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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岁相认母亲和姐姐，两年后，姐再约我到她和母亲共同居住的城市见面。

祖母疼我，舍不得，却大度：你大姑（祖母始终坚持过继后对我母亲的称呼）那里，心情好，就多住几天；不习惯，就马上回来。

这是出远门第一次离开祖母，祖母是母亲般的祖母，我放心不下，但生身母亲又是未曾熟悉的母亲，也想走近她，挺矛盾。

孙儿一定快去快回，我向祖母许诺。

母亲那个家，会是什么样子呢？

姐领着我，终于敲开了老气横秋的高高大门，母亲迎上来，刚进中年的她，仍旧一张洋溢的脸，一对传神的眼睛。

“母亲”——本该脱口而出的一个名字，终因久远的陌生，无法呼唤出来。“原谅我”，我在心中请求母亲。

“望新来了。”母亲提高嗓音，朝东厢房叫了一声。此刻，听见一个沉重身体挪动的声音。

自从母子相认后，母亲只称我的学名而不称乳名，她说，这个名字明亮，好听。我原姓鲍，名新生，过继后按姓氏和辈分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母亲赞不绝口。

东厢房门开了，一个脑袋几乎碰着门框顶的男人蹒跚走出，一米七几的个头，平顶头，发根花白，脸色冷峻。嗬，这一定是母亲的第三任丈夫。

“来了。”高个子男人在打招呼，但眼神落在别处。宽边眼镜背后，看不出是笑还是非笑。

“伯父。”我应对一声，不卑不亢。从小自尊的我，这个时候，更多一份从容。

之后，高个子男人了无声息，重返卧室。

姐低声告诉我：来之前，母亲再三交代丈夫，前夫孩子，中学生，知识分子，不准为难他。

快吃饭时，我知道姐是借故单位有事，走了。

突然，两个小一点的男孩冲了进来，母亲说，这是我的两个弟弟。

异父同母的一对弟弟，好像没看见新来的人，一头扎进东厢房，撒娇地叫着父亲父亲。是高个子男人朗朗的笑声：小调皮，小机灵。

饭桌上，两个小弟依旧你推我搡，小老虎似的互相抢着菜吃。母亲则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不停地叫着吃菜，高个子男人不吭声，只顾埋头吃饭，我倏然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难过。

大门又一次急速推开，进来一个高挑个子的年轻女性，也没有和饭桌上任何人招呼，径直走进厅堂后面。这时，我才注意到，其实，连着厅堂还有一间屋子。

厅堂后间屋，不时传来两个女人的说话声，一个清脆，肯定是刚才进门直入的那位女子；另一个声音低微得多，还带着喘气声。我奇怪，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

再侧耳谛听，更清晰传来年轻女子的喂饭声，细声细气的呵护声。不久，年轻女子又风一样离去，依然不向任何人表示，仿佛这些人不存在。

我的到来，住房明显紧张。两个小弟住西厢房。母亲则特意为我在连接东厢房和厅堂后间房的过道上，临时架起一张小竹床。这样，我与母亲与那高个子男人之间，只有一板之隔；与那个低微说话声的女人，也是咫尺之遥。

入夜，我可以清楚听到他们之间任何一点声响。高个子男人呼吸深沉，间或伴随粗重呼噜声；母亲，气息声均匀，平和；不曾见面的女人，叹息声一声接一声……

我无法入眠。叹息的女人，你是谁呢？

第二日上午，母亲家只剩下我和那个叹息的女人。我在厅堂饭桌上看书，心却走去了厅堂后间屋子，想捕捉那里的一声一响。

忽然，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寻找什么。接着，是吐痰盂的声音。

随后，是更为尖锐的咳嗽声，和艰难的喘气声。我不再等待。疾步走到叹息的女人房门前，问一声：阿姨，不舒服吗？叹息的女人显然有些紧张，连声说：“不，不。”

复归饭桌旁，我猜想：可能是高个子男人的母亲或别的亲人，病中的一位老者？

正当我东猜西想时，又传来厅堂后间屋子开启房门的声音。起始，我不敢贸然过去。但是，愈来愈剧烈的喘息声，一阵紧一阵压迫着我的神经，我毫不犹豫再次跟了过去。

天啊，眼前竟是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

标本，一个只在医学特别场所才可见到的人体标本。叹息的女人半蹲着，全身骨头几乎暴露出来，只剩下一个躯骨框架，皮肤枯皱，没有一点血色。

终至从恐惧中清醒过来，我迅即搀扶住叹息的女人，她脸部仅存的一些肌肉，发出一丝笑容。此刻，我感觉她原来一定很美丽，眼睛中有闪烁的光，鼻梁直挺，瓜子脸，轮廓匀称。叹息的女人倚着我的力，坚持走向如厕方向。

当我再一次使劲将她扶回房间，叹息的女人轻柔地对我说：你心真好。我以微笑回应她。

环顾房间四周，其实这也是临时隔起的一间屋子，没有窗户，陈设简陋，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

惟一令我惊奇的，是床头赫然摆放着几本书。我顺口问叹息的女人：阿姨看书吗？她稍稍扬起头，只回答一个字：看。语气平静，分不清是眷恋，是哀婉，还是无奈。

我顺手拿起其中的一本，竟是《红字》。这是我爱读的一部西方文学名著。拿着这本书，像是抓住一块正在熔炼的钢铁，炙热火烫。

难道，叹息的女人与这座房子，还有别的故事吗？

下午，我到姐工作的单位用餐，将亲眼所见叹息的女人的事说了出来，姐颇为震惊。

“她是谁？”我直截了当问。

“你不要知道。”姐拒绝。

“直觉告诉我，她与我与你还有母亲有关系。”

“你读书读神了，有第六感觉？”

“我要知道。”加重了语气的强调性。

……姐沉默不语。

“不知道不行？”姐缓和了口吻。

“我的身世被隐瞒了十四年，不希望再来一次隐瞒。”我的态度坚决。

“能对你说什么呢，你的母亲？！”姐第一次没有使用“我们”的母亲称呼。

“有那么严重？”我更为好奇，也有不幸将降临的预感。

姐终于开口，讲述了我们生命中又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母亲与父亲在南京分手后，带着六岁的姐，不满两岁的我，乘船顺流而下，抵达上海。

母亲在自己故乡一家针织厂打工时，认识了她的老板。现今，只剩下极少量积蓄，两次婚姻失败，更使母亲不愿再回故乡。她托人写信给老板，希望资助，想留在上海寻找发展机会。

老板十分热心，称刚好在上海有生意，于是马上赶来，接济和安顿了我们母子母女三人。

我曾几次问过母亲：为何那么快放弃上海？母亲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是命运安排，是拆不开的缘分。每当母亲说这话时，总有某种依恋。

不知老板怎么劝动了母亲重返故乡，重返他的工厂。随后，展开凌厉攻势，极短时间，母亲第三次成为别人的新嫁娘。

正如资本的积累和输出，需要付出劳动者的血汗一样，老板给母亲开出苛刻条件：不允许带身边的一对儿女过门。母亲争执过，吵闹过，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不近情理的条款，弃离自己的年幼的一双亲生儿女。

我幸运地被外祖母接纳，过继给大舅父做儿子；姐却不幸被外祖母拒绝，这也是后来成为我祖母的外祖母一生中惟一的过错。姐对我永远视为母亲的祖母怎么样也亲近不起来，似乎有一种非血缘的天然隔膜。

姐很长一个时期，都怨愤母亲，说母亲狠心，无法理解一个做母亲的人，会抛儿弃女。

我小心翼翼向母亲提起过这件事，母亲即时泪流满面。她还说，越到晚年越内疚伤痛，对不起我和姐。母亲只作一个申辩，她一直是牵挂我和姐的。

也许，我有一个仁厚的祖母，没有姐的切肤之痛，对母亲的选择少了一份抗议和指责。我甚至宽慰母亲，说狠心，狠心的首先是老板。

马克思是深刻的，资本血腥，连亲情、爱情、婚姻、家庭都是冷冰冰的利益关系。

无法谅解和承受母亲的选择，姐还有更强硬的理由，或许算得上是天大的理由：母亲竟重蹈覆辙，重复了命运再一个无情的轮回。而这一次，母亲尽管不情愿，但非此即彼！

老板也就是高个子男人，其实已有一个妻子，生有一女两男。后因严重哮喘，加上腰椎脱盘，处于半瘫痪状态，她就是叹息的女人。

姐生气地说，我父亲与母亲结合，事先没有告诉有了妻子，是欺骗；现在明火执仗晓得人家有结发妻子，还要嫁，贪什么？图什么？想什么？姐又是一次彻头彻尾的不认同。

经姐这么一辩析，我也犯糊涂了，不知道是谁的错！

我庄重地请教过母亲，母亲回答，你还不懂。长大了，你也许懂也许不懂，也许半懂半不懂。现在，我不知道是否懂了：母亲，我的可怜又可爱的母亲，本体上是反叛的，在某个特定生存条件下，为了活下去和活着的改观，做出非同寻常和非同反响的举动，并不看重世俗与流言。

姐不赞成更不欣赏我的判断，话锋陡然一转：母亲可是老板家“第一夫人”哩。我从未见姐这样狡黠地笑和幽默过。

母亲反其道而行之，对老板提出一个先决条件：这个家必须由她来当，由她做主。

母亲取得三项重要权力：她与老板丈夫同居主室；与老板一块和老板第一个妻子分灶吃饭；统管家庭财政。公私合营后，老板的工厂、房产等都荡然无存，只剩下现在这间居住的祖屋。老板女儿婚后，连两个弟弟也一块迁走，留下自己母亲坚守阵地。也是最后一点名分的“争夺”。

“身世秘密”揭开后，我欣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透明体，根本不曾想到，还会有另一桩“家庭秘密”。

听着姐讲述故事，起初，我为母亲找回和捍卫了一点尊严而高兴，之后，同情心更加倾斜高个子男人的第一个妻子——那个半瘫痪女人——那个叹息的女人——那个处于水深火热挣扎中的阿姨。

今夜无眠。我躺在过道的竹床上，像夹在两个女人——一个母亲，另一个也曾是这个家的母亲的“阿姨”——的两种命运中间，一个高贵，一个卑微，一个健康，一个孱弱，一个风韵犹存，一个青春不再，以及那个不冷不热、不亲不疏的高个子男人。我年少的心沉郁起来。

第二日一早，所有的人都走了，又只剩下我和阿姨。

我用耳朵紧紧贴靠阿姨的房门，倾听里面的动静。是阿姨挣扎起床的不顺畅声音。于是我敲响了门，问阿姨要帮忙吗，不等回答，再轻轻推开门。“不了。”阿姨客气了一句，但她有所期待的眼神告诉我，同意留下。

阿姨动身到厨房，我赶紧制止她，自己径直端回一盆水，又帮挤上牙膏，拧干毛巾。随后，扶起她坐到梳妆台前。

阿姨全身一个标本样，有几缕头发还似青云一般。她如所有爱美的女子，不因自己生病而放弃，依然那样细致地梳理着。有时头部不经意向后稍昂起，我从镜子里发现，阿姨那曾饱满的天庭留下的光泽还在。坐姿弯曲，端庄依然，可见当年的教养。

阿姨伸手取镜子，我赶紧抢先递给她，正是这瞬间，看到镜框后面有一幅“全家福”照片。阿姨端详着，我的眼光也被留住：高个子男人和阿姨，他们的小儿子居中，两侧分别是女儿、大儿子，都笑意盈盈，喜气洋洋。幸福从照片中流淌开来。阿姨年轻时挺洋气的，尤其是一米六几的身段，整整高出我母亲一个头。

退出房门时，阿姨忽然开口了，听说你挺会念书，会念书的人通情达理。我点了点头，像是在允诺在保证：念书上，我一定乖乖的。

阿姨作为一个妻子，没有理由不得到丈夫的温存；作为一个母亲，她同样厚爱自己的孩子。母亲们不会索取回报，只会忍辱负重，劳心劳力，只求儿女平安，顺风顺水。因为她们是母亲啊。

下午，我正要外出去姐单位，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钻了进来，看上去，与我年龄相仿，也是一个中学生，擦肩而过时，给了我一个抗拒的眼神。这一定是阿姨的儿子来送饭了。房间里传来他们叶韵的话语声，阿姨也会介绍我这个“不速少年郎”吗？

母亲回来后，我会对她说一句话：阿姨也是一位母亲，好好待她。还想加上一句：其实她很可怜。长大了，会懂得使用一个新词汇：“和平共处”“相安相生”“厚待善待每一个人”。

直到分别前，母亲都不知道，她亲生的儿子会走近阿姨。

我的心是矛盾的：

母亲爱我，极力想在短暂几天时间，做得最好，补偿我失去十几年的母爱。晚上，她常常借故撇开另两个儿子，带我上街头流动小餐车，吃上一个茶叶蛋和几片卤牛肉，这也是我自小在祖母身边最爱吃的两样食物。母亲惭愧，说算不上开小灶。但我有特别温馨的感觉。感谢久违了的母爱。

这时的阿姨，我觉得她尤其需要人陪伴，需要人照顾。能多一点搀扶她起床、如厕、洗漱、梳妆，就多给她一份慰藉。我要求自己做多一些。

阿姨名字中有一个“花”字，我就叫她“花子阿姨”，她挺满意这个称呼，每当我呼唤，她笑得格外阳光。我多么愿意她健健康康地活着。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和我母亲，和我母亲的丈夫，有割不断的联系，这不也是一个更大的家庭吗？

高个子男人，从不主动跟我说一句话，从不主动给我哪怕是极微小亲昵的暗示，但他也不会有任何明显不合礼仪的言语举止，更不会侮辱。可这冷冷的沉默，我总有心理上被歧视的不快。

尽管舍不得母亲，也丢不下“花子阿姨”，我终于还是决定离开。

“嚓……嚓……”是花子阿姨蠕动了的声音，这些日子，我太熟悉这个声音了，花子阿姨情绪上有什么变化时，总会弄出这种响声。

房门打开，花子阿姨倚靠门框，流着泪。

我告诉过她，很快会走的，别人不懂她的心，但她知道我懂她一颗留恋真情的心。

我走上前，扶着花子阿姨颤动的双肩，心里在叮咛：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会再来看你。

母亲与高个子男人，看着眼前情景，茫然不知。

我最后一次见到花子阿姨，是在考上大学去向母亲告别的时候。

花子阿姨，终于没有抵挡住岁月的折磨，整个人衰弱得不成形态，只有呆痴的目光偶尔会眨动几下。

但她还清晰地记得我，用右手捂在胸口，左手指指，意思是心在这里。

我很感动，也好内疚。在延缓和改善她的生命过程中，我做得太少又太少。如果不间断有书信问候，不好些吗？我怎么连这点“爱心援助”都忽略了呢？

我发现阿姨桌上原本有的几本书不见了踪影，包括那本苦难的《红字》书也消失了。

花子阿姨的命运，似乎也在预示这个家庭的最后败落。

“文革”爆发，高个子男人因资本家的身份，被推上历史审判台，挨批挨斗是他生活中惟一的待遇，最终因肺气肿恶化夺去生命。

母亲也被戴上了“资本家黑婆娘”“臭婆娘”“臭小婊子”“臭小老婆”的帽子，才一米五几的个子，脖子却挂上十几斤重的一块铁板，腰压到几乎贴近地面，直至全身麻木、淤血。连短暂参加国民党“妇女指导委员会”学习的经历，也成为“历史反革命”的罪证。仅剩的一点金银首饰都抄没了。

之后，城建大搞“表忠”一条街，连祖屋也铲掉了，没有任何补偿。

不久，我妻子临产。虽然知道母亲年轻时做过保育院工作，有这方面经验，毕竟不敢奢望她来，但我仍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她。母亲即将升格为祖母，我想她会开心的。深一层考虑，也想让她暂时躲避一下灭绝人性的烽火，来这里调养一下。谁知母亲接到消息，兴奋得不得了，表示尽快南下。

妻子则担心，与我母亲没有共同生活过，能否相处，心中没数。我劝慰妻子，好则留，不好则分，不必勉强。

母亲满面春风来了，一扫往日的晦气、霉气。她在养育婴儿方面，真的很出色，很优秀。一个生命的幼小精灵，给她一摆弄，一折腾，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极少哭，乖乖的，一脸不停的稚嫩嫩的笑。

有母亲的感觉真好，有母亲在身边的感觉更好。

但，天有不测之风云……

孩子第十个月，母亲接到她与高个子男人生育的第二个儿子的来信，催促她回去照顾。母亲当时没有放在心上。过不了几天，又来了一封信，说如果母亲不尽快回去，他就上广州接人。母亲仍当做是孩子的戏言。再过几天，加急来了一封信，信中写着如此怵目惊心的字句：母亲不回来，他就自杀。

母亲慌神了，整天絮絮叨叨：这是前世造的孽，欠的债啊。母亲自此晚上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有时还发出恐怖的叫喊声。一个家的宁静祥和被扰乱了。

我了解母亲此刻内心的痛苦：她想将孙女带到满周岁才走，否则，又可能功不成过更大；但又牵肠挂肚她那第三个家，未长大成人的儿子，无力支撑自己。我终至自行决定，拍回一封加急电报：母亲即日返回，请候。

火车站告别时，母亲显出十分悲怆的样子。她不看我，像是自言自语：我现在所做的，都是在赎罪啊。包括你我母子重新相认，包括创造机会短暂共同生活，包括这次来照顾你的家和孩子，还有不敢贸然提出的，她的所有三个家庭孩子的团聚……

我对母亲说：不要说什么罪过，也不要说什么赎罪，过去的都过去了，珍惜的是现在。只要真心付出，就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良知。人生完美与和谐最好，有欠缺有缺陷甚至有悲剧，那也是上天的旨意和安排。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可以逃脱可以回避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世事难测，人生难料，你能预见一切，防范一切，主宰一切吗？不是有一句古语：人算不如天算吗？

列车行将启动，母亲紧紧抓住我的双手，突然说：在母亲的心中，所有的儿女，都是她心头上的一块肉，会牵挂一生一世。

仅几日时间，母亲衰老了许多。我在心中郑重许诺：你是我永远的母亲，今生今世不变。

母亲，我求你啦，儿子不允许你以后再说不是一个好母亲，你一定要答应我。你遗弃过自己的儿女，你的母亲，我的过继祖母，对你不也是一个遗弃吗？

母亲生下第七日，外祖母即将她送给城郊一户人家，长到七八岁，开始学织袜子。母亲是那种挺有悟性的女人，很快就上了手，经济上能给家里帮补。

母亲印象中，养母和善，虽不像对亲生闺女那般疼爱，却也嘘寒问暖，更不会打骂。养母两个儿子中，小儿子只大母亲三几岁，相互之间融洽，像兄妹俩。倒是后来成了她丈夫的那个大儿子，长母亲好多岁，脾性极其暴戾，动不动喊打喊杀。母亲自幼性情温和，只会忍耐。

后来母亲多次说过，女孩嫁人，第一个条件是男孩性格要好，知书达理谦让妻子，疼爱妻子；天天处在战争状态，金戈铁马，不得安宁，哪有幸福可言？

我问母亲，第一个丈夫失踪后，有想过他吗？母亲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说不上特别恨他，但他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男人。毕竟一块生活过，他也有对自己好的时候，人心是肉长的，不是石头，偶尔，也会想起这个该死的男人。母亲说这个男人“该死”时，语气里还是有一丝温存，不像农民斗地主那样苦大仇深，刻骨仇恨。

据说，是春天的故事中的一天，在姐出生的那个省会城市东郊，来了一位台湾同胞，寻找姐和她的母亲。

剩下的几个关系较疏的亲戚告诉他，你“失踪”不久，你女儿你妻子也很快离开。“同胞”没有说明“失踪”情况，只是不信。亲戚说，你不也是一走几十年，杳无音信吗？“同胞”无言以对。

临走前，“同胞”站在村头惟一一棵高高的梧桐树下，出神地望着蓝天深处，从此再也没有归来。

许多年后，姐和母亲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传说，谁也不想去考证。特别是姐，长在父亲身边六岁，但岁月无情，连幼年时的一点童真、趣事也模糊了，依稀甚至想留恋留住的一些美好，也不复存在。

该结束的，自有结束的理由；不该不会结束的，拆不开，剪不断。这就是人生。

这是走进新时代的一个故事。母亲陪同身患白血病亟待确诊的婶母来广州。婶母也就是我过继前的小舅母，我是这个家庭养育大的，有大恩于我。

婶母开朗、乐观，不在乎什么病啊痛啊。每天晚上，惟一的快活，是在高层阳台观看车流车灯，还孩子似的评论：地上的星星比天上还多，还要亮晶晶。

母亲知道我婶母病情的严重性，只是悉心照料，这也是她们一生中最后共同度过的一段时光，有欢乐，有伤痛。

经权威医院鉴定：婶母是晚期血癌，生命最长维持一个月。我们不能对老人明说，老人又肯定不愿意终老他乡。我只好匆匆备齐各种可能延长生命、减缓痛苦的药，请求婶母遵医嘱回故乡养息。

其间，姑母（我过继前的姨母）也来照料过一段时间。不堪回首的是，她与我母亲之间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冲突。

有一次，说起我的身世与经历，姑母指责母亲没有资格认我这个儿子。当时母亲并未绝地反击，但肯定觉得蒙受不公，抽抽噎噎哭了一整晚。婶母劝她，反而哭得更伤心。我很生气，又不想对姑母把话说得太重，只说：姑母文化比我母亲高，地位比我母亲高，更不该这样恶言相向。相认不相认，这个发言权在我。

姑母是个有相当长党龄的老共产党员，阶级意识一直特别高，以往每次给我写信，首先就引用“最高指示”。但她对我有恩。小学时代好几年，因我的叔父工作经常变更城市，为了不耽误我念书，就寄居姑母家，她和姑父给了少年时代的我许多关爱。这是我不能忘却的。

人生难得相逢，何况亲人之间，我只希望三位老人珍惜上天的这个安排，融洽愉快。

三位老人先后仅离开一个多月，我的人生发生了重大变故。

母亲得晓传闻，连夜颤巍巍赶到婶母居住的乡下。母亲略晓天下事；婶母文化更低些，不太清楚窗外事。母亲忧心如焚，重病中的婶母也是牵挂。母亲领着婶母，每日早午晚三次，面朝南方祈祷，额头碰磕大地，磨出一道道血痕。

母亲和婶母也有一生中的一次约定：婶母于1999年4月5日清明节当晚去世（人们后来说，我婶母死得其时，这天，是全中国人庄重悼念自己逝世的亲人、朋友和献身国家的人的一天）；母亲从不抽烟，也无不良嗜好，此时却突然病倒，并迅速确诊为肺癌，也是晚三十二天之后，跟着婶母，于1999年5月7日走了。母亲去世前，并不知道我婶母先走。家人怕她过分伤心，便对她封锁了这个提前到来的不幸消息。

一生中我有一个做人守则，当自己遇到曲折，绝不连累无辜亲人、朋友和任何其他无辜的人。我自己极理智又极残忍地剥夺了自己与母亲与婶母生离死别的告别。

我认定，亲人之间，特别是至亲之间，一定有灵魂的感应。母亲临去世之前头一个晚上九时十几分左右，我给母亲电话，母亲的声音已十分微弱，但交代后事却咬文嚼字，十分清晰，这也是她的“临终嘱咐”：

我死后，千万不要把我和我生活过的三个男人中的任何一个安葬在一起。第二、第三个男人都还有妻子，第一个男人也肯定有后续，生前不得安宁，死后不要再打扰，让我一个人独葬，侍候上帝。

母亲无奈地走了。无论哪一年，只要可能，我都会跋涉长途，亲自拜祭，或者在心中遥拜。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

二○○四年十月十一日16时46分急就于

母亲别离广州六周年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