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
望新兄从自己历年写下的百余万言的文学评论中精选辑成了这本《谢望新文学评论选》，嘱我在前面写点文字，让我甚是踌躇。一面是颇感惶惶然力不胜任；一面是望新兄盛情相邀，难以坚辞。惶惶然者绝非自谦，论资历、谈学识，自己都不足以胜任此事，更何况我淡出评坛也有些年头了，以至于今天有人在介绍我时很自然也很确切地要绕上一句：“八十年代评论家”。难以坚辞也是实话，我与望新兄相识二十载，从来都是他帮我，而今兄长发话，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呢？罢罢罢，恭敬不如从命，至于“序”得如何，也只好请望新兄海涵了。
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算起，望新兄步入文坛差不多也有三十个年头了，在这近三十年的历程中，他差不多每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位移”，打文学评论的写作起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历经十余年，文风日渐老辣；九十年代初起入主南粤电视界，作为《情满珠江》、《英雄无悔》、《和平年代》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将个广派电视剧折腾得风风火火；新世纪伊始重返文坛，虽不时仍有文学评论见诸于世，但更多的则是以散文家的面目立足了。如今，又正在进行长篇小说处女作的写作。如此说来，收在这本《谢望新文学评论选》中的文字大都是属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面对这些“陈年”的文字，是否会有“时过境迁”之感？我得承认个中风险也是令我“惶惶然”的原因之一。我固然也可以大谈望新兄的这些评论在当年是如何如何之重要，但坦率地说，这并非我所愿意的，毕竟还有“好汉不提当年勇”一说。当我沉下心来重读望新兄的这些评论并能顺利地写出以下文字，更是有感于当今评论界的种种现象而发，或者也可以说，望新兄的这些“陈年”文字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能够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JP3〗望新兄的一些主要评论给我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发于感悟、止于理性。比如他对几位文坛女将的简约概括：“铁凝：‘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有方向而能作曲折’（孙犁）”；谌容：温柔而不失庄重，平朴而不失深邃；张洁：激越与雄浑并重，柔韧与犀利连体；张抗抗：崇高而欠蕴藉，明朗而欠含蓄；王安忆：质朴而不乏联想，纯净而不乏思索……”这些看似简约的文字背后实则蕴藏着感悟之深与理性之透。在这里，我特别想说说“感悟”。或许有人会问：感悟有何可言？这难道不是文学评论最基础的要素之一？此言不谬。说起“感悟”在新中国文学评论中的遭遇，不得不简约地回顾一下历史。中国文学评论或鉴赏的传统重“感悟”是不争的事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些文学批评者呼唤建立学科化、科学化的文学批评，其初衷无疑是善良的，但实践过程却偏偏出现偏差，一味地重“感悟”或许有理性不足之憾，但完全不要感悟无异于是对文学评论的釜底抽薪，使文学批评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想象，对文学这样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本特征的创作活动能够完全地用制式化、科学化一类冷冰冰的公式予以解构，那将是一种抽掉生命活力的多么可怕的结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毫无个体感悟、却冠之以科学化的文学批评正在大行其道，明明是完全不同的鲜活的文学作品在这些批评中变成了一律的格式，所使用的话语是一样的，概括出的意义也是雷同的，如此解读下来，文学的生命何在？批评的活力何在？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居然连起码的个体感悟能力都消失殆尽，这岂不是莫大的荒诞和讽刺？在这个意义上看，以望新兄的这些“陈年”的批评文字PK那些制式化的教条批评，谁更能赢得读者青睐，谁又更能接近（只能是接近）作品的真谛还会存有疑问吗？〖JP〗
〖JP2〗望新兄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的。那是一个拔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激情年代，望新兄那时的一些批评文字理所当然地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从他一些文章的标题就可见出一斑，比如《社会主义文学的批判任务》、《社会主义文学的反封建任务》、《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恢复与发扬——“伤痕文学”辩》、《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如此这般又难免被诟病为“趋时”。这又是一个让我颇感惶惑之问题。文学或批评固然不能简单地、庸俗地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我们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而且至今那种庸俗“趋时”之作也并未绝迹，但文学或批评难道就可以因此而成为完全游离于大时代之外的纯粹的文字游戏？成为“圈内人”自娱自乐的玩物吗？事实上，现在的一些作品或批评早已表现出这种端倪，读这些作品与批评，竟全然不知自己生活在哪朝哪代，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这些人的笔下丝毫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反应与表现，这样自绝于时代与读者的文学和批评究其实也是和那些庸俗的“趋时”之作一样，同样也是在导致文学和批评走向消亡。望新兄的批评确有一些看上去的“趋时”之作，但他的“趋时”不简单、不庸俗，相反倒是见出批评家的勇气与识见。面对当下并不鲜见的“文字游戏”之作，我想说的是：像望新兄这样的“趋时”之作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有多少该批评出场并发出声音时，我们的批评竟然统统缺位与失语，这实在也是文学批评的一种自戕。
〖JP〗
在望新兄的批评文字中：有两个曾经很是著名和引起关注的命题：一为“走出五岭山脉”，一为“建立与发展广派文学批评”。前者谈创作，后者说批评；前者重在“走出”，后者强调“立足”。两个话题看似并不关联，且有些悖论，但我仍然愿意将其放在一起来解读，因为从这两个看似悖论的命题中，读出的是望新兄文字背后的视角与思维，即点与面的关系如何处理？这又是当下文学批评有待理顺的一个问题。现在的一些批评文字，“走出”倒是“走”得很远，不仅离“五岭山脉”甚远，早就走向了世界，这固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不妥，只是细读起来，又时感大而无当，缺失了“根”；而另一些批评文字，“根”倒是扎得不浅，但又仅陷于一隅而孤芳自赏。两种极端说到底是视野与思维出了问题。我一直以为：从事文学批评，不能没有一个宏阔的视野，也不能没有立足的大地，前者的匮乏必然导致因参照系的狭窄而形成的格局气派拘束，而后者的丧失则难免空泛而无当。望新兄“走出五岭山脉”与“建立与发展广派文学批评”的命题虽然分谈创作与批评，但隐藏其后的视野与思维却是在他的批评实践之中，他选择的批评对象不少都是广东作家或作品，但其持论的视野与思维却又大大超越了南粤大地，惟其如此，才能既立足于“南方”，又“走出五岭山脉”。
〖JP3〗望新兄的批评文字充溢于激情，无论是表扬还是质疑，均见出率真与坦诚，这不容易。恕我直言，当下评坛，充斥着太多的虚伪、怯懦与铜臭，看看整版整版的吹捧文字，着实令人作呕，而看看批评一次又一次的失语与缺位，又着实令人痛心。我自己当年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呼吁着批评的职业化与科学化，但如果“职业”、“科学”得连起码的率真与坦诚都没有了，那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这其实已经不是文学批评的技术问题，而是为人为文基本的品格与操守如何。〖JP〗
行文至此，不妨就上述段落用一段文字略加小结：谢望新的文学评论，以率真与坦诚之情，感应时代，发于感悟，止于理性，立足南粤，放眼全国。望新兄的批评当然还可以从其他层面或角度去评说，但我单单挑出这几条发点议论实在是有感于当下批评之现状，说起来，这些都是文学批评本应坚守的最基本的底线，但令人遗憾的是近年评坛常常表现为底线的频频失守；评论者可以不认真、不仔细地研读文本，可以完全没有对作品自身的起码感悟，可以丝毫不顾中国文坛当下的现状与实际，可以一味沉溺于一己的小情感、小圈子、小象牙塔中，于是，我们看到现在许多的文学评论文字，尽管面对不同的评论对象都可以下笔洋洋万言，但话语却常常是阶段性的千篇一律，是离开文本自身的自我卖弄与炫耀，读这样的“宏文”，几乎根本感觉不到论者感悟的敏锐与灵动，目光的宏阔与犀利，心灵的真诚与袒露，思维的机智与慎密……一句话，缺乏生命与个性，活力与感召。相比之下，望新兄的这些“陈年”文字不就是风采依然了吗？尽管都是一些“底线”，但我想，一个行当，一份职业，如果连起码的底线都守不住，其口碑、其反响、其前途、其命运自然都是令人堪忧的。
是为序。
〖HT5"SS〗〖JY，2〗2006年岁末〖HT〗
〖LM〗
〖BT（12〗序二：谢望新的八十年代〖1〗
郭小东〖BT）〗
写下这个题目，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了。离八十年代那激情的岁月已经有十七个年头了。十七年，整整一代人！而在我记忆里，我所认识的谢望新是八十年代的评论家谢望新。一个人的青年时代，如果有幸和一个伟大的年代结缘，将不枉此生，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对于八十年代的人事，有如海明威所说：“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你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是海明威在1950年，回忆他二十年代在巴黎的青年时代所写下的。这是一位老人，在回顾他金色青春时的遐想。回忆是一种饥饿，一种对青年时代风云际会的渴望与分析。
回忆令人充满渴望，追忆却使人对这种渴望拥有了绝对的自由，思想的自由。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性，去辨认评价八十年代那个狂飙突起激情燃烧奇诡丛生的文学革命年代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黎母山中伐木，偶尔到镇上去，翻翻饭馆里的《南方日报》，其中有一个名字让我记住了。那就是谢望新的评论文章，有时整整一大版，那些和彼时革命形势非常合拍的文学评论，虽然也很革命八股，但因着年轻的血性，读得人血脉贲张。进入八十年代，谢望新的文学热情和理论视野豁然开朗。七十年代非常时期的文学历练，使他比之八十年代初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少了一份莽撞多了一些智性。有着一种圆熟与练达的技巧与胸襟。比之五十、六十年代成名的老评论家们，他又少了一些暮气而多了些激情和锐气。
在八十年代广东评论界，谢望新的确是亭亭玉立、傲然屹立的人物。他年轻，有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金字招牌，有七十年代党报《南方日报》及后来四大名刊《花城》的记者编辑经历。在媒体和文坛，他都拥有得天独厚的运势。他称得上是八十年代岭南文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因之有幸代表广东参加1981年《文艺报》编辑部组织的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预选的读书班。这个读书班成员都是各省当时被认为最优秀最有实力的中青年评论家。当时的组织者，著名评论家刘锡诚回忆说：“读书班临结束时，要求到会者每人写一篇论文。他把他的构思和角度同我谈了。我发现他很善于从纷乱的现象中进行概括、抽象。……这篇题为《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的文稿，发表在《文艺报》1981年第7期上。他在这篇文章里，用宏观的观察较为准确地把握和评价了那一时期中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和作家创作的探索趋向。这是他写作途程中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广东走向全国的第一步。”这一步对于广东文学意义的全国推广有非凡的意义。
以北方文学为旨归的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关注的视域，从北向南首先是北京，称为京派；再之是上海，称为海派；向西囊括了陕西，称为陕军；最远抵达湖南，推为湘军；岭南是一块被遗忘的土地。尽管这块被遗忘的土地历代才人辈出，从孙中山到梁启超、康有为，他们都演出过震撼中国文学和革命的活剧，但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岭南文学始终处于一种飘摇的状态，一种“鸟语”的嘈切声中。她始终以其阴柔的人性的柔软与懦弱，被排拒于北方文学黄钟大吕的轰鸣之外。从北京归来的谢望新，也许他已然在强手如林的中国文坛上，嗅到了南北文学差异的气息，也许他的评论视野已牵引他率先从地域的视点上，去反观广东文学的历史流变。1983年，他提出了“走出五岭山脉”的文学口号。这是一个向外看的口号。寄望广东作家必须走出岭南的视域局限。这个文学口号的提出，有一种号召广东文学北伐的革命意味。而其对广东文学的意义，一直延伸到现在，也成为新时期广东文学的心病。此后广东文学的沿革和作家期许，都被这个痛苦的梦魇所缠绕。广东文学也许永远无法挣脱这个梦魇，众多作家都在拼命企图获得北方文学的认同，而其认同的历程太漫长也太痛苦。这也许是一个不得不屈服的宿命。
我愿意绝不虚伪地说，没有一个广东作家不希望得到来自北方，更准确地说来自北京的认同。故稍有可能，广东作家作品，其讨论会都首选在北京召开；若在广东本土召开，也必得邀请一大批来自北京的评论家们，花重金请来，哪怕是对作品说几句无关痛痒的感言，也因之荣耀加身。指出这一点，再回过头来，重新体味谢望新的“走出五岭山脉”的文学期许，其中深藏的历史文化隐曲，是有深刻现实感悟，又是蕴含着地域的历史之痛的。这并不影响这个文学口号的理性高度。我理解谢望新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止于希望更多的广东作家作品跻身于全国优秀行列，更在于愿望广东作家，在深刻理解广东的同时，在全国背景上展开对广东本土的文化认知，冲破狭隘的地域文化樊篱，而实现文学的大气象和大作为。这是“走出五岭山脉”的基础。
1989年，谢望新在经过了五年的新时期文学历练和思考之后，他又提出了建立“广派文学批评”的口号，并以其自身的文学实践，证明了广派文学批评的建构实力和实现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向内看”的口号。旨在构筑广东文学批评独特的形态、品格、风貌与个性。
这个口号的提出，直逼文学批评的文化主体性，也即对批评内部的文化构成，取其师法源流的内容和形式。谢望新是较早也较敏锐地把广东的当代文学批评，置于广东文化地理和历史传统之中，进行审视进行建设的先行者之一。他为其论证提供了如下事实：
“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文化，已从原来地域意义上的大南方文化中区别与独立了出来；以京派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海派为代表的大南方文化，以广东为典型代表的南方（岭南）文化，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三个主要潮流。”而南方文化，因伴随着无可抗拒的改革开放大潮的进一步兴起，现代商品经济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将更加使地域性与超越性、时空性与超前性、个性与时代趋向性紧密结合。谢望新的断语虽然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实现，但十几年之后的广东文化的确如他所预言的，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这就是新移民状态下，南方文化的重度改良。我称其为文学的新南方主义的文化现象。二十一世纪广东对于建成文化大省的努力与期许，也暗合他当初对于广派文学批评的建设性刍议。
这些文学口号的提出，都是植根于广东本土文学，在外砾冲击下不得不思索的话题。谢望新是八十年代广东批评家中，少数把文学批评目光射向全国，和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保持着同步距离的人。八十年代初期，他与李钟声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当时比较活跃的广东本土作家的创作评述，合著了评论集《岭南作家漫评》。八十年代中期，他开始把评论视野扩展到全国，密切关注新时期文学动向。《〈愿这里长起参天大树——读全国部分获奖作者、优秀青年作者小说专号〉致“延河”编辑部》、《“文汇”风格——兼评〈文汇月刊〉1984年报告文学》、《在对生活思考中的探求——读1979、1980年的中篇小说》、《真实的，更是文学的——关于报告文学的一个观点》、《文学的三重奏——谈几位作家的中篇创作》、《历史会记住这些名字》、《女性小说家论》、《夫妇作家论纲》、《中年女性评论家论》。这些宏观绪论，是他站在文坛制高点上的发言，也是他从广东本土文学出发，追寻文学的全局观念的牛刀小试。这是以往广东文学批评家较少涉猎的领域。同时，他的评论目光也逡巡到文学的远处，而不仅仅是本土的文学圭臬。批评的史诗角度是不囿于地域却充分散发着地域的魅力的。所以，进入他评论视野的作家作品，其地域意义是开广的。许多外省作家作品成为了他挥斥方遒的对象。他非常自觉地将自己拔离了广东评论家的限制范畴，而置身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批评群体之中。
喜欢或不喜欢谢望新的人，都不得不对八十年代的评论家谢望新刮目相看。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作为承接广东老一辈评论家萧殷、黄秋耘、楼栖、黄树森、饶芃子、黄伟宗、易准等的文学批评传统，又团结且提携比他更年青的评论家们，对广东文学批评做出了有益的思考。谢望新是传承链条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他在八十年代所思考和建构的问题，在九十年代的广东文学批评中绵延不绝。时至今日，广东文学依然没有能够真正意义地走出五岭山脉，依然在为如何走出五岭山脉，如何强化“南方文化意识”而苦苦探寻。再来谈谢望新写于1991年的这一段话：“南方更要强化自己的批评意识与批评准绳。南方批评家仍然没有从北方文化、北方文学许多固有的观念中独立出来。从而丧失或淡化了人类至为重要的一种品格——独立性：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与独立的判断……它应该是不折不扣属于南方的、属于现代南方的。”这个现代南方到来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以为，这样的文学思考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非常新锐且切中肯肇的。
我所认识的谢望新，是我们这些稍为年轻的人们，曾经追赶着的八十年代的谢望新。在那些岁月里，我们有过激越昂扬，煮酒放歌的经历。1992年，谢望新去担负更大的责任，官也越做越大。我便自觉地敬而远之。惟恐以我辈的特立独行、放纵不羁和自由思想，影响了朋友为官的使命；我便时常站在远处，从电视新闻和报纸重要位置上，去获知朋友谢望新的消息。为他的进步和光荣高兴，在心中埋藏起一份对之的祈愿。
若干年后，谢望新到作协参与主持工作，我更是恪守克己复礼，惟恐因为彼此曾经是朋友，不慎获得什么好处，会给他添什么意想不到的麻烦，因而君子之交，比水还淡。幸而谢望新对我辈而言，是原则尤强的，他对我更为严格。他曾向我约写《作品》卷首语，我如期奉至，他阅后觉得不合时宜，大笔一挥毙了。这可能是由他约写而又惟一被他毙掉的“卷首语”。不久前，我赴南沙群岛巡航，回来后写了长文，我自从1983年在《作品》发表文章之后，未曾给《作品》投稿。以为谢望新当《作品》主编，会有变化，便把稿子给《作品》，三审时让谢望新又给毙了。他打电话告诉我说稿子毙了，我说没事，但好文章不用，似乎有些匪夷所思，这文章还是花城出版社采用了。看来此生我与《作品》无缘了。我没有如约把文章写得更合时宜，或如他要求那样去写，枪毙是必然的。
在北京开全国作代会时，谢望新当着饶芃子先生，说起“郭小东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广东对他太薄”云云。他的话令我记起1992年，他评论我的文章，其中说到：“按照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质量，他所奉献于社会和人类的精神财富，可以处于社会与生活更中心的位置，但历史没有为他提供这种机缘，让他获得更好的命运，甚至是社会某种普遍的弱点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他的光焰。”这样的话语当然是非常悲天悯人也充满智慧的。令人感怀，也自然令我诚惶诚恐。我笑说已经很厚了。十五年了，谢望新还记得他曾经的心思，又一次为朋友的命运鸣不平。而我，自然有别样的心情故事。我没有谢望新“天降大任”的胸怀与理想，我只祈求生命赐我以自由，哪怕是贫困的自由，只要是奔放不羁就好。
以上也是我对作为评论家的谢望新而不是官员的谢望新的自由的随想。不知合时宜否？
2006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