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农民作者杨干华的短篇小说集《惊蛰雷》。这是作者在创作道路上勤奋实践十多年的第一个集子，照理说，该是一件多么教人兴奋的事情！可是，杨干华却为此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在林彪、“四人帮”大兴文字狱的年月里，他精心剪贴的习作不能幸存。现在要结集出版，找起来真不易呵！这件事一传开，作者的许多朋友及周围的同志都主动把自己收藏的或赠、或抄，给他送来。当这些旧作又一次展现在作者眼前，他禁不住失声哭泣起来。我们的群众，是多好的群众呵！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最猖獗的时候，群众也不听信他们那一套。这表明，群众是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判者。只要是有益于人民的作品，任何黑暗势力都不能毁灭它们，不能将它们从群众心上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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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会生活，有如大江一样浪涛层叠，千回百转。一个置身于生活激流之中的作者，并不一定都能认识和驾驭它。即使是一个洞察生活比较敏锐的作者，对生活本质能够认识和理解，但也会有深浅的不同。
杨干华善于从农村生活的细小事情上，发现那些带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在那些不易引人注目的新事物中，作者看到了闪光的美好的思想；在那些习以为常的旧事物中，又找到了落后的腐朽的霉菌。作者努力通过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热情沤歌正在成长着的新人新事，同时，尖锐地批评那些正在衰亡着的事物和势力。作者希望和力求使自己的作品“带刺”。读了杨干华的小说，正是在这一点上获得了突出的印象。
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一批小说，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石头奶奶》写的是要不要按国家收购任务，将三鸟卖给国家收购站的矛盾斗争；《瓜风菜雨》写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开放农贸市场的矛盾斗争；《管水员的故事》写的是如何处理自留地与大田生产的矛盾斗争。这些事，在农村生活中都是十分常见的，可是作者却从中看到了隐藏着的如何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如喜发嫂、“卖剩鸭”、杨子丑为了各自的私利，不顾甚至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小说在暴露生活中的这些消极现象时，并不是纯客观的展览，而是把它们放在被批判的地位来展示，从斗争中着力揭示出先进人物美好的精神境界和高尚品德，歌颂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品格的一代新人的成长。
长期以来，许多反映农村题材的小说，往往容易把落后的、反面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先进的、正面的人物写得平板单薄。杨干华的作品中的人物却不一样。他前者固然写得很生动，后者则大多数也很成功。一九六二年获《羊城晚报·花地》二等奖的《石头奶奶》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就相当圆熟。小说通过石头奶奶的行动的描绘，层层深入地把人物思想的光彩凸显在读者面前。当喜发嫂拒绝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行为受到石头奶奶批评时，喜发嫂放出冷言冷语：“当然啦，食公家粮，享众人福，不进步怎得？”这句尖刻的话，不仅在石头奶奶心中激起了一层波澜，而且提起了全篇的矛盾，一下子就将人物投进了矛盾的纠葛之中。这时候，小说没有继续去写石头奶奶与喜发嫂争辩，而是按照人物的特定身分（五保户，孤寡老人）、性格逻辑（一生为他人胜过自己），集中笔力写人物的行动。小说先用寥寥几笔写石头奶奶晚上因白天的争执而引起的心理活动，表现她严于自责的精神。接着，小说写石头奶奶断然采取行动，自己养狮头鹅交售国家收购站。这是对自私自利思想的一种无声的鞭答和批判。当读到小说的结尾，喜发娘要出大价钱买下石头奶奶的狮头鹅而遭到拒绝，石头奶奶回答说：“我要你的臭钱？告诉你，我爱共产主义”时，谁不象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感到“浑身激动得发热，望着这个垂老的太婆，好象她全身闪射着灿烂的光芒”呢？石头奶奶的形象确实写得有声有色，感人至深。
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两种思想的斗争，还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在社会的细胞——家庭中也尖锐地表现出来。现时我国农村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经济，社员手中还掌握着一部分生活、生产资料，经济利益在一个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对社会也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因此，文学作品正确表现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对于帮助和教育广大农民树立国家、集体观念，树立社会主义思想和风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的许多篇小说，就是通过家庭这一侧面，来反映这方面的矛盾斗争的。《父子春秋》写的是父子之间的矛盾。小说中的父与子，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的两种性格。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他恪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利用自己的记工员身分，通过扣减别的社员的工分，来非法图利。儿子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不满父亲这种损害别人和集体利益的行为，当父亲以不当记工员来要挟群众时，便主动承担起这个责任，秉公为社员服务。《选婿风波》写的是母女之间的矛盾。母亲重钱财轻人品，结果选的未来女婿，是一个最终堕落为盗窃犯的人；女儿选择的对象，是一个论人品“百里挑一”，“为集体只知出死力干死活”，连自留地也“肯借给队里育薯苗”的小伙子。《我的妻子》写的是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涉及兄妹矛盾。落选队长的丈夫，因反对新任队长的妻子执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而导致在生产中不爱护耕牛，结果受到妻子和妹妹的严肃批评。《三个同龄人》写的是姊妹及青年男女朋友之间的矛盾。孪生姊妹与另一位男青年从小立下誓言：“不管走到天涯海角，谁也别丢谁！”但她们在走向生活道路的第一步时，就分道扬镳了。姐姐因爱钱，贪恋城市，怕过农村艰苦生活，结果被一个投机倒把犯所骗。妹妹没考上大学，坚决回乡务农，并在共同劳动中与后来担任生产队长的男青年建立了爱情。小说通过父子、母女、夫妻、兄妹、姊妹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农村家庭内部反对剥削阶级思想影响和改造私有观念的斗争。它形象地告诉人们，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个体农民在变成集体农民，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也已经反映到家庭内部来，逐步改变着原来的一套思想道德观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素的逐渐增长和扩大，国家、集体观念的日益确立和巩固，出现了一系列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去处理和调整关系的新型家庭。
小说的思想意义，不仅表现在反映了农村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新与旧、先进与落后两种思想的斗争，还表现在通过反映这种斗争，推动并促进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把人整垮整死，硬推到敌对的地位上去，而是要帮助人们改变某些错误的陈腐的观念和陋习，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地干社会主义。小说既写了这种斗争的过程，也反映了这种改造的成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写推动这种改造的动因时，主要是着眼于先进人物模范行动的感染和影响，使暂时处于中间状态、落后状态的人们在转变时心诚悦服。这很符合农村思想工作的实际。《秋风秋雨》中的寡妇陈英方，想利用假期给自留地种上番薯苗，可偏巧这一天有雨，生产队吕队长要求大家都上山给队里排石灰。陈对此十分不满，还骂了一通街。但吕队长很能理解她的处境：“一个女人拖一窝子女，倒叫她难的啊！”挑完石灰后，他又赶到陈家，不声不响帮她哄住孩子，帮她挑水。随后又上自留地帮她种番薯苗。吕队长的这些行动，使陈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里，小说虽然没有具体写她如何转变，只是含蓄地写她给冒雨而去的吕队长“戴上一顶竹帽”这个行动，读者完全可以看出，她的思想感情与坚持将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生产队长，已经开始接近，相信她一定会向好的方面发展。《驶牛组长》写驶牛组长兆七因阿秤鞭打耕牛，使牛被犁刀割伤，“异常的激怒使兆七一时忘了理智”，竟至往阿秤身上打了两牛鞭。事后，兆六亲自上门赔礼道歉，当阿秤知道他因追赶耕牛而受伤时，这个倔强的小伙子，“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读着这些充满火辣辣感情的小说，感受到了一股昂扬向上的力量，从先进人物身上，看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农村的胜利，及其所代表的历史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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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杨干华小说的思想特色是很鲜明的，他的小说的艺术特色也是很鲜明的。
其一，善于通过正反面人物思想性格的强烈对比来刻画人物。这是作者继承和吸收了我国古典文学、戏曲传统的一个重要艺术表现手段。它总是通过具体的性格冲突和矛盾斗争，把一正一反的人物，从外形、服饰、气质、心理，以及思想、个性、品格等方面对比得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小说寓强烈的爱憎于人物的鲜明褒贬之中。而这种对人物的褒贬，并不是脸谱化、漫画化，而是紧紧抓住人物最本质的性格特征，通过个性化的行动，来表现作者所力图要歌颂和鞭挞的东西。
《父子春秋》是最能体现作者这个创作特点的代表作。小说紧紧抓住父亲的“精”与儿子的“傻”，通过人物性格的多侧面的对比，活龙活现、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两个有着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作者先是写外貌上的对比。父亲由于‘贪酒爱睡，脸色又黄又瘦，有时还发虚胖，实在是其貌不扬。”然后，作者笔锋一转，“独有一双白鸽眼和两撇八字胡特别有神”。原来父亲“精就精在这里”。儿子“身高力大，从来不言不语”，激动时“越是口吃得厉害”。接着，作者写了性格的历史对比。父亲在旧社会“靠着他摸摸鸡蛋也要抽三分利的手段，攒了一笔钱”，居然开起小杂货店当上老板了。解放初因偷漏税而被送回乡劳动后，他坚决实行“三不干”：工分少不干；活太重不干；气候不好不干。儿子却从小生得比较笨，有一次，他不仅照原价买下人家的一把铜锁，而且出于同情心，还“多加了半个锁子的钱”；又有一次，他不问姓名，就把自己买猪的钱，借给等钱急用的素不相识的同志。在劳动上，“出勤时数他最早，收工时数他最迟，也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写性格的现实对比。父亲利用当记工员的身分，克扣社员的工分，而“在自己名下不知添了多少不劳而获的工分”。儿子实在“看不惯”父亲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毅然担起记工员重任，处处出以公心。最后，在这样一对性格特征绝然相反的父子之间，就必然地要发生正面的冲突。果然，儿子当众揭穿了父亲利用假记分纸牌为自己增加工分的肮脏行径。小说就是这样通过人物性格的层层对比，并围绕着性格冲突的周围场景、气氛及细节的描写，生动地刻画了父于两人的不同思想性格，使之深深地烙进了读者的心灵。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管水员的故事》、《选婿风波》中也运用得很好。前者通过管水员杨雷生老汉与杨子丑各各自性格形成的历史对比，特别是通过三次偷水与抓偷水的行动对比，表现了杨雷生一心一意爱护集体利益的崇高品德，和杨子丑破坏集体利益，“自私透顶’的坏思想。小说中有一段点题的对话，写得很精彩：杨子丑偷水被抓后，“还死鸡撑硬脚顶道：‘雷哥，这田水又不是你身上的血，何必如此吝裔？’雷生老汉厉声道：‘这不但是我身上的血，还是大伙儿的血呢！这是平平常常的水吗？’”《选婿风波》中的两个未来女婿杨火与杨金的思想性格通过许多细节的对比描写，也栩栩如生。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贯穿于作者全部小说之中。
其二．小说写得短。除极个别的作品外，大都在三、四千字左右，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为什么能写得短呢？一，人物集中。小说的主要人物，一般只有两个，少数作品为三个，次要人物大都是一、两个，至多三、四个。而次要人物又是作为整个小说的有机部分存在的，能对矛盾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有的对整个矛盾冲突起提挈的作用，如《三岔路口》中荣叔的老婆，《秋风秋雨》中的“我”；有的对整个矛盾冲突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如《父子春秋》中的寡妇谢定芳；有的为了增加矛盾的悬念，加强冲突的紧张情势，如《瓜风菜雨》中的石豹子；有的促使矛盾冲突的转化，如《选婿风波》中的党支书陈木。正因为他们都不是游离于整个矛盾冲突之外的可有可无的人物，就使得作品“精兵简政”，浑然一体。二，事件集中。小说大都以一个具体的生活事件为基础，截取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这种生活容量比较小的限制，就使得作者选取的事件，必须是有典型意义，能为塑造人物服务，人物的行动，也必须符合特定的环境的。杨干华的小说中，很少多余的枝蔓，这说明作者懂得剪裁。三，对人物的刻画都集中在最有特点的部分，而不是把眼光散开在人物的全身。小说一般不去写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过程，也不去正面写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这样，就省去了许多冗长的交待和叙述。而总是从主要人物的整个经历中，择取较为重要的一段，在故事发展的短暂过程中，通过两、三个行动和生活场景的描绘，来显示人物性格最有特色的部分。四，语言简洁、洗练。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是从农民的口头语加工提炼来的，切合人物的身分和个性特点；大多数篇章的语言，写得风趣、含蓄，有幽默感，富于农村生活气息，很少冗长的对话，以及静止的描写。这种种努力，使得他的小说真正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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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如杨干华小说的思想、艺术特色给人以突出的印象一样，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还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
好的短篇小说，虽然只是选取生活的一个片断，但能以小见大，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读完杨干华过去写的一些小说，我们却感到深度不够。有些作品，往往拘泥于具体的生活事实，使得一些先进人物停留在好人好事的水平，对落后人物的社会、历史、阶级根源也挖得不深。如果作者能站得更高些，视野更宽阔些，能够从整个社会背景去把握和描写具体的矛盾斗争，揭示出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阶级的原因，那么，小说的思想意义无疑会深刻得多。这样说，并不是一定要求作者去写重大生活事件，而是希望能在细小的生活事件中，发掘出更具有典型意义的东西来。如一些批评贪图私利的作品，由于没有把这种不良思想与农村中维护和巩固集体经济利益的斗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是有点就事论事，结果就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三岔路口》中的荣叔突然要搞投机倒把的思想动因，似乎仅仅是由于怕“出奇的尖利、刁钻、非常自私、贪心”的老婆，而没有写出这种思想性格是社会上两种思想的矛盾的必然反映。即使是象荣叔这样“只懂得象牛一样劳动”的朴实农民，如不常常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也不能幸免。正因为有的小说不能深刻揭示出农村中这种矛盾的内在原因，因此在处理和解决这种矛盾冲突时，往往就容易把本来可以在人民内部范围内通过思想斗争解决的问题，推到敌我矛盾方面去。另外，今天看来，有些作品在农村政策的处理上还有“左”的影响，这当然不能过多地责怪作者，而主要是历史的局限所致。
我们说杨干华的小说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还在于一些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感不强。所谓时代感，并不是抽象的东西。文学是反映一定阶段的社会现实生活的。而一定阶段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包含的矛盾，必定带有其所处的时代、社会现实的特点。当然，这种矛盾冲突会有其上一阶段的历史承继性，但它毕竟不是上一阶段的矛盾冲突的重复。作者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写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反映公社化后农村生活斗争的。从具体的艺术形象上，我们可以看到公社化后的农民，他们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观念，同时还可以看到农民中一部分暂时处于中间和落后状态的人们，他们的思想意识与周围环境发生了冲突，其中大多数人经过思想上的教育和帮助，已经或正在转变。但作品所反映的这些矛盾斗争，具体的历史特点却并不那么鲜明。比如说，公社化后与公社化前，与土改、互助组、合作化时的农民，随着我国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断变革，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方式的不断改造，生产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他们在思想意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起了一些什么变化，他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和活动的方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什么新的特点等等，而这些恰恰在小说中表现得比较弱。
打倒“四人帮”后，作者陆续发表了一些新作，在处理和解决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关系问题上，有了重要的突破，创造出了真正称得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艺术形象。读了这些作品，不仅看到作者保持着原来的艺术风格，为他所倾注于人物中的强烈爱憎所深深感动，而且欣喜地看到，作者开始着眼于社会问题，注意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去艺术地概括生活，使作品中透发着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这表明了作者思想和艺术上的进一步成熟。
这里要着重提一提《惊蛰雷》。目前的文学园地，在已发表的反映揭批林彪、“四人帮”对农村工作干扰和破坏的作品，为数甚少，而写得成功有影响的作品，则更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杨干华的这个短篇，确实起了良好开端的作用。它的重要成就在于，塑造了钱金贵这样一个被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戕害的农村基层干部中的畸形儿形象。
林彪、“四人帮”极端疯狂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把我国的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还表现在践踏和损害了人们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医治这种“内伤”，要比挽回物质上的损失更困难得多，花的力气也要大得多。作者勇于面对这个事实，有感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和影响的深重，继刘心武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唤之后，又发出了“我们的一些大同志、老同志，何尝不需救救！”的撼人心魄的呼喊。确实，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污染，并不只限于青少年，一些老于部、老同志又何尝不是如此。而后者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危害更大。作者的这个认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说明了作者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力已进一步提高了。
钱金贵曾被“四人帮”一伙“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官复原职，重新工作，竟念起“四人帮”的那本经。他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以“文件为凭”，不问实际，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把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所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都说成是“砍旗”：高考招生“取消推荐选拔相结合”，他认为是“复旧”；重新上演优秀传统戏，他说舞台上“尽是妖魔鬼怪”，“又是帝王将相那套”；恢复生产“责任制”，他认为“搞不得”“非乱不可”。后来，他对此感到“极度的恐惧”，怕“再摔跤子”，便决定退休隐居。不久，当他知道原来所在的蹲点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时，便迫不及待地要兴师问罪，“狠狠地把歪风邪气压下去”。钱金贵这个艺术形象十分真实，形象地写出了其极左思想产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他的这种思想性格，可以说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和政治斗争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他身上，深刻地概括和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和打倒“四人帮”之后整个社会斗争生活的某些最本质的东西。这一类干部，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激起的反动逆流面前，残酷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没有使他们变得清醒一些；国家、民族、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没有使他们变得警觉起来，而是错误地消极地总结“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潮结了缘，“内伤”甚深，遇事总爱“左”三分，以“左”为正，以正为右。必须拯救和医治这些被极左路线坑害了的灵魂，这就是小说通过这个艺术形象所提出的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主题。尤其是钱金贵的形象，对于今天那些思想僵化的干部确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应该说，作者对这两年来的斗争生活，有着深刻的体察和理解。钱金贵形象的塑造，概括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两个凡是”的原则斗争，以及思想理论战线上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斗争背景，并借助于具体的、生动的矛盾加以表现，而不显得概念化。
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简单回顾一下杨干华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是十分有益的。杨干华在读初中时，就开始学写小说，但大都失败了。小说所写的对象是农民，那时候，他并不真正熟悉和了解他周围的农民，甚至还有点瞧不起农民哩！后来，他在部队的一位朋友送他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要他好好读读。是毛主席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的源泉”的教导，给他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毅然决然地在高中毕业后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回乡后，他埋头苦干，天天跟社员出勤，什么农活都干，挑秧送粪，中耕除草，春播夏耘，秋收冬种，无一不参加。正是在这种集体生产劳动中，他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开始有了农民的感情、语言。当他把这种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融合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写进文学作品时，佳篇便接踵而来。这时候，老作家和文艺界的其他一些同志，也热情撰文评论他创作上的成败得失，并再三告诉县委领导同志，不要急于把他“拔”出来，希望他在广阔的田野上更辛勤地耕耘，更快步地前进。“文化大革命”的这十多年中，杨干华因被扣上“黑线苗子”等帽子而受到种种非难和不幸，但他始终没有对我们的社会主义产生过怀疑和动摇，也没有气馁和消极，而是更脚踏实地扎根于农村生活的沃土之中，坚定不移地向前看。这一点，对于一个普通农民作者来说，该是多么不容易呵！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见，杨干华在打倒“四人帮”之后，能够连续写出一些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优秀作品，并不是偶然的。
杨干华的小说，篇短意赅，朴实真切，能够从中照见南国农村生活的丰采。我们相信，作者只要继续沿着现在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下功夫在生活激流中搏击进取，敢于探索，大胆创新，那么，可以预计，无比丰富的农村生活，就会成为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而奔涌于笔端；农村中各种各样的人物，就会在他的笔下得到更鲜明生动的表现。
〖HT5”SS〗〖JY，2〗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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