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晨 金鑫
论文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乡土叙事一直被广泛关注。有关现代性的双重焦虑是传统乡土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并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艺术的想象空间，但是乡土自身因此失去了叙事中的主体性地位。而新时期以来的一些乡土叙事则回避现了乡土的现代性问题。《终结于2005》面对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同时极具现代意味的村庄，围绕农民与土地的得失问题，展开了一种“新乡土叙事”。这既是对“新乡土”的叙事，同时又是对乡土的“新叙事”。作品为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
关键词：乡土叙事 现代性 主体 终结
作为自五四以来便相承的一脉主流，文学对乡土的叙事一直为作家们所关注。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乡土叙事的热衷，是和乡土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或城市文明的弊端问题紧紧缠绕着的。有关现代性的双重焦虑成为了中国传统乡土叙事的内在驱动力。其实，传统乡土叙事的开展，还和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实现这种隐蔽的功利因素相关。
在这些传统叙事中，主要有三种叙事方式被广泛采用。一种是创作主体将乡村视为愚昧和落后的象征与根基，作者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对这种愚昧与落后的文化观念进行批判或改造，展现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悲剧冲突。在这种叙事中，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的乡村无疑是一片适于播撒新观念的启蒙话语开展的战场。在“五四”时期许多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了这种倾向。第二种叙事则将乡村进行主观的想象和诗意化，凸现其安静祥和的内质，把它塑造为精神的理想家园和净土，以此形成和城市物欲横流的强烈对比。这在文学中并不鲜见，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很能说明这一叙事模式。第三种则和政治因素的介入有极大的关系，即将乡村作为开展阶级斗争和培育新人的阵地，乡土不过是为枯燥的政治话语铺衍增加了一些有趣的调料。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这种叙事模式一度兴盛繁荣。无论是对于乡土人生的批判审视，还是对田园世界的苦思回归，20世纪中国乡土叙事最终形成了以极端抽象的城市文明和极端抽象的乡土文化的交织冲突为主线的、三足鼎立的叙事形态。
而进入新时期以来，在对前三种叙事模式有所保留和反思的基础上，社会现实的复杂变化使得任何目标明确的乡土叙事都变得暧昧不清了。因为它们都是一种既定的价值观念先验地指导作家的创作，以至于乡土不能在这种叙事中获得对象主体的地位，如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所说：“文学主体包括三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即：一、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三、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①失去了文学对象的主体性，其文学叙事中的主体只能是一个残缺的主体。乡土完全处于被书写的状态，是为了达到作者既定的叙事目的而被描绘。乡土很有可能因此在“乡土叙事”中失去了它的本真性。
所以自新时期以来，一批突破前三种传统模式，沉入乡土本身，试图进行乡土主体性还原的乡土叙事作品能够获得极大成功，也就不是一件特别令人奇怪的事情了。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和汪曾祺等人的创作都极为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批在八九十年代取得成功的作品，其面对的“乡土”是历史性的乡土，而不是现代性的乡土。与其说它们在叙事上成功地走出了城乡对立的叙事套路，不如说它们是回避了城乡对立这个叙事陷阱。它们是以对现实问题的某种回避而获得了艺术上升的空间。但是在一直为现代性所焦虑的乡土中国，文学最终是无法绕过城乡对立这个话题的。更何况，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农村的渗入，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乡土呼唤着文学以一种新的眼光对它们进行打量。一种“新乡土叙事”，必须在文学的画廊中出现。那么作家展锋的88万字洋洋巨作——《终结于2005》，无疑对这声呼唤做出了这个时代中最为有力的回答。
这部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家族式的姬姓村庄的发展、兴盛到因为农村城市化改革、土地收归国有、农民改为城市居民村庄因此而消亡的故事。而这个村庄的发展、兴盛和消亡，又是和土地的得失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在叙事上，作者结合了现实和历史两条线索，结合小片的空间和悠远的时间开展故事情节，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六百年间一个村庄的生活。这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笔下的“汇集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现实的生活”的马孔多，在中国又再次被复活了。
叙述者“我”是这个家族式村庄中的一名晚辈。根据这个村庄的族谱记载，姬姓源出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而这个村庄的老祖宗则是北宋末年随宋室南迁的，以后又不断迁移。直到故事中的“一世祖”在六百多年前第一次站在现在的这块土地上，姬姓的祖先终于止住了脚步，把根深深地扎进了这块土地。他们筚路蓝缕，开创基业，子孙繁衍，望众一方，甚至把原来居住于此的丹姓人都全部挤跑了。而村名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变换——从丹姓时代的丹家蓢到姬姓时代的谐和蓢，从人民公社时期的永欣生产队到改革开放后的永欣村，直到最终城市化后出现的“永欣居民委员会”。这种村名的变化，反映的实际就是土地所属权的变化。
故事的核心虽然是围绕着土地的不断易手和得失而展开的，但是在这些时代引发的变化中，姬姓村民们世世代代——从开创基业的一世祖，到曾祖父，再到末代村支书大伯，在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上所上演的一出出悲喜剧，则更是牵动人心。这是一片与众不同的乡土，尤其是当笔墨涉及到了当代之后，这片乡土因为它的富裕和开放，对现代性的积极的接纳和吸收的姿态，已经不再是从前乡土叙事中的那片以历史性回避现代性的乡土了。
这是一片自始自终都生机勃勃的乡土，乡民们精明、勤劳，但又保有醇厚的民风和强烈的宗族意识。特别是在当代的经济大潮中，他们个个都是弄潮好手，把永欣村建设成了一个让许多城市人都羡慕不已的乡村。里面的农民，完全换了一种眼光来打量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把我们叫村民，城里人叫居民，是城里人很乐意的事，如果掉个个儿，我们不跟你打架，不闹出人命才怪！要问为什么？很简单，我们只要有村里的户口，每年有人均九万元的分红，你们没有；我们村的孩子考上大学，每年两万元的生活补贴，你们没有；我饿每年五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每月有两百元的敬老费，你们没有；我们的村民参军，即使升为军官，每年都有两万元补助，你们没有……”在这一长串的有和没有的铺垫对比之间，传统的城乡文明对立的叙事模式，在乡土物质与文化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强势状态之下，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消解和颠覆了。而新时期的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乡土叙事，因为其对现代性的回避，更是没有经验面对这样具有特质的乡土。所以，在中国文学的叙事中，这完全是一块新的、陌生的乡土。这是一块无法在边城中，无法在商州中，无法在高密乡中，无法在任何一个已有的乡土叙事中找到的乡土。这是一块历史性和现代性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乡土——极具乡土气息的野合仪式和精于算计得失的商场搏击并行不悖，烟雾缭绕虔诚拜祖的宗族祠堂和灯火辉煌熙熙攘攘的高楼大厦和睦相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所谓的“新乡土叙事”，实际上首先是对一片“新的乡土”的叙事。永欣村这片“新的乡土”，不仅是有着特殊的风土人情人性，更有着特殊的文化文明。通过对小说的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于这片“新的乡土”的描绘和展现是相当细致和到位的。野合仪式、乡间菜肴、拜宗祭祖，甚至是一句句“丢你老母”式的农村里的嬉笑怒骂，无不体现渗出阵阵别样的乡土气息。而农民们对现代生活的积极介入，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更使这片乡土在作者笔下散发出了别样的活力。
不过，茅盾在《关于乡土文学》中指出：“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具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②如果“新乡土叙事”仅仅停留于对“新的乡土”的简单描绘层面，就只能“具有游历家的眼光”，写作将不能体现出更具有深度的本质。《终结于2005》的作者展锋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存在。所以，没有仅仅让笔墨拘泥于对“新的乡土”的叙事之中，而是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对新的乡土的“新的叙事”的层面。
这种“新的叙事”，最强烈地体现在作品对新乡土中的农民心理、对从前乡土叙事中的知识分子角色、对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关系的刻画和反思之中。
首先，叙述者“我”的叙事视角和身份与传统的乡土叙事的不同——不是知识分子式的外来者的介入，“我”自己就是农民中的一员，家族的一员。因此“我”的所思所想，无疑能够很好的传达出农民的真正心理和思想，而不使风俗、人物、农村成为作家笔下被固定的符号和理念的象征载体。在这种新的叙事中，农民获得了真正的主体性回归。农民既是被书写的对象又在文本中拥有主体性地位的，既是对象性的被书写又是主体性的自我展现。其中，末代村支书“大伯”，末代村长高脚都是具有主体性的农民新形象，而不是一些简单概念相加形成的综合体。他们“不是概念形态的农民，也不是艺术形态的农民，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活人的具体情感。”③
“新的叙事”，还突出地体现于作者对知识分子自身在传统乡土叙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一次再叙事。在传统叙事中，无论是过去从对农民的同情还是到对农民的批判，知识分子总是站在自觉精神和文化层面高于农民的地位上，对农民的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开展艺术想象，乡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也有生活基础，隔膜却是存在的。不能否认的是，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这样的看法有它时代的某种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它所带来的时代形成的偏见也显而易见了。随着农民自主意识和现代意识的增强，在农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获得了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意识的时候，再使用过去的叙事话语来解读农民将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何况我们面对的还是一群已经早已脱离了农耕时代，涌入全球市场的经济弄潮儿，比如末代村支书大伯、末代村长高脚等人。他们是开明、自信、豁达的农民新形象。他们为文化的保存，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的，甚至连城市人都望尘莫及的贡献。
“我”就在小说中对新时代农民的外在形象和地位展开了困惑的思考。“我想了半天，感到我的是咩也（意思是我是什么），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难以言说清楚的话题，虽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也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可大家就是讨厌我们，即使是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夸过我们的人，拿了给的好处，转身就骂我们，甚至在不同场合攻击我们。至于那些专家学者，更好像我们是欠债不还的主，时常拿我们开刀，向当然地说三道四，把我们的形象糟蹋得一无是处，简直和社会上的地痞流氓差不多……，干吗偏要与我们过不去？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是农民！如果我们依然贫穷，会讨厌吗？替我们做好事可以体现他们的善良，从一滴水折射出的光芒中，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可爱，具有那么感人的美德。”
这些话语貌似偏激刻薄，却生动地说明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在乡土文学叙事中的农民形象问题，和知识分子自身在这个叙事中所具有的地位和心态问题。“有学问的人来我们这里参观，在消灭了一批生猛海鲜后，临走之前无不以极诚恳的态度，很委婉却很尖锐地指出这一点，有时还动情动容，挺让人讨厌。他们自以为读书多就怎么了不得，却不知道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并非如此，吃亏的偏偏是自视有学问并让人捧为社会精英的人。”知识分子“说我们没文化，其实是找不到别的好说的，看着我们不顺眼，却又不能不找个说头……这心态有点像阿Q,不怎么健康。”正是因为历史形成的文学叙事心理积习，并潜藏着经济社会中知识分子某种隐秘的失落感，所以造成了作品中一部分的知识者不能以正确的心态面对新的农民形象。在新的乡土叙事中，被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已经由农民转到的知识分子自身。反思者成为了被反思者。正是有了这样的农民主体，才有可能发生这样一幕农民对政府领导下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不是盲从，而是进行反思甚至抵制的悲喜剧，这样一幕围绕着土地得失而展开的悲喜剧。阿Q的头衔，也第一次被一群农民冠以到了知识分子的头上。当代小说第一次以如此的篇幅和深度，以农民的心理和视角来批判知识分子。如果先不考虑这种批判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仅从文学的层面而言，这确实是百年来在乡土叙事中实现的最大颠覆与突破。
当然，作品并不是在强调中国现在的农村经济和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如何广泛的进展，农民的整体素质已经获得了如何的提高。毕竟，这只是对一批珠江三角洲富裕地区农民的叙事。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和忘记在西部和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依旧面临着温饱和基本的教育问题。但是在思想和艺术上，这种对乡土叙事的颠覆和创新，却是我们不得不加以关注的。农民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启蒙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一种新启蒙的开始——启蒙到对启蒙的批判再到启蒙。这是对批判的再批判，是双方的相互反省和谅解。它也不意味作者对农民价值观念的完全认同。作者并没有出于达到新叙事的目的而去做艺术上的无限拔高，他也没有掩饰这些富裕农民的一些历史积习。比如“我”在得知了族谱将姬姓归于周文王的后代时，不无得意地想到：“周文王的后人！啊，说出来多爽！老子也是帝王之后！你们还歧视我们是农民，丢老母，知道我们是谁吗,老子没有歧视你们就算够大度了！”看来阿Q这顶帽子，这些农民自己也没有真正摘去。有关启蒙的叙事，并没有真正的完成，只是，它在《终结于2005》的新乡土叙事中得到了一次完全不同的体现。启蒙并没有被终结，乡土叙事也没有被终结。相反，在新世纪的起始，它们同样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终结于2005》述说着终结，是因为试图抵制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农民们最终失败了，他们失去了土地，成为了城市居民；《终结于2005》述说着终结，是因为一个有着六百年历史的村庄被终结了，它带着苍凉的背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和城市的高楼大厦之中。但是在整个中国，城乡现代化的路还刚刚开始。这是一个村庄的终结，却是一个大时代即将到来的开始。一个具象的乡村在时空上终结了，但是它的子民们的命运和未来还是未知，他们将面对一个新的生存时空的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现代化程度的增加，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更多永欣村的命运故事将在中国大地上演。作者以对时代的敏锐触觉和深入把握，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巨大的乡土变革时代到来的序幕，他也为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开启了一个新的可能方向。
引注：
① 刘再复 《论文学的主体性》 《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
② 茅盾 《关于乡土文学》 《茅盾文艺杂论集》（上）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 第576页
③ 赵树理 《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四卷 工人出版社 1980年 第1761页
作者司晨为北京大学2005级中国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金鑫 江西省南昌工程学院人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