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陈国凯的小说，是从1962年《羊城晚报》发表他的《部长下棋》开始的。当时，这篇小说获得《花地》一等奖，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注目和赞扬。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目睹了他写的《大学归来》所遭受的厄运。打倒“四人帮”后，他的《开门红》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作品》月刊上连续几期展开讨论。接着他发表的《我应该怎么办？》，满城争阅，不胫而走。《作品》也发表了争鸣文章。
陈国凯的一些作品，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引起较强烈的反响？最近，重读了他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羊城一夜》，感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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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少工人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工厂生活单调枯燥，每天上班下班，干活吃饭，耳闻机器声，眼看机床转，工作隔行如隔山。一个业余作者长期蹲在一个岗位上，看来看去都是那么几张脸孔几个人，工厂生活怎样去写？读陈国凯的小说，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不仅把工人生活写得那么丰富多样，而且那么生动真切，充满情趣。他的作品里有许多各具风采、性格鲜明的工人的形象。读着他的小说，一点儿也没有单调的感觉。
一个作者，不论接触什么生活，也不论反映哪种题材，如果不会透过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去观察人，并且在进入创作过程中，着眼于人，写人的性格，那么，他的笔当然就会变得笨拙，甚至无从下手。即使勉强拼凑出东西来，其人物也必然是没有神经感应，没有体温，没有血肉，没有脉搏跳动的躯壳，只是一具活动着的木偶，而不是真实可信的人物。只有深刻地体察人，而且这种生活积累不断深厚，一旦拿起笔来，各具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就会跳出你的脑海，走到你的眼前。陈国凯的小说在写人，写人物的性格上，作了艰苦的探索，并日趋成熟。
他的第一个有影响的小说《部长下棋》就初露出这方面的才华和特色。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工厂宣传部长余奕行——党的基层领导干部的生动形象。他性格热情爽朗，平易近人，没有那种官场上拿腔拿调摆架子的坏习气，“整天跟工人混在一起”，善于从生活的细微末节里隐藏的矛盾中发现事关生产的重大问题。并通过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找出问题的症结，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作者为我们塑造的这个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宣传部长形象，今天看来仍然是那样的可信可亲，富有生命力，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那些在林彪、“四人帮”思想影响下，不关心群众痛痒疾苦，不过问生产问题，高高在上，只会讲大话、空话、假话的所谓“政治工作干部”，宣传部长余奕行的形象，确实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塑造宣传部长这样的形象，由于他所处的环境、身份和地位，往往容易将他写成令人生畏的说教者。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把他当作说教者去崇拜，去描写，而是始终抓住部长嗜好与工人一起下棋这个特定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表现他与工人群众的血肉关系，和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本领。余奕行工作服口袋里的一副象棋，成了他联系工人的纽带。作品中的“我”与部长在路上偶遇，就发现他工作服的口袋特别大，里面装了副象棋，知道他准是个“象棋迷”。后来，他第一次正式去见部长，部长正在同工人刘师傅“重炮”入“宫中”，杀得难分难解，你看他，棋“下得十分入迷，两道浓眉吊在一起，敞着胸，腿盘架在一条条凳上。”正当“我”大惑不解的时候，部长居然还劝他也“培养起兴趣”，订师徒合同，到工人中去下棋。万万没有想到，部长正是在这场与刘师傅的对弈中，从刘师傅偶然流露出的一句话里，发现了藏在这位老工人心中的疙瘩和苦闷。部长亲自上门，终于刘开了这个”闷葫芦”：原来刘师傅的一项合理化过议，被有官僚主义作风的车间主任搁置了。到这里，部长下棋的“奥秘”便被揭开，这个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也就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可以说，在塑造党的基层领导工作者形象方面。《部长下棋》是有新的创造的。
继《部长下棋》之后，陈国凯又写出了了《总工程师》、《丽霞和她的丈夫》》、《女婿》、《家庭喜剧》、《眼镜》、《开门红》、《龙伯》、《在厂区马路上》、《我应该怎么办？》等较有影响的作品，创造了许多有着鲜明性格特征、各具风采的人物形象。读了这些短篇小说，我们如同走进一座色彩鲜明的画廊，一幅幅工业战线上的人物肖像画，呈现在眼前。
陈国凯笔下的老工人形象，有诙谐幽默，嫉恶如仇，常常在嘻笑嗔骂中给帮派人物以嘲讽和鞭迹的企库管理员张老三〖HTK〗（《眼镜》）〖HT〗；有严于律己，严于待人，眼中嵌不得半点对生产不负责任的尘沙的老焊工尤伯〖HTK〗（《龙伯》）〖HT〗有风趣乐观，在家庭生活中唯老伴之命是从，但事关生产的问题却毫不含糊的起重队队长余乐天〖HTK〗（《家庭喜剧》）〖HT〗，有纯朴善良，惨遭“四人帮”迫害，在关键时刻居然忘了自己“现行反革命”身份，挺身而出排除生产事故的老劳模黄伙金〖HTK〗（《在厂区马路上》）〖HT〗；有感情细腻，见微知著，从一张借书卡上发现技术员思想苦恼的工人老大姐雪梅〖HTK〗（《新来的图书管理员》）〖HT〗等等。作者是把这些人物作为生活的主人公来热情歌颂，精心刻画，赋予浓墨重彩的。即使那些在作品中不是主要人物的老工人形象，虽然只是寥寥几笔的勾勒，也栩栩如生。《开门红》中的马小明的父亲，作者只是简洁地写了他对儿子去迎接“开门红”前的一段‘训示”以及在此前后两次大声读报，“仿佛整车街就是他一个人有学问似的”情景，这位关心国家大事的严父的形象很快就站了出来。马小明的母亲也着墨不多，只写了她在儿子升任副班长后，儿子不准她叫“虾仔”小名时生气的神情。在她眼里，儿子长到五十岁还是个孩子，“你就是当了厂长、省长，也是‘虾仔’”。读到这里，马小明母亲带点“辣”味的性格就表现得比较充分。
陈国凯还擅长刻画青年工人的形象。无论是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以至反面的青工，一到他的笔端，也都强烈展露自己的性格特征。《女婿》中的张小龙和《开门红》中的阿芳，年龄相仿，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前者深沉冷静，勤于思考，对“四人帮”煽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敢于抵制；后者貌似高傲，喜爱打扮，但却勤奋好学，富有革命进取心，一个心眼扑在工作上。《丽霞和她的丈夫》中的杨小保，是个遇事惯于用“头颅担保”的人物，连谈恋爱表白心迹也是用“头颅担保”不变心，他工作有冲劲，却不爱动脑子，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责任》中的李小刚聪明伶俐，“有气有力，又有文墨”，遇事一点就通，但喜欢在人前露两手，关键时刻只顾局部利益，而将全局利益丢到脑后。《在厂区马路上》中刻画了一个巧于投机钻营的风派人物马小刚：他“有一条祖传的灵巧舌头”，善于揣摸别人的意图。“文化大革命”前，他待人百般殷勤，百依百顺；“文化大革命”的浪涛一来，他落井下石，诬陷亲自培养自己的师傅，以此作为向上爬的“垫脚阶砖”。除此之外，陈国凯还为我们描绘了战斗在工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从班组、车间、科室到厂级的、行政的和技术的）、勤杂人员等众多的人物形象。
陈国凯小说中的一些人物，之所以读后呼之欲出，历久难忘，关键在于作者生活基础较厚，能坚持从生活出发，坚持用形象说话。陈国凯是一个普通工人，在工厂整整生活了二十年。他先后当过化学分析工、车间电工、仓库搬运工、清洁工、炊事员，还搞过工会、宣传工作。他塑造的人物，大都有他的朋友、亲人，他尊敬的长辈或者他自己的影子。作者在谈到这方面的创作体会时，曾说过：“要写出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仅仅是熟悉生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人物进行细致深入而不是简单粗浅的观察和分析。纵使再高明的作者，也不会有一把能轻易打开人们心灵的万能钥匙，而只能象艰苦的淘金者那样去发现闪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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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陈国凯不是一个能够提出多少重大社会问题的作者，但透过他笔下的人物画廊，可以看出作者在刻画人物方面的功力。他的小说，一般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大段冗长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事件和时间地点都比较集中，往往是截取生活中的一个横断面，用速写线条勾勒人物，并抓住人物性格特征着力渲染，写足、写透。看来，作者在学习我国古典小说白描手法的优良传统，和吸收契柯夫写人物的某些手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在人物性格刻画上的某些特点。
陈国凯的小说，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不需要大的事件，也没有很多的行动描写，而是通过精心选择的几个细小的生活事件，借助于富有典型意义而又个性化的细节来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因此，他的小说在人物的刻画上，明显地具有朴素、细腻、真切的特点。生活中本来是细碎的，容易被人忽略的，甚至习以为常的简单的一句话，平凡的一个行动，他都能体察出它的内涵，着意从中找到与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理和道德观念的连接点。这些东西一经抓住，就不让它飘散，经过艺术的概括和提炼，变成人物的有特征的言行。作者为了描写人物性格而去组织和运用细节，是那样地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在《眼镜》中，围绕张老三“喜欢听古讲古唱粤曲”的个性特征，通过人物具有戏剧性的几个行为，层层深入地展示出他的思想品格。张老三一出场，作者就以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把张老三妙趣横生的个性特征形象化了：“你看他，拿着一副旧眼镜框在煤油灯上转来转去，一边转，一边拧着浓黑的双眉在唱：‘骂一声贼高俅你心如蛇蝎……’”。接着，通过张老三和“我”关于这段戏文的对话，写了张老三从古典戏曲中的奸臣，骂到现代政治舞台上的“和林彪穿一条裤子的那类人物”，表现出张老三强烈的爱憎，和他评判现实的独特的方式。随后，作者写张老三与帮派人物面对面的斗争，始终抓住他爱唱粤曲这一个性格特征，反复进行渲染。当张老三因抵制批《条例》学习班，而被宣传委员这个帮派人物赶出大门时，作者选取了几个细节，细致人微、绘声绘色地写出了他离开时的情景。宣传委员命令他出去，他从容地站了起来，“小的们，带——马——”唱了起来；接着，作者写他“蔑视了宣传委员一眼，一踢腿，一拂袖，一亮相，作了一个跨马扬鞭状”的动作；最后，“又转过身来，向宣传委员一拱手用老生腔说：‘贤弟，后会有期，老夫告辞了！吓！骂一声，贼高俅……’”。经过这层层的细节铺垫，充分揭示了张老三敢于同帮派人物斗争的风骨气节。
象这种具有典型意义而又个性化的细节，在陈国凯的短篇里俯拾皆是。它们象一颗颗彩贝珍珠，在作品中闪烁着奇妙动人的光彩。《部长下棋》中，有一个精采的细节：当党委召开会议，解决接受工人的合理化建议这个问题时，作者没有写部长在会上慷慨陈词，而是写他一言不发，“只是用短指甲小心翼翼地夹下巴上那几条‘好出风头’的胡须”的动作。这个细节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深化了人物。在《总工程师》中，通过写“我”发现李阿三的手指头，由过去的粗而短，变得细而长这一细节，形象地表现了这位老工人成长为工程师的艰苦历程。在《大学归来》中，作者写青年工人小胖子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工程师，从不信任到信任的时候，只是写了“小胖端了一杯热茶轻轻地放在工程师面前”这个典型的细节，比用许多赤裸裸的语言来表白有力得多。
作者很讲究写人物的心理，但他不是离开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离开人物的行动，离开人物在矛盾冲突中的特定情景，去孤立、静止地作繁冗、沉闷的叙述和描写。而是用最经济的笔墨，写出人物在特定的情势下和行动中的典型心理状态。这对于进一步深化人物的性格，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在《龙伯》中，写“迟到”了的尤伯，本来要找工长作检讨，但来到工地，“却发现地下有几支不锈钢焊条只烧了一半就丢在那里”，尤伯便忘了作检讨的事，而要去找工长“教训”。这时候，作者只用了一句话，写龙伯当时的心理活动：“我今天来迟了一步，你们就大手大脚了！”一下子就点出了龙伯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开门红》中，写马小明最初对阿芳的感觉时，作者是这样描写他的心理活动的：“还是工人阶级哪！工人阶级也有洒香水的么？倒象个资产阶级。”后来，当马小明看见阿芳在读《国外科学技术动态》时，作者又写了马小明的一个心理活动：‘“洒香水不一定都是资产阶级，香水不就是工人阶级生产出来的么！”这里，作者用简洁的描写，写出了阿芳的行为在马小明心理上所引起的变化，反映了这个青年工人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在厂区马路上》，老劳模黄伙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有一次在扫马路时，见到对他落井下石的三徒弟马小刚，心想：“他揭我的‘罪行’，大概是形势所迫，而不是出自真心。”一段内心独白真实地点出了老劳模与人为善、纯朴善良的品格。
陈国凯的小说，还常常通过人物的外在形象与心灵的强烈对比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把那些状似对立、不协调的东西，有机而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人物形象产生立体感。《开门红》中阿芳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就是如此。开始，作者极力渲染她的外在形象：鹅蛋脸长得象国光苹果；一甩头上的辫子都显得“神气”；“洁白的素花硬领反在工作服领口上，身上透出一股香水味”。后来，通过中途站上车的“胖姑娘”高音喇叭似的宣传，原来正是这位爱好打扮的“漂亮姑娘”，由于发明创造，提升了副工段长，先进事迹和照片还登了报。作者这样写，是为了让人象马小明一样，产生一种错觉，尔后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物心灵的美。当读者循着马小明性格逻辑的变化发展，也由对阿芳外在形象的反感变成好感时，阿芳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就水乳交融在一起了。象这样来表现人物性格的手法，还见诸于陈国凯的其他一些作品。象《部长下棋》中写宣传部长余奕行外在形象的粗犷、豪放与内在思想的细致、慎密，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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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写人，写人的性格，只有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深刻的社会意义，从而帮助和推动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才有极大的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这就要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促使人物思想行动的典型环境写得越充分，社会生活面概括得越广阔，生活的氛围写得越逼真，人物的典型性就越强烈，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也就越高，主题就越深刻。反之。如果离开典型环境的描写，人物思想行动的动机和根源就会朦胧不清，人物性格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不真实，不可信，更谈不上会产生什么有益的社会效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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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T5”B3〗0〖KG-*7/9〗〖BM〗〖KG-*5〗〖HT5”K〗|〖KG*2〗谢望新文学评论选〖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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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关系的艺术实践中，陈国凯走过一段小小的弯路。如1972年发表的《新来的图书管理员》，写了一个绰号叫“一寸半”的技术员叶子青。他原是一个“革新迷”，由于自己的一项合理化建议，遭到官僚主义的压制，便醉心于家庭副业，大搞养鸡。构成这个人物的思想矛盾和采取的解决办法，都与一九六二年的《部长下棋》中的刘师傅雷同。两个人物，相隔十年，看不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什么不同，时代特征有什么不同，造成人物思想上的矛盾的根源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在林彪、“四人帮”对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丧失了工作和生活的条件，“一寸半”思想矛盾的产生根源，绝不是官僚主义压制造成的，而是林彪、“四人帮”的知识分子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作者没有从当时广大知识分子所处的这种社会地位和遭遇，去认识和分析“一寸半”思想矛盾产生的根源，进一步开掘和深化主题。这样，促使人物思想行动的社会背景，就变得模糊不清，通过人物所展示的社会意义，也是不深刻的。当然，这也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
从粉碎“四人帮”之后陈国凯写的许多作品未看，他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作者选材，写人物性格，始终没有离开“文化大革命”动荡的社会生活，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没有离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善恶爱憎。作品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义，自然地从人物所处的典型环境中迸发出来。近两年来，可以说是陈国凯创作上的盛期。他在报刊上连续发表的十多篇作品，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几个不同历史阶段，工人阶级的战斗风貌和典型的精神状态，从中可以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动。无论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人物，还是暂时处于中间状态、落后状态，或正在转变和觉醒的人物，甚至是工人阶级中的败类，都各自体现出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一定的社会集团、势力的政治态度、意志和愿望，反映了这个历史时代生活的波澜和曲折。作者笔下的某些典型人物，之所以能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感情共鸣，原因正在于此。例如《女婿》中的张小龙和《眼镜》中的张老三，这两个人物虽然个性不同，但从他们身上，都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四人帮”搞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不得人心的。张小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是“造反派”，他从生活中的一系列反常现象，特别是“四人帮”利用批《条例》来破坏生产，使他看到了“林彪阴魂未散”。当帮派人物卖力地搞批《条例》学习班，并以此为借口拒绝支援兄弟厂的紧急生产任务时，他便奋起抗争。张老三由于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有分析、鉴别能力，一旦帮派人物煽动停工停产时，他就坚决斗争。就连没有直接卷入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人，如《女婿》中的工人家属李明山的老伴，时代风云的变幻，在她身上也有投影。她生怕自己的女儿，找的对象是一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帮派人物。
《家庭喜剧》、《开门红》、《龙伯》等作品，写的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工业战线的战斗生活。从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一个生产工段，一次上班路上车厢的一角，概括了现实的广阔社会环境，蒸腾着热烘烘的氛围；并通过在这些特定的环境中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性格冲突，反映了广大工人群众奋发向上的社会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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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陈国凯过去几乎都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调、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反映工人生活的话，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则是用深沉、悲怆的艺术之笔，为普通人的不幸遭遇和命运，呐喊呼叫！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视野更为开阔了，对生活的思考更为冷静了，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更为关注了。这篇作品是作者写作道路上的一大进步。这个作品发表时，短篇小说描写“四害”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主要对象，大都是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很少有人去写普通工人、农民的遭际。陈国凯不仅创造了这种形象，而且还比较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薛子君形象的出现，是有特殊意义的。
《我应该怎么办？》中刻画的薛子君、刘亦民、李丽文这三个人物，虽然成就不一，前两个人物写得成功，后一个人物还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但这三个人物互相关联的命运，都紧紧地和“文化大革命”的风涛雨浪交织在一起。作者写出了产生这种悲剧命运的特定社会背景，即代表反动阶级复辟愿望和利益的林彪、“四人帮”的猖獗横行。他们的每一次倒行逆施，都在千百万普通人的心灵上，投下浓重的阴影，烙下深深的创伤。作品通过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几场重大斗争中所遭受的打击，以及带给她先后两个家庭、两个丈夫、两次当“反革命家属”的悲惨遭遇，真实、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她的悲剧命运的特定环境和社会原因。薛子君的悲剧命运，是“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遭遇的一个典型概括。所以，作品发表以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在广大读者中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涛，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
作者能够写出这个作品，并不是偶然的。陈国凯在谈写这个作品的体会时曾说：“如果笔下的人物连作者自身都无法感动，那又怎能感动别人呢？将冷冰冰的石头捧给读者，谁去啃呢？”的确，作者是有一个长期的感情积累和深化过程的。“文化大革命”中，作者曾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因《部长下棋》被扣上“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荒唐罪名，而遭到大会小会批斗，一篇六千字左右的小说，作者却为此写了五、六万字的检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写的《大学归来》被当作“文艺黑线回潮”、反对所谓“教育革命”的“毒草”，上报给当时“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并准备在报纸上公开批判。这给作者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作者不仅无法继续提笔创作，而且几不欲生。这惨痛的经历和多年来被推到最底层的不幸遭遇，使他有可能理解象薛子君、刘亦民、李丽文这一类的普通工人、技术员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感情、心理和道德品质，熟悉他们的爱和增。这些年来，作者积累了这方面的大量素材，但在进入创作过程之前，还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触发点”，经过筛选和过滤，把它们连结起来，找出其中的内涵，形成题材和主题。后来，当作者听到一个简单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便引起感情上的强烈共鸣，原来的这些生活素材，就在一个明确的思想周围活起来。这时候，作者进一步调动生活积累的库存，并经过感情的孕育，通过薛子君形象的创造及其悲剧命运的展示，把有着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凸显出来了。薛子君不可挽回的损失，不可弥补的悲剧，正是引导人们去改造那造成其悲剧的环境的战斗动力。
陈国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培养起来的一位有成绩的工人业余作者。他的成长，除主要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外，还浸透着老一辈作家的辛勤汗水和心血。他的短篇小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这主要是作品所反映的工厂生活面还不够广阔；题材还不够丰富多样；有些作品在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上，还有雷同现象；有些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某些反面人物，还显得单薄缺乏鲜明的个性和立体感，等等。这些，都有待于作者认真进行总结。我们诚恳地期望，陈国凯能坚定不移地继续扎根工厂生活，始终不要脱离工人群众，并在艺术实践上作出新的探索和创造。
〖HT5”SS〗〖JY，2〗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日于广州
〖HT〗
〖KH5*2D〗
〖HJ*4〗〖CD6〗
〖HT6H〗注：〖HT6SS〗《羊城一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