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才获悉，我国青年的人数已达二亿，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有过青年问题。今天，在我国，这仍是一个十分敏感和重要的问题。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教育和引导青年，不仅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也是文艺家的崇高职责。
今天的青年，较之过去时代的青年，甚至与五十、六十年代初期的青年相比，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共同点，又有哪些区别？时代赋予了他们一些什么新的特点？他们在想什么？追求什么？他们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青年作者王文锦近两年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笔触转向这个领域，从艺术形象创造的角度来探索这些问题，这是有见地的。但他又不同于那些反映思考、战斗的那部分青年人生活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主要描写对象，是经过十年浩劫和粉碎“四人帮”历史转折时期，尚处于转变甚至落后状态的一部分青年，通过他们的遭际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展露其复杂的心迹，这为我们全面地认识今天的青年一代，无疑是起了个窗口的作用。从这个窗口，我们洞悉和感受到了这部分青年生活的某种节奏、色彩和信息，从而更具体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读王文锦反映青年生活的这组作品。我们认为，它的思想价值主要在这里。
王文锦笔下的青年形象都是一些待业者、求业者、与不正之风作斗争而受打击报复者、想调动工作而委曲求全者，有的甚至是盲目羡慕和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者、失足者，以及狭隘的排外主义者，等等。在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心灵中厂既有“四人帮”那个时代留下的伤痕和锈斑，也有潜在的理智和良知，甚至还有某些闪光之处。作者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表现这些人物时，没有单纯地去暴露和渲染其伤痕和锈斑的一面，而是热情执着地在这些似乎已经变得畸形的人物身上着力开掘他们的青春活力、人性美和他们的向上要求。作者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告诉我们：这些人们人性美的一面，并没有被历史悲剧的一幕全部带走，而是一旦被唤醒，就会变成和自身堕力进行斗争的动力和源泉。应该说，王文锦这类题材的作品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得当的，心中透发出来的思想也是发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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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果我们再深人一步分析，可以从中发现，王文锦的小说在描写这部分青年的遭际和命运时，总是把它和与之相联系的某种社会弊端扭结在一起，以加深人物的深度和作品的思想力量。我们也看到一些文学、戏剧．电影作品，它们为了表示作者自己对当前某个为群众关注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见解，或完全不顾作品中人物和环境所允许的条件，或是通过人物之口，或是作者自己站出来，褒贬抑扬，慷慨陈词，人为地、牵强附会地给作品外加上什么“时代色彩”和“政治光圈”。也许，这可以让读者或观众痛快淋漓于一时，但终究不能产生持久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感到，王文锦的小说在这方面的处理，是较为出色的。他的这些作品，常常升腾起一股灼人的真实的力量。这里成功的“秘诀”在于：能否将这些人物的遭际与命运，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透视，并揭示其中所固有的社会意义。
《金医生告状》写的是金医生告发搞不正之风的庞书记的故事，都触及到了干部终身制的弊病和现行干部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庞书记是一个“劣迹昭著”的基层领导干部，这一次他被告下台了。看来，金医生所在这间医院的生活将出现新的转机，主人公的命运也显出曙色，可是，正在这洋洋喜庆之时，又一个类似庞书记的左院长，竟又上门来敲诈勒索。更令主人公瞠目结舌的是，正是左院长给主人公一家带来了这样一个信息：庞、左二人只不过是互换了工作单位，职务照旧。小说作这样的处理，是发人深思的。如果只是为了写告状而告状，作品带给我们的联想和回味，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绵密，也不可能这样深刻。小说将暂时被告下台的庞书记放在背景中来写，而正面展开仍在台上的左院长的所作所为，这一隐一显，一暗一明的对比描写，就为庞、左两人的这种结局安排设下了一个伏笔。尤其是，它自始至终是在金医生告状由喜到悲至愤的情绪变化转换中自然展开的，就更显得真实、可信。可惜，作品中关于主人公为什么要告状的动机写得还不充分，因而削弱了与庞、左不正之风斗争的思想力量。
《“啊巴拉咕……”》写待业青年阿全的遭遇，却与党风问题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基层领导干部丰书记虽着墨不多，但在一些关键性的情节里，即阿全的命运发生周折的时候，作者的点睛之笔，却使他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精神特质。当阿全和几个老知青组织起加工组，试图自己解决就业问题时，丰书记以组名“自强社”与“台湾蒋帮提出‘庄敬自强’”的口号有联系，就强加扼杀；当阿全因受蒙骗出卖假药被抓时，丰书记则再三要求派出所“严肃地处理”，欲将阿全一下子推到绝境；当阿全与坏人斗争遭到暗算，最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时，丰书记又“由于培养了一个英雄人物得到嘉奖”。小说中关于阿全受伤住院期间和牺牲后，丰书记“抢镜头”，以死者的高贵来换取自己的荣耀等典型场景、细节的描写，真是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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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文锦的小说，能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都是人物写得较为鲜明、复杂的。反之，那些较为平庸的作品，恰恰是没有写好人物。这些作品，只有故事，有些故事还很奇巧，但就是看不见人物；故事情节的展开，又不是人物行动的直接结果，而主要依赖于作者自己的叙述交待，这样，人物难免有苍白之感。
在这组反映青年生活的作品中，《雪白的鸽子》在人物创造上开了个好头，写出了几个各具性格的人物；到《“啊巴拉咕……”》的发表，标志着作者在人物性格的创造上，有了令人注目的新突破。这篇小说，不仅一般地写出了人物性格，而且揭示了这种性格的内在丰富性和复杂性。这一点，对一个青年作者来说，是特别可贵的。可以说，《“啊巴拉咕……”》是王文锦这类题材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它获得了1980年《广州文艺》短篇小说征文一等奖，还获得1980年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雪白的鸽子》描写孙小红在与外国专家接触时，所体现出来的被极左思潮扭曲了的思想性格，写得十分逼真、生动。小说在展示人物的这种思想性格时，并无刻意铺陈和匠心安排，而只是在人物的行动和人物之间关系的自然渐进变化中，运用较多的细节描写，以及人物心理上的折光，一步一步地将人物立起来。孙小红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大队长”，十年动乱的风云在她心头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她对外国人有种特殊的心理条件反射、偏见和无知，构成了她思想性格的核心因素。她一听说来帮助工作的外国专家是美国人，便“不由自主地‘哼’了一下，说：‘纸老虎’”。外国专家为我们生产中的某些浪费现象感到愤激，她竟认为这是向“咱们工人耍威风”；外国专家批评她这个“工农兵”大学生“缺乏常识”，她不以为耻，反说这是“敌视中国的表现”。以至在她看来，连外国专家的“那双蓝眼里全是敌意和傲慢”。孙小红的形象抹上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在那些被极左思潮严重污染了的人们中间，不是处处可以看到她的影子吗？如果小说不是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推到粉碎“四人帮”之前，也许现实感会更强些，给予人们感情上的震动也就会更深沉些。小说中的另两个人物，外国专家汉杰先生的直爽负责任，我国技术人员老区的谦虚、勇于创造的精神品格，都给我们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啊巴拉咕……”》中阿全既不是那种有着远大理想和明确奋斗目标的先进的革命青年，也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那种正面人物形象，而是优点与严重缺陷兼而有之的性格复杂的人物。由于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产生这类人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及其思想性格的基调和焦点，因此，不仅敢于探索其精神世界和性格中的丰富性和两面性，而且有笔力把人物性格中的两个完全相反的侧面和谐地融于一体，从中开掘出平时不易为人们所见的光泽和亮度。甚至由于长期待业，以至百无聊赖。有时，他性格中粗俗、鄙陋之处，会不加任何矫饰地一下子爆裂出来；可一旦遇到伤天害理、毁坏别人幸福的事情时，他心中尚存留的人的同情、理智、良知，又会像火焰一般燃烧起来，并最终击溃和战胜邪恶。小说中关于这方面的描写，有几处颇为动人情怀。他参与摸驼背老人的恶作剧，可被污辱者“狮子”般的愤怒，又吓得他“舌头打结”，最后，“当他发现这个恶作剧背后潜藏着一个卑鄙的阴谋时，就起而卫护受害者，“气势迫人”地要犯罪者停止这种不道义的行为。丰书记把阿全推到绝境的企图生效后，疯狂的报复意识占据了他的心胸，他竟想出毒死丰书记家里小鸡的歪主意。可是，当他看到那些雪白雪白的小生命活跃跳腾时，又“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改变了原来的歪主意；流氓头要他参与一桩以引渡为名骗取钱财的活动，“他的心卜卜地跳，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子”，内心着实斗争了一番，最终还是拒绝了，但又保证“决不泄漏半点风声”。可当他得知这帮坏人与此同时，正准备洗劫一位刚平反的“右派”的家时，他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遭到暗算。小说通过这些行动的细致描写，将隐藏在人物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心理性格特征展示得维妙维肖，使阿全原来还较为落后的性格，在一系列心灵矛盾的撞击中，闪射出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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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果说，开始注意追求人物复杂性格的创造，并力图使之在较为曲折的故事情节中来展示，在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上来开掘，是王文锦小说艺术上的一个主要特点的话，那末，在人物命运结局的安排上，时有出其不意之笔，则是他的小说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小说在故事情节发展顶端倏然改变人物命运的写法，往往会使我们在艺术感觉上，不期然地泛起某种激动，无尽的思绪和连绵的想象时时萦绕于心。当然，作者在作这种艺术处理时，有的较为成功，有的则写得还不充分。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人物命运的这种出其不意的结局，是否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否是生活和作品本身的逻辑力量使然。
《求业者》一直到故事结束前的描写，都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个感觉：这是写一个因求业不成终至失足的青年的故事。然而，正是这个与“蛇”为伍者，原来是有意混迹于“蛇”窟，以寻获立功机会求得职业。人物的这个结局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的。也许，故事本身看起来有点近乎离奇，但是，如果仔细沿着瑞兰感情起伏的线索进行揣摸时，则发现这种结局并非出于人为安排。小说先用了三分之一多的篇幅，通过瑞生回忆、追思、畅想的生活画面，展露了阿超期冀求得一个职业的热切心情，而现实的一次次教训，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凶手的补充材料》中行运婶自杀的结局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小说将人物的这个结局，安排在穷困中度过一生的行运婶，一夜之间因女儿的出逃变得“富”了起来的时刻，而且特意让一个小偷的形象穿插出现，这时候，读者一般地都认为小说在写一个普通的刑事罪案件。可是，人物并非他杀，而是自杀。而自杀的动因，则是行运婶知道这些钱财是女儿出卖肉体换来的。小说写行运婶的自杀结局，独具匠心，但作为支配人物采取这个极端行动的整个思想动因却略嫌写得简单。还有如《“傻凡”调动记》、《金医生告状》的结局安排，都是颇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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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末了，我们还要谈谈王文锦的《最后的证词》这个作品，主要不是从青年的角度来写的。但它与《‘啊巴拉咕……”》一样，是能显露出作者创作功力的又一篇代表作，曾被北京群众出版社收进一本以《最后的证词》为书名的小说集，在读者中有着较广泛的影响。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可处处“出奇”，“奇”中有“奇”。小说一开始，就将“星”之谜一二十年前的一桩“胡子旧案”推到主人公老石的面前，这是一“奇”。当老石辗转旅途，满腔热忱地寻觅到当年代号为“星”的受害者的家门时，受害者本人却因二十年的坎坷和折磨，对“复查并不抱多少希望”，以至不愿提供更多的情况，这又是一“奇”。老石并不因此而动摇了自己的信心，而是直奔当年事件发生的地点，舍身崖探“秘”，终于发现了这个旧案的第一个疑点。接下去，老石马不停蹄地赶到望夫山。寻找与当年事件直接有关的证人。在这里，他与旅途邂逅的小柳再次相遇，通过她获得了与当年事件有关的证人病逝前所作的宝贵的证词。读这篇小说，我们仿若攀援在崇山峻岭之间，人探险察奇，最后峰回路转，眼前一马平川！然而作者较善于处理故事与人物的关系，重视故事情节的警策动人，又注意到人物性格的精雕细刻，在一系列杂陈交错、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生活事件中，把一个忠于职守、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法官形象突现了出来。
《最后的证词》的着眼点如果只是为写而写一个冤假错案的复查、平反，怕远能像现在这样激动人心，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作者在展示这个矛盾的全过程中，十分注意够通过人物的心理、行动，以及人物之间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的复杂变化，来揭示其典型环境和时代氛围。首先，小说将受害者对待自己的冤假错案的态度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二十年前，他执意否定；二十年后，他颓然失望。人物的这种情绪、心理状态的变化，自然会使我们联想到，一个时期的极左路线，在人们的心灵上曾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这也就使得主人公的行动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其次，舍身崖探“秘”一节，小说着力描写和渲染了老石有感于二十年前的法官竟不愿费举足之劳，终至造成奇耻大冤的愤慨心情，它也同时摇撼着我们的心：不正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往往酿成事故、悲剧吗？再次，小说中的受害者离别二十年的女儿小柳，立志当法官，提出“把那些搞别人冤案错案假案的人，判他的同样刑”刑法标准，是也令人警省的。我们正是从这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人们在对待同一冤假错案的态度、感情、情绪上的分野，强烈地感受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曾经与极左的路线发生过何等深刻的冲突啊。作者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最后的证词》，其深刻寓意亦在于此。
青年作者王文锦自1973年开始发表小说至今，快十年了。他的作品引起文坛和社会的注意，则是近两年的事情。这是因为，作者无论在作品的恩想表现还是艺术表现上，都重视它的个别性和独特性，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点。虽然与同时代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相比，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有一段距离，但我们相信，他的刻苦努力和锐意追求，一定会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突破。
〖HT5”SS〗〖JY，2〗
一九八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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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17*2D〗
〖HJ*4〗〖CD6〗
〖HT6H〗注：〖HT6SS〗《爱海归帆》，花城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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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HJ〗〖LM〗〖BT（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