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锋平实朴素的外表下燃烧着内在激情。如果不写《终结于2005》，他或许真的就回归生活，按照他自己的愿望做一个木匠。他在那之前已经不再想写小说。人的一生，可能被一段历史影响，可有时候还可能被一个人、一件事、一句话所影响。展锋就是被廖红球的一个点拨，一句话激愣，已熄灭的火焰立刻熊熊燃烧，不可遏止，他放下手中的木工具，开始写小说，写大部头，全力投入，气势豪迈，执著而刻苦。关于《终结于2005》，已经有无数大家评说，而我只想和他聊一些他想说、读者也想明白的事儿，让我们离开文本，回到作家思想的核心——
西篱：《终结于2005》出版后，很多人纳闷你怎么会写一部反映珠三角农村城市化的长篇小说。
展锋：首先是广东作协与广东文学院分派我去珠三角农村挂职体验生活，深入到深圳的一个村。虽然有多年的积累与思考，却没创作冲动，找不到一线阳光来照亮所掌握的生活素材。2004年的一天，我找到廖红球要车，想把一套做木匠的工具运到珠海，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认为世上最美好的事是做木匠，退休后便想圆儿时的梦。廖红球说派车没问题，但要答应他一个要求，要我必须立即着手创作反映珠三角农村城市化的长篇小说。他之所以会突然说出这想法，是因为我在挂职期间，每次从农村回到广州都会去他家聊天，他知道我对珠三角农村有怎么的理解与思考。正是他说的“农村城市化”这五个字点醒了我，把我掌握的所有积累与思考全照亮了。于是，赶紧回家投入创作，便有了这部小说。如果没有他略显严厉的要求，我想我至今仍然不会去创作此小说。因为我那时已经退休了，过上了很悠闲的生活，被人归类为老干。
西篱：相对于广东，你可以算是“北方作家”，但是你却创作了一部被评论家广泛认为厚重的，反映珠三角农村历经时代变迁的长篇小说，即使是有丰厚生活积累的本土作家，也不容易做到。在这部小说里，你是怎样完整地讲述一个人与土地的故事？
展锋：生活积累的丰厚自然很重要，关键还在于要用思想将它们燃烧，生发出火焰。比如土地，按惯常的理解，土地承载了人类的生存与繁衍，可是我们忽视了它的另一个作用：文化的形成与传承。这个作用我是在土地变成了地皮，土地原有的功能发生了改变，才猛然发现土地意义并不仅仅是生存与繁衍，而是千百年来积累的深厚的属于生于此长于此的文化。而文化则像植物一样是有地域性的，离开了这块土地，它没法成活，既无法移植也无法嫁接。于是，土地不仅养育人，还养育文化，终结一个地方土地的原有功能，等于终结了这个地域独有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以及与文化并存的属于他们的历史，其中还包括个人的成长史。而文化的另一个特征同时也被人忽视了：它是需要土地去承载的。我想讲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土地的故事。评论家们说厚重，大约是小说同时也很鲜明地涉及到了文化层面。所以，当小说中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永欣村，全部土地被收归国有，农民的身份转为城市居民时，正如小说里人物困惑与感叹的：“除了钱，最后还剩下什么？”“穷得只剩下钱了！”“钱能买到一个村庄的历史？”土地就是这样由此及彼地涉及到了文化层面。
一当涉及并深入到文化层面，所有的积累和思考就开始燃烧。而完整地讲述，就是用思想的力量去燃烧生活积累。我强调的是力量，而不仅仅是思想，只有当思想具有了力量，才能站在一个高度去统揽一切，给人造成强烈的冲击。什么是力量，力量就是瞄准一点将所有力气聚于一处的爆发，是抓住一点不问结果，或者说不预先设定结果的穷追不舍。
西篱：文化、冲击这样一些字眼，会令我们重温心灵和情感的震颤。读你的书，能感觉道你对农村与农民的情感，对传统文化守望的彻底。在我看来，你的作品同时也讲述了“我们是谁、从哪里来”，随后留下了一个“要到哪里去”的大追问。当这个追问从扎根大地、繁衍生息的农民心灵中呼啸而出的时候，不能不令我们震撼！痛楚和疑惑，不单只是农民所有，随着社会发展、文明演进、全球一体，现代人在享受到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很多，不止是田园牧歌的消失、古典的终结，不止！当农民满目苍茫，悲楚喃语“我的地，我的地”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在痛，所有的人还可以有另外的追问：我们已经失去太多，还有什么可以再失去？这个问题先放下。
正如前面透过土地谈到文化，这部小说一以贯之地讲述了两个问题，即土地与农民的身份，甚至把后者也推向了极致，致使农村城市化完成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伯在全村人都转为了城市居民时，唯独他依然保留了农民身份。你是如何理解这种对农民身份的固守与转变？
展锋：身份，除了指人的地位与资格，还有一个内涵：人的出身。我在小说里偏重的是出身这一内涵。农村城市化把农民转为城市居民，依我的理解不可能具有地位与资格的内涵，因为这些都可以用高低来区分，即使不以此区分，换成平等的概念，也会引发歧义。过去对出身，有好与坏的区分，现在没有了，为身份的转换提供了可操作性。于是，引发了我一个思考，身份是不是可以真的转换？因为所有动物只有人才有身份，身份所对准的是具体的人，具体到了很细微之处，比如籍贯、姓氏、性别、学历等等，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并不认为农民转为城市居民有什么不好，需要刻意摆出一副架势去固守，甚至认为那是必然的，不可抗拒与阻挡的。问题在于伟大的社会变革虽然只有大家所看到的那一个，但具体到每一个个人，其变革就相当具体，于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变革，而小说创作要求达到的正是对这独一无二的表现。小说中的大伯认为，“人除了尊严，其实身份也是很重要的。”强调的是他对个体生命的敬重与固守，因为个体的生命是无法转换与替代的。而人对自身往往从打一出生就存有疑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正如长辈要求晚辈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是伴随人生的要求与困惑。我在小说里讲述身份，是想藉此细致入微去观照生命在社会发生大的变革时的形态，以及如何对自身生命有所认知。
西篱：《终结于2005》写农民与土地。假如没有反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矛盾，没有人文关怀和浓郁的情感，没有忧患和困惑，这部作品就到达不了它现有的深度，也不会给我们提供如此广阔的讨论和阐述空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乡土小说，往往是由知识分子来讲述的。评论家们均很赞赏你的“新乡土叙事”，“我”的讲述一气呵成达到极限。讲述者“我”，就是农民中的一员，“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退场，令你的讲述具有农民的本色，用流行的说法是“原生态”。你是如何确定自己的叙述策略？
展锋：最初把我引入这种叙述语境的诱因，是对农民话语权的思考。我发现，全世界都一样，农民没有话语权，他们总是缺席和离场，即使闹革命，其话语权仍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更别说乡土小说，叙述的是知识分子眼里的乡土，表达的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当然，这没什么不好，问题在于自己想说的话语通过他人转述，就不可能准确，何况是属于农民的自我意识。如果农民不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倒也罢了，事实偏偏并非如此。我发现眼下自我意识最强的是农民，最惶惑的，倒是社会精英。农民自我意识的强烈，是因为全中国的土地都在升值，社会精英的惶惑是因为知识膨胀与爆炸。正如现在猪肉涨价引来连带效应，这里面有一个源头的问题，农民养不养猪现在全由他们自己决定，政府出台再好的政策，也要他们愿意养才行，他们的自我意识，几乎成了可以制约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其自我意识之强烈是不用我多说的。只是这种强烈，表现的不是嘴里说什么，而是手里做什么。这是他们与社会精英的最大不同。这就是我选择用第一人称去完成一部八十多万字小说最直接的原因，只有叙述者每时每刻都在场，才能真正讲述好属于农民的故事。当然，这只是针对这部小说而言，也不唯一的好办法，因为这部小说刻意强调了农民的自我意识。
至于如何确定自己的叙述策略，我采用了去知识化的办法。正如前面说的，我们现在拥有的对农民的固有认识，是由知识分子去完成的，对此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很规范的，几乎无所不包的，类似教科书那样的知识，如果不把它剥离了，或者说去掉，正如借了别人的手挠不到痒处，讲述的依然是知识分子眼里的人物与故事。我不是说固有的知识多么不好，问题在于那是具有共性引力的知识，而小说创作首先强调的是个性，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何况我压根儿就没有要替农民说话的抱负，我认为现在有关农民的声音实在是太多了，缺乏的是真实到位的，细腻的描绘与形象的表现，而这同样是很有力量的。
西篱：评论家们均认为此书描绘出了一幅很壮阔的珠江三角洲绮丽的民俗风情画，并巧妙地把粤语融进了文学语言，使粤语在乡土叙述中发挥出了浓烈的新鲜感和魅力。你是怎么做到的？
展锋：谈不上已经做得怎样。语言的表述，是一个很艰深的课题，只能尝试着去做。着力描绘珠三角民俗风情，是缘于我参与了一个村繁浩的村史与村志，乃至家谱的编撰工作，同时又在这个村挂职体验生活，知道了连村里老人都不清楚的历史，以及已经不存在的民俗风情。而对民俗风情的描写,是此书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侧重。我做了很多年的小说编辑，发现当下的作家不太喜欢描写，以其简洁而放弃，甚至认为过多的描写会使小说拖沓。我喜欢俄罗斯文学，发现他们的描写功夫是一流的。把风景与民俗风情转换为文字的描写，这其实是需要经过长期训练的，里面确实有技巧，而且还需要做多种的文学准备。至于粤语在叙事中的运用，真的是向广东文学界前辈们学习的结果，他们为此作了不少成功的努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我使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虽很自由，却必须节制，正如从北方人嘴里突然冒出一句生硬的“埋单”、“搞掂”就特别有趣一样，节制，恰到好处的运用，往往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在这一点上，广东本土作家都做得很好。再就是多读一点古典书，因为粤语的成分较多地保留了古汉语的精华，比如“肚饥”、“食饭”、“行”，而偏不是“饿”、“吃”、“走”。之所以要多读古典书，是因为纯粹的粤语写作范本广东极少，书不好找，香港倒很多，但读起来很费劲，许多字是书写者生造的，不够统一，而古典书能比较好地提供范本。
西篱：《终结于2005》总计八十多万字，给读者的阅读和接受带来考验，你对小说的篇幅是怎样理解的？
展锋：长篇小说在三十万字以内比较适宜，超过这个字数会有阅读障碍，至少让人畏惧。我干了很长时间的小说编辑，其中的道理是明白的，偏写那么长，我觉得还是想表达的主题在起作用，而不是时间跨度大就必须写这么长。正因为明白这一点，写作时不敢有半点松懈，对情节与细节，乃至生活素材的使用，都要反复问这么一个问题：有必要吗？而五代人于五个历史变革中生发出的情感与困惑，及矛盾冲突，需要完全不同的情节与经历去填充，这除了对书写是个考验，对掌握的素材，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如此的自问便显得很折磨人。兴许正是如此的胆战心惊，致使评论家看后感觉故事与情节的密度太大，要是能疏密有致就更好了。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要处理好真的很不容易。
小说篇幅长，还有一个原因，对珠三角的民俗与风情作了整体的描绘，如此大量密集的描绘，是为了有力地传达土地与文化的关系这一命题。对此的描写如果很简洁，是不足以给人造成心理的冲击与震撼的。因为对美的欣赏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是需要有大量的民俗风情以及风景去充实，到过程的完结，美好的民俗风情乃至风景却突然消失了，其强烈的反差，自然会给人强烈的冲击与震撼，恰如一个南宋时期的花瓶不小心地从桌上掉到了地上。
西篱：文学独特的贡献，应该在于将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种种复杂纠葛，细致描摹、保鲜，成为语言的雕塑，成为镜子，令我们从时光的流逝中找到停顿和观照的机会。文学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则是令我们从浩瀚迷茫的历史中撷取温暖和光芒，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滋养，帮助我们坚定不移地寻找理想。伟大的作家不独关注当下，更力图接近普遍的人类精神的本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清楚自己作品的命运是什么，而只知道自己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
展锋：我想应该是这样。你说得很好。
（本访谈已刊发于2008年3月13日《文艺报》作品评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