸文字。我先后执笔撰写了《 “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三部曲 》《 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 》《 要塑造形象，不要塑造偶像——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塑造的断想 》《 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与发扬——为“伤痕文学”辩 》《 社会主义文学的反封建任务 》《 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 》《 文艺批评要加强艺术分析 》《 关于敏感及“放”与“争” 》等文章，对涉及文艺创作的许多重大的创作思想问题，毫不隐晦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写这些文章时，我有一种挤压感，内中有公民的责任感在起作用，但更多的是为情而言。我不将淤积于心的情绪表达出来，就无以安宁。这一时刻，可以称为我文学评论的发轫期。
D?摇《 文艺报 》朋友的帮助和引领，促成了我走文学评论之路的决心
这是一个值得永远怀念的美好之夜。人的一生中，值得永远怀念的一瞬间，第一印象，一个人，一件事，与他的整个生命年轮相较，实在是比例过于悬殊。
1979年夏的一天上午，《 作品 》编辑部给我来电话：《 文艺报 》刘锡诚同志来穗，约今晚见您。
是夜，我在广东省第一招待所见到了刘锡诚同志。他的个子很高，皮肤稍黑，眼睛很有神采，眉宇间透出一股耿直、诚挚、不精于世故的神情。我的第一印象在说，这是一位可信赖的兄长式的人物。
锡诚说，这次来广东，是为《 文艺报 》“文学新人”栏目组稿，决定广东先介绍两个人，一个是陈国凯，一个是孔捷生。《 作品 》的同志很友好，透了一个情报，说您写了一篇关于陈国凯的评论文章，他们已安排发第九期。我向他们要了原稿来看，基础不错，只是稍长了些。我提出改由《 文艺报 》发，《 作品 》的同志很痛快，答应了。
这时，我不知为什么，一改往常的谈吐自如，面对锡诚的话，我也是默然不语。
锡诚接着向我谈了他关于对当前全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一些看法。我主要是倾听，间或插入一些意见。
我记得他临走时送给我的话：你很敏锐，年纪又轻，只要刻苦（ 他说这句话时，声音很重、很沉 ），搞文学评论，可以成才。
锡诚对我的评价及关于我的事业前景的预见，言简意赅，引动起我内心世界一个长时间的回旋波流。我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文学评论的写作，但要否从一而终？
在我的性格中，有这样一个特点：越被人所理解，越被人所器重，我越要争气。我不能辱没了那些对我寄予热忱希望的朋友们。
我作出了在这个领域试验自己力量的决定。
我开始寻找我的文学评论写作的位置。我是编辑，业余时间有限，集中在某一个领域作战，搞系列文章，成果会大些。
于是，我选择了广东作家论的写作。目标集中在对新时期有贡献的老中青三代广东作家作横向考察，并兼及历史上创作成败得失的纵向比较，主要探讨每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和创作特点。由我执笔及与另一同志合作的文章，论及的广东作家多达三十几人，已结集为《 岭南作家漫评 》，由花城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
1981年、1982年两年，是我文学评论写作的开拓期。
E?摇提出“走出五岭山脉”的口号，志在让文学评论的写作走向全国
当广东作家论的写作接近尾声时，我在思考下一个目标。我不属于才思敏捷、才气横溢的那类大家。但我也不愿做目光短浅、畏缩怯懦的小家子气似的人。我既然已认定了写作事业，就不愿再只囿于一个地域，我热烈地期待自己的文章“走出五岭山脉”，视野能囊括新时期的整个文学创作，并提出自己的评判。
命运再一次给我提供了新的机遇。锡诚始终在关注着我的进步。
1981年春，《 文艺报 》开拓新路，举办第一届（ 1977—1980 ）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奖读书班，后来发展为评奖的初选小组。从全国各地选一批中青年文学评论工作者，云集北京，读作品，探讨问题，写文章。目的旨在培养人才。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后来被称之为“黄埔一期”的第一届中篇读书班。
北京此行，是我自1970年起参加工作后，第一次作为文学界的成员离开广东的。当列车通过五岭山脉时，我忽然生出一种激越跳腾的思绪：我的事业，我的文学评论，是否也要随着肉体的逾越地界，而走向博大，开拓新境呢？
“黄埔一期”读书班，将作为我生命年华中的美好记忆，永远保存下来。
北京的冬日，是冷漠的。但我们同窗好友，济济一堂，心却是火热的。在我所生活过的集体里，还从来没有像它那样温情、谅解、民主、通达，没有世俗纷争，没有捣鬼拆台，惟有的，是在学术问题上，探讨的赤诚相见、互为补给。如果人们都将精力、时间用于公益事业，用于学术发展，而不是无事生非、明争暗斗、妒贤嫉能、排斥异己，关心别人的“隐私”甚至一切，我们这个社会会安宁得多，人的心境也会安宁得多。我们生活中的悲剧，不全然由错误的政治、政策造成，人际关系的不正常，心术的不正，不坦荡，不友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黄埔一期”结业时，每人必得交一篇文章。我们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准备应考。“考卷”交上了，由唐因同志坐镇审决，阎纲、锡诚分别初审。当阎纲告诉我：我和另一位同志的文章，是第一批被审准通过时，我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了。未来的路，仿佛已经清晰地显示了它的走向。
幸运之神再一次来叩门。
新创办的1982年第二期《 当代文艺思潮 》在“评论家简谈”栏目里，“就当代文学问题”，约请我撰写“答编辑部”的文章。并在第三期刊登笔谈作者照片。这是我首次在国内报刊刊登照片。我把这次礼遇看得与参加“黄埔一期”的读书班同样珍贵。这是引领我的文学评论写作“走出五岭山脉”吹响的第二次嘹亮的号音。
1983年以来，我以全国重点作家的创作为主要评判对象，论列的作家近百人。并以此为基础，编辑了两本文学评论集：《 浪潮之外的孤魂 》《 落潮之后是涨潮 》。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的文学评论写作的持续发展期。
我深知自己，不会成为大器的评论家，但确实在塑造自己的评论品格及评论个性
我曾谈到，评论家与作家之间是有距离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个性锋芒的黯淡。真正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论风格的评论家，为数不多。多数情况，只是在某个局部，有时会闪射出耀眼的个性光彩。所谓评论个性，是由思维特点、文情气势、主客调节、审美意识、写作心境、评判方法、语言色彩等因素构成。评论家惟有多元地、多向地、立体地展示自己的种种文学质素，才能造成一种迥异于他人的，又自身和谐一体的评论风格。力图突出自己的个性，这是我写作文学评论时坚守的一条重要原则。
我追求什么？
独立的人格力量和精神风骨。我最鄙夷的，是那种飘忽不定，随风摇摆，模棱两可，不置可否，实则是软骨病患者的所谓理性思维家。而为了某种权欲和嫉贤妒能的满足而写作，更是我所深恶痛绝的。为了维护真理的客观性和纯洁性，为了人类的尊严和惩恶扬善，决不出卖人格——这就是我所奉行的人生信条。理论家大义凛然的勇气和独立判断的原则坚定性，一刻也不可舍弃。在各种社会思潮、文学思潮，乃至人际思潮涌来时，不仅对主潮和非主潮的倾向保持独立性，对作家，也要保持独立性，评论家不是作家的附庸，应声虫，更不是卑躬屈膝的奴婢。在学术问题上，要不卑不亢，礼尚往来。如果仅仅是出于纯粹水准上的判断错误，可以理解，也可以谅解。可怕的是：主观的明白无误地要去适应什么，以致不惜将真理的旗帜撕成碎片。
纵横捭阖的开阔思维。我总希望自己下笔时洒得开，不拘谨，没有绳索的束缚，有一种宏大、灵动的气势、气韵。文情飘逸、思辨谨严。写得过实固然不好，离开具体物象作“客里空”式的神游也不足取。着眼点可以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但思维概括、比较、延宕，又纵横捭阖，联想丰富。最后下判断，进行表述，则处理好“宏”与“约”的关系，结论简洁、明晰、准确。
由文学现象论及政治，论及历史，论及现状。作家写作的目的，是以评判社会和人生为宗旨的。评论家在判断作品时，也是以整个生活为其对象，通过评判作品来评判生活，纵论天下。我不希望自己的文学评论写作，陷入纯文学现象的理念评判而不能自拔。既有对文学自身评判的直接性。又有由此延伸对整个生活评判的超越性。要显示出思想家的睿智明晓、社会学家的机敏达观、历史学家的捷畅深沉、心理学家的精细审慎，这是我心之向往的。
把握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家，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创作个性。评论家的一项重大职责，就是准确地找到每个作家奇异的创作特征。不仅要把他们已经显示出来的创作个性找到，还要将他们潜在的艺术气质找出来，指示某种探索的发展方向。要激励作家发展自己的创作个性。和所谓评论家一样，最可悲和最无聊的所谓作家，也是没有属于自己生命形式的声音和色彩的。
将直觉、情绪、主观色彩直接移入评论。评论是一项高度理智、理性的思维活动，一直排斥直觉、情绪、主观色彩。以往对文学评论的写作，最多只要求（ 甚至只讲究 ）写得有文采，似乎这就是评论个性的一切。再则，评论家在同时运用概念和形象，运用逻辑和情绪进行思维时，并不是一道无可逾越的鸿沟。理智、理性和文学性、艺术性之间可以相通。我正在做这方面的试验，把直觉、情绪、主观性直接引进整个评论写作的思维过程。理智、理性的判断，也借助这个过程准确地体现出来。并在作家与评论家、作品与作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从中找出他们各自独特的经历、性格、气质与作品、评论个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有很大跨度的距离。现实的努力，是为了缩小与理想的距离。在文学评论写作的个性追求上，我愿兢兢业业。
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二日广州南方日报社六号楼
写于参加工作十五周年纪念日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七日广州东山湖畔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