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集中读完了岑之京自1973年以来，陆续发表的近十篇小说，初步形成这样几个印象：一、注意和重视写人物，写性格，《鱼王昌》是这方面成功的代表作。二、人物性格写得较好的，主要是几个老贫农的形象，而其他的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的形象，则甚为单薄。三、《鱼王昌》发表以后，作者曾尝试写刑事侦探小说，曲折离奇故事情节的编排，替代了对人物性格创造的锐意追求。这些印象伴随着作品中那些闪光的和黯淡的，鲜明的和模糊的众多人物，活跃在眼前。我们仿佛漫步在作者笔下人物的画廊里，追寻性格创造的踪迹，揣摸艺术耕耘的成败得失，热情盼望作者有新的力作问世。
岑之京小说中写得较好的有如下三个老贫农形象．我们是这样评价他在性格创造上的水平的——
《野梅桥下》（发表于1973年）中的远伯，如同母体中的一个血块，只含性格生命的因素；
《星光下》（发表于1978年）中的焕兴大伯，眉目清楚，初显性格的光彩；
《鱼王昌》（发表于1979年）中的昌伯，性格丰满成熟，个性甚为鲜明。
这里，不妨再就这几个人物略作分析，看看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进步和发展。
《野梅桥下》中的主人公远伯，作者对其认识和表现，大都是平面的，没有立体感。他的性格，还没有充分展露出来；他的精神世界，更不是洞若观火。足以表现远伯思想品格的几个行动，与悬念的提出游离，它只说明人物在“做什么”，远未写出人物在“怎么做”。人物之间的性格冲突，也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内在的联系。不过，一个初学写作者，能从生活的平凡处，捕捉到先进人物闪光的思想品格；在艺术的表现上，并不诉诸于赤裸裸的议论和说教，而是从行动中来刻画人物，这个创作的起步，是正确而可贵的。
《星光下》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作者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作品中焕兴大伯的形象，较之远伯的形象，显然是厚实了些。这主要借助于作品能紧紧扣住戏剧性的矛盾悬念，及此围绕主人公的行动、心理与外在环境的尖锐冲突，来展示他的思想性格。
《鱼王昌》的发表，不仅表明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上有了较为重大的突破和进展，而且开始有了自己的某些艺术特色。小说对昌伯形象的塑造，不象上述提到的两个短篇那样，悬念提出后，急于揭开矛盾，又匆匆解决矛盾，而是通过对人物行动和心理状态的细致描绘，来进一步加深矛盾的悬念。然后，始终抓住外在矛盾在人物心灵上引起的种种强烈反响，迭次展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逐步完成对人物的塑造，这就使人物的性格显得有层次，有深度，有血肉。
以《野梅桥下》为起点，《星光下》为转捩，《鱼王昌》为代表，岑之京的短篇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进步，表现了自己的某些艺术特点。
第一，精心把握和表现人物在特定的矛盾下的心理活动，有层次有波澜地逐步展开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而且对人物内在世界的刻画，追求一种细腻而不繁冗，朴实而不粗俗，真切而不矫揉的艺术风格。作者喜欢把自己笔下的人物迅即投入矛盾的旋流，并将这种矛盾集中安排在生活横断面的一个焦点上，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即人物内在的矛盾运动，从心灵的一隅透视出社会的某些风云变幻。这样，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成为全篇的神经，人物的感情变化成为矛盾的贯穿线索，并以此组织素材，构成作品的情节，展现主人公的性格。
作品的这个艺术特色，《星光下》已初露端倪，《鱼王昌》则运用得酣畅淋漓。
《星光下》选择的是这样一个特定矛盾：一方面是焕兴大伯因病退休养老，另一方面是人们对焕兴大伯的多方照顾，而他不能领受。主观上想干而客观上又不允许干这一矛盾焦点，使得焕兴大伯处处与周围的环境和人物发生种种纠葛。而他的思想性格，正是从他所处的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冲突中，自然而然地展露出来的。小说先以一个“近镜头”，迅速赋于人物在“失业”回到家后的特殊感觉：“家里边的四堵墙把他的视线挡住了，把他和大伙的生活隔开了。”人物的矛盾心境一下子就突显出来。接着，小说又通过人物的几个行动（修完泥〖FK（W+3.1mm。3.1mm〗〖TPZ01.TIF，BP〗〖FK）〗被“逐客”，想给队里菜地浇水，沙葛引藤，桑地除草，都成了“多余”），及其在心理上引起的波折，使人物的这种心境表现得更为深邃。这样，愈是把人物的这种处境和心情渲染得强烈，就愈能显示出他与周围环境的不协调；而人物的这种性格与环境的冲突愈尖锐，人物的赤诚之心就显示得愈充分。尔后，作者笔锋一转，以完全不同的色调、场景、心情，来描写人物看似遂愿，实则落空的一个戏剧性行动（划艇戽塘泥），由于作者采取了先扬后抑、起伏有致、变化骤然的写法，使人物性格的刻画，收到了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也正是从这点上来要求，我们仍嫌这段描写急促了些。而最后给予人物行动的一个正面写，虽然笔触细腻，层次分明，使人物的思想境界有所升华，但毕竟是出于较平的构思，变成了意料之中的安排。
如果说，《星光下》还主要是写人物的行动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人物性格也无甚大发展变化的话，那末，《鱼王昌》就不仅较深刻地写出了人物与环境的冲突，而且十分细致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在冲突及其性格的发展变化。同时，这种内在冲突的描写，不作静止冗长的“独白”，也不是赤裸裸的心灵呼号，而是通过人物对外在环境和经历的事件的独特感受和反映，在人物行动的过程中作传神的简洁的勾勒。这种写法，具有我国文学描写人物心理的民族特点。
在“四人帮”时期提拔起来的“火箭书记”的突然袭击，使昌伯一气之下，撂下了管鱼塘的担子。这个矛盾的提出，具有突发性；昌伯的行动，也有爆烈感。这样，外在与内在的冲突，一开始就处于极其紧张的情势和状态中。昌伯压住几十年与鱼打交道，舍不得离开鱼的痛楚，发誓自此之后不提“鱼”字，迫使自己不再想鱼的事，可生活处处与他为难，关于鱼儿的事，接踵向他涌来。随着人物与环境这个典型的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的展开，人物的内心世界的隐痛便鲜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昌伯刚宣布今后鱼塘的事“再也不管了”，可当大队书记向他陈情时，他又不由地想到“鱼儿是娇贵的宝贝，侍候得不到家，就是要闹别扭”，以至感到内心很“乱”，“很痛苦”；当回家路上遇到邻队青年管塘员向他请教治疸鲩，并称他为“鱼王”时，他一听到“又是鱼，鱼、鱼”，“心里烦透了”，“登时无名火起”，回到家“又一气之下”，把奖状“统统都扯了下来”；上自留地经过蚕房，看到蚕粪没有挑下鱼塘，原先见到蚕儿长得好的“笑容”，又一下子从他脸上“跑个精光”；到塘边洗手，见长着草，这在他来说“是容不得的”，可一想到“火箭书记”的批判，又把刚刚拔起的草摔进塘里……小说在对昌伯的矛盾心理作这些精细人微的描绘时，让现实与历史的回顾叠印，想象、幻觉、联想、回忆相交织，使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画面。从表面上看，昌伯是在消极对抗“火箭书记”，但正是这种矛盾痛苦心境的展示，才足以表现出昌伯独特的性格和处理问题的独特的思想方式，显示出人物真实而不是虚假的精神品格。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基调充分显露后，则用浓墨重笔，集中描写昌伯在见到塘边长草和蚕粪无人挑下鱼塘这两件事上，更为复杂的心理矛盾，使人物“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性格与强烈的责任心在内心世界展开更为剧烈的搏斗，最终，是责任心占据上风，人物的精神境界也由此升华到一个新天地。细腻、朴实、真切的心理描写，不仅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有发展变化，增加了人物的厚度和立体感，也使情节有所起伏跌宕。当然，如果昌伯各种心理冲突的社会背景，能展示和开掘得更深刻些，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和作品的思想深度就会更理想。尤其与《星光下》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的某些雷同，也是令人感到不满足的。
第二，注重在人物行动、心理和性格的外在和内在冲突的开展过程中，选择和运用富于个性化的、典型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如果把作品中的事件情节比作是一条项链的话，那么，细节就是这项链上的一颗颗珍珠。没有珍珠的光彩，项链无疑要减色。岑之京笔下的这几个人物，其中尤其是昌伯形象的成功塑造，与有丰富表现力的细节的充分运用，落“点睛”之笔密切不可分。而且，它是在人物行动、心理、性格的外在和内在冲突的开展过程中出现的，并不纯粹是为了装饰和点缀，而是使之成为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物性格生命的细胞和基因。正如高尔基所要求的：“使任何细节都各守其位，恰到好处，没有一丝多余的感觉，一切都要使读者的眼、耳、口、鼻、舌感同身受。”
《野梅桥下》很少运用细节，这正是远伯形象不够鲜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作品中有一个细节，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副大队长不问群众意见，自作主张地撤石灰划线整路时，小说写了远伯在与之斗争过程中的一个细节：“他忽然一个箭步冲到李德撒石灰的地方，‘喳喳喳’几锄头，把地上整整齐齐的石灰线拨乱了；还左一脚、右一脚，把石灰线踢得乱糊糊的。”这个细节，没有着意渲染，而只是近于白描的简单勾勒，但远伯见义勇为，敢于负责的精神品格却跃然纸上。《星光下》中有两个细节的对比运用，也很感人。焕兴大伯“失业”回家，看到放在墙角的木匠工具因多时不用而生锈时，只见“他拿起一块满是锈斑的锯片，用手指弹了弹，说：‘你也老啦，伙计！’”这个细节，很能表现主人公此时苦闷的心境。后来当他寻到修小艇的活儿干时，对于同一事物，他的感受与先前迥然各异：“他响亮地咳嗽了两声”，将工具“有节奏地磨了起来”，‘不一会，那锈迹斑斑的刨子、凿子就像焕发了青春的老人一样，闪闪生辉”。这两个细节，自然拈来，前呼后应，用来刻画人物在不同时候心境的微妙变化，有强烈的动作感和艺术效果。《鱼王昌》中最能显示昌伯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和光彩的，就是对待蚕粪没人挑下鱼塘和塘边长草这两件事上，人物内心世界的反复和剧烈的斗争，而这主要又是依靠一连串经过选择和提炼的细节，以及它们之间的巧妙组合来完成的。
对前者，小说先从外部写他三番五次走进蚕房，终于，由失望、不安、焦躁而引起主人公在生活中的某些反常现象：“他去喂自家的猪，却把装满猪食的木槽子放在大半人高的猪圈围墙上”；“吃罢晚饭，何昌肩头上搭条毛巾，到冲埗头去洗脸，出门口时，顺手把顶竹帽子扣到头上”，“老汉竟日夜不分了”！这里，作者以反衬正，越是把昌伯“颠三倒四”的行为渲染得越强烈，他那矛盾的心灵就展示得越充分，从而将主人公热爱和关心集体事业的崇高品格表现得越明朗。对后者，小说先写昌伯见到塘边长草在心理上引起的反映：“一个管塘员，是勤是懒，你去看看塘边就知。现在老汉虽没带锄头”，可“用手也要把草拔除掉”。接着，通过写他拔草的细节，进一步细致地刻画昌伯的矛盾心理：他“刚刚投了两把草，就停住了”，这时，他想起了“火箭书记”的话，“如今‘社会主义’兴长草哩”，就没好气“狠狠地把手中的草摔到塘里”。小说写到这里，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已经很鲜明了。但作者凭藉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精细观察，通过匠心构思，继续沿着人物心理矛盾的逻辑发展，进一步运用细节深化这种描写。昌伯把草摔进塘里，作者有一段精彩的细节描写：“几条小小的鲩鱼儿，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把那几棵小草扯进水里。过了一会，鱼儿又浮了出来，团团的围在老汉的脚下，一条胆子大的，竟游过来咬他的脚趾头呢！”这个时常可见的景象，此刻在昌伯心理上引起的反映是异常复杂的，他向“可爱的鱼儿”解释为什么“离开你们”，并非出于“老汉狠心”，几乎又同时举脚“猛地踢了一下水”，“把那些鱼儿吓得溜没了影”。然而，余愁未尽，作品接下去，用更细腻的笔触，写老汉的心理：“回家的路上，何昌觉得眼前总有几条鱼儿在晃动。”至此，读者心目中的昌伯形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化身，也不是从外在贴上去的性格标签，而是能从中倾听到人物的呼吸，感觉到他的脉搏跳动，触摸到他的颤动的滚烫的心。细节的运用收到如此效果，确实令人赞叹！
毋容置疑，岑之京的小说在刻画人物性格上取得了成绩，但是，也无可否认，有过波折，甚至失误。这里，只要看一看作者同一时期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两种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当作者突破了“四人帮”设置的文艺创作的藩篱，便写出了象《野梅桥下》这样有一定人物形象的创作；而当不能摆脱它的束缚时，则写出了象《鱼的故事》（发表于1973年）、《师徒新曲》（发表于1974年）这样一些人物形象雷同化的作品。前一篇小说，显然．是在当时出现的“好人犯错误，英雄来指教。揪出老地主，演出就结束”以及“每个作品都要写阶级斗争”这个流行的作品公式影响下写出来的。后一篇是配合当时“反骄破满”运动的。就是作者的处女作《蚕房新事》（发表于1973年）这个有一定基础的作品，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也明显受到当时有害的影响：正面人物是一个女知青，有革新精神，但也有思想反复；对立面人物是生产队长，思想保守，反对革新；女知青的支持者是生产队党小组长，他既与生产队长的保守思想斗争，又帮助女知青克服自身的弱点。正因为作者下笔不是面对生活，从千差万别、极其生动、丰富的人物和性格中，进行艺术的典型概括、创造，而是按照某种观念、思潮的需要，去寻找或编排生活中的一些事例，并将它们倒在一个印模子里“铸造”，当然就会制作出这种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不可能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来。打倒“四人帮”后，作者成为专业创作人员。《木哥》（发表于1977年）、《星光下》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前者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却远不及后者。《木哥》用一半多的篇幅，写“我”重返水乡的感受和体会，这种铺垫既显得冗长，又多与刻画木哥这个人物无关，可谓鞭长莫及。篇末给予木哥的一个“闪光”行动，平铺直叙，未能探视人物思想的底蕴，因而不感人，立不起来。
岑之京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学习创作的一位青年。他发表的作品不多，有影响的作品更少。就是作者写得较成功的人物形象，如《鱼王昌》中的昌伯，亦未引起很大反响。这是值得深思的。当我们追寻作者性格创造的踪迹，作了上述冷静的回顾和剖析后，就更明显地感到，作者在开掘人物性格的深度上，有较大的欠缺。如果说，作者注意了观察和捕捉生活中那些能够表现人物个性特征（如细节等）的东西，并追求在艺术表现上使得自己笔下的人物显得生动有趣的话，那么，作者在研究、分析和概括生活上所作的努力则是很不够的。有时候，作者笔下的人物性格已经显露出某些社会内涵和时代色调，但是，由于认识不深，开掘不力，未能继续将人物性格深化。这说明，作者在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上，驾驭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还较薄弱。今后，作者要在现有的水平和基础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就必须充分认识自己在这方面的弱点。不要只满足于在生活中寻觅和涉猎有着生活情趣的细微末节的东西（当然这是需要的）。而是要时时注意体验、洞悉和分析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能反映生活本质或某些本质方面的典型的社会矛盾，对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横断面、纵剖面、纵深度），要有强烈、敏锐、深刻的感受和真知灼见，对人生、社会、现实和艺术要有深沉的思考和强烈的探求精神，这样，才能创造出有较大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的典型人物形象来。
此外，从作者笔下的人物来看，着力点是放在老一代人物身上。作者本人是年青人，但作品中年青人的形象却很单薄。这里，根本问题不是着力点的问题，而是对各种年龄、经历、个性的人，包括同一代人的要求、愿望、爱好还不熟悉和了解，尤其是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缺乏透彻的理解和剖析。
我们衷心希望岑之京奋发、刻苦、进取。
〖HT5”SS〗〖JY，2〗一九八〇年七月十三日于广州
〖HT〗
〖KH7*2D〗
〖HJ*4〗〖CD6〗〖GK！2〗
〖HT6H〗注：〖ZK（〗〖HT6SS〗文〖HJ〗中论及的作品后来大多收入短篇小说集《青青的桑林》，花城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ZK）〗
〖HK〗〖HT〗〖HJ〗
〖HT〗〖HJ〗〖LM〗〖B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