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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思想的巨人，一位理想的巨人——这是当时胡敦伯与我谈话时给我的感觉。直到现在，我仍十分珍惜这最初的感觉。

胡敦伯有着同样不幸的童年，但却要早慧，他父母都是农民。因为家境贫寒，从小就被送到城里的伯父家抚养。伯父嗜读古书。胡敦伯的作家之梦，就是在伯父家的典籍故纸堆里孕育的。

“你一生的志向是什么？”敦伯问。

……我睁大双眼，无以对答。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愿走文学的道路吗？”敦伯再次一本正经地发问。

……我再一次无以对答。我只是在小时候，跟邻居听过说书及少量才子佳人的故事，当时，我的脑子里还没有“文学”这个概念。

敦伯鼓励我：“一切从头开始。你要走文学的道路。”并深情地补充了一句：“我们一块当作家。”

我点了点头，没有任何犹豫就爽快地认可了。

奇迹，生命的奇迹啊！两句问话和一个祈祷式的祝愿，点燃了我青春和理想的全部火焰。青年人是富于幻想创造的，这有的是自己构想的，有的则是别人助燃的。但理想一经诞生，你就要用毕生的努力去成就它。太迟了吗？在十六岁的年龄，才获得了生命的支点。可当时，我整个身心都被沸腾的激情所包围，惟一活动着的理智，是当作家，走文学之路。

那一个秋夜，月色皎洁，天空如洗，这和谐的光的线条，好像是上苍特地为我们铺染的。我们的作家之梦，在银白色的大地，伸延……

敦伯具体设计了实现作家梦的道路——“李准道路”。我们相约：仿照作家李准，到农村安家落户，一边当乡村小学教师，一边从事写作。并确定了两条具体实施计划：一、高中毕业后，不报考任何大学，直接下乡；二、明冬寒假，到我外祖母的故乡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并与公社、大队干部谈妥下乡任教事宜。

我们还相约：将来如若不能分到同一个地区同一间学校任教，就用积攒的稿费，购买一辆摩托车，互相迎送，定星期日为法定“文学恳谈日”。

甚至连这样的细节都想到了：如果双方都成了家，我们就找一个中立的地点，星期日——只属于我们两人，只属于我们文学的伴侣。

夜很深，很静，我们想象的思维，没有丝毫劳顿的感觉，还在幻想中驰骋……

自此，一种也许连现代医学科学也无法解释的神奇的生命现象出现了：我体内原本那些游移不定、排列紊乱，裸露的和潜在的，深层的和表层的生命因子，都汇拢一起，整齐排列，产生一种坚韧不拔的凝聚力和巨大的爆发力。它们——环绕文学王国的轨道运行，迸发出才思、才情和才力的火花。反之，一旦脱离文学王国的轨道，其他方面的功能，甚至出现早衰和退化的迹象，如物理空间的概念，数学思维的抽象。而一些主要凭记忆方法，如化学的反应，尚能保持均衡状态。科学的太阳西沉了。文学的太阳，升起了。

是的，可以确凿无疑地肯定：文学是我的生命的自我形式。但先天没有赋予这种超越他人的才华，也不是通过后天一种自觉意识的执著追求获得的。它仅仅凭借外力——一位青年导师、朋友的指引。这也是人类生命运动中常见的一种形式：潜伏于生命之中的几种平行的禀赋和才能，其中的一种，并非自己，而首先是他人感觉和发现的，才最终确立为生命的自我形式。外力和生命的内在运动高度契合，成就了一个明晃晃的自我。

十六岁至十八岁，这是我的生命开始收获的第一个季节，也是我的精神状态第一次进入昂奋的时期，是我的情绪、感情和心境第一次出现最为和谐和怡悦的时期。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我的中学时代的这一个时期，怀有的无比眷恋，无限思念之情，甚于恋人！这样辉煌的生命之章，在人的短暂一生中，却是那样的稀少！

这是怎样的一个时期啊。我生命的全部，都献给了文学。痴情、痴迷、如醉如狂是什么样的境界，我是真真实实、完完全全地体验过了。那是疯癫的、狂热的、执迷不悟的、偏执的情绪的熔点！有时候，在孤独的时候，在压抑的时候，我就想：人的一生，如果连这样一种情绪（事业的或感情的，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未曾尝试，那是多么大的欠缺，那是比不幸更要不幸的人生！

我徜徉在文学书籍的海洋。我喜欢大气磅礴，也喜欢缠绵悱恻，更敬仰具有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劝善惩恶的凛然傲骨的作家作品。

我辛勤地试练自己的观察力和笔力。摹写大自然（那时，我还没有读懂社会和人生这部大书），成为一种嗜癖。每逢星期六回家住宿，星期日一早，我就奔向莲花塘公园或人民公园，观察晨曦、早露、迷雾、林木、绿叶、青草、鲜花……晚上，我跑到昌江边，观察渔工、渔船、渔火……后来，由于人祸，我举家迁徙乡里，假期，我常常独自一人坐等深夜，观察星月、雷电、云雨、风雪变幻的奇景异彩，感受人处在自然环境下的一种特殊心境。我把这一切都用文字记录下来，并写进自己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常拿着我的作文，在班里示范评讲。我记住了他的一句话：感受，是灵感的保姆。

1961年冬，我和我的导师敦伯兄到我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江西省南昌县蒋巷乡叶楼高梧谢，进行了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次创作实地考察。我们仿照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的做法，走门串户，交农民朋友，了解乡情俚俗，人事沧桑。更直接的目的，是落实我们月下的相约。我们找到公社书记和大队干部，提出高中毕业后回乡当教师的请求（当作家的一层意思，自然不便说明），立即得到应允。

作家的梦，使我的心志极高，并有意识地去培养自己高洁的精神品格、精神格调和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这一时期，我主要接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即伟人、名人传记文学的影响，鲁迅的影响。

我们那一代青年，思想是纯洁的、正宗的，社会公理、公德的观念也是很强烈的。高中一年级，我被评为优秀青年，高中二年级，加入共青团。在宣誓大会上，我记得讲过：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政治思想上应该要求进步。将来走上社会，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递交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有了明确的事业目标之后，精神境界的高格调，是为我关注的一个思想修养课题。由此，延伸出一个强烈愿望，了解伟人、名人是怎样生活的，途径则是读关于他们的传记作品。这个时期，凡能借阅到的这方面书籍，我绝不放过（这种爱好，一直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翻译了一些供内部参考的外国元首传纪，及近代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事件的评传；粉碎“四人帮”后，更是集中地出现了许多伟人、名人的传记，我都广为涉猎）。

我在中学时代读过的传记、回忆录有：《马克思传》《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恩格斯传》《列宁传》《列宁的青年时代》《列宁回忆录》《斯大林传略》《台尔曼传》《倍倍尔传》《蔡特金传》《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可爱的中国》《王若飞在狱中》《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我的前半生》《中国四大家族》《尼赫鲁传》《甘地传》《胡志明传》《恩克鲁玛自传》《奥斯特洛夫斯基传》《回忆高尔基》《回忆契诃夫》《杰克·伦敦传》《马克·吐温传》《惠特曼传》《马勃罗·聂鲁达传》《欣慰的纪念》《洪波曲》《茅盾评传》《齐白石传略》《聂耳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这些传记中，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大作家、大艺术家，都有一种独特的人格力量、精神力量和非凡的意志毅力。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后人是无价之宝，帮助和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年走向进步，走向革命。也是在这些传记的熏染下，我的心灵世界滋生着政治家的梦。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具备任何现实条件的。而作家的梦，则较为现实。也还是在传记的陶冶下，我的又一种能力，理性思维的能力加速地生长起来了。我以一个年轻人特有的责任感，对当时中苏两党大论战，予以极大关注。出任主要班干部的职责，养成了我每晚入睡前，都要回忆和检讨一天的生活；每在班里发表一次讲话之前，都要打好腹稿。谁能料到，这些，竟成了我后来转向理性思维之岸，从事文学评论的最初策源地。条件决定一切。这是真理。

文学作品和传记，拓展了我的心灵空间和思维空间。但更深刻更震撼地给予我精神品格、精神格调影响的，是鲁迅，鲁迅的作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我最崇拜、敬仰鲁迅。他那对人生毫不留情的鞭剖，他那抗争邪恶势力的凛然傲骨，他那黑白分明的爱憎，他那独立、完整的人格和信念，堪称中华民族的典范。在他所有的文体中，我最喜欢他的杂文，评价也最高。它的思想的犀利、深邃，它的语言的练达、谨严，是他同时代和后来的许多作家所无法企及的。我狂热地摹仿着鲁迅。用他的思想、笔调做文，用他的语言方式讲话，发表言论。

由于我的崇拜，我的学生时代平坦的道路，第一次受到挑战。这是发生在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的事。一个夏天的下午。

每个周末下午，都由班长作一次关于一周学习、纪律的情况报告。我像往常一样，穿着短袖衬衫、蓝布长裤，自信地、轻松地走上讲台。我用鲁迅的辛辣语言，嘲讽了同学中的不良思想和行为……我的演讲似的总结结束了，课室里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看不出有任何情绪的改变。

隔了一天，星期一的晚上，班主任召集我们班团支部的全体团员开会。我依然显得那样自信、轻松。突然，班主任宣布今晚会议的议题是讨论我星期六的那个讲话。班主任首先予以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滥用鲁迅的讽刺。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我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毕竟血气方刚，又很自负，在一阵震惊过后，出乎意料地变得冷静起来，惟妙惟肖地摹仿鲁迅的尖刻语言，对班主任的指责，进行了严厉的反驳。班主任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来不久的年轻老师，他平时出奇的温和，这时也完全沉不住气了。他的脸部由于气愤而失去了血色，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记得我在一甩手离去时，说了一句我终生回忆起来都为之内疚和不安的话：“您不是很有涵养的人吗，怎么会气得发抖，语言哽塞？”

在这次冲突后不久，上高三时，我没有再担任班干部。我当时很不服气，直接找到教导主任家里申诉。这位班主任也没有再继任。但他仍是我们高三的语文老师，而我仍保留了“语文课代表”的“学术”职称。参加工作后，我曾戏称这一幕，是我中学时代经历的“庐山会议”。

中学六年，我有五年出任班干部，从劳动委员、卫生委员、学习委员，升任副班长、班长。只是在高三那一年，才削职为“民”。此后，整整二十年（ 1964～1984 ），我一直是个平头百姓。其间，1965～1983年的十八年中，我先后六次写入党申请书，终未获准。

写到这里，我丝毫没有怨恨和责备我那位年轻班主任的意思（他当时的批评并不全错，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也不是说“仕”途命运的这种必然性是由那次冲突带来的。我只是想说：

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可有强烈的求“官”意识和欲望。如果你这个“官”是代表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理当欢迎。但“官”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无官者。因此，有比当“官”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人的事业，他的真才实学，他所贡献于社会和人类的。志者乐山。仁者乐水。人各有所求。人各有所志。这也是一条适者存，不适者亡的规律。

我的生命之船在确立了坐标之后，这是第一次遭逢颠簸。但我自觉在走向成熟。我放散的、绵缠的思维、思绪、情感，可以迅速集结起来，将力度用在一个点上。我理性、理智审视的能力提高了，心胸开阔了，心境宁静了。有时，年少的我，会有超然于世的感觉。我只读我的“圣贤书”，我只寻我的“黄金屋”。也就是在这种心境的支配下，我和我的青年导师——敦伯兄，决心把我们月下的相约变成确切的现实。

敦伯兄，为我题写了一首诗作。诗作是他请另一位写一手漂亮钢笔字的同学抄正的。

赠望新友

——青年画家和红领巾

他站在十字路口的树下，

一块画板几支笔，

这里分明是闹热的街市、人马喧哗，

他却是那样的凝神……

为繁荣祖国的艺术，

他牺牲着假日的愉快休息。

敏锐的眼光，精细的心，

他寻找着生活里那些美的东西。

突然，在繁杂的人流中，

出现了三条红领巾。

三条鲜艳的红领巾啊，

活像三束晨光下带露的鲜花。

红领巾急急地往前跑，

把一只钱包交给一位老婆婆……

这里分明是闹热的街市、人马喧哗，

他却是那样的凝神，

他用他那对生活的满腔爱情，

摄下了三颗纯洁无垢的心。

敦伯?摇1963.11.2晨光下

谁也无法预测。这时候，厄运会骤然降临于我的家庭。

父母是在我不足周岁时离异的。三岁，我过继给大舅父做儿子。我四岁时，大舅父患霍乱病身亡。继母出走。往后，我一直由二舅父家抚养。

1962年4月还在江西省公安厅劳改局第四管教队任职的二舅父，揭发了监狱主要负责人的贪赃枉法。这个负责人利用“专政”的权力，对来探访的犯人家属，敲诈勒索，对其中的女性，施以暴行；对刑满释放、安排就业的犯人子女，百般刁难，对他们的女儿要上学、工作，则以肉欲满足为交换条件。我二舅父骨子里有阳刚之气和反叛性，正直、正派。他的揭发，无济于事。该负责人一手遮天，反以经济困难时期精简城市人口为名，迫使我们举家迁往原籍乡下。二舅父离开时，冷清得很，一部货车，载走了他们，也载走了亲人给我的温暖。我又搬回学校寄宿。

二舅父没有屈服。为重返工作岗位，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申诉。

刚回到乡下，公社给予礼遇，安排在机米房工作。但二舅父生性未改，不肯阿谀奉承，加上别人讥讽城市干部的傲气，后来干脆把他下放到农田劳作。二舅父是个体质极弱的人，又从未干过体力劳动，他的身心长期处于压抑之中，更孤僻了。

1963年4月，由于江西省公安厅劳改局的干预，他带领全家重返第四管教队工作。但那个主要负责人，倚仗权势，不施一点人道主义，不给二舅父安排工作，不给我们全家分配住房。年迈的外祖母、二舅母，加上三个年幼的表弟妹，在办公室里滞留了整整六个月。二舅父一怒之下，又领着全家返回乡下。

家庭的变故，亲人的不幸，当时二舅父并没有告诉我事情的真相。我还以为这是整个国家形势下，压缩城市干部、城市人口的一个正常变动。只是后来我回乡探家，与二舅父的一次争执中，才明白这一切。

这一次争执，是我与二舅父惟一的一次争执，我将永远记住它，永远忏悔自己的罪过！如果灵魂经过炼狱般的煎熬，可以赎还罪过的话，我愿受这煎熬百次、千次！

记得是乡村冬日的一个晚上。由单薄篱笆泥墙缝隙渗透进来的寒风，将黯弱的油灯吹得一闪一闪的。我正在体验杜甫的杰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意境。我忘记了周围一切，只存在于文学构成的梦幻中。

忽然，传来二舅父的一声呼唤，我从梦幻中走了出来。我平时很少和二舅父交谈。一来他是长者，二来我不太喜欢他过于沉默的性格。但这一夜，二舅父说要和我长谈一次。

我几乎有点愕然地凝视了二舅父片刻，等待着他的话题。

也许是郁积太深，二舅父反复叹息人生的不公正，叹息人生的不幸。

二舅父的叹息，反而使我不耐烦起来。我第一次用了盛气凌人的口吻，责问二舅父：“你为什么不起来抗争，为什么那么软弱！”

从未在我面前发过脾气的二舅父，第一次被我激怒了。他说我翅膀开始长硬了，看不起他了。

…………

我们的唇枪舌剑，吓坏了外祖母，她求我，又求二舅父不要争执。

二舅父在结束争执前，严厉地看着我。他说明的一个情况，令我震惊。二舅父说：

“你知道吗？我们第二次重返乡下，就是因为知道你已决定不考大学，婆婆（即外祖母）怕你一个人到乡下吃苦，放心不下，才下了这个狠心的。婆婆最疼爱的就是你。”

外祖母也在一旁再三作了证实。

虽然当时我对下乡当教师吃苦这一说不以为然，但指责二舅父对迫害“不起来抗争”“软弱”，却是昧良心的话。我低下了头，再也没说什么。

随着家境的日渐贫困，二舅父因忧愤而长期染疾，外祖母、二舅母为了年幼的表弟妹而节衣缩食，饱尝人间的百般折磨和苦难，我的心愈益变得不安宁。罪过啊，永远无法补偿的罪过啊！养育我的家庭，我无以报答，您却为我的成长，承受了那么沉重的负荷！自私啊！我一心只做作家的梦，却连亲人的饥饱冷暖亦不曾思虑过！不可饶恕的灵魂啊！

二舅父、外祖母在贫病交加中，相继于“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年头不幸离世。我只能在永恒的冥冥思念中，遥对他们长着青草的简陋墓冢，献上我的忏悔……

在我的家庭又被迫下到农村近十个月之后，即1964年夏，我就要毕业了，面临着人生道路的第一次抉择。

每当我和我的青年导师敦伯兄来到我们共同的作家梦的发祥地——学校教学大楼前的花坛，我们仿佛获得了一种超拔于自然和人生的力。

我们坚信自己的理想。我们决不背离我们的初衷。也许，这是我们学生时代最后一次来礼拜花坛。我们就要从这里起始，踏上乡村之路、教师之路、作家之路。

我们理智地等待着时间的判决。我们的心和思维，早已飞向了广阔的阡陌和农舍。

同学们为了高考，都已进入临战状态。惟有我们俩，泰然自若。

突然，响起了台风警报。简直势不可挡。一切改变发生于旦夕。

临近高考填写志愿，班主任将我们决定不报考大学的“非常事件”通报了各自的家长。他们的震惊，简直不亚于后来听到发生赫鲁晓夫下台的事件。

我的二舅父专程从乡下赶来，带来了外祖母的郑重嘱托：不管什么情况，先参加统考再说，考不上，另当别论。

姐姐发来了加急电报：期待着你录取重点大学的佳音。

身边一直当国家干部的姨父母，实行车轮战术，反复找我谈心，说明考大学，也是革命的需要。

…………

我第一次领教了：人的主观意志力的抗争，无法超越外在环境约束力时的难堪。

我仍想坚持原议。

这时，外祖母再次捎来话：我如不报考大学，就算辜负了她一生的心血。我是孝子，我最爱戴的外祖母连这样严厉的话都说了，我动摇了。我不想伤她的心。

与此同时，我的青年导师敦伯兄也受到了同样的压力。他的有文化的伯父郑重其事地对他宣布：“我把你从农村接到城里，就是要看到你能上大学。”

最终，由我和敦伯兄接受家庭的一半主张，秘密达成协议：报考同一间大学，其中如有谁考不上，则两人同时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风暴过后，一切复归平静，复归单纯。只剩下选择报考哪间大学这一项了。

然而，节外生枝。

好心的班主任根据学校历年报考和录取大学的情况及现状，找到我：要求改报理工科。在他看来，我报考重点大学的文科，录取简直是不可能的。他甚至告诉我：即使考不上重点理工科大学，只要成绩达到一定的水平线，学校也可推荐上省的医学院。

我虽对报考大学毫无兴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立志走文学道路，报考大学文科这个志愿不能改变。

万万没有料到，我一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竟在一次无意的追求中定局了。

偶然——神秘的幽灵，在决定人的命运攸关的时刻，倏然出现了。

敦伯兄的一位邻居——某日报记者，曾读中山大学函授，他向敦伯描绘了中山大学如诗如画的幽美环境，力促他报考这间大学。我的姨父，五十年代中期也到过广州，他神往地向我回忆起这南方第一大城市的种种风情……

这个时期的我，只是迫于一种压力，并无报考大学的热情。敦伯兄对我说：那我们第一志愿就填中山大学中文系。我自然没有异议。只是说：我文弱，怕冷，报考的五个志愿，全部填长江以南的大学，依次为：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

以后的生活节奏，像电影画面一样简洁：

我平静地走进考场，没有热血沸腾，没有坐立不安，没有惊慌失措；

我平静地返回我外祖母的故乡，没有希冀什么，没有等待什么，没有幻想什么；

我像往常一样读书，写手记。

我认定自己的命运，是与乡村大地的联结……

命运无情。你热烈向往的，可望不可即；你并不憧憬的，却不期而至。

1964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依旧坐在窄小的厅堂里看书。忽然，传来了外面的骚动，慢慢地由远及近，我听见一个狂喜的叫唤，那是我同房族一个表哥的粗哑叫唤声：“毛仔（小时外祖母对我的爱称），考中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当这位表哥将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我时，我的脑子迅速闪过一个念头：我的敦伯兄也考上了吗？

第三天，我乘长途汽车赶回学校，我迫切想知道敦伯兄的消息。他没有回父母亲的身边，而留下等候通知。他被江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

在确定性的事态面前，我们曾那么狂热地定下的协议，显得如此脆弱。我们无条件接受既成事实，尊重家长、学校的意愿，决定上大学。

这也是命运的安排——我们深信不疑。

我和敦伯兄是这样告别的：

敦伯兄：看来，我们只有上大学一条路可走。

我：那我们也要放弃作家的梦吗？

敦伯兄：这一次你是远走高飞，这是不以你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我：在我十九岁的生命中，我最热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外祖母，一个是你。真的。

我们彼此凝望着……

泪水模糊了我们的视线。

我真的要远走高飞吗？

往昔生活中的一支插曲，又奏响起来。

高二下学期，学校拟排练话剧《年轻的一代》，由我饰演林育生，低年级的一位女同学饰演林岚。这位女同学，是我们学校一位漂亮的姑娘，她那黑亮过长的辫子，尤其引人注目。一天傍晚，在学校食堂洗碗池边，早已获悉这个消息的敦伯兄，神秘地对我笑笑说：“你这次一定表演成功。”我没注意到敦伯兄的神情变化，认真地说：“我一定努力。”敦伯兄见我毫无反应，补充了一句：“别忘了你是在与×××（指低年级那位女同学）合作。”接着，又加重语气：“这是一个机会。演成功了，你要主动出击。”敦伯兄是早熟的。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含蓄地回答说：“敦伯兄，你忘了我告诉过你算命先生的话，我是要远走高飞的。”

行前，发生的一件事，令我感到意外，也使我大为感动。我的高二年级那位班主任、语文老师将他的一首词作惠赠于我。

剪牡丹

马达轰鸣，飞流欲动，正是登程时候。回首河东，见曙光初透。大桥珠阁澄江，帆船千艘。天外窑囱林立，喷薄青烟，瓷城①■真如绣。

兹有一言相告，问年轻旅人知否：此去路途遥，切切记住紧跟党走。昌水②一杯胜美酒，殷勤献上，愿红心造就，为人民革命，好生奋斗。

为人师者的老师啊，我敬仰您！您的博大胸怀，使我终生受益。

告别了，中学时代，我的生命航船确立坐标的时代。

我登上了南行的列车，随身带着：一床半新的棉被，一床中学时代用过的单人蚊帐，一把油纸伞，一个装有书籍、报刊、作文本、手记及几件衣服的藤箱、布手提袋。

列车启动了，新的大学时代在等待着我。

二十年来，我不时生出冥冥之念：如果当时高中毕业后，我和敦伯兄如约下乡当乡村教师，走“李准道路”，我的生命航船，又将怎样行驶，何处是目标，何处是归宿？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端午节初稿

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订正于广州南方日报社六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