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赵寰，经历了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他的话剧创作，是在极尽磨难之中取得丰硕成绩的。五、六十年代，他写出了有影响的《红缨歌》、《南海长城》；粉碎“四人帮”后，又写了《神州风雷》与《十年一觉神州梦》。他创作的话剧，很有特色，值得探讨和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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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寰二十年来写的剧本，总是力图对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进行典型的艺术概括。这里首先碰到的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史实（事件）和人物的关系。赵寰在这方面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亦有不尽理想之处。他与别人合作写的第一部问世之作——电影文学剧本《董存瑞》，展露了剧作家长于驾驭历史事件，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和束缚，着重突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创造的特点；尔后，他又与别人合作发表了《三个战友》、《南海战歌》；至单独执笔写出《红缨歌》、《南海长城》，标志着剧作家艺术上的成熟；再下来，他还与别人合作写了《秋收霹雳》、《神州风雷》，这两个本子，艺术上都没有突破和超过《南海长城》的成就。纵观赵寰的整个创作道路，可以这样认为：《南海长城》是其发表《十年一觉神州梦》之前一个时期的代表作。
不拘泥和局限于事件过程本身，而是从人物着眼，精心组织富于行动性的戏剧冲突，并使之高度集中和充分激化，从而引发出人物一系列积极的、强烈的戏剧动作，有层次地、完整地揭示人物的性格，这是赵寰的优秀剧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南海长城》没有正面展开1962年我东南沿海军民全歼九股敌特的战斗过程．而是把笔力集中在描写革命队伍内部和平麻痹与保持革命警惕这两种思想的斗争上，这样选择和结构戏剧矛盾，角度新，口子小，塑造出不少有光彩的人物，其中尤以阿螺、钟阿婆的形象最为夺目。
剧本自始至终都把阿螺置于两种思想斗争的漩涡，让众多的矛盾冲突的线头部连在她身上，并在此特定环境和人物关系的纠葛中，赋予人物一连串戏剧性的行动和典型细节，使人物的性格逐步凸现。第一场，阿螺不准丈夫出去站岗放哨，弟弟讥讽她“扯男人的后衣襟”；妹妹把她比做“秤砣”；母亲批评她“钻进自己家庭的小硬壳壳”；丈夫痛惜她“变”了……由此而带来了阿螺感情上的急剧起伏，生发出一系列强烈的戏剧动作，
她先是以孩子要挟丈夫；接着，又误向江书记倾诉衷肠，以期得到同情，最后，独自驾舟回娘家。第四场，随着剧情的开展，敌我双方的斗争以及革命队伍内部两种思想的斗争均推到了顶点，而处于这湍流中心的阿螺，性格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她一气离母亲而去，路上正好碰上伪装成我方干部的敌特司令来“调查”，使阿螺从“首长”的关怀中得到慰藉。正因为阿螺的真切、动情的诉说，才使得她性格中单纯、幼稚的一面，显现得如此充分彻底。而当她发现对方是假冒“大军”时，强烈的阶级恨和悔悟之情在她胸中交织燃烧，当年英气勃勃的阿螺又站到了我们面前。阿螺从爱兵，到厌兵，再回到爱兵，由于作者准确掌握了其性格发展变化逻辑，精心结构矛盾和激化矛盾，因而她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真实可信。
钟阿婆的性格，在第一场中，剧本借助语言、细节及人物鲜明的是非观念，已维妙维肖地表现出来。第四场中，当未发觉敌特的伪装时，她谈吐热情、质朴，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党和人民政府的阶级深情；而一旦当她识破了敌特时，潜在的戏剧“危机”一触即发：敌人想溜掉，“插”上大陆，钟阿婆则死死缠住。敌方焦灼，她从容；敌方惊怯，她镇静；敌方局促，她坦然。人物情绪和行动上这一紧一慢，一张一弛的强烈对照，较有层次和深度地展示了长期生活在海边防地区的劳动人民的机智、沉着、勇敢的性格特质。
我们从剧作家的另一些剧本中，则看到，当剧作家在形象酝酿和艺术构思上还不成熟时，处理史实与人物的关系，则会出现另一种情况。这里，我们不妨将《红缨歌》中的郑向东、娇妹、尤独清，与《秋收霹雳》中的石向民、霍忠妹、洪屈水、郁南侠这两组人物作一简略对比分析，来进一步看看剧作家这方面的成败得失。
《红缨歌》第一幕，提出了敌人企图暗杀郑向东的戏剧悬念。至第三幕，郑向东的性格才较为充分地展示出来。这时，主人公已经处于内外矛盾的中心，剧本根据矛盾冲突双方所规定的特定情势，并运用戏曲化的某些表现手段，赋予人物一连串积极的“动作”：决策“抬棺”游行、闯衙门、与民选女县长一起审讯谋杀案等，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把一个有勇有谋的青年农运领袖形象推到了读者面前。可惜的是，由于剧本较注意事件本身的发端、起伏、发展、结局，而没有借助于更丰富的艺术想象和更深刻的艺术概括，精心选择最能显示人物性格的带关键性的戏剧行动，积极组织冲突高潮，以至第三幕后，郑向东的性格基本上无甚大发展。《秋收霹雳》中的石向民在剧中有两次行动，一次是被当作“叛徒”给农民义军扣了起来，由于这场戏是把石向民放在与真叛徒洪屈水的对比中来表现的，从外貌、服饰、语言、对话、举止等方面加以“重复”，使之人物的性格刻画，收到了某种喜剧性的效果。另一次是石向民智缠丘贵三，掩护毛委员过河，但这场戏展开不够。《秋收霹雳》整出戏由于没有更多充满行动的动人的戏剧性情节作为形象塑造的依据，作为整个秋收起义这一事件正面描写的“依托”和“支撑”，而主要是依靠一些细节描写，这样，虽然事件的全貌有了，但主要人物之一的石向民及其他一些人物的性格，自然个性都不那么鲜明，甚至给人某种概念的感觉。
娇妹的性格，特别是这样一个两腿沾泥的农村姑娘，居然闯进官衙坐起堂来。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行动，使她的性格特征给观众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她作为处于一种特殊的矛盾情势下新选的女县长，又是“武家四虎一枝花”中的“一枝花”，本来可以写得更出色的，但现在剧中这个人物却没有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而整个形象仍嫌单薄；《秋收霹雳》中的霍忠妹则更无多大作为，性格的刻画只滞留在外在方面。
尤独清在剧中是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出现的，写得有一定的个性。剧本把他与郑向东安排为师生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了这种关系随着人物之间思想行动上的分歧，所经历的互相尊重，出现裂痕，直至感情破裂的变化过程，使人们看到了尤独清感情和心理上的某种冲突及其带来的复杂性。当然，如果这种师生关系在当时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变化写得更突出、更细致、更深刻些，尤独清是有可能成为“这一个”艺术典型的（现在不少剧本中陈独秀路线代表的形象如出一辙），洪屈水和郁南侠作为一右一“左”的代表，形象比较苍白。本来，郁南侠的形象出现，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性格创造的角度，都很有价值的。可是，与洪屈水一样，由于剧本没有找到人物具有震撼力的性格冲突和剧烈的内心矛盾的戏剧因素，自然不能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
《南海战歌》、《神州风雷》中一些人物的创造，也不同程度存在上述提及的问题。《神州风雷》写的是从“九·一三”林彪出逃，至“十·六”“四人帮”覆亡，这一时期的斗争。要在一个空间和时间都极为有限的舞台上，艺术地再现如此广阔背景下的重大历史事件，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剧本除正面描写革命领袖人物与“四人帮”面对面的斗争外，还力图通过一些普通人的遭遇和命运，让人们感受到这场关系到党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殊死搏斗的时代气氛和历史历貌。如郝志刚、白玉茹等人的质朴、单纯、轻信，以及觉悟之后投身于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的巨大热情等，都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真实感，江青形象的思想性格特征也得到一定的揭示。但由于整出戏“史”的成份较浓，又过于被正反人物生活中实有的言行所束缚，因此，从艺术形象创造的要求来看，一些人物的个性特征还不够鲜明、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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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近，我们欣喜地看了赵寰的新作《十年一觉神州梦》。这个话剧，是继《南海长城》之后，剧作者艺术上的又一次飞跃。这个戏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和认识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及其相互关系在“文革”前后的变化，反映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的风貌和特点。
这个戏保留了剧作家原有的风格，即重视人物性格的创造和语言的锤炼。屈莹莹是写得最富个性的人物。剧本时时把她推到各种人物的气质、思想、感情、心理及性格冲突的交叉点，以至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闪现出哲理的光彩，展示出性格的魅力。她对自诩为“正统”的老共产党员的母亲的“愚忠”、姑息迁就亲人的旧观念和弱点，予以无情的解剖；对弟弟“及时行乐”的腐朽人生观，给了强烈的抨击；对弟媳遭受的“不平等的爱情”，寄予真挚的同情；对死了爱妻的姐夫的正直、真诚和事业心，表示深深的敬意，并大胆地将自己热烈的爱奉献给他。这个人物较之阿螺、钟阿婆，不仅性格更为完整、突出，而且有时代特征，具有一定的深度，这主要是剧作家通过人物所处的环境和人物关系的描写，写出了这种性格赖以产生的社会原因。她并非一开始就如此清醒、成熟，她自觉地对自己在十年动乱中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反省，学习社会、学习人生和汲取人类知识文明，在痛定思痛之后，对今天社会的弊端才看得如此入木三分，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中虚伪的一面才解剖得如此精确、透彻。这个形象，自然容易使人联想起《权与法》中的女记者罗放。她们在思想性格上的某些共通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艺术上的“雷同”。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生活所赋予剧作家的某些共同感受和陶冶的结果，是生活逻辑自身发展所造就的一种活脱脱的历史性格。她们是新的时代交替、变革中诞生的新女性。另外，屈莹莹这个人物的语言也是极为个性化的：犀利中见深沉，辛辣中带高雅，直露中有含蓄。
《十年一觉神州梦》是一部展示十年动乱前后各种人的灵魂的“心理剧”。它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严密的结构，更多的是人物感情的展露和心理的冲突，在结构上具有散文式的特点，讲究抒情性和哲理性。这与剧作家其他的话剧，在风格上又有很大不同。这表现在：
一、按照人物性格内在逻辑和独特的思想、感情方式，在各种矛盾和冲突牵动下带来的“危机”中，运用象征、写意、意识流等手法，把回忆、梦境、幻觉和现实交叉呈现，并配以人物“莎士比亚”式的内心独白，强烈地渲染和细腻地展开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将人物复杂而丰富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第四幕中郑梦醒与丈夫、大女儿在幻觉中相会一场戏，为什么最激动人心？这不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执法者要不要依法行事这一极敏感的问题，而且通过人物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所展开的极其痛苦、复杂的矛盾心理，牵动了读者的思绪。打倒“四人帮”之后，郑梦醒以昂扬的姿态投入了拨乱反正的伟大斗争。可是，她却不曾警觉到，自己最溺爱的儿子屈胜，却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当她得知儿媳妇梁妙娥被逼自杀时，怔住了。这时，剧本集中笔力写各种人物对此事所持的态度及其在郑梦醒心灵上所引起的反响。义子舒珉关于“社会主义的法律，执行起来可以因人而异”等封建主义思想和不能再“反反复复成为一个循环小数”的发人深省的警告，使郑梦醒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小女儿屈莹莹引用名言“刑罚将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阐述的道理，使郑梦醒激起了对亲人也必须依法行事的力量；与此同时，政治投机家黄犁子“不念生者，念死者”的一番煽动，又使郑梦醒思想出现反复，在她刚清醒和平静的心海中掀起一股波澜。她思前想后，左顾右盼，不知所措……郑梦醒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她过去遇事总是爱求助于丈夫和大女儿，可现在他们都是故人了。剧本按照郑梦醒性格这个固有的特点，以幻觉的形式描写她与丈夫、大女儿的相见，并用后者一段令人深省的内心独白，帮助和教育正处于犹豫、动摇之中的郑梦醒。其实，丈夫、大女儿的“独白”，是郑梦醒自己心灵世界矛盾斗争的回声。而正是借助于剧作家艺术上的匠心，才使得梦醒成为剧中仅次于屈莹莹的又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
二、根据人物相互关系及其冲突所带来人物命运的急剧变化，让人物在特定的情境下大胆地、淋漓尽致地吐露自己的心迹，从中展现人物感情的起伏和复杂的心灵画面。
第四幕，是剧中一切人物命运变化及其性格、感情和心理激烈冲突的集合点，充满着矛盾，戏剧高潮不断迭起，一波更比一波扣人心弦。梁妙娥是个纯真、娴静、安分守己、不苛求于人的农村姑娘。可是，当屈莹莹为她遭受的“不平等的爱情”愤愤不平，当屈胜宣布说与她结合是“历史性的错误”，当听到屈胜的姘妇黄乐乐叫嚷人生是“比演戏还要演戏”时，她那幼稚的心灵被刺伤了，痛苦地颤动着。此刻，她潜藏于心的巨大的感情熔岩终于喷发，奔突而出，连续四个“笑道”的反诘自问，给予屈胜虚伪的灵魂以无形的鞭挞，同时也把一颗愤懑而滚烫的心显现在读者面前。“骗人，骗人的鬼话呀！”这是一个受害者绝命前痛楚的心灵呼号。每当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潸然泪滴。
这一幕中关于屈胜堕落的反省，是在一种特定的矛盾“契机”下出现的。郑梦醒决定对儿子实行“自己执行对自己的判决”后，剧本没有唇枪舌剑的辩论或空洞枯燥的“说教”，而是赋予人物连续几个节奏鲜明的有力“动作”，以静显动，于无声中听有声。剧本先是写郑梦醒命令儿子捧过骨灰盒，屈胜表现出“怯生生”；接着，郑梦醒又命令儿子打开其中一个骨灰盒，原来里面盛着屈猛的军帽，屈胜“惊诧”；继而，郑梦醒再命令儿子打开另一个骨灰盒，原来里面保存着屈晶晶被害前遗留下的两颗牙齿，屈胜“大为震惊”；……屈胜已经破碎、枯萎的心重又被理智之火所点燃、照亮。他终于‘痛苦地跪倒在母亲膝前”，如泣如诉地讲述自己开始怎样被“一种疯狂热昏的信念驱使着”，“竟然把枪口对准了亲爱的爸爸”，又断送了姐姐；后来怎样“从极度的悔愧怨恨当中又掉进了人生几何，及时行乐的泥坑”。剧作家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矛盾“契机”下，从人物感情的起伏变化中，去慎密细致地展示其理性、良知的一面的。
《十年一觉神州梦》一剧，是赵寰在戏剧创作道路上探求社会，剖析人生问题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剧作家着力塑造多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的一个新开端。最近，赵寰正在着手构思以“中山舰事件”为题材的，以及干预现实生活的新剧作。我们深信，剧作家只要沿着自己走过的坚实道路，更深刻地去反映时代，创造性格和探索心灵，那么，就一定能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HT5”SS〗〖JY，2〗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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