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省，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本来就为数不多。而能长期坚持在这个领域驰骋和进取的，更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干华的创作，是有着特殊位置的，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干华的短篇小说集《惊蛰雷》，收入作家自六十年代初期至1979年写的二十三个短篇。这是作家的第一本短篇集子。
在《惊蛰雷》之后，1980、1981两年，作家又向我们献出了十一个短篇。这些作品，较之《惊蛰雷》中的作品，有哪些提高，哪些进展？本文试图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论题。
1979年夏，笔者曾撰写了一篇关于杨干华短篇小说的评论文章《篇短意赅》。这篇文章，在充分肯定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其创作特色的同时，也着重谈了其作品“主要还是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感不强”这个不足之处。还强调指出，《惊蛰雷》的发表，标志着作家“在处理和解决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关系问题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创造出了真正称得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作者开始着眼于社会问题，注意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去艺术地概括生活，使作品中透发着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事实证明，作家在此期间发表的一些小说，如《惊蛰雷》、《被蹂躏的灵魂》、《输血》等作品，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1980年9月间，法国《世界报》就曾载文评介陈国凯、杨干华等作家以揭露“四人帮”罪行为题材的一些作品。令人欣慰的是，杨干华近两年的创作，能继续沿着《惊蛰雷》所开辟的创作道路，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力图从环境和人物两个方面，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上，去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提炼主题。
读完这十一个短篇，首先给人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与《惊蛰雷》，尤其是与作家“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写的短篇相比，人物写得更为深刻，思想更耐咀嚼，故事更耐寻味。虽然写的事情还是那么细小，却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涵；人物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还是那么单一，却显出力度、历史感和时代精神；作家几乎没有正面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但是，却令你处处强烈感受到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革，是怎样深刻地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和强烈地引动着农民的情绪！是的，从作品可以透视出：作家在不断地观察，也在不断地回顾，竭尽心力从普通农民平凡的生活中，去感受生活的真谛，寻求创作的契机，概括和提炼艺术形象。如果要用一句简洁的话去概括作家这两年的小说在思想上的成就的话，可否这样说：于细微中见宏旨。
本来，喝酒是人们生活中十分普通的事情。杨干华新写的十一个短篇中，写喝酒的故事就占了三篇。作家能从喝酒的人背后，窥见各色各样的灵魂，听到各种各样的心曲，从中发现生活的底蕴，时代的侧影。见微知著，显现出不寻常的社会意义。
《陈大伯醉酒》，写陈大伯由长期瘾酒，到突然宣布戒酒，这一骤然间所起的变化，不仅记载着极左路线所带给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更重要的，是赞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之后所产生的思想威力。小说中的大队党支书承认1958年将亩产‘大百斤”谎报为“六万斤”的浮夸错误。陈大泊终于等到了这整整“盼”了二十多年的一句真话，顿觉春风重又回到心房。干群之间，尊卑之间，“全没了隔阂”，“竟是这样的坦坦荡荡”，他既为支书讲了真话，也为自己的重新振奋，决定采取戒酒行动。陈大伯说：“说真话的遭灾，说假话的高升，党要坏事的。”这就是全篇的点睛之语。
《酒席纪事》，写乡村普通酒席上的一场争执，及各种人物的谈吐、举止、神情和心绪，泰叔的冥顽不化，后生仔顺应潮流的执着，主人处在矛盾冲突双方之间的窘态，“我”的中庸之道，息事宁人，以及没出场的公社张书记的奋发精神，麦书记所谓“临乱不乱”的逆潮流的行为，真实生动地反映出对待农村现实变革所持的两种对立态度，及其所带来的迥然不同的两种结局：山界公社的经济和生产“做得好红火”；田心寨却“一潭死水”。
《彭有福赴宴》，也只不过是写彭有福这个“太上皇”的显赫地位受到挑战，终至造成他一次不成行的赴宴所引动的心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却更加细腻深刻地反映出三中全会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某种微妙的变化，中央关于“农民享有一定的自主权”的政策，是如何深得民心。
杨干华新写的十一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取材于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生活的。作家突破了过去惯于从一个家庭的范围去把握生活矛盾和结构故事的写法，而是力图从更广阔的生活场景，从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角落，从人们的思想、感情、道德、伦理、爱情、情操、信念等各方面，去再现生活的内涵和本质。除《支部书记的女儿》是写父女间关于让贤找贤的思想斗争之外，其余的，如：《小镇理发师》写抵制和纠正不正之风；《农技师和公社书记》写真才实学者受到尊重；《春溪水涨》写新生活的变化赋予农村姑娘的爱情以新的含义；《阿靓回故乡》写捐弃前嫌，齐心搞四化；《她从香港归来》写申请去了香港的姑娘，重回故乡定亲，等等。可以这样评价：近两年杨干华所写的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三中全会后农村变革生活的灿烂图景。显得充实而又富于生气。
作家近两年的小说，不仅从环境上来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时代，而且从人物的塑造上来加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感。
作家“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有望和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带刺””，“尖锐地批评那些正在衰亡者的事物和势力”，同时，又注意“热情讴歌正在成长着的新人新事”。但在人物的塑造上，一些先进人物停留在好人好事的水平，具体的历史特点和时代感不那么鲜明。这两年，作家不仅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擦干眼泪，以喜悦的心情刻画新人物，反映新生活”，而且，不是去作一般的，浮光掠影的“刻画”和“反映”，更不是去用形象演绎政策，而是着力写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时代特征，让人们从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时代氛围。在这里，较有代表性，又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是《农技师和公社书记》中的赖丰年。
赖丰年．公社农科站的农技师。关于他的评价，农民有一句口头禅：“赖丰年，赖丰年，我们靠他得丰年。”它形象地道出了这位农技师在农民群众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可在一两年前，他却“跟那些行将淘汰的水稻种子一样默默无闻”。历史的机缘是农业体制的改革，农民对科学种田的强烈愿望和积极性。小说在展示赖丰年这种地位的悬殊变化时，只运用了一段简洁的叙述文字（社会所给予他的荣誉）、一两个细节（阿留婶事无巨细对他的绝对信任），就将赖丰年在农民中受到尊敬的形象活脱脱地勾勒了出来。小说的高妙之处还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没有用一个场面、一个情节会正面描写主人公在科学种田上的作为，而是将其置于解决与自己的身份、素养、气质、水平和能力是不相称的一场“人世问的是非纠葛”之中。小说越是铺排和渲染主人公在这方面显得“六神无主”、‘除了茫然，就是惶惑”，尤其是与“文革”中“叱咤风云、一呼百应”的公社莫书记口若悬河的言谈举止的对比，就越显出他的憨厚、质朴，他性格的纯净和心灵的美好。很明显，作家刻意写出赖丰年这样一个农村普通知识分子的社会、历史地位的变化，目的在于展示一个带时代性的人民群众的普遍心理和要求，即对真才实学者的器重，对讲大话、假话、空话的人的厌恶。小说结束，这桩邻里纠葛得以圆满解决，表面看来是赖于莫书记的“英明善断”，实则是出于赖丰年对莫的意见的“肯定”，以及群众对他的尊重。由此，莫书记生发出一段心理活动：“一个陌生的、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莫名其妙地闯到他傲慢的脑海深处。”这一笔，使整个小说的主题变得更加意味隽永了。
作者另几篇写新人形象的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时代特征。《支部书记的女儿》中的陈春兰，始终恪守一个信条：“大队千百来人，真才实学的人不少，我没面去占（招工）位置。”她不仅拒绝了父亲所给予的两次“特殊安排”，而且，当时代的需求、论人断事的标准发生变更时，她又断然拒绝了父亲廉价奉献的“农业技术员”的桂冠。她一方面脚踏实地，不断进取，另方面，又时时惦念着“文革”中被逼走他乡，下落不明的小农业专家黎亚南同学。最后，她出访找到了他。这个人物实事求是的精神，博大的襟怀，闪烁着炫目的时代光彩。《阿靓回故乡》中的杨伟芳大婶，又是另一种胸怀坦荡的人。“文革”中，她受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凌辱和委曲，可是，一旦当社会把她当作真正的人来看待时，她就不再斤斤计较过去，而是不涉前嫌，用自己崇高的精神境界去照亮落后者缺损的心灵。这也是一个有时代光泽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浓重的阴影，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作家通过杨伟芳大婶形象的塑造，赋予这类矛盾以正确解决的途径和方向，这对今天仍不能摆脱个人恩怨的人们，是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社会名流》中的新任生产队长杨大新，既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一上任就以无所畏惧的气魄率先搞包产到劳”，“打田号，划地段，责任到人，搞得热热火火”，又懂得如何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去对抱残守缺者进行合理的斗争，显示出今天农村基层干部经过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锤炼，更趋于成熟。《她从香港归来》，写去了香港的农村姑娘谢银英，力排众议，执意回乡找对象，虽然也颇具新意，但由于小说对这个人物的行动所提供的依据尚不十分充分，因而削弱了她的可信性。
作家在人物塑造上，加深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感，还注意将笔触伸向顽固守旧人物的心灵世界，鞭挞和批判他们的落后意识。作家这样写，是因为深深感到：“农民身上许多落后意识，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的悲剧。”这个认识，是深刻的，有见地的。当然，公允来说，作家新写的十一篇小说，在对落后人物的刻画上，较之先进人物，更能显出自己的功力。继《惊蛰雷》之后，作家又提供了彭有福〖HTK〗（《彭有福赴宴》）、〖HT〗蔡鸣楼〖HTK〗（《社会名流》）〖HT〗这样两个具有概括和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
彭有福与蔡鸣楼这两个人物，有许多共通之处：在外貌上，彭有福：“癞疤头，突门牙，一个尖头撇角的半老头儿”，蔡呜楼：“个头不高，犁弓背，禾镰脚，一字肩”，都是“其貌不扬”。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一个“穷得没法买油刮痧”，一个是“懒鬼、穷货”，“连老婆也被指着他的鼻子，骂骂咧咧，指东派西”，纯属乡间一等的流氓无产者。在发迹史上，都得益于‘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彭有福仗着一封指鹿为马的歪曲真相的“群众来信”，“得到县委书记的垂青”，从此“在田心寨有举足轻重的人望”；蔡呜楼搞封建迷信活动，被“微服侦察”的县革委会郭主任误以为“以毒攻毒”，一夜之间，“成了被人啧啧称奇的新人”。此后，彭有福的“食禄全在于此”：“公社、大队召开的各种会议：党代会、社代会、积代会、双学会、二先会……那个会议设宴都不会缺他”，“加上民间宴请，他一年能省下差不多一半的口粮”；蔡呜楼则是：“屋子里，常常客至如云”，“酒席间，都有他的玉驾芝颜”。在面对农村变革的现实面前，彭有福满怀怨情，破口大骂：“‘四人帮”倒台你就飞得起来了？”蔡鸣楼则恶狠狠地叫嚷什么：“‘社会主义’这面旗，你们是砍不倒的！”“我生是‘社会主义’的人，死是‘社会主义’的鬼！”以至于走路的“步子都很高远，很悲壮。”似乎都竭诚成为旧时代陈规陋习的殉葬品。这两个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彭有福猎取名位，主要是为其不劳而获取得合法性，只求“富”，这是典型的小农经济思想；蔡鸣楼则深谋远虑得多，他不只求“富”，还要“贵”，集“富贵”于一身。他“参预”“队里所有政治、生产、经济等等的活动”，倘无他认可，一切“将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作者就赋予了后者以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内涵和典型意义。
作家塑造这样两个人物，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而且揭示了形成这种性格和心理的历史原因、社会条件，以及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中的表现形态及其变化，从而反映出人生和社会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它告诫人们：如果不对彭有福、蔡鸣楼这类人物进行斗争和改造，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就无法落实，农村的变革也就可能夭折。从艺术上来看，这两个人物有许多地方显得雷同，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缺陷。
此外，还要提及的又一个问题是，人物雷同在作家关于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上，存在类型化。在这十一个短篇中，其中有四篇都写到一个姓莫的领导干部，他的身份虽有不同，但在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上，除《农技师和公社书记》中的莫书记写得较有个性之外，其余各篇，都较为单薄，甚至有点概念，他们之间没有鲜明的个性区别，甚至所作所为及经历、气质、神韵、风度，大致都一样。这是否说明，作家在观察农村生活时，对这一类人物（包括《社会名流》中的县革委会郭主任），尤其是对他们处于历史变革过程中的典型的性格、思想感情和心理，尚未能准确地把握，以致下笔不能像写那些普通农民形象那样得心应手，那样机妙，那样活灵活现。这几篇小说中，农村领导干部的正面形象，似乎除了《支部书记的女儿》中的大队党支部陈支书还写了一点个性特质外，其余的，如同是这篇小说中的公社书记、《小镇理发师》中的公社罗书记等，都显得笔力不足。杨干华小说的风格，基本上是属于以写农民的“铁笔”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作家在刚开始创作时，“亦曾如醉如痴地爱着赵老大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品”。但从熟悉和描写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县、社两级的领导干部来看，杨干华与“山药蛋派”的其他典型作家，如马烽、孙谦等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在作家这两年来的新作中，还未能看到一个富有个性，真切感人的农村领导干部形象。
作家在人物的塑造上，还写了一些在时代潮流冲击下，处于改造和转变中的人物。在新旧交替和变革的转折时期，生活中既有绚丽的光亮面，亦有旧时代的阴影，而更多的往往是新旧交替和变革的一种复杂的折射。作家触及这类人物，对于加深作品的深度和厚度，无疑是有益的。《阿靓回故乡》中的陈咏梅，由原来的“三懒”（懒洗澡、懒梳头、懒干活）变成所谓“三美”（人样美、思想美、灵魂美）人物，新思想的洗涤和新生活的呼唤，终于使她对过去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好象做了一场梦。”《支部书记的女儿》中的陈支书，留恋过去用搞“运动和开会”来指挥工作的老一套，否则，就寸步难行。可他终究在前进着的现实面前，开始反省自己以往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陈大伯醉酒》中的大队党支书，在面对自己一手酿成的历史错误时，虽不免产生某种阵痛，但他还是承认自己“错了”。
在艺术表现上，杨干华近两年的创作，除了继续保持了原来的艺术特点，如篇幅精短；事情小；人物集中（两三个人物）、事件集中（一两件事）、场景集中（两三个场面）；传统的白描勾勒；善于用细节进行“人物安装”；从人物关系求情节，从人物自身的行动及人物性格的对比中来刻画人物；行文运笔简洁、轻快、准确，富于幽默和诙谐感等，近两年又有了新的探索和发展，而这又是与作家力图加强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时代感分不开的。其主要体现在：
于素朴中觅奇崛。虽然着眼点仍然是平凡的事物和普通的人物，但作家在观察生活时，却善于从正面想到反面，从正常看到反常，司空见惯求不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家在艺术概括中，注意寻求个性，抓住个性，表现个性，能从平淡中觅奇崛，并在艺术联想的过程中，使其爆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和性格光彩。一次戒酒〖HTK〗（《陈大伯醉酒》）〖HT〗，一回酒席〖HTK〗（《酒席纪事》）〖HT〗，一趟赴宴〖HTK〗（《彭有福赴宴》）〖HT〗，一条牛的失而复得〖HTK〗（《阿靓回故乡》）〖HT〗，一块猪肝的不翼而飞〖HTK〗（《小镇理发师》），〖HT〗一场邻里纠葛〖HTK〗（《农技师和公社书记》）〖HT〗，一次旅途邂逅〖HTK〗（《春溪水涨》）〖HT〗……作家都能从中找到奇特的艺术表现角度，开拓出不同的生活题旨，展示出两个时代的轨迹和转机。作家在对这些普通的生活现象进行观察和描写时，既重视它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又能从中找到与时代精神、社会内涵的联结点，显出时代的色调和声音。
纵横结合。作家以往的作品，在选材和结构上，一般只是写一个横断面，选取人物整个经历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即最有典型性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加以生发，着意开掘。作家这两年的小说，虽然截取的还是生活的一个横断面，但却能与生活的纵深面结合起来，使之熔注进包含有社会和历史因素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陈大伯醉酒》采用直叙，将主人公“今天”的戒酒行动与“昨天”的瘾酒历史联结起来，并通过两个历史空间近似的生活场景的对比和渲染，写出人物行为的历史环境和现实条件。《支部书记的女儿》采用插叙，通过其他人物和主人公在现实情境下思贤若渴的心绪的交织活动，写出了主人公崇高心灵的历史轨迹。《阿靓回故乡》和《小镇理发师》都采用追叙，将主人公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时代所遭受的两种命运的对比中，去展示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社会名流》则采用历史与现实场景多交叉的写法，将人物之间思想分野的历史渊源揭示出来，增添了现实斗争“剑拔弩张”的气氛。作家在艺术描写上所作的这种改变和追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生活本身使然。今天的人们，无论是先进、后进还是暂时处于中间状态的，他们都经历过那样一个荒诞的岁月，因此，他们的思想感情或是所作所为，往往总是割不断这种历史的联系，点染上这种历史的痕迹，总会发出那个历史时代的回声。当然，这种写法，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给人物创造设置羁绊，还会造成结构和描写上的雷同化、公式化。应该说，杨干华在进行这种以横为轴心，以纵去贯穿交织生活画面的尝试和探索中，叙描的能力确令人叹服。作家始终将这种叙描置于人物自身行动和心率的变化之中，置于矛盾的纠葛和情节的发展之中，显得那样和谐、一致、自然。尤其是，由于作家采用既类似第三人称又像是第一人称的叙描方法，使作家的感情与人物的感情交织在一起，更显其亲切、真挚、动人。
加强对人物心灵世界的雕刻。杨干华以前的小说，一般都是在人物自身行动的展露中映照出心灵之光的。他极少正面描写人物的心理状态，即使偶尔有，也只是在人物处于极度矛盾状态中，作一简洁的勾勒。这两年的小说，作家似乎在不断丰富和开阔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其中加强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就是获得成功的一项。《彭有福赴宴》在展示人物心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上，堪称上乘之作。
这篇小说一开始，就写主人公“正在做美梦”，将其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通过富于色彩的心理描写再现于读者面前。接着，在极简洁地交代了主人公获得这种地位的历史“机缘”之后，将笔锋集中于主人公准备赴宴过程中几个关键时刻所产生的内心活动上，写得维妙维肖，活灵活现。初请——主人公得到了主人的许诺，“以至老镜里那张尖尖的、黄黄的脸皮，洋溢出会心的笑容。他端详自己的鼻子。特别大的鼻于雄踞脸上，巍峨挺拔。据麻衣相法他的食禄全赖于此。”复请——当确证没有他的份儿时，“不禁感到突兀，还有点愤愤然”。他思忖：“忙中有乱，乐中忘记也是有的。然而忘记谁都可以，忘记县委莫书记的朋友，忘记田心寨的知名人士彭有福，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临到末了，他仍不死心，决定“露一露脸”，以此“提醒”主人的记忆。这里，是全篇的情绪发展之极。作家在写到彭有福的眼光与主人的眼光碰撞的一刹那间，更有一段十分精采的心理描写：
〖GK2〗〖HTK〗
啊哟，还有有福未入席哩！立即就会大叫一声，朝彭有福这头跑过来，拖他、拽他、推他赴宴，并不迭的道歉，请他包涵。他呢，应该说自己感冒了，免了免了。或说自己刚才在哪里饮宴回来，芝麻也挤不进肚子了。肯定对方还要来几个人，把他推推搡搡的。他这时才半推半就，无可奈何入屋……
〖HK〗〖HT〗
可惜，这动人的一幕，始终未出现。小说就这样，通过层层推进的心理描写，并着力运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点染，从而将彭有福卑微低下的心灵和盘端了出来，一个“封建食客”的形象透于纸背。
注重艺术构思。作家注意不断砥砺自己的构思心力，避免对别人亦步亦趋。《彭有福赴宴》、《春溪水涨》这两个短篇，构思上较完整、和谐而又出新。尤其是《春溪水涨》，称得上是一篇构思精致巧妙的佳作。写旅途偶遇的作品很多，杨干华这篇，却能平中出奇。一是故事本身所具有的奇特性。钟红梅和陈阿弱这两个姑娘，一个是去表白爱情，一个是去看望未婚夫，而对象竟是同一个人。二是人物性格的反向所造成的情节的委婉曲折。钟红梅粗犷豪爽，陈可弱温文尔雅，这两种性格碰撞在一起，由误解，到心的相通，最后汇融一体；三是叙描上张弛扬抑的写法，使整个作品蒙上了一层云翳缱绻的情绪色彩，带上一抹淡淡的散文韵味。可称道的是，作品不仅写出了这种奇巧，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人物。钟红梅是全篇构思的出发点和中心，是故事的展开和人物相互关系变化的一条枢纽。小说一落笔，就写钟红梅不加掩饰地坦露自己心灵的奥秘和历史造成的无知、粗野，一下子就将她与陈阿弱之间互不熟悉以及误解所筑起的一道墙推倒了。作家在找到了人物这种闪射着心灵美的契机之后，就集中笔力写钟红海如何在心灵深处渐渐蓄起一汪爱情的清泉，自觉医治时代留给她的病症，到这次勇敢上路，去向一个“连一句近似爱情的暗示也没有”的人奉献一朵迟开、却是纯洁的爱情之花，并间或穿插陈阿弱的情绪和周围自然环境交融的描写，力图要读者相信，钟红梅是应该获得这种爱情的。作家娓娓叙来，不露痕迹，接着笔锋一转，回过头来写钟红梅所要表白爱情的人，原来就是陈阿弱的未婚夫，钟红梅面对这样的现实，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种要求和行程，从而形成了人物性格的高潮，让读者能触摸到一颗美好心灵的跳动。
杨干华这两年的创作之所以能有新的提高，新的进展，是与他1980年4月至9月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学习密切相关的。他所写的这些篇什，全都是在讲习所学习期间或学习之后写成的。在这里，他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阅读了古今中外名著，不仅读文学，还读政治、哲学、经济学等，聆听了许多我国当代著名作家的教诲，汲取了同辈作家的长处，并通过自己的思考、比较，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不断加以融化，所以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杨干华在一篇谈及文学讲习所的感受的文章中写道：“不突破就没有生命力。”我们殷切地希望作家在新的一年里，能写出更多像《石头奶奶》、《惊蛰雷》、《彭有福赴宴》、《春溪水涨》这样优秀的佳篇来。
〖HT5”SS〗〖JY，2〗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