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如常，我享受着年轻女教导主任给予我的关爱。也可能包括同情，但一定会是对这个男孩的一种接受和认同，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血缘和亲情。是一个盛夏炎热的夜晚，我如常来到老师的宿舍。和往常不同的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已经半倚半靠在床上，并示意我也是第一次招呼我坐在她的床沿边，这也是我第一次以这种方式这么零距离地看着我的老师。在我眼中，此刻老师比任何时候都要圣洁、美丽、光彩。久久地坐着，久久地相对，突然，老师坐了起来，在身后吻着我的头发。也突然，我下意识地挣脱开。再瞬间，老师走下床，迅速回到她的办公凳上，面色紧迫严肃，依然没有说一句话。我有些慌张，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怎样走出了老师的房间，是否有告别与送别，或者提示过什么。信步走到校园广场，抬头望天，天上的星星还是那样亮晶晶。但在我步出校门的一刹那，我发现竟如此离不开老师的那间小木屋。从此，我再也没能走进老师的小木屋，老师再也没有约会我。她曾离得这么近，现在却分得这么远，咫尺天涯！
我一直将老师当成大姐姐，虽然我从未当面呼唤过一声“大姐姐”，但她真真实实是我年少生命中的一位“大姐姐”。尤其祖母不在身边的这段日子，她成了我的惟一，惟一的依恋、依靠、依傍、依赖和依存。而今，我幼小的曾得到结结实实呵护善待的一颗心，伤痛着，但我不懂为什么。往后的日子，我会不禁然地立在课室外的走廊上，久久凝视那间我曾十分熟悉的小木屋。走了，真的走了，这一走，就不再来；离开了，真的离开了，这一离开就不再重聚。我的心不能不哭泣，为温馨的过去，为暖融的往昔。大姐姐对小弟的抚爱，因了我“女孩子”似的羞涩腼腆而葬送。有几次，我独自徒步一个多小时，前往老师母亲的乡间。我离得远远的，又多么希望老师和老师母亲的身影出现，带我重返翠竹间，与水相依，与鸟（ 我生肖属鸡，为避讳，小时候我把鸡说成鸟 ）做伴。
“文革”初期，我曾专门回过一次我读小学的那座城市。同学们告诉我：老师正在被“隔离”。我问为何？“修正主义黑苗子”，这是戴在老师头上的一顶黑帽子。老师关在市教育局的一间房子里，我对看守的红卫兵说，我是从广州来的红卫兵，来看自己的老师。这里的红卫兵犹豫了一下，还是客气地让了道。一推门，偌大的一间房子，空落落的，我一眼就看见老师坐在墙角的一张床沿边，待我走近一看，老师怀里还抱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幼婴女孩，圆乎乎，眼睛黑晶黑晶，像妈妈。我对老师说，我来看你，啊，还有你的孩子。老师直视我：“你来干什么？”随即一声，“你马上离开。”老师的话音不重，但挺威严，不容商量。我说：老师千万千万保重，孩子千万千万保重。之后老师只说了一句话：我知道你上了大学，还是名牌大学。老师当时表现得如此拒绝，我想，老师是一定担心牵连我，包括所有不应被牵连的人，或许，她讨厌红卫兵，也讨厌我这个时候来一定是个红卫兵？我惟有告别，老师可是对我有千情万恩。其时，我脑子里只有大牢中江姐与老师、小萝卜头与老师的黑晶黑晶眼睛的影像重叠。旋即，我重返上学的那座小学，变了，老师居住的那间小木屋不见了。第二天，我决定立即离开这座城市。我来到隔壁老师的那间空房前，劝动了依然是昨天那位监管的红卫兵，请他一定代为转送一张纸条和一颗红五角星。纸条上写着：送上我长征串联时戴过的一颗红五角星，等你女儿长大了，我一定亲自补缀在她的帽檐上。
无论过了多少年，女教导主任都清晰地留在我的生命里。在我参加工作后，又到老师移居的另一座城市，去寻访她。人世间真有那么无巧不成书的事，我走在老师家的小街上，竟与老师迎面而遇，老师一眼就看出了我。老师的名字中有一个“艾”字，这回，我破例叫了一声“艾老师”，并不见老师有陌生感。她随后对身边的女孩说：叫叔叔，叔叔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我转而注视女孩，也就八九岁的年纪，那双黑晶黑晶的眼睛更加光芒，只是脸上多了一层红晕。“我看过你写的文章，还那样情性。”我原想提出登门拜访或请吃饭，老师无留步之意，说一声“珍重”，牵着女儿的手走了。我尚未反应过来，木然伫立。再转首回望老师和她女儿离去的背影，有一种无法言表的滋味。“再见了”其实是“不再见了”，这句我最为担心害怕痛苦残酷的话，终于要在心中说出。祝福老师，祝福老师的女儿。啊，忘了问老师女儿的名字，里面也有蕴含“艾”这样吉祥美好的字眼吗？
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不幸的人们刚从大饥荒的死亡线上挣扎回来，带着一身的创伤，甚至带着劫后余生的恐惧，也带着一线生机。一出话剧《 年轻的一代 》的诞生，在青年学生、在青年知识分子、在全中国青年心中燃烧了一团火，这是信念之火。我所在的高中学校也着了迷，处于激情的动荡之中。我们学校有诗歌朗诵比赛的传统，我常常是这个舞台的重要角色之一。那时，我最为欣赏的诗人是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延安、青纱帐、石油城是我心中的圣地。拜伦、雪莱、海涅、莱蒙托夫、泰戈尔、聂鲁达那些明媚优雅的诗，也是尤为喜爱的篇章。至今，我还能背诵他们名篇中的一些名句。在那个时代，被戴上“颓废”诗人帽子的两位二三十年代的诗人徐志摩、戴望舒，也有我偏爱写得特别精致的诗作。
有一日，我的同学、友人，也即是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导师，神情振奋地对我说：“学校决定排演大型话剧《 年轻的一代 》，你内定出演林育生角色。”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排演过话剧，还让我出演第三主角，我吃惊不小。我的直觉反应是：可能是有点朗诵功底，容易说好台词吧，再不就因为我的身形长相文气气、嫩弱弱的，接近林育生的角色？我直率告诉我的同学友人，我不喜欢“林育生”，他是一个动摇的小知识分子，我更讨厌《 青春之歌 》中余永泽这个人物。知识分子不能都是文绉绉的、弱不禁风的，甚而酸腐气味重得你无法忍受，知识分子的神经应该比一般人更健全，内心世界更坚强。还要有自己独立的信念和对世界对人生持独立的见解。
又有一日，在学校饭堂洗涮碗筷的水池边，这位同学朋友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谁出演《 年轻的一代 》第二主角林岚吗？我一脸茫然。同学自己作答：比我们低一年级的×××女同学。我对这位女同学的名字完全陌生，也从未注意到她。此时，同学友人狡黠一笑，又加重了一句话：你应该去追她，她真的很漂亮。我听后，没有任何心的悸动。
我的同学友人，小时从农村寄养在城里的伯父家。他的伯父有深厚的家学，储存了不少古书，同学友人在这种家教氛围中，比一般同学早熟，何况他还长我们三几岁。而我从小心气高，总觉得这个中等城市最终容纳不下自己，我是属于高山，属于大海，属于远方。所以，我在求学期间，心有一个定律：不在同学中谈恋爱。故对同学的提议，只当是一句笑话。
往后，因了经费的原因，《 年轻的一代 》终未排演成。我毫无失落感，因为我只是出演林育生这个我并不钟情的角色，但也有一种遗憾，没能圆一回小学时代老师提出做演员的梦。
大多晚自习前，我常常会与那位同学友人走出校门探讨文学话题。有一次，我们正逐级而下，同学忽然呀一声：“林岚”走过来了。“就是准备演《 年轻的一代 》女主角林岚的女同学。”同学又紧急补充了一句。随着同学有点气喘的声音举目望去，我也忽然怔住了：高挑——挺贴身的蓝色连衣裙更衬出她的高挑，丰韵——比同龄女同学明显亭亭玉立。待走近，那弯月形的脸部更强烈，鼻梁挺拔，嘴唇宽厚，眼睛杏圆，直视着，毫不躲藏，眉毛比一般少女要黑，似乎整个轮廓有点异族血统。我对同学友人说：我们校园会有这样漂亮的公主？同学嘲弄道：你是惟有读圣贤书，眼界高，哪知远在天边，近在身边有下凡仙女。
此后，也不知为何，有时我会回避同学友人，独自步出校门，站在麻石台阶上。我知道，我是在等候一弯彩虹，在守望一朵红云。但，她没有出现。
恰同学少年的我，阅读过不少外国文学名著，培育了鹰击长空的凌云壮志（ 几个同学挚友高中毕业离校前的合影，上面不是题有“大鹏展翅恨天低”如此狂放的豪言壮语吗 ），也会在精神意念上雕塑异性美的规范、条式，并进行想象加工。童年，生活在童话时代；少年，生活在梦幻之中。每天一个梦。每天拥有一个梦。异性的美，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一见钟情，陈年醇酒，流云，归雁，谁更美？自从见过“林岚”，我浮想联翩：在我们年轻的校园，也有安娜·卡列尼娜，有玛丝洛娃，有苔丝，有海伦，有芳汀，有贝亚德，有海丝特·白兰，如此绝色凄美的女子吗？
周六下午，我们学校有个传统，由班长主持班务会，对学习、生活、纪律进行点评和总结。之后，绝大多数学生返城回家。有一次，我正在学校附近的公路上等候公共汽车，“林岚”悠然走来，我还没来得及认真看她一眼，公共汽车戛然而止，只见她轻盈一跳，跨进了车前门，而我则习惯从后门进入。“林岚”早已抓住驾驶室后面的一条横扶杆，身子挺直站在那里，头扬起。因了她比一般同学要高出，更显得突兀。我特别注意到，她梳一条单发辫，长长的，直垂到腰际。在那个年代，一般女生不是剪短发，就是双尾辫。所以，“林岚”长长的独发辫，而且黑油油的，更为抢眼。车一启动，长而黑油的独发辫晃来晃去，晃得你的眼睛晕晕乎乎的。后来，还有多次，我在公交车上见到的，仍是她的一个绰约的背影，一条黑油油的长辫子。
看日出日落的少女
从学校往前走几里地，有一座山岭，对外称生产耐火材料的一间工厂，内部其实是省第四监狱。这里，实施严格的阶级等级。岭坡上端住着管教人员；岭坡腰部，住着刑满或劳教释放的就业人员；岭坡底端，是监狱，也是工厂，是农田。我叔父家人口多，破例给在岭坡之尖盖了一间茅草黄泥屋，这是我和祖母住的地方。站在屋门外，可以俯览周围的一切，包括犯人在田间的劳作。监狱四周，围着铁丝网，还有岗亭警戒，管教与就业人员的居所，也有简易的墙带隔着。
在这个空间，我年少的心灵，亲历过阶级与专政的森严。酷暑的晚上，可能是一个犯事的劳教人员，被带到管教人员居住房子前的空地。只听一声吆喝，犯人立即被剥去上衣，紧接着，是宽皮带的抽打声。犯人在地上翻滚着，发出宰猪般尖利刺耳的吼叫，上身被地下的沙子蹭出一道道血痕。当分不清是皮带还是皮鞭再次落在血肉之躯时，我掉头跑进自己茅草黄泥屋。许久才懂得，专政和监狱都不可能不带上血腥味。
我还想起第一次见到驳壳手枪的情景。五十年代中后期，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见到叔父床上放着一支驳壳手枪，旁边还有几粒没上膛的子弹。我那时还小，不会有多少忌讳和恐惧，顺手提起手枪，发现还这么沉重，枪管黑洞洞，子弹呈紫铜色，特别亮堂，再看，变成了金黄色。当时我很奇怪，眼中的子弹会是金黄金黄的，色泽那么好看。幸好我生性规矩，并不敢扳动枪栓。后来长大了，知道枪是用来出击，也可以自卫的。难怪要那样沉，那般黑，那样金黄金黄，还要那样那般喷吐出仇恨的火焰。
在这座山岭，我整整生活了一年时间。不过，因了我住校，其实也只有周六晚和周日留下，周日傍晚还要返回学校。可能是先天基因和嗜书的缘故，从小就养成了晚起晚睡习惯的我，早上总是赖床。特别是周末，我时常不知道也见不着太阳在什么时候升起。有一夜，我又若隐若现听到杀猪般嚎叫撕裂的声音，我知道这可能是幻觉，但今夜无眠。天一亮，我就径自走到屋外。忽然间，霞光中，惟见岭坡腰际站立一位少女，短发，学生蓝装，纹丝不动，抬头仰望太阳的冉冉升起……我十分惊讶、惊奇。在这块黑森林的土地上，霞光磅礴，浸染着我，浸染着她，岭坡红彤一片。
整个白天，我始终处在躁动之中，不时进进出出，真的是奇异。傍晚，当我再次出现在山岭之巅，循着岭坡腰际望去，又见亭亭玉立的一个她，正在看缓缓西下的夕阳，一动不动。
当晚回校，满脑子只有日出日落、少女、短发、学生蓝装……一个心跳男孩，眼巴巴等着下一个周日。
第二个周日，我与晨曦预约，也与晚霞相约：岭坡腰际少女站立着，早迎朝日，晚看夕阳……
第三个周日，晨与晚，少女在霞光与夕阳中定格……
忽然，少女转脸岭坡顶端，看到站立着的我和视线朝向她的我，快步走回了屋子间。
我猜想，她一定害羞，陌生的少男，怎么同时出现在夕阳之下？
第四个周日，我如期而来，但没有见到少女。是有什么事无法离开，或是身体不适？
第五个周日，望眼欲穿，少女还是没有出现。
第六个周日，我更早一点起床，坚定地站在山岭之巅，想象着少女在祥云与红霞中走来。她，终于又没有来。
一个周日又一个周日，太阳，照着我孤独的身影。我轻云一样来，正如她轻云一般走。我连少女的面容都没有清晰看到，只留下一个轮廓的剪影，就谜一样的消失了。我牵挂一份伤心一份伤感一份伤情，好一阵好一阵子。
周末，我睡得越来越晚，整夜整夜看书。不再迎候日出，也不与落日说声告别。
我设想过，如果有一天，相遇看日落日出的少女，我只想问一声：岭坡之上与岭坡之下，间隔的墙带真的关山重重吗？你期冀期望期待甚而期许太阳神、太阳公公、太阳哥哥，为你亲人、也为你自己做心中的祈祷，我的贸然出现，是对你平静的一份纷扰？
我还设想过，如果永无相见之日，我会送上永久的祝福：看日出，你要更加喜气洋洋，开开心心；看日落，可别伤悲可别掉泪可别哭鼻子。
若干年后，我最后一次登上那座山岭，茅草黄泥屋不见了，岭坡腰间的屋子也荡然无存。山岭之巅，我想再一次体验当年相遇看日落日出少女的感觉，竟是一片空白。此后人生行途中，我除了“文革”中在峨眉山金顶守望过一次日出（ 那竟是一种凄清的冷 ），在大连金县海湾观赏过一次落日，从此我总是逃离日出也逃离日落。
对角线上的那个她
在学校诗歌朗诵会上，代表我们班级出节目的，总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她的名字中有一个“梅”字，我就叫她“梅子”。可能是因为文学的熏陶，我对文学作品中有“梅”字之称的女主人公或女性人物，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 家 》中的“梅”（ 后来电影中的“梅表姐” ），是“一个脆弱的可爱的年轻生命的灭亡”，曾让许多特别是女性读者、观众流泪。连法国译名梅里美的作品，我也特别偏爱。梅子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女生，甚至在我看来，有点“逆来顺受”。由于她不太会读书，更是沉默。在我的男生朋友中，有读书出奇好的，也有极笨拙的，但人极好，所以会是朋友。我对不会读书的女生，似乎有一种天然的距离。我和梅子是个例外，相处还好，但不可能密切。朗诵诗歌，只是我们之间必须友好合作的一个任务，与纯粹个人之间的感觉无关。梅子面对自己的老师和同学站在舞台中央表演节目时，却特别从容，甚至挥扬起那个年龄少女的青春气息。当时，学生中传闻一两位年轻教师在暗恋在追求梅子，我想，这可能与梅子的舞台形象一定有很大关系。我奇怪，梅子读书何至这样木讷？
直到一个极偶然的因素，我才注意起梅子来。
我们课室学生座位，竖排三个长条共六排，我坐右侧第一排最末一个位置，梅子坐左侧靠窗第六排最前一个位置。梅子是学校朗诵有名气的人物，一些青年教师上课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她。只见梅子有时低羞着头，有时侧头望着窗外，有时则直视黑板……有一次，她突然侧脸稍稍向后看，与我左侧向窗前看过去的目光，刚好对在了一起。我突然有一种碰撞，我发现在这个共同的空间，梅子与我刚好分别处在对角线的两个端点上。自从有了这个发现，两个人的眼光不时会在对角线连接。有好几回，我极力想回避，反而更不期然地转向对角线上顶端梅子的位置。这时候起，我才开始注意起梅子来。梅子算不上特别漂亮，但五官身形肢体配搭匀称。眼睛不属于那种勾魂摄魄的一类，但她看熟悉的人时，会有一种既定的情绪，执著而不含糊。尤其是立在舞台上，梅子的气质、品位、风情会焕然一新，好像天生一块演员的料子，骨子里透出明星味，抓人，颐养眼目。我的意识是矛盾的：漂亮的女生女孩，不会读书也是一个定律吗？但我对梅子越来越有好感。
临离校合影毕业留念照，我见到梅子，对她说：称你是对角线上的那个“她”，可以吗？梅子少有地幽默了一回，反应极敏捷：这条对角线，是虚拟的。我愕然：就因为他们在各自两个极端的顶点位置上吗？梅子像是回答，又像自言自语：对角线将长不可及。我听明白了：因为我们将离得很远很远。
好多好多年后，我在电视演播厅内观看综艺晚会直播，发现领舞的那个女孩，面部轮廓好熟好熟。终于记忆起来了：怎么活脱脱一个学生时代的梅子呢？演出结束后，我本想到后台直接询问，但终嫌过于冒昧，将悬念留放下来。第二天，我通过电话询问，终于知道这个领舞的姑娘，来自我年少时代生活过的同一座城市。直觉与经验告诉我：这绝非巧合，我想象着下一个晚会的合作。
新一台晚会上，她依然是领舞，不过更为飘逸洋气，我坚信这个“她”一定与梅子有关系。因为这不是一台官方晚会，晚会结束时，一般有关人士不用上台“握见”演员。但我破例引领有关人士上台，等我与领舞的姑娘面对面时，轻声问了一句：你是梅子的女儿吗？姑娘睁大了眼睛。
我约见梅子的女儿。她告诉我：听妈妈说过，知道我在这家传媒工作，但从未见过。我问：“你母亲不会叫你来找？”“母亲说不好打扰。”姑娘回答，这显然又是一种距离，面前的她，真是学生时代梅子的一个翻版，只不过比梅子更高挑，也更时尚，是一种素朴中的时尚。那眼神，也是直直的，只不过比梅子更多了一些情绪的成分，也更多一些微笑，说话反倒怯生生的。也许因了第一次与如此特别身份的母亲同学直面，有点拘谨，没有舞台上的那份粲然与耀眼。这一点，也像生活中的梅子。我想：姑娘一定很乖。临别，我许诺，以后，有难处，可以来找。我知道，这么年轻一个姑娘，能进歌舞团，一定是凭实力。但最终要完全被这个大都市接纳，会不容易。看见她走出我办公室门口的瞬间，我忽然想到：如果梅子母女俩同时出现，会怎样呢？我心中不禁升起一丝莫名的惆怅。领舞女孩都像自己女儿这个年纪了，我是否应该给予更多一点父辈的关爱？
梅子的女儿后来只来过一个电话：跳了十几年舞，希望能到一间舞蹈学校读书，有些程序希望我帮助。她不是完全求助的口吻，而是商量。而今，梅子的女儿已经从舞蹈学校毕业。她又来了一个电话：想出国读书继续深造。电话结束时说：母亲告诉过她，这位同学叔叔学生时代就是一个要走很远很远的人。姑娘问：她也会走得很远很远吗？姑娘，我以生命的诚意，祝愿你像一只天鹅，高高地飞翔，引航蓝天吧。
现今，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如果遇上国际优秀杰出的舞蹈团，尤其是芭蕾舞的演出，一定“盛装”前往观赏。
“咯咯咯”笑的女大学生
直至参加社会工作出任一家电视传媒“主脑”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普通话并不标准。想起当年在一间名牌大学就读时，居然站在大小礼堂舞台中心理直气壮地朗读诗歌，演出话剧，甚至出任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就不禁脸红脸白。但，这无疑又是在校期间的一段幸福时光。大学二年级上学期，学校广播站通知我前往报到。当时我的反应并不感到惊讶，以为自己的普通话说得不错，否则，过万大学生怎会选中自己？站长是一位高年级的女生，个子高出我一整头，她和另一位男生配搭主持播出，我则和另一位同年级但不同届别的外语系女生合作。当站长把我介绍给她，又把她介绍给我时，她都一直笑着。可当宣布由她和我作为另一对主持合作播音时，她竟旁若无人地“咯咯咯”笑了起来。没有一点陌生，也无刻意的装饰，一个很明朗、很大方、很直接的女生。一直有些拘谨的我，此时也被她的笑声融化了、感染了。竟会走前一步，伸过手去，说一声“你好”，她回应的是一阵更为明亮的“咯咯咯”笑声，连周边的空气也荡漾起来。下面才是她连声的“你好、你好”，但就是不握我的手。我想，她是不是以为我过于迂腐，过于规范了。她说话的声音，哑哑的，更衬出笑声的磁性。
我们播音一般是在上午课后午餐这段时间进行。因为是第一次播音，一下课我便匆匆赶到广播室，之后，她也紧跟着来了，步履急促。见到我，先是一阵“咯咯咯”的笑声。这次反倒是她先伸出手来，“你好你好”地说着，笑声不断。我的脸红了起来。“喂”，她不直接呼我的名字，说：“怎么像个女孩子似的？”已经久违的“女孩子”称呼，我更不知所措。这也是我自童年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女性在一个更加狭小的空间，肩靠肩，并排坐在一起。我们各自简单准备了一下稿件，有几处内容又互相核对了一下。正式播音即将开始，她坐得端端正正，我也平静下来。十五分钟的播音很快结束，头一回，顺顺利利。我不知道要不要互相说声祝贺，或别的什么表示高兴的话语，只听她又是“咯咯咯”的笑声，对着我说了一句“明天见”，一哧溜下了楼梯，留下一阵风。
一天又一天，她带着笑声来，很快又带着笑声走。播音结束后，她从不留下来。只有一次，她停下告诉我：他们外语系有人猜测，你是官家子弟或是书香之家出身。那皮肤的白皙，衣着的整洁，举止的斯文，站在舞台上则神清气扬。我听后大为吃惊：抚养我长大的叔父也只是个一般干部，我的直系亲属中，官阶最高为正科级。我之前，也不见有出一个大学生。她自问，又像问我：“是吗？”“咯咯咯”的笑声丢在身后。还有一次，她突然对我发话：你太文气，听不懂。接着，她像是进一步阐明又像是定夺：是太温顺。“咯咯咯”的笑声过后，她停在了楼梯中间，抛来一句话：温室里的花朵，经不得风吹雨打。之后，是一阵更加高亢更具煽动性的“咯咯咯”的笑声。慢慢地，也不知从何时起，我对广播站坐落的这座小礼堂，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却并非因为它的悠久历史和著名故事。晚上，图书馆自习结束，我就举步走到正面相对的小礼堂，凝视二楼广播站的那扇窗口，好像总有“咯咯咯”的笑声飞出来。慢慢地，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会有莫名其妙的担心，担心这笑声会遗失。
终于有一天，“文革”爆发，我们这些广播站的“老人”被“遣送”回各自系里。在最后交出钥匙的那天，中午，我独自走进广播室，等待着，翘望着，等待翘望“咯咯咯”笑声的她。但笑声终未降临，我无奈拉开抽屉，突然，发现里面已经放着一把钥匙，擦拭得干干净净，闪着亮光，她的，真的是她的，因为，惟有她的这把钥匙，是用一根细细的紫色头绳拴着的。我曾对她说，这是你的细腻。我抚摸钥匙，慢慢将紫色头绳解开，连同我的这把钥匙拴在了一起。然后，我再将窗户轻轻推开一角，用她的紫色头绳，把我们的两把钥匙牢牢地绑结在了金属杆上。窗户正对马路和草坪，我想，她会看见的。风吹过来，还会发出丁丁当当的响声。“咯咯咯”笑的女大学生，你看见了窗台上悬挂晃悠的两把钥匙了吗？还有那紫色的头绳。
后来，听说她加入了一个派别组织，我也在一段“逍遥”之后加入了另一个派别组织。不过，面孔始终是温温和和的。再后来，我知道她是在军队里长大的，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大军区服务。她是军队的女儿，她的性格属于军人的天性。
许久后的一次，我在中山图书馆听完一场政治报告离开的路上，与她不期而遇。我明显激动，响亮清晰地叫着她三个字的名字。她开始显得有点突然，片刻之后，相信这是一张熟悉的脸。我说，你记得我的名字吗？她笑了，还是明快的“咯咯咯”的笑声，回答：记不起来。我顿时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沉默了一会儿，我主动通报了自己工作的单位，她也作了同样的介绍。临别，我没想到自己会提高声调对她说：我姓谢，名字叫望新，全名叫谢望新。她对我声调的变化，显出陌生，我看得出来的。在重新登上自行车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只盘旋一个念头：她不记得我的名字，“咯咯咯”笑的她将我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
等长到很大很大的时候，我们竟然会在香港相遇，而且，都从事传媒工作。也许，人到中年，处事有一种泰然，我竟提起了这段往事。而且，极少在异性面前唐突的我，问：这算不算“暗恋”？她依然“咯咯咯”地笑，不过，声线喑哑多了。“是一种好感，至多是朦胧的异性意识。暗恋，单相思，现代版的私奔，很辛苦，会失魂落魄，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说这话时，她很平静，我们好像在讨论别人和别人的故事。
再见，红色公主
一座小县城，却是一座历史名城。今天，这里挤爆了成千上万红卫兵战士。我们是来自名牌大学的长征串联队，被优厚安排在红卫兵接待总部。其实，这只是一座完全中学。在原来用于教研的办公室前，我们的队旗气宇轩昂地飘扬着。其他学校的红卫兵驻足时，眼里分明流露出艳羡。
雨中的一个傍晚，我看见一个小女生的身影，在教研室廊前走动，从脚步声上判断，有点犹疑。我趋前一看，一个有着典型南北结合特征的女孩：处于青春发育期放大了的健康和挺立，神情与气质中有闪耀的秀气和灵动。雨帘下，我们双目碰在了一起，小女生倒不胆怯，但眼神仍逃脱不了一般少女不可避免的矜持。我问：本校的吗？小女生回答：这个学校的初三学生。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令我惊讶。怎么不出发？我再问。此刻，小女生突然显些迟疑：他们不吸收我入队。“他们”，我想一定是同学。而这种时候被拒之门外者，绝大多数因出身或长辈的权位问题。父亲母亲呢？父亲是县委书记，小女生回答的语气中隐约可感某种娇贵。啊，红色公主，红色小公主。可现实中颜色发生了变化，灰色、黑色、灰黑色？我想加入你们长征队。我的思绪未继续下去，没料到她会提出这样一个特别问题。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风中雨中却加重了心里的一份怜惜，我很想满足她的要求，但必须向队长请示汇报。小女生不再出声，脸上没有了晴朗。告别时，我给了她一句祝福的话，有点诗意：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能伴着阳光行，伴着我们走。
晚上，我将小女生的请求报告了队长。队长一笑：你太浪漫了，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小女生，你抬着扛着她走完“二万五千里”？我争辩说：革命战争时期，不是也有红小鬼吗？
第二天，太阳刚刚冒出树梢，我们正准备出发，小女生背着行李包站在了面前。我用眼神表示了欢迎和欣赏，悄悄向队长求情，我们接受现实。队伍默默地开拔，我与小女生紧随其后。
需要帮忙吗？小女生有些兴奋：我行。我们年轻，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不愁吃不愁住，一路语录一路歌。天性活泼、明丽的红色公主很快融入队伍。男生中，我的音乐功底好些，声音听起来舒服点。红色公主歌唱天赋不低，称奇的是，明白、直截的革命歌曲，一经她唱出，总带着少女的清甜甜味。我和她自然成了队伍中的主唱声部。
每天我们都在行走，一般的速度，平均三十至四十公里，状态好的时候，也有超过五十公里的纪录。开始阶段，小女生紧紧跟上队伍的步伐。慢慢地，她的脚步沉重起来。而我对她的惟一援助，就是主动申请当旗手，只有当队旗由自己来举，则可以控制整个队伍的速度和节奏。我天生不是一个当旗手的人，也缺乏足够的气力。为了不让小女生掉出队伍，我违心作出了这个请求。有几次，我干脆就叫小女生站到队伍前头，与我同行，名义是让她领头唱歌，实则更有效地掌控队伍。
在到达目的地后，其他同学都会当着大家的面，慰问几声小女生。我则寻找单独机会，送上自己的问候，语调低低的：脚起泡了吗？脚板打破皮了吗？两条腿疼吗？腰酸吗？这时候，小女生的声音会变得咽咽呜呜：两条腿重，重得抬不起来。能坚持吗？小女生点了点头，算是作答。
晚上，队里有时组织大家分成几组，到附近农村访贫问苦，或组织几个节目进行宣传。我总是申请与小女生同往。也许从小在城里出生，在城里长大，小女生特别害怕黑夜和狗吠。也不知为什么，二十出头的人了，我的胆子怎么也大不起来。大学期间，进行过三个月军营教导队的专门军事训练，逢晚上轮到独自站岗，哪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慌慌的，神经高度紧张，胆子始终练不出来。现在，身边只一个女生，怎么办？我说我们一起大声唱歌吧，歌声可以壮胆。我还告诉她：万一狗吠起来，甚至跟过来，我们不要停步，目不斜视，抬头往前走，狗自然走开的，大人们都是这样说的。小女生还是挡不住害怕，紧紧靠着我，有一种渴望，希望得到不同以往的呵护。我无厘头地忽然叫了一声“小妹”，又加上一句：小妹，有我在，不怕。我想起了我那不幸过早夭折的同胞妹妹，如果她活着，比小妹现在还大些。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用手挽住了小妹的腰身，你还有大学生哥哥呢。
往后，小妹就呼起我“大学生哥”来了。
有时候，我们的驻地会是农村的祠堂，或是生产大队的队部（ 常常兼作仓库 ）。对小妹来说，上厕所是最大的难题。天又黑，一般还都设在偏僻村边，得走上一段路。我想了一个办法，告诉小妹用暗语来解决：如果我问小妹上厕所，会用“好一好”。小妹回答“好”就行了，如果小妹直接对我说：“我要好一好”，我也就明白了。这时候，我总是引领着小妹，她在身后紧紧跟着，并不时会回头提醒她：这里有块小石子，这里有个小坡坡，这里有道小坎坎……但我从不牵她的手。到了厕所前，我告诉她：进去后，用手摸墙行走，找到大概位置，再扶住墙，确定位置。我则在外间站着，守候小妹。她轻松地走出来，我会说上一句：好一好了吗？小妹回答：好一好了。虽然没有月色，没有光亮，我依然感觉到小妹轻微声音中的害羞。
有一次，在回来的路上，她停在了一棵榕树下，忽然发问：大学有多大？我告诉：大学有你们县城十几个公园那么大。她好惊奇：好大好大呀。她再问：大学什么样？我说：大学真的好漂亮。教授住的房子，都在树林子里。她更奇怪，一愣一愣地看着我。我解释：校园像个树林。教授独门独院的小洋房，四周种满花木。小妹很向往：将来，我要读你那所树林大学。我期许：我才大二，三年后，你报考大学，我刚毕业，等你有了准确录取消息再离校。我和小妹相约大学校园一棵榕树下。后来，《 榕树下 》成了我至爱的少数几个卡拉OK经典演唱歌曲作品之一。
“想念父母，”也是我和小妹时常提起的一个话题。“想爸爸妈妈吗？”一问起这句话，小妹就会有一个紧紧咬住嘴唇左角的动作，似乎压住了一团思念的火焰。我对小妹说：我们一天一个地方，父母无法联系，但你十天八天，可以写信报个平安。小妹奇怪：笔呢、纸呢、信封呢，又上哪去邮寄？当我将从商店购买的这些工具递上时，小妹哭了，这是长征路上我第一次看见小妹的眼泪，真的晶莹，少女连眼泪都是明亮的。第二天傍晚，小妹叫住我：“哥”，她开始省去前面“大学生”三个字。“我去邮局发信，陪我。”不容迟疑拒绝。“小妹的爸爸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伴同小妹走去邮局方向的路上，我脑子里，忽然生出这个打着粗重黑色问号的奇怪问题。
不算千辛万苦，不算千难万险，我们终于抵达革命圣地井冈山脚下，短暂休整以便尽快拜谒井冈山中心——茨坪。此时，却传来红卫兵登临井冈山发生重伤事故的不利消息，队里也笼罩起紧张不安的气氛。小妹要不要继续跟随队伍进发，也成了队里的一个新的争议话题。尽管小妹最终没有掉队，我也据理力争，队长最后裁决时还对我开了一句玩笑：你的小资情调，永远改不了。决定本身本来对小妹就够残酷了，队长再把“就此止步”的决定要我代为转告，更残酷了。队长是一个厚道人，挺宽容的，此刻，我感到他每一句话，每一个神情，每一个举止，都有刺眼的锋芒。“谁都知道你呵护她，你扮演这个角色最适合。”又是队长软绵绵的话。当我委婉告诉小妹时，小妹竟然没有哭，也没有大声争闹，而是霜打着脸，一言不发。看着她掉头走的背影，我有一种忧虑：小妹小小年纪，也信命中注定吗？
明天一早，就要和小妹分手了，虽然表面平静，心里真的放心不下。虽然已交待了当地红卫兵接待站，要他们尽量想方设法与小妹的亲人取得联系，由家人护送回家。还为了不使小妹太难过，队里作出了认为十分“人道”的决定：不在这里用餐，赶大早起来，悄悄出发。当晚，怎么劝说，小妹就是不肯吃晚饭，独自将自己关在隔壁的一间小屋子里。小妹越这样，我越放心不下，怕发生什么。于是，我一直守候在小妹的屋门外，寸步不离。我知道，小妹一定会“好一好”之后才上床睡觉。门吱呀一声轻轻开了，小妹果然走了出来，见到我，并不惊讶，也不出声。她笔直向着“好一好”的方向走去。这时候，下起了雨，我立候雨中，等着小妹。也不知什么时候，我身背后站着两位同学，一位撑着伞，一位披雨衣。待小妹“好一好”出来，那位用雨伞遮挡我的同学，迅速将伞递了过来，我又立即将伞撑在小妹的头顶。风雨中，我们四人同行。送小妹到房门时，我提出借她的军用水壶用一下。小妹的军用水壶，据说是她爸爸留给她的，不知有什么历史故事，看得出，小妹挺宝贝的，从不借人。但小妹这回却一声不吭给了我。
第二天，我更早于同学，匆匆赶到红卫兵接待站临时建起的伙房，将已在大锅里煮沸的开水，特地给小妹的军用水壶灌得满满的。我又在附近的小山坡摘了一朵无名小花，小心翼翼地插在了军用水壶的带结上。然后，悄然回到小妹房门口，将插上花的军用水壶挂在了门闩上。一缕霞光照在窗棂，我从糊着纸张穿漏的孔隙中，看见小妹侧身朝着门外方向躺卧，脸上挂着泪水。我没有呼唤她，我知道，小妹没有睡，她的心一定很痛很痛。我和小妹就这样分别了，没有一句告别的话。
当我们辛辛苦苦跋涉进茨坪时，大山里忽然下起了大雪，飘飘洒洒，覆盖青山、田野、屋脊。令人难以想象，竟在大雪中暴发一场疫症，被后来人称为“井冈（ 山 ）脑（ 膜 ）炎”，有好几位大学生魂落井冈。我还清晰记得，其中有暨南大学的侨生。站在高高的山冈上，遥望与小妹告别的方向，我庆幸小妹没有来。
大雪终究阻挡不住我们红卫兵火一样的激情，雪一停，立即登上寻找圣地每一个染着烈士鲜血的地方：黄洋界、朱砂冲、双马石、大井、小井……在双马石幽幽的山涧里，我拾到了一块形似连绵峰峦的黑色石头。也许久藏深山，凉沁沁的。我郑重将它带回广州，放在我专门收藏人物传记一格的书橱中。这里，有无数大人物和世界历代名人悲欢离合的故事。但这块置身其中的峦石，是我专门留给小妹的。这个只属于普通人故事的峦石，有一天，小妹能亲自来取吗？后来，我更有一个奇特发现：无论酷暑炎炎，这块石头永远是凉凉的沁人心扉。
二○○三年八月六日完稿于广州丑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