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热土雄风
广东发展遭遇“瓶颈”；“非典”突然袭击广东；广东在大挑战中实现大转型，大转型中实现大突破，来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一个中年汉子一咬牙跨过罗湖桥，去领悟一个道理：不敢穿越资本惊涛骇浪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在实施，港、澳、粤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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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非走了，留下的是一个在大博弈中蓬勃崛起的广东。
广东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一直维持着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和增长，广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巨大的试验田和实验室，产生了一份值得骄傲的“成绩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以只占全国1.85%的陆地面积，为国家贡献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三分之一的对外贸易总量，到2006年，广东一个省的GDP年增长量相当于中部一个中等省份的GDP总量，向国家贡献的税收相当于中西部六个省份的财政总和。
然而，广东经过二十多年的急速发展，形成了庞大的经济身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和麻烦，都会在广东最先遇到，到了二十世纪最后的一两年，广东遇到了更高的门坎，更窄小的过道，被近年来人们常说的“发展瓶颈”卡住了，几乎动弹不得。
像长跑最后冲刺的选手一样，长时间紧盯在广东后面的山东、江苏省则加快步伐赶上来了。广东自经济总量居全国首位以来，一直是处于“前无标兵，后有追兵”的境地。与亚洲四小龙在发展竞争中左顾右盼的同时，广东还不得不一路狂奔一路扭头往后看，着实累人。就在这两年里，广东分明听到了身后雄心勃勃、沉重急促的脚步声，这就是中国发展马拉松队伍中的第一方阵：长三角各省市和山东，他们与广东的差距越来越短。就在几年前，他们对广东还“热眼相看”，现在就几乎变成“等量齐观”了。
此时广东面对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与几年前发生了重大改变。广东恰好接受了一场全球化最新的严酷洗礼：广东是外向型经济比重很大的经济体，外源性经济占极大份额，而广东在资金和外贸往来最密切的地域，恰恰是遭受亚洲金融风暴打击最重的香港、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中央政府以极大努力施以援手，帮助香港抵御了国际炒家对港元的狙击，与国际投机资本进行了一场香港开埠以来最为惊天动地的博弈，终于在千钧一发之际挽救了濒于崩溃的香港经济，使之免遭泰国、印尼的厄运。然而，香港却因受到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的拖累，长期市道低迷，经济不振，以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带领全体公务员“减薪”、“冻薪”，与全体香港市民“共渡时艰”。广东作为香港、东南亚重要产业基地，当然会遭受很大的冲击，生产订单大大减少，以香港和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产品销路严重萎缩。
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外资输入地。以香港为例，在广东迄今为止引入的一千六百亿美元的境外资金中，来自香港的占了60%以上。而其中尤其以台湾与香港为代表，这些国家与地区与广东可谓俱荣俱损的关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此时的东南亚国家不仅不再成为广东发展的助推火箭，反而拖累了广东经济。导致广东许多地方房地产暴跌，开发区撂荒，项目停工，企业破产、各种各样的基金会、民间和政府集资项目问题暴露，一下子像水库决了坝，洪水漫了堤，令各级政府疲于奔命，频频“抢险”。最典型的莫过于广东省政府设于香港的窗口公司粤海集团的重组和“国投公司”的破产。“国投”的破产间接造成了几百亿的坏帐，由于它投资的触须深入到了边远山区，致使广东一些山区小乡镇也痛心疾首地感受到这场金融地震的烈度和阵痛。粤海集团在发展中固然有盲目扩张的弊病，它之所以能够绕得过国家金融系统的控制，是因为它可以在香港大量融资，用境外资金支持它的庞大投资体系，而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银根抽紧，使它的资金链断裂，其后遗症也是相当棘手的。最后广东出资达数百亿元，甚至拿出供应香港、深圳水源的“东江水工程”最优质资产为其撑腰，才使粤海免于破产，成功重组。“粤海”从一个曾为广东境外融资做出重大贡献的窗口到最终成为全省财政的大包袱，时间周期不过短短数年，亚洲金融危机对广东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这里，我们不得不回头认真审视一下这几个卡住广东发展的“瓶颈”。
“瓶颈”之一：
周边国家和地区恶劣的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可以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广东党政领导不得不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应付各种突发性经济情势。
“瓶颈”之二：
长时间地高速发展和广东那一份值得骄傲的“成绩表”，致使一些头脑不够清醒的地方党政领导人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些误区，忽视了对广东发展模式的理性分析：广东的发展格局还是相当粗放的，广东已经成为经济大省，但并不能称之为经济强省，因为它本身资源贫乏，甚至可以称之为资源小省。要维持着高速的发展和增长，在没有建立好科学合理的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只能拼能耗、拼资源、拼投入，拼生态，为了维持着高速的发展和增长，人们只好在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则拼“堆头”，大上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形产业，相互之间抢劳力、抢能源、抢原料、抢市场，形成恶性竞争，破坏生态环境，深圳更是猛然发现：这个全国羡慕的特区已经陷入“土地告急、资源短缺、人口超负、环境透支”的四个难以为继的境地……凡此种种，都是忽视发展的科学规律所致，以致广东省德高望重的党内元老、原省委书记任仲夷早就一再站出来大声疾呼：“发展就是硬道理，规律是更硬的道理！”告诫人们不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把发展的科学规律丢诸脑后，让各级领导保持着高度的清醒。
“瓶颈”之三：
广东中南部形成了以深圳特区和珠三角为主的高速增长平台以来，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却相对落后，广东全省发展不平衡态势长期没有改变，而且这种不平衡的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与此同时，城乡差别、贫富悬殊问题也凸现，大量流动人口向深圳、东莞、广州集结，在极短时间内令它们成为了超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使大城市的人口、治安、生态、居住形势趋于恶化，而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农村、城镇出现的新的问题：基础设施越来越显得落后，高新科技项目越来越难于落户、土地丢荒、村庄“空巢化”（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教育和文化事业经费几乎难以为继……有些县级党政机关和教师甚至常常发不出工资，被拖欠薪金。
“瓶颈”之四：
广东九十年代的大发展，带来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长期处于失衡状态。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世界石油价格一直徘徊在每桶二十美元区间，乃致于国际成品油价格与国内成品油价格形成倒挂，即进口油价低于国产油价。道理很简单，国产油掌握在具有垄断地位的三大石油巨头手中；当年他们既没有降价，更没有将油价与国际接轨的意思。于是，就形成了广东不但没有享受到石油红利，反而被迫高价（与国际市场比）使用国产油的境地。两地油价之差，已经到了每进口一吨成品油在国内销售可获利千元的地步。本来，广东利用手中外汇较多的优势，完全可以抛弃国产油转而使用物美价廉的进口油，但进口石油的配额掌握在国家手中，进口并销售成品油必须要有配额，而这个配额根本不足以满足需求。内外的价格形成巨大的价差，也形成了天大的诱惑，广东出现了走私进口油的狂潮，走私油品从珠江口无处不在的“蚂蚁搬家”式的走私红油很快发展到一些铤而走险的海关、地方官员勾结参与的大规模走私。直到中央和广东省委“治乱世用重典”，动用雷霆万钧手段，杀掉了几个以身试法的海关贪官和走私头子，这种势头才被严厉扼止，挽救了一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头脑发热忘乎所以的干部。这表明广东境内的大量产业虽然已经参与进国际分工，进入了国际大市场，但她的上游产业，尤其是能源及原材料供应产业仍然受到计划经济的控制。
出于同样的道理，广东在电能、钢铁及原棉等等国际市场价格低迷时期并未因此而得到好处，只能在不得已情况下只能吞食其计划经济资源价格的苦果，从而丧失了一个黄金发展机遇。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倒掉了一批从“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过来的各级干部，他们之中，有不少曾经是扛过炸药包、趟过地雷阵的角色，但最终没有经得住市场经济的考验，而倒在巨额的利润、肮脏的贿金或温柔的美色里。
这种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的政绩观和个人梦想一朝暴富的畸态心理一旦结合，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少数官员的犯罪、垮台，甚至会影响一大片区域许多年的发展进步。这种灾难，在已经屡次错过和丧失了发展良机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湛江的“9898”大案。一批地方官员为了牟取暴利，与香港的走私商人和海关官员相互勾结，大规模地走私石油和汽车等国家紧俏商品。而在东部，则出现了大规模的制假贩假和虚开增殖税发票骗取国家返还税收的犯罪。老百姓对此现象只有摇头叹气，斥之为“越穷越见鬼”。
周边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变和恶化，自身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经济秩序紊乱、经济结构不合理，计划经济旧有模式的制约形成的“短板效应”、干部和公务员队伍中出现贪污受贿丑恶现象等等构成的一个个巨大的“瓶颈”，无疑成为摆在广东面前的一个个严峻的大挑战。
敢不敢应对这一巨大的挑战？
继谢非之后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和中共广东省委，坚定地迎难而上，勇敢地迎接了这一挑战，集全省之力调整经济结构，大刀阔斧整顿了市场经济。广东人迎难而上、不事张扬、勇于含枚疾走的天性又在这里充分显现了，在短短几年间，他们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大转型、发展模式的大突破，为实现新的一个周期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正所谓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东南亚金融危机制造的严峻局面，客观上也帮助广东痛定思痛、厉行快刀斩乱麻，在一定程度上挤掉了不少经济泡沫，有助于广东的经济结构调整，应该说“九五”末期一直到“十五”初期，广东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由市场引导的、在全国先走一步的局部经济调整。为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广东实施“抓大放小”、倒掉一批、扶持一批、强壮一批的策略，利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做好优胜劣汰。从此角度看，广东又比全国各省夺得先机，为下一个经济提速周期做好了准备。全省配合中纪委和中央政法部门，针对走私贩私、制假贩假、虚开增殖税发票骗取退税等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发动了几次声势浩大的打击风暴，使用铁腕有效地整顿了市场经济秩序，使它走上健康、理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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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广东来接任省委书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这位很有语言天分的省委书记刚学会几句广东话，便遇上了建国后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未曾遇到过的一大考验：
一种天灾梦魇般降临：简称“非典”的瘟疫（非典型肺炎）突然袭击广东。
人类有史以来对“非典”记载始于2002年11月的广东佛山第一人民医院。有一家人突然患上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而住院，因为人们并不知道致病的是一种什么病毒，过了一个来月，那一家五个患者也就一个接一个地稀里糊涂地治愈出院，似乎并没有构成恐慌和重大威胁。事后才从病人留下的化验标本证实，他们患上的是货真价实的“非典”。
12月22日，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进广州医学院呼吸疾病研究所，肖正伦副所长收治了一个从救护车上抬下来的重病人，他是个来自河源市的出租车司机，像是患了肺炎，但很奇怪，所有对肺炎有效的药物对他根本不起作用，持续高烧不退，肖正伦初步判断为“不明原因的非典型肺炎”。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马上检查了病人，他躬身俯在病人身上听诊，仔细检查了病人的口腔和咽喉，他同意肖正伦的判断，同时心中也打了个大问号——这可能是一种凶险的全新病例！一天后，肖正伦副所长接到了河源的急电：在河源医院中治疗过这个病人的医生护士和乘坐救护车参与转送的人员都一下子病倒了，一共倒了八人，症状和那个司机一样！
钟南山和肖正伦都吃了一惊，马上意识到这种病可能有强烈的传染性，而钟南山、肖正伦收治病人做最初的检查诊治时并未作特别防护，但他们这时顾不上自己也有可能被感染，当机立断决定把这个病人送到刚开张的ICU严密隔离，同时，全所开始紧急动员起来准备应变。
特殊的战争打响了，疫情如火，人命关天！
广东省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和非典灾难迎头相撞，这是一场遭遇战！钟南山和他的研究所作为“尖兵班”，撞到一场瘟疫的枪口上。钟南山时刻关注着病人病情的发展，他敏锐地发现病人肺部迅速出现纤维化，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洞察力，果断地及早采用了面罩通气方式维持病人生命，并使用了适当剂量的皮质激素来遏止病人肺部炎症扩展和纤维化，这种用药是与常规治疗完全相反的，需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事实证明他最初的判断和尝试是正确的，病人熬过了最危急的关头，最后竟奇迹般康复出院了！这为钟南山战胜这种恶疾增添了信心。
2003年春节期间，“非典”大举突袭广东。从河源市第一例传染性极强的病人被发现后，广州开始有人染病，接着省内各市都陆续发出病例报告，“非典”在3月间像一场“闪电战”般很快突袭全国各大城市，接着又突袭香港、新加坡、甚至加拿大，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给中国与世界造成的恐慌超过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西班牙流感。
广东全省在以张德江为书记的广东省委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击“非典”的斗争。
钟南山首先站出来，在全世界一片闻“非”丧胆的愁云惨雾中，他坚定直言：“非典”并不可怕，“非典”可防，可治！他以自己诊治的“非典”病例据理力争，实事求是地反驳了某些卫生权威机构的错误判断。广东从一开始的慌乱之后迅速平静下来，与某些大都市搞停产、停工、停课反其道而行之，广东人班照上，街照逛，工照开，茶照喝，与香港人、北京人和上海人为此陷入极大恐慌形成了鲜明对照。在“非典”最猖獗流行的日子里，笔者连续七日到钟南山院士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去采访，发现这里的所有办公室门窗洞开，钟南山除了进出隔离病房戴口罩身穿防护服，平时上下班都不戴口罩，这里收治着全省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可能是全世界传染性最强的“毒王”就躺在六楼的危重隔离病房里，然而钟南山院士从“抗非”实践中得到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预防“非典”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是要通风透气，越是密闭环境越容易传染。结果证明钟南山是对的，这里成为治愈危重病人最多的“抗非”堡垒，并未发现因为门窗洞开而将“非典”蔓延到院外的一例病例。
在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广东全省医护人员，日日夜夜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治愈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非典”病人。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凶险的疫情，取得了96.2%这一全世界最高的治愈率和3.8%的最低病死率。广东人达观应战，沉着坚毅、挺立潮头面对危难困境从不沮丧的表现，在世人面前为树立起一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泱泱大国的国民风范。
采访中笔者还了解到一桩趣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抗击“非典”的紧要关头来到广州，给广东人民极大的鼓舞，4月14日上午，张德江和省长黄华华以及时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蔡东士陪同胡锦涛总书记到广州市中心北京路步行街视察，并与广州市民亲切交谈、握手。视察中胡锦涛总书记也发现：广州极少人戴口罩，他在中巴车上一直留意马路边上有多少戴口罩的，偶然发现了一个，大家认真一看，原来是个环卫工人，正在搞清洁卫生。
2003年的整个春天和春夏之交，中国像经历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举国动员，全民上阵抗击“非典”，经济发展自然也受到影响。但广东的经济并没有像很多地方一样因“非典”而减速，相对速度就上来了。
当年任佛山市高明区区委书记的邓伟根，是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青年干部，他曾经也是全国第一个当了镇委书记的博士。高明与广东一样，在2003年，也就是在他的任内进入又一个快速增长期。邓书记在任内提出了年均增长29%的指标。关于高明的跨越式发展，出过好几本经济学著作的邓伟根可以用官场话语、学界话语说出一套又一套、够人们体味一阵的道理。但他在私下里却另有说法：“我们抓住了‘非典’这个机遇。”
他指的是：在幅员不足一千平方公里的高明区，他与同事们规划出了上百平方公里，建设了“沧江工业园”，迄今每年的引资额均达到百亿元。这个面积比著名的苏州工业园还大的园区，还获得了“国家新材料产业基地”的认可，并得到了银行方面的大额度授信。这个工业园区从酝酿到出笼，恰是“非典”制造了全国性恐慌的时期。在当时，广东的高明区在此非常时期仍然能硬着头皮抓发展搞建设，肯定是感动了不少有关部门，当时冒险赴京报批项目的高明人，无论走到哪一个国家机关，均见门可罗雀，因为他们是唯一的访客，所以享受了一路绿灯的待遇和服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是“非典”的阴影刚刚散去的第二年，国家就出台了一系列对各地开发区与工业园的又一轮清理整顿和更加严格的土地使用政策。
也就是在这一年，广东开始成为与上海、长春比肩的汽车生产基地，汽车产量很快跃居全国第二。不仅日本本田车系的“广本”、“飞度”之类的地产车卖得火，日本的日产、丰田也相继决定在广州设厂，建立生产基地，全国各大汽车厂也纷纷杀入广东。他们将其它地方只在省会城市才设立的分销点同样开设在广东的地级市里。因为广东的乘用车销量几乎占了他们全国总销量的三分之一，这儿消费能力惊人而且没有地方保护壁垒，卖车卖得痛快。
2003年上半年，广东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受什么影响，而且到了三季度，广东的增长已经呈现出强劲势头。到了年末，广东录得八年以来最高的增长率：13.6%，生产总值达15844.64亿元；确保了排头兵的位置。松了一口气的省领导有点喜出望外地宣称：“过去的一年，广东遇到的困难比预想的大，成绩却比预想的好。”
广东在大挑战中实现了大转型，在大转型中实现了大突破。几年后，有时事评论员将这些年来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成就称之为：“华丽转身”。我们不知道这一带文学色彩的评价是否妥帖，但转身是为了更好地超越。
2003年的阳春四月，正在全国人民抗击"非典"的紧要关头，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广东并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为广东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新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提出，在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方面，广东要做排头兵。广东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科学判断，提出"追兵就是标兵、对手就是老师"的口号，要求全省各市、各行各业都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后劲上来，把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
一直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的广东，在上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曾经以“珠江水、广东粮、粤家电、岭南衣”风行全国，同时又因此显示出产业结构“份量太轻”而被人诟病为“广东人只会搞短、平、快赚钱”，如今产业格局猛然越过一个“拐点”，产业迈向重型化并且越发展越高级。广东抓住了国际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大好机遇，迅速形成了电子信息和石化、钢铁、汽车、造船、装备制造等重化产业集群，进入了一条新的高速增长快车道。
电子信息产业的兴起，也是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和高级化的一大成就。2006年销售收入和利税总额几乎相当于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总和，并以占全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三分之一的好业绩，连续十六年高居全国首位。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著名企业及其自主创新的品牌产品，在国人心目中似明星般闪亮登场:华为、中兴、TCL、美的、格力、格兰仕、金蝶……
在新增长机制下，广东经济增势更爆发出惊人潜力，全省GDP继2004年突破2万亿元后，2007年超过3万亿元大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经济总量上第一个1万亿元台阶用了22年，而跃上第二个万亿台阶用了4年，第三个1万亿元仅用了3年多一点的时间。其跨越步伐之大，跨越速度之快，令世人惊叹。
小平同志在二次南巡中提出用二十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这是当时对谢非同志的耳提面命，广东人一直铭刻于心，在离他老人家提出的年限还有七年时光的2006年初，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表示，四小龙已经超越了两个，预计将在2010年超过台湾，而实际上到2007年底，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3900亿美元，已将台湾抛到身后。在2007年5月召开的中共广东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张德江再次提醒广东的共产党人：广东要再过二十年，方敢言富，我们这一代仍然是创业的一代，我们这一届班子，仍然是创业的班子。
广东，任重而道远。广东人心领神会地记住小平同志二次南巡时留下的六字真言：不争论，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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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资本开始是不动声色的潜入，继而是多少有点瞻前顾后的进军，再继而大举挥师，简直是铺天盖地席卷呼啸而来，中国似乎成了巨大的国际资本又一轮全新盛宴的宴会厅，在世纪之交后新的数十年间，这场盛宴可能会一直开下去。
名列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来了，身挟巨量资本的国际金融家、实业家们，盛装登场，他们打算在这场盛宴中索取更多更大的利益。
其实，这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人敢不敢与资本共舞？敢不敢在资本海洋中中流击水，在这更大的博弈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国家？
答案是肯定的。
1997年10月的一天，正当亚洲金融危机像阴霾一样从东南亚向亚洲各地扩散的时刻，一个年过不惑的汉子步履匆匆地踏上连接香港与深圳两地的口岸之桥――罗湖桥，他在跨越边界那一刹那，似乎有一点点迟疑，回过头来张望了一下，眼神有几分惆怅，几分忐忑，但是他还是一咬牙跨过去了，他知道，此一去，他不可能再回头，从此他就与搏风击浪二十年的政界和官场说声“拜拜”，成为一个担负着国家经济使命的特殊商人了。
他叫阿刚，因为当了多年的市委书记，部下习惯叫他刚哥，群众则大胆称他为“刚记”，珠三角群众有一项发明至今无人申请专利，这就是称官不带长，叫部长就叫某部，叫局长就叫某局，叫处长就叫某处，叫书记直称某记，阿刚看来，虽然不大雅，与周记饭店、徐福记糖果变成同类项，大有戏谑之嫌，但群众叫顺了口，反而显得亲切，他也就随和地任人称呼，以至他领导下的市有人编了首打油诗，其中两句是：书记一出门，通街叫“刚记”。
几天前，他又一次面临决定命运走向的十字路口：上级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认为他担任市委书记时间太长了，应该得到重用，上级向他摆出两个去向，一是到上级机关当个副职，二是到香港去，当一名国有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
到香港去，意味着彻底改换身份和地位，像个小学生一样从最基本的东西学起，从零开始。
他紧张地思考了两天，最后作出了下半生的最重大抉择：到香港去，从商！
与内地不同的是，广东干部队伍辞官下海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社会有了多元化的发展走向，官员们自然面临多元化的抉择。
“刚记”作出这个决定时，头脑里充满了大干一场，大显身手的理想，他隐约听到东南亚经济出现问题的风声，但确信危机不会波及自己将要执掌的地盘，那是广东省的一块金字招牌呀！全然不知他将要去的公司正被亚洲金融危机的魔影所笼罩，大崩溃即将开始。
事后他形容，他到香港后朦查查一睁眼睛，金融风暴就刮到香港肆虐横行了，11月，他所属的大集团已经遭到几百家大小银行的“围攻”，迫还债务和贷款，原来答应提供资金和担保的也一律取消了，12月资金链断裂，一时间兵荒马乱，烽烟滚滚，四面楚歌，领导层被迫决策：停止支付！
这不啻又引发一场强烈地震。
“刚记”的心情有如坐香港海洋公园的过山车，从新鲜、好奇、亢奋一下子跌落到灰暗甚至恐惧的谷底。
他巡视了一下自己的“领地”—— 一个表面上有过百亿资产的地产集团，大、散、乱，完全不像一个正常的企业，前些年因为有广东省这块招牌，有政府做后台靠山，向香港的大小银行借钱贷款容易过借火，资金从各种渠道滚滚而来，有如“猪笼入水”，钱一多，人就晕，企业完全失去节制，盲目扩张，四面出击，炒白糖、炒批文、炒汽车……到处投资设厂办企业，管理却像狗熊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根本不到位，留下一个个大包袱却没人去背，早期在香港设立的众多中资企业、“窗口公司”，大多在资本的惊涛骇浪中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兴旺——衰败——死亡；国有资产资金像个危重病人大出血大量流失，这样下去有多大的家业都会衰败的！“刚记”不禁摇头叹气，他想起彭德怀元帅痛斥败家子的一句老话：“崽卖爷田心不痛”。
夜深人静，他耿耿难眠，站在阳台上，两眼望着维港对岸璀灿的灯火凝神冥思苦想：怎样度过这人生一大难关？
他开始领教“资本”这根魔杖的厉害了。真是“飞来游资亿亿万，搅得周天寒彻”，转眼之间就可以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冲得七零八落，闹个鸡犬不宁。我们的国有控股企业管理水平如此低下，经营理念如此落后，怎么经得起那些国际资本掀起的滔天巨浪？
他扪心自问：你为什么要到香港来？现在这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扑面而来了，看似凶险，但是共产党人跳下去试一试水又有何妨？他环顾维两岸港森林般矗立的大厦，突发奇想：这座座高楼大厦组成的‘石屎森林’啊，怎么看都像一条条竖立起来的大鳄鱼——国际资本的大鳄鱼，一条条张嘴朝天，今天你不吃了他，明天他就要吃了你。现在金融风暴来了反而是个好机会，我们不仅要学好，还要试试在大鳄鱼潭里抓条大鳄鱼！
阿刚紧张地行动起来，按照上级坚定果决的部署，他在大集团的统一指挥下，快刀斩乱麻地实施“起死回生”方案，实行公司的重组，首先与数百家债权银行和金融机构展开不厌其烦的谈判，第一大难题就是要迫使众多的债主同意“削债”，他们组成专业班子进行了一年多艰苦卓绝的谈判，潜心钻研过香港经济法律的谈判团给债主们开出了唯一的一条出路：只要公司存在下去，允诺偿还债主们三成债务，如果债主们不同意，那对不起，只好宣布清盘，大家鸡飞蛋打，“一拍两散”，到时债主们连一成也捞不到。当时整个亚洲一片愁云惨雾，债主们个个“黑云压城城欲摧”，急着回收资金去应付更大的危机，经过一轮轮的唇枪舌剑、讨价还价，终于在2000年12月与数百家债务机构达成了协议。他心头的两块大石放下了一块。
另一块心头大石更让他喘不过气来，心头滴血，夜夜作恶梦：他得咬着牙关，痛下决心，大刀阔斧地关闭属下企业、裁员、卖资产！
他坦承，这是他一生最痛苦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令他血冷如冰、心如铁石。他从一个地产集团的董事长，一举变成由六个集团共二百多家公司合成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合成并非好事，是为了关闭，为了“斩杀”！各集团的管理层有一百零九人，一直要裁剩二十三人，一百多亿资产全部要以最快速度卖掉，又要争取卖出最好的价钱，他们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卖大楼、卖公司、卖酒店、卖工厂、卖车……尽快套现偿还给踏破门槛的债主们，尽量减少国家的损失，如果说这是用冷酷的手段来处理冷冰冰的钱和物的话，那他另一个使命更令他心惊肉跳：他得处置一千多名大活人——属下的二百多家“子公司”、“孙公司”员工全部要裁掉、遣散！
他当了多年市委书记，习惯于综观管理，从来没有像眼下这样进行微观管理和对下属“痛下杀手”，处在非常时期，事无巨细，一律要他亲力亲为，既当决策者，又要当执行者，既当“法官”，又要当“刽子手”，他这个“法官”天天得面对自己的同僚和员工忐忑不安、充满求生希望的眼神，他们中有不少是为国家利益在香港打拼多年的“创业元勋”、“老臣子”，但他却必须亲自宣布他们被裁员的命运，还要安抚他们在离开前一刻“站好最后一班岗”。
一家家公司关闭了，一栋栋大厦卖掉了，员工也栽光了，他走出最后一座大厦，新主人飞快地在他身后的大门上贴上了封条。他觉得那字条也无形地贴在自己的背后，上书四个血淋淋的大字：“冷血杀手”！
站在大厦门前的马路边，茫然四顾，车流像一条汹涌的长河在面前飞奔而过，再没有人招呼他去吃饭，也没有车子接送他上下班，他那“资产管理”的使命完成了！他鼻子有点酸，轻轻叹了口气，拐进路旁的一家云吞面铺，坐下叫了一碗云吞面，他苦涩地想起，这家铺子恰好也叫“刚记”，这些天来卖资产裁人忙疯了，“刚记”几乎天天靠帮衬“刚记”过日子。
卖云吞的小老板“刚记”热情地过来和卖光大公司的“刚记”搭讪，称他为“大老板”，他自嘲地笑笑：“我是大老板？其实比你小多了，你有这么大的一间云吞铺，我现在是两手空空，真正的一无所有。”
就在这时，他手机响了。一接听，他马上推开碗筷，一跃而起，付账走人。他的精神振作起来——新的使命又降临到他身上，这次不是让他把公司“搞死”，而是要他“搞活”！他得千方百计挽救两家濒临破产的公司，从此摆脱“冷血杀手”的恶名，恰好这两家公司都以广东两个字打头，来电话的领导开玩笑说，你就去当这个“两广总督”，把它搞到风生水起！
他深入两家公司摸索了两个多月，数清了这两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公司还有多少骨头多少根筋，心中有了新主意：看来这个冷血杀手的恶名还得背下去，索赔官司缠身、肯定难以救活的一家公司，实在无法“风生水起”，也只好按经济规律办事，忍痛割爱“斩杀”，投放全部力量打救另一家仍有一线生机的上市公司。
这家上市公司在香港曾经名噪一时，不幸遇上金融风暴，资金链断裂，原来的隐患一齐暴露，公司高管几乎全部触犯香港法律吃上官司。他临危受命接管了公司后，果断出手，动大手术，“斩”掉了尾大不掉的累赘行业，对传统业务进行有效整合，以卧薪尝胆的气魄，毅然将位于香港旺地的公司总部大厦出租赚钱，只留必要人员在香港经营传统业务，自己“一竿子插到底”，亲率领导班子转移内地，坐镇仍有盈利前景的钢铁产品基地，并兼任这一基地的董事长。这种种励精图治的举措，大大缩小经营成本和管理层的规模。他们在内地这一基地基本未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像个“桃花源”一样维持着良好的生产势头，他决定以此为全集团的主攻方向，这一招果然奏效，原来上市公司的股价一直急跌，跌到剩下几分钱的惨景，此时开始缓慢回升。“刚记”审时度势，咬紧这个产品的市场，努力动员员工进行“二次创业”，发力扩大产能和打造新的生产线，企业开始名声大振，在国内市场抢占了不少份额，国际上的钢铁产品巨头也他们刮目相看，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了。他们选择了世界上排名前几位的外国联合企业合作，在北方渤海湾建立新的生产基地。经此一役，他们的王牌产品排名仅在大名鼎鼎的“宝钢”之后，单一品种产量可望成为全国的“老二”，香港股民的信心也很快恢复。“刚记”信心十足地给自己的品牌企业在未来的国内市场上作了一个定位：产能第二，品种第一，质量上档，网尽市场。
凤凰湼磐，浴火重生。经过严酷的洗礼，不少中资企业终于在香港站住了脚跟，与早期的急剧膨胀和盲目扩张不一样，他们再不依靠头顶那“政府窗口”的光环到处炫耀讨生活，也不再靠在内地和香港两种制度中钻空子寻找商机，而是老老实实地与国际惯例接轨，按照香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办事，在资本的海洋里发展壮大自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攒国力，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扩展世界市场积累了很多好经验，从而锻炼出一大批经得起资本和国际市场严苛考验的红色企业家，他们深知：不敢穿越资本惊涛骇浪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坚定目标的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