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盛，您走了。带着我的无穷遗憾走了。
从《 南方日报 》宿舍迁入区庄村新居，我曾先后两次给过您住址和住宅电话，您两次不慎遗失。去年5月，您出发西安前夕，我们在报社大门口偶遇，相约一块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几位“农友”——区汇文、黄淑儒、黄炽和、王大平①喝早茶，叙叙旧情。人类对美好往事的回忆，总是镂骨铭心的。尤其是遭逢来自人类自身的不文明的袭击时，往事的美好回忆，如同月夜大洋上飘来的潮涌、清凉的海风，会抚平心灵的伤痕，使你顿生对人世间的爱和留念。然而，现实中的我们总是节律匆匆，紧张而又疲累，连朋友间有限的聚合常常都被挤掉。我们居住的位置邻近，几次偶遇，几次错失。错失使思绪的旋转替代了现实的实现，及至铸成永生的遗憾。
超盛，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我的人生颖悟会因直觉的一时失聪变得黯淡。对于即将被死神召唤到另一个世界去的亲人、友人，这种错失，这种没能撕心裂肺般的挚情送别，这在我已经第三回了。第一回是我的外祖母，第二回是萧殷先生，第三回是您超盛友。因此，我的心才特别苦涩，才如此悲怆。
1983年夏，萧殷先生病重，我从罗浮山一二四师驻地写作归来，每天傍晚，我便从办公室骑单车赶到省人民医院东病区探望先生。可在先生逝世的当天和前一天傍晚，我因家务缠身，连续两天没有去看望先生。先生恰恰在这当中的一天逝世了。我曾想过，我和先生之间的情谊，我应亲手握别先生安详逝去；我应记录下先生弥留之际留给人世间最后的思想与语言。然而，我确切而真实地错失了。这一次错失，于我一生都是一种欠疚，一种负重，一种不可饶恕、不可情喻的过失。虽然，我的潜意识中相信先生会一如既往，转危为安，绝处逢生，更不愿将自己敬重的人与死亡联系。但是，我仍不可原谅自己的这次错失，我将以虔诚的忏悔来缅怀先生。先生不仅将智慧传导给我，更将做人的高尚品格和情操输进了我的血液。先生处逆境而宁折不弯、坚韧不拔、九死不悔的意志力，依然以属于自己的声音评判人生的独立的人格精神，如同暗夜荒郊的悲歌，激励着我坚毅前行。先生，在这个浩渺的尘寰中，有一颗殷红闪亮的血色肉体和灵魂，时时呼唤着您的在天之灵，与您悄声细语。先生，您还在人间，还在牵挂您的亲人、友人中间。
在文学的天地里，萧殷先生是我最为仰慕的一位前辈。在非文学的圈子里，超盛，您则是我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还记得我们是怎样相识的吗？
1974年8月，《 南方日报 》组织工作队，下到番禺县沙头公社沙头大队参加“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直到1975年6月，时间几近一年。一年中，我们由以往的一般认识，到成为朋友。现在回忆起来，逝去的这一年，我们需要自审的是，我们当时在整体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上奉行了所谓“阶级斗争”的原则。虽然我们并不残酷，并不过火，甚至在具体的人与事的是非判断上，不乏温情，不乏良善。记得有一回，饥饿至极的大队干部，偷偷躲进夜幕掩蔽的阡陌小屋中，宰狗享用。我们接到“举报”后，迅速赶往目的地。在温情主义的支配下，面对饥饿的冷峻现实，我们非但没有责备，最后竟“同流合污”，饱餐一顿。尽管这样，无可避讳，我们的整个所作所为，在感情、道德和物质利益上，伤害了农民，损害了农民。农民＝小生产者＝资本主义的天然自发势力＝资本主义复辟的潜在危险，这在那个时代不是天经地义的教条吗？农民的悲剧，总的根源由此而来。这一年，对外我们开展“阶级斗争”，在内部，在“工作队”成员之间则相安无事，互谅互助。谁也不嫉妒谁，谁也不中伤谁，谁也不拉小圈子整谁，谁也不热衷那轻如鸿毛的权力之争，今日唱罢你粉墨登场，明日唱罢他又粉墨登场。这里，见不到那种肆意撕碎道义与人仁旗帜的人，见不到那种智商不高，本事不大，而又权力欲望极其强烈的畸形人。“阶级斗争”的法宝被束之高阁。“窝里斗”被弃之如敝屣。对外部的严厉、古板、僵硬，在内部被幽默感、荒诞感淡化了。正是在这个友善而又充满人性味、人情味的集体，超盛，您的兄长般的宽厚、仁慈、善良、温文，赢得了大家的好感。我们也由相识到相知。您我有着大致相同的童年、少年时代；您我都主要依助“克利斯朵夫”式的自身奋斗，获取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争得了一个在这个社会堪称“高贵”的记者、编辑的职业。超盛，您知道，我是一个将做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人，尤其欠缺人生的经验和生活的知识，您的乡村知识分子特有的阅历，不时在弥补我这方面的不足。那些日子，我们在“三同户”家搭膳，几天才吃一顿干饭，饿得慌。您对我说：“珍珠红”酒有营养，晚上临睡前喝一点可以解乏、定神，可以充饥。我试了几回，果然奏效。十几年过去了，每逢夜深无法成眠，我就喝上几口甜酒，安定自己的思绪。我们十几个人，白天和农民一块下地，晚上回来又对农民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劳心劳命。可每当我们拥挤在一个小屋子居住时，就有一种暖融融、温馨馨的感觉。也许，早期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莫过于此吧。一个融洽、和谐的集体，它更能有效地抑制、抵御、战胜人类的孤独感、荒谬感、排他感。这是我毕生值得怀恋的一个集体。
“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结束返回广州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更亲情了。我成了您家的常客。有一天傍晚，我正走到您家的小路上，头顶上突然响起高音喇叭：现在广播重要新闻：“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尽管当时来自北方的传闻，纷纷扬扬，层叠起伏，尽管我们已处在“阶级斗争”的凄风苦雨中，然而，这不啻是晴空中的惊雷，严峻得撼人心魄。我小跑着赶到您家，推开门，正想告诉您什么，您已经躺在木折叠沙发椅上，静听着桌上小收音机的广播。我发现，您的情绪看不出有什么异样的改变，仿佛，您经历太多的突变而产生一种超然脱俗；仿佛，您将内心的不平静凝聚，结成冰块……广播结束后，许久时间，我们相对无语。我们只有内心的叹息、疑虑。刚复苏的中国，又将来一次大滑坡。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何以如此多灾多难！我们尚来不及披露彼此的内心世界，又各自匆匆赶回本部门集中讨论。幽幽月色下，我环视了超盛家绿色的氛围，这里多平静啊，远离风暴中心。那种年月，报社晚上经常要组织“政治学习”。一吃完晚饭，我就自然而然地踏上通往您住宅的那条小径。不仅因为我们是朋友，还因为我特别喜欢您居住的环境。您住一栋平房紧靠东头的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房前，您用泥砖、石砖垒起一个院落，上空搭起一座瓜棚架，垂挂着一串豆角、苦瓜，院落的一角，又围了一小块地，种上几株芋头，几束香葱、辣椒、苋菜，一派田园气息。我个人对环境空间的选择，较之现代化的陈设，更热爱田园、山野、湖泊、江河、大海，更喜欢宁静、清爽、一尘不染。目睹大城市的噪音污染、空气污染，我就心烦，烦透了。我记得，瓜棚架下，您总躺在您自制的折叠木沙发椅上，悠然自得，我们谈社会、谈人生、谈君子、谈小人、昧着良心的告密者和邀功请赏者……一直到1982年6月底我正式调离《 南方日报 》前，我常常驻足您的瓜棚、院落，领略一些自然生态的气息，汲吮一点人间的真情。
超盛，在送别您后的第二天傍晚，我又独自来到您曾居住过的平房，踯躅徘徊，思绪万千，虽然，它已被高楼大厦所覆盖，再也寻不见踪影，然而，我总能感到它的赫然存在，它不是我想象中的海市蜃楼，而是曾与我的精神生命相伴过的一块实地。它清贫而又富有，简陋而又廓大。您看，那不是布满青藤的瓜棚架吗？那不是青葱欲滴的菜畦吗？绿色长存，记忆中的绿色友谊永恒。
超盛，我来了。陪伴着您的灵体，从殡仪馆到灰化场。默望着您静卧前的熊熊炉火，我真想大声诅咒——那瞬即要把您化为轻烟，化为灰烬的炉火！为了延缓这最后的一别，为了让我的哀思和祈祝有更长的时间附着您的灵体飞升，我和您的兄弟们将灵车推离炉火更远一些。炉火啊，不要这样旺，不要这样烈，请不要灼伤我的超盛友的灵体。生命的意念，生命的感觉，还在您两道浓眉与鼻梁之间的那块三角区跳动着。您生前，我曾对您说过：您对人生和自我的全部检索、忧思，您活泼的生命动感，都贮藏、储蓄在这块三角区。此刻，您这块三角区褶皱的密度更大，覆盖面更宽，如同一块聚拢不散的铅云。您那副戴了十几年的黑框眼镜，依旧架在三角区上，只是比往日更沉重，更阴郁。您是否在担心生命驻足的最后一块土地会倾斜，塌落？
您一定十分不安，您猝然倒下，没有给亲人、友人、同事留下一句话；
您一定十分眷恋，您那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刚刚抚养成年而未脱尽稚气的一双女儿；
你一定十分激动，您的生命不应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您还应该再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超盛，在您不幸辞世的前两天，您还对您的同事说：“我不能死，这个家还要我来支撑。”是命运向您指示了什么，还是您生命潜能中骤然升起的抗争的力，让您猛然悟到灵体与死亡的连接？
也许纯粹出于偶然，在您猝然逝世的5月17日前一天，即16日早上，我新居的铁门大锁，突然坠落在地，坏死了。无数次被无情证实了的不祥预感，又在向我通报，和我联系的生活又将可能降临黑色的雷电，可我如何也没有料到，是您的突然故世，应验了这铁锁不祥的坠落。
超盛，虽然我们居住的地理位置相邻，而我只是在您逝世后的第四天，即21日午，才从一封友人的来信获悉您的噩耗。我害怕证实，但又必须证实，我心焦如焚地拨通了《 南方日报 》人事处的电话，我始终不敢也不愿使用“逝世”这个词询问，然而，历史的一章真的结束了。讣告已发出，上面写着：
中国共产党党员，《 广东农民报 》编委、副主编，《 南方日报 》主任记者李超盛同志因突发性心脏病，于1988年5月17日下午4时许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我由震惊而渐次变得沮丧。我那颗因风波雨折最终（ 最近 ）评上副编审高级职称而愉悦起来的心，全然被阴冷所布满。
超盛，您怎么可以提前加入知识分子早逝的队伍？您还只有五十五周岁啊。
您在您的朋友、同事眼里，曾有着多么健美的体格啊。您出生广东梅县，身高达一米七八，体重七十五公斤，肌肤洁白、光洁，除了腰肌劳损的职业病，您的身心都处于盛年。您逝世前，报社曾两次组织过干部身体普检，超声波显示：您的心脏完好，功能正常。在您的家族史上，也从未有过这方面的遗传基因或遗传病史的记载。然而，现代科学技术失灵了，遗传基因工程失灵了。倘若能显示出哪怕一点一滴心脏病变的症状，您也不至于如此毫无警觉，您还有生的希望。现在，却以付出您整个活生生的生命为代价。现代医学一般只能诊断和医治那些明显的或早发性病例，却无法预测，由于身心超负荷的运转，可能把最为正常、健康、强壮的体格拖垮。这是现代医学自身的悲剧，抑或更深刻的环境，甚而某种政策性的不幸？
您逝世的前几天，曾到科学馆采访，瓢泼大雨将您淋了。之后，您一直头痛，胸闷，低烧，您仅仅以为自己患了感冒。您逝世的当天大清早，还一如往常用单车推着妻子到二路公共汽车总站搭乘绢麻厂厂车，而后，再折回市场买好一天的食用肉菜，紧接着为未成年的女儿做完早餐才赶去上班。在回家路过广州空军大院门前的人行天桥上，您晕了两回，您扶住栏杆歇息了一下，又挣扎着往家走。如果您稍加审慎，如果您的心脏曾有过病变的预兆，如果您关心自己的生命胜于其他，如果您还有一点极端的忧患意识——生于死、福与祸相克相生，您就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桥脚旁空军医院的对外门诊部，然而您没有这样做，承诺家庭义务和履行工作的责任感，成了您思维和行动的习惯性准则，惟其如此，您便向死亡迈开了一大步。当您赶回家，一次又一次被头痛、胸闷所骚扰，中午三时，您栽倒在厕所，还挣扎着爬回自己的床上，如果您当时要孩子通知邻居，如果您身边备有“救心丹”之类的药物，如果您不是按惯例等到卫生室的医生下午上班近四时才赶到，如果您最先果断通知大医院来救护车，也许您的生命还能挽留。可中国人有苦有难宁可自己背负，也尽量不麻烦他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却妨碍您这样去做。您太相信自己的身体承受力，您丰富的生活知识反而使您疏忽了对自己的察看，您对传统观念过于迂执。总之，偶然构成了必然，终于使您这株看似粗壮的大树被提前驾到的病魔击倒。
您积劳成疾，您还先天不足啊！
超盛，您的艰辛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已经给您的内部机制埋下了隐患。您五岁丧父，母亲改嫁，是邻村姓李一家把您抚养大的。您像您所有的同代人一样，经历了正处于身体发育成熟而遭重创的严重经济困难的三年。您年少时代所饱经的苦难，在您的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经济困难开始的第一年——1960年结下了苦果。您全身浮肿，整个身体膨胀如同臃肿的妇人。在您所有的华南师范学院的同学中，您是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患有这种病的人。您那时候，年方二十六啊。这种年龄，该是一个多么充满生命活力，用幻想征服整个自然、整个世界的人。然而，您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水肿病人。那时候，连维持您体能最起码的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您怎么可能强健、强壮起来，您怎么能躲开病魔的追逐、纠缠！您的身体在您青春年华的时代，经受了一回炼狱的苦难，这是您的生命之火提前熄灭的最重要的溯源。
超盛，您经历了您同代知识分子那许多危害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的“政治运动”。虽然，您没有遭受思想解放先驱者那种非人道的鞭笞，也没有品尝过智商尤高的学者那种不公正的剥夺，您不是洪水猛兽式“运动”的直接冲击对象，但那种令人窒息的高压氛围，却无疑在损伤包括您在内的每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灵。看起来，由于您的不慎，受到了扭曲的年代超重于事实的处罚。好在您童年不幸的折磨，好在您从底层奋斗上来的坎坷，还有您天性中“拿得起，放得下”的君子风度，使您具备了较强的自制力和坦然处世的品格。您的社会形象、公众形象，依然具有透明度，依然明朗，并不如同某些知识分子一经曲折便絮语喋喋，斤斤计较，无以解脱。更非那种以扭曲自己的人格精神来媚俗拜权的人。当然，您创痛的阴影也是抹不掉的。当您独处，当您静思时，您两道浓眉与鼻梁之间的三角区分明蹙得更紧更深。您有一种遗憾，不知是追求失落的遗憾，还是失落追求的遗憾？
超盛，您有着怎样沉重的家庭背负啊。这也是横亘于您一代和更年轻于您一代知识分子面前一座无可逾越的山峰。您的妻子，二十年前因生第二个女儿大出血，体内换了四千毫升的血，造血功能之低，使您的妻子长期只上半天班，甚至全休。二十年来，只要妻子上班，您清晨第一件大事，就是用单车推送妻子到二路公共汽车总站乘坐厂车上班。无论阴晴冷暖，无论您头一天值夜班，还是熬夜笔耕，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是您必得修炼的一门功课。如果遇上出差，您得准备一个星期肉菜，然后才能踏上行途。二十几年来，您铁骨铮铮，顶梁柱般擎起了家庭的大厦。如今，顶梁柱折断，您的家成了女儿国。在现代中国社会，由于道德观和经济力的制约，一个失去丈夫和父亲的家庭，将十倍艰难于一个完整的家庭和世界对话，对等。女性、妇女的全面解放，独立持世，还将有几代人的痛苦蜕变。
超盛，您也曾有过文学梦，但职业选择自由度的超常限制，却让您进入了新闻记者行列。但您最终没有成为一名作家、诗人，也没有成为颇具声望的名记者，甚至无法将写下的文字结集成一本书遗存于世。但是，您生前却不间断地在写作，在编辑。尤其是近几年，您从《 南方日报 》调任《 广东农民报 》，您写得更勤更快，只要报纸需要，您什么都写，写报道，写通讯，写评论，写小说，写散文，写诗……山水田、戈戈、谭芯、余正吾、余隆文、沧桑、超古都是你用过的笔名。您试图弥补什么，希冀二十几年的文字匠生涯结出灿烂之果。超盛啊，如此沉重的职业背负，如此超常的家庭义务，您怎堪承受！您不是颇有理论意识吗，怎能不预见到，美丽的愿望突破了灵体承受的极限，那不就抵达悲剧的地界吗？调整心态，节制能源，对我们中年和中年偏老的一代知识分子，是始终保持昂扬情绪和旺盛精力的两大法宝。
超盛，在证实您已经去世的21日午，我立即赶到您家，您的妻子因毫无准备的突然打击，悲恸欲绝，泪水都流干了。她见到我，只是喃喃地说：现在什么都刚刚好起来，可他无福消受啊。开始，我还没弄明白这句话的含意。后来，我才理解了。您为之奋斗的家庭，为之奋斗的工作，景况愈来愈好。您多病的妻子的身体日见好转，经常可以上全班。您的两个女儿也刚参加了工作。经济上比较松动。您自身的价值也被社会所认可。
1987年，您提为副处级，又刚刚评上主任记者高级职称，虽不能说“功成名就”，但您满可以坐下来好好喘口气，歇息一下。您终究太累了。当您得到和拥有了许多，也就是您丧失的时候。
超盛，您生前不是也注意到知识分子早逝的悲剧吗？您不也曾为此深深忧虑过吗？可您没有由此举一反三，想到珍惜珍爱自己的身体。生与死对于每个人，不都“机会”均等吗？不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吗？关键在于把握的“度”。也许除了天“灾”和人为的人“祸”，许多不幸本来是有可能避免的。
超盛，您可是没有把握好这个“度”啊，故先于别人而去。
一个李超盛，甚而再多几个李超盛的早逝，只会在他们的亲人、友人中引起雷霆风暴，整个社会依然平静，地球照样运转。如果，把知识分子的早逝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就会如坐针毡。这在知识界有识之士当中已经引起了震撼、震惊。他们在吁求，在呐喊，期待用法，用有力而切实的措施来阻遏知识分子的早逝！
下列事实，足以围上黑色的框边以示严峻：
据报道，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为59岁，国民平均寿龄为70岁，相距整整11岁。尤其中年与中年偏老的知识分子早逝的比例过高。40至55岁的为29?郾5%，55至65岁的为25?郾5%。
另一个事实也足以警钟长鸣：
美国某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采用定量评价方法，1983年发达国家的最高总分为207分，中国大陆只有74分，居77位；经济单列，世界最高分为27?郾8分，中国15?郾7分；教育最高分为25分，中国12分；健康状况最高分为24分，中国14?郾2分。
经济指数与教育指数比例悬殊；教育指数与健康指数比例同样悬殊。一方面是缺乏教育，十亿人中有两亿文盲，五亿人未受过完整的初等教育，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健康状况不佳。
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
知识分子早逝，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早逝，国运可忧。
超盛，为了共同重温我们的友情，也为了补偿您生前我们相聚的遗失，我要亲自送别您即将灰化的灵体。超盛，不瞒您说，我这次来最后一次陪伴您，还有一个隐秘：我要亲身体验人生崇高的另一面——人生的渺小。与无穷尽的宇宙相比，人生实在短暂。无论伟人、凡人，最终都同样化为一缕轻烟，一黄土。因此，在您活着的时候，应该净化自己，净化人间，切不可将功名利禄与权力看得过重。洒脱地活着，洒脱地追求。这样，即使您身后没有碑葬，或立下“无字碑”，那您也不枉来人世一遭。
超盛，工人师傅在催促将您的灵体推入炉膛灰化。我紧紧用双手扶住您的灵车，向您庄重地行告别的注目礼。当工人师傅将您的灵体推入炉膛的一瞬间，我突然别过头，疾步离开。超盛，我没有勇气，我不忍心亲眼看见您被熊熊炉火焚烧。我也不愿看到那股因您的灵体焚烧而从直立蓝天的大烟囱冒出的轻烟……
因为，因为我还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
别了，我的超盛友。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于广州勐苑、广州——深圳89次列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