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金融风暴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泰铢贬值。金融大鳄们登陆香港金融市场，中央政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赢香港的“金融保卫战”；梁广大为修伶仃洋大桥与厉有为打起“领土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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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极不平凡。
这一年，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什么叫大悲大喜，什么叫波澜壮阔，什么叫坚如磐石。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年轮上，1997年既深深地刻印着失去全民族的伟人邓小平的悲怆时刻，又铭刻下了全民族为香港顺利回归、一雪百年之耻而昼夜狂欢，紧接着，更记录下排山倒海般的国际金融风暴阵阵冲击。
1997对谢非个人来说，是工作最紧张忙碌，生命张力达到极限的一个符号。
为了迎接香港回归祖国，广东省委省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一项“重头戏”是横跨珠江虎门水道的虎门大桥，必须抢在香港回归前建成通车。虎门大桥位于珠江入海口上游，西起霍英东先生发起兴建的番禺南沙开发区，东接著名的东莞虎门镇，跨越鸦片战争时的“金锁铜关”珠江水面和抗英古炮台遗址。修建虎门大桥是珠江两岸人民长期以来的最大心愿，也是对林则徐等民族英雄最好的纪念。1992年10月28日，虎门大桥工程正式动工，1997年6月9日，虎门大桥提前竣工通车。
1997年6月30日深夜，谢非亢奋难眠。这个夜晚，全中国亢奋难眠。这个夜晚，是中华民族洗刷耻辱的夜晚，是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夜晚，
谢非在这一天的每一秒钟都极为珍贵，中午，他最早来到深圳机场 ，守候着由国家主席江泽民率领的庞大中央政府代表团，他代表广东七千多万人民，热烈欢送中央政府代表团分乘多架专机到香港参加香港回归祖国的盛典。在与江泽民主席握别时，谢非深情地说：“总书记，日程安排得很紧张，注意保重、安全。”江泽民亲切地说：“你放心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谢非又风驰电掣地赶回广州，准备出席在天河体育中心召开的广东省各界人民隆重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盛会。第二天，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发表讲话时，神态专注而庄严，声音蕴含着火一样的激情，但又丝毫没有超越自己一如既往沉稳内敛的风格，一字一句，有板有眼：
邓小平同志以非凡胆略和卓识远见，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这一伟大构想，为香港回归祖国，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开创了一条现实的道路，其成功实践将产生深远影响。邓小平同志这一历史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间，载入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谢非多年来少有的激情飞扬的讲话，激起了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掌声。
入夜，人人都紧盯着电视机。谢非处理完公务后，也回家紧紧盯住电视机，守候着那个神圣的时辰：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
整个香港回归的盛典，是一个气势恢宏、复杂而细致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程序都精确到秒，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待民族尊严大义的一丝不苟严谨精细。为了真实地再现当时盛况，这里引用一下新华社播发题为《庄严的时刻》的一篇情感炽热的通讯：
“世界的目光在这里聚焦，无数颗心在期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
公元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维多利亚湾畔，会展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长城……”
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旋律奏响了新纪元的序曲。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由紫荆花绽开的特区区旗相伴冉冉升起--
这是一个庄严的宣示：中英两国政府顺利完成香港政权交接。从这一刻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与祖国分离一个半世纪的香港，重回母亲宽广温暖的怀抱。
摄像机镜头转动，照相机快门频响，记录下这个永恒的历史瞬间。
………
零点46秒，两面鲜艳的旗帜升到旗杆的顶端，雄壮的国歌结束了最后一个音符。
掌声中，人们的目光集中到主席台中国政府代表团座席上一位两鬓染霜的老人身上。她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
“替小平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带着小平同志未了的夙愿，与他几十年风雨相伴的卓琳来到了香港。“能亲眼看到香港的回归，是小平同志生前多次表达过的一个心愿。今天，我们能够代他完成这个遗愿，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和欣慰的。”
历史会铭记“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立者邓小平。正是他，在15年前，向世界表达了中国一定要收回香港的坚定信念。正是他，以超凡的智慧和胆识，开创了历史之先河，把“一国两制”镌刻在人类历史的丰碑上。
零点4分，江泽民主席洪亮而坚定的声音响彻在大会堂。如潮的掌声再一次响起。
“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经历了150多年的漫长离别，香港终于重新跨进了祖国温暖的家门。
就在香港回归盛典隆重举行之时，香港的天空一直不停下着雨，这雨下得意味深长。当时出席盛典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退休后出版了一部名为《外交十记》的回忆录，书中是这样描述这场大雨的：
“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目睹着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国领土被外国占领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漫长过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都浓缩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令人难忘的是，交接仪式的那天，终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北京。天清气爽。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十几万人在深夜时分守候在香港回归倒数电子屏幕前，热血沸腾地注视着鲜红的时刻分秒，到了！到了！7月1日零时零分步步迫近，人们随着秒数的跳动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5、4、3、2、1！紧接着是惊天动地的欢呼：
香港回家！
香港，香港，你听到了吗？祖国大地的五湖四海、三山五岳都在欢呼：
香港回家！香港回家！
十三亿人都在热切注视着南方，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被豪雨洗刷得干干净净的香港。
年近五旬的港人阿周从电视上看到天安门上的十几万人倒数，也听到了动人心魄的欢呼：香港回家！
他本来还想躺到床上打个盹，可是再也没法合眼了，看完香港翡翠电视台的回归盛典实况直播后，他就冒着倾盆大雨出了门，虽然是凌晨时分，可是满街都是人。
人流似乎向着两个方向流淌：一个是流向举行回归盛典的香港会展中心，另一个是流向九龙、新界方向，他们是去欢迎冒着滂沱大雨进驻香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
还有一些人聚集到停泊着英国皇家游艇的海港码头上，他们向管治香港近一百六十年的英国皇室代表查尔斯王子告别，随同王子离港的，还有那位港人戏称“肥彭”的末代港督彭定康，他眼泛泪光，神色黯然地降下了香港总督府的米字旗，那旗子已经被大雨打湿了，他还是宝贝地叠好，把这份帝国斜阳的象征带上了装满了遗憾和离愁的皇家游艇。
阿周走到街上才倏然决定，要去新界迎接入城的解放军。
阿周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但生长在一个爱国的家庭里，1949年他刚出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的父母无比兴奋地在在自己供职的学校里挂出了五星红旗，这是香港最早挂起五星红旗的机构之一。因为家境艰难，他的父母曾把他送回内地亲戚家读书，在文革中，这个“香港仔”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对待，后来很无奈地回到香港谋生，现在正在一家大公司当技术员，也算个低级白领。在这大雨如注的7月1日凌晨，为了要看看入城的解放军，阿周坐通宵巴士从香港过海到深水埗，再转车到新界上水。他发现，冒雨来迎接解放军的港人相当多，有不少是像他一样自发来的，也有爱国工会和团体的队伍，人们士气高昂，气氛热烈。阿周也激动起来，他想起了已经辞世的双亲，这一对在香港最早挂起五星红旗的青年教师夫妇，从小学一直教到中学，从小学校长当到中学校长，培养出一茬又一茬的爱国学生，他们一直期待着在全香港都飘扬着五星红旗。
香港新界沸腾了！
新界是一片受尽屈辱欺凌的土地，也是一片受过血和火洗礼的土地，当年在清朝政府屈从英国压力，将新界拱手相送时，富有爱国光荣传统的“新界”群众凭借着锦田吉庆围的一座铁门，奋勇抵御英国殖民者的洋枪洋炮。在抗日战争中，新界人民英勇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纵”港九大队，把新界变成了打击日寇的游击战场，抗日英雄刘黑仔的手枪队驰骋从沙头角到元朗一线的广大地域，还经常深入到九龙、香港市区，打得日军、汉奸闻风丧胆，港九大队和香港市区中队成为我党我军最早的“驻港部队”。
此刻，香港回到祖国怀抱，新界人民在解放军进驻香港军营的道路上搭起了一座又一座彩门。和阿周一样，数以万计的普通市民打着雨伞披着雨衣伫立风雨之中，不停地向解放军的车队抛掷鲜花。轻型装甲运兵车组成的梯队驶过来时，雨势更大，简直是暴雨倾盆，可是人们掌声、锣鼓声更加热烈，花如海，声如雷，人们的激情有如火山爆发，阿周看看左右，见一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一手打伞，一手高举着呼喊口号，他顿时想起了自己的母亲，两行热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他使劲跳起来高喊：
“欢迎亲人解放军！”
“祖国万岁！”
事后阿周坦承：在香港生活几十年，这是他第一次举手喊口号，而且是自发地跳起来喊。当时，有一个手持海外电视台麦克风的记者走到他身旁，出其不意提出一个问题：“先生，请问：今天是有人组织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阿周睨了他一眼，答道：“你不是傻瓜吧？这么大的雨，不是自己要来，谁有本事叫我来？”
阿周不知道，其实在7月1日零时零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驻香港的先遣部队已经对香港各个驻港英军添马舰、枪会山、赤柱、昂船洲、石岗等陆、海、空三军军营进行了庄严的接收，与香港会展中心的回归盛典会场一样，同步地降下了英国米字旗，分秒不差地升起了象征主权和尊严的五星红旗。
在广州的珠江江畔，谢非也悄然起床，披衣打开了电视机，他只半睡半醒地躺了一小会儿，这时他再也躺不住了，作为“东纵”的一个老兵，他要亲眼看看自己的军队怎样跨越深圳河进入香港。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997年7月1日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地面部队3000多名官兵奉命从各个集结地出发，乘坐400多台车辆，分三路向深圳南部的文锦渡、皇岗、沙头角口岸前进。
6时整！
一声令下，装甲车和所有的军车发出巨大轰鸣。在文锦渡口岸，“大渡河连”---一个60多年前在震惊世界的长征途中迭克天险的英雄连队率先驰入香港的路面。第一辆军车上，旗手徐志辉顶风冒雨将一面军旗高高擎起，这是第一面飘过深圳河的“八一”军旗。
香港新界沸腾了！
空中传来引擎的轰鸣，我军航空兵团六架涂有迷彩的直升机穿云钻雾，冒雨飞越深圳河上空。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海军舰艇编队威武雄壮地驶入香港水域。
行驶在编队最前列的舰艇上，信号兵王浩激动地用灯光发出国际信号，向香港发出了来自祖国的亲切问候：“香港，你好！”
7时24分，水兵胡放军在大雨中将第一根缆绳准确地套上九龙西部昂船洲军用码头上的系缆柱。几乎在同时，航通长李长青中尉从一幅海图上抹去了“香港”二字下面的“英占”字迹。
进驻港岛最南端赤柱军营的我军梯队，冒着暴雨从北到南在香港疾进2小时30分钟。他们穿过郊野和新界、九龙和香港闹市，每个人都被大雨淋透，但却依然保持着严整的军容。
长时间的电视直播也让离开军事生涯很长时光的政治家谢非过足了“电视瘾”。据说，这是谢家拥有电视机以来谢非看电视节目时间最长的一次。只是他追看电视全部是以休息时间进行的，次日照常上班投入紧张的工作，而且精神抖擞，毫无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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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不平凡的1997似乎注定要设下一些巨大的障碍来刁难欢天喜地的中国人。在那全民热情达到沸点的盛夏，一个黑色的风暴几乎是踩着香港胜利回归的脚后跟追杀过来。
这天谢非一上班，喜气洋洋地翻阅电文，但他眼睛余光扫过一份来自海外的讯息，立刻敏锐地嗅到一股萧杀之气，浑身一凛。
谢非并非金融专家，但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告诉他，金融的风险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加上我们的金融体系并不健全，弊端甚多，一遇多事之秋，危险性更大。在1996年，广东一些地方为了搞活社会的闲散资金，农村基金会、城镇基金会四面开花，大搞集资融资，他就发出过警告：金融出了事，是最凶险的危机，老百姓的存款一旦受到损失甚至化为乌有，每时每刻都会影响社会稳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
境外经济如果发生了什么灾难性的事变，祸水肯定会首先殃及广东。
谢非不得不防。
危机像是潜藏于深海的巨鲸，瞄准了泰国，突然冒出头来张开了血盆大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像天使又像魔鬼的国际资本第一次最集中、最充分、最彻底地暴露出它天性的另一面：当它的贪婪恶性发作时，它可以吞噬一个个国家，摧毁一个个民族的经济。
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秘密结成国际对冲基金联盟，从1997年3月起大肆抛售泰国货币泰铢，向泰国的经济命脉发起阵阵冲击，逼迫泰国货币急剧贬值，股票狂泄，从年初的一千二百点跌至一百五十一点。为了保卫泰铢，泰国央行与新加坡联手，投入一百二十亿美元巨资吸纳泰铢，并动用行政手段大幅提高利率，命令银行严禁拆借泰铢给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令其损失三亿多美元，暂时稳定住了泰铢汇率。正当泰国政府惊魂甫定，未来得及擦把汗喘口气，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怀着更大的野心卷土重来，展开了第二波更猛烈的攻击。这一回泰国政府投入了三百亿美元外汇储备和一百五十亿美元国际贷款，企图修筑起抵挡国际炒家滔天巨浪的“防洪坝”，可惜势单力薄，“防洪坝”眨眼间化为乌有，可怜泰国像经受了一场蒸发财富的战争，国人顷刻间便损失了四十多亿美元，接着，国家储备被掏空了，币值和股票一下子坠入谷底，很多人顿时倾家荡产，全国陷入一片恐慌。愁云惨雾很快就弥漫到整个东南亚：人们疯狂地到银行挤提现金，到商店去花光不值钱的钞票购买能用或者不能用的货品，不少奔驰、宝马豪华轿车像流浪犬一样被破产的主人遗弃街头，不少绝望的家庭举家自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有人在开怀大笑，他们就是索罗斯等国际大炒家。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横扫东南亚各国，把各国货币变成投机牟利的工具，他们迫使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将货币币值如同过山车般一路下滑，各国经济经受了一场惨烈的浩劫，损失累计达上千亿美元。
马来西亚以直言不讳著称的总理马哈蒂尔发出愤怒的咆哮，直指美国人索罗斯“一夜之间使我们全国人民十几年的奋斗化为乌有。”把千夫所指的国际炒家形容为罪恶滔天的强盗和小偷。
可是索罗斯们不予理睬。他们耸耸肩膀，把这一切当作是全球化过程中一场博弈智慧、胆略和程序的公平游戏，完全合理合法。早在1990年代，他们就精心策划对英国、意大利、墨西哥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发起过攻击，并获利颇丰，现在只是花样翻新，故伎重演而已。在扫荡东南亚各国之后，他们将新目标锁定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索罗斯秘密地潜入香港，剑走偏锋地策划和指挥一场空前的金融大战。
位处广州珠江河畔的合群路大院表面上依然宁静如常，省委机关的干部们如常地上班下班，忙碌而安详有序，但谢非的办公室里充满了焦灼；远在北京，中南海的灯光依然明亮，一个个电话，一封封电文紧张地传递着应对、防范之策。这可能是共和国建国以来第一次与国际金融大鳄们的正面交锋，这一场战争打的不是枪炮军火，而是国家的实力、智慧，说白了，打的是钞票，是天文数字的钞票。
此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兵临国门的金融危机却茫然无知。他们只是从《参考消息》中知道泰国经济被索罗斯给搅黄了，很多人是头一回听说索罗斯这么一个人，第一次听说“金融风暴”。
刚刚举办过历史性的回归祖国盛大典礼的香港，仍然沉浸在欢乐和兴奋之中，7月2日早上，激动不已又疲惫不堪的新任特区政府官员们一觉醒来，依然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种庆典活动之中，并没有多少人察觉的危险正在来临，只有新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和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敏感地留意到，十一天前，坚决反对泰铢贬值的泰国财政部长辞职，索罗斯结成的国际炒家同盟正在急攻泰铢，7月2日当天，泰国政府在巨大的金融压力下被迫放弃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宣布泰铢贬值。
其实，中国政府庄严地收回了香港的主权，香港顿时成为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的口中最光彩夺目的东方之珠，成了全世界的注视焦点，自然招来金融大鳄们的垂涎。既然他们能玩转东南亚，香港早晚也是他们囊中之物。他们的真正企图，是撼动改革开放后突然崛起的中国金融体系，一旦香港得手，他们便进而剑指大陆。
由金融大鳄们点燃的那把野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蔓延，1997年7月11日以后，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也先后实行浮动汇率制。到年底，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都跌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连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撑不住了，跌幅超过百分之十。与此同时，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的股市分别下跌了百分之七十五点九、百分之七十三点七、百分之六十九点一、百分之六十一点七和百分之四十三点一。国际金融投机家在东南亚连连得手，便像群狼一样纷纷登陆香港金融市场，企图在翻云覆雨中再次狂赚一大笔。
香港股市在他们长袖善舞的操弄下，首先遭殃，香港恒生指数一度跌到六千多点的最低点。
但金融大鳄们这回遇到了强硬的对手。
他们低估了诞生才一个月的香港特区政府，更意想不到站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后面有个稳如泰山的经济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心作香港后盾，以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新生的香港特区经济。
在北京中南海里，决策者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领导人早有预感和防范，在1997年初，江泽民就亲自为中国金融部门编写的《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题写书名，并作出批示。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为加强组织保障，朱镕基被任命为中央金融领导小组组长，还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在连结北京与香港的重要枢纽广东，谢非也在废寝忘餐地工作，金融战线上种种信息，都不停地在大脑中过滤、分析，他的眼睛紧盯住香港春丝秋毫般的微妙变化。
广东作为中国的经济大省，涉外经济是主力，在全国所占比例也举足轻重，如果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陷入大动荡，货币贬值或股市崩溃，都势必危及广东乃至全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优势，更何况，眼下国际金融大鳄胃口越来越大，不仅企图摧毁香港的金融经济体系，还妄想把金融风暴刮向中国内地！
北京发出号令：必须反击！坚决把国际金融大鳄挡在境外，也决不容许他们在回归祖国的香港兴风作浪，对其动摇香港股市、狙击港元的恶行，必须予以狠狠打击！
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对亚洲友好国家的经济危局决不坐视不理。
1997年8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泰国新任中央银行行长，承诺向饱受金融危机煎熬的泰国提供十亿美元的贷款，并相信泰国政府在国际的援助下，能够抵御国际金融大鳄的攻击，有效地调整经济结构，保持本国货币的稳定。
12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前往吉隆坡参加东亚地区国家首脑会议。会议上，“江泽民承诺在稳定货币和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一定会尽力合作。”“两天后，江主席宣布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他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政府也不会补贴出口。这个消息大大缓解了一些国家因为担心中国货币贬值而出现的恐慌。货币贬值有助于中国维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是这会造成‘多米诺效应’，使整个地区的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使危机升级。”（根据美国作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记述。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284页。）
香港的金融保卫战，也拉开帷幕。
香港中环可以称得上是亚洲银行总部最密集的地方，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就矗立在那里。
这座由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大厦，与汇丰银行大厦近在咫尺，相对而立，但它的形状更奇特，更别具一格，成为香港最有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在金融风暴袭击香港的日日夜夜，这里成了特殊的“前线指挥所”。中资金融机构的首脑人物全部齐集最核心的楼层——六十八楼，有如在指挥一场旷世大战。香港最老资格的银行界老行尊、人称“红色银行大亨”的庄世平老人，年近九秩，耳不聋，眼不花，思路清晰，反应敏捷，也天天坐镇这里。这里安装了密集的信息终端，以供人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监察着国际炒家们的一举一动，也有最先进的通讯设施，可以与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通话和交换意见。
那些动荡不安的日子里，香港人笼罩在一片惶恐之中，不少媒体大肆渲染悲观失望的气氛，炒作股市、楼市即将崩溃的负面新闻，仿佛香港风雨飘摇，马上要沉入万劫不复的海底。笔者在那段时间里，曾十天内三赴香港，亲身感受到香港人刚刚从回归喜庆中坠入惶然不知所措的迷惘，也从股市和港元大受打击中感受到港人的切肤之痛。
中央政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赢这场香港的“金融保卫战”，甚至准备投入巨额的国家外汇储备。体现国家意志的决策一下达，香港顿时吃了一颗定心丸。
金融大鳄索罗斯始料不及，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果敢动用了近一千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在8月下旬断然入市干预，炒家们伸向香港股市的贪婪魔爪一下子被滚烫的铁腕狠击一招，赶紧缩手，抽身而逃。10月22日，国际金融炒家不甘失利，再次发起另一波攻击，猛烈狙击港元，在伦敦外汇市场抛售价值约三十亿美元的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再度出重手入市干预，终于使香港的联系汇率体制得以维持。
在激烈的四波次“金融战争”中，香港股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0月23日那天，恒生指数大跌一千二百点，到27日，短短四天累计下跌三千一百点。 但是，不管如何惨烈，这场震惊世界的金融大战依然以国际金融炒家败走麦城、焦头烂额地逃离香港而告终。
1998年3月19日，朱鎔基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国务院总理，在新总理与记者第一次的见面会上，朱鎔基谈到了中央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对香港的坚定支持：
“1997年10月份香港也发生了股灾。但由于香港经济结构比较完善，经济实力较强，有九百八十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特区政府领导有方，采取措施得力，已经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中央政府高度评价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也不认为香港今后会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但如果在特定情况下，万一特区需要中央帮助，只要特区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要求，中央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护它的联系汇率制度。”
相比之下，韩国和日本就远没有香港那样幸运。日本号称亚洲经济的“老大”，韩国也是一个崛起的巨人，韩国经济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起飞，到1996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突破一万美元。但是，在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下，韩国经济变得弱不禁风，大公司纷纷陷入经营危机或宣告破产。10月以后，股票综合指数跌破六百点大关。11月19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下跌到一千零三十五比一；第二天，又跌到一千一百三十九韩元兑换一美元。韩国政府只好在11月21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二百亿美元的援助。由于受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1998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倒退为六千三百美元，比1996年锐减近四千美元。
创造了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进入九十年代后，泡沫经济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亚洲金融风暴刮到日本列岛，这种负面效应和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终于激化，1997年11月以后，中小金融机构一个接一个地倒闭，金融业的核心也很快遭殃。11月3日，负债累累的三洋证券公司宣布破产。消息一传出，4日清晨，投资者纷纷赶来，在三洋证券公司的各个分店前排起了长蛇阵，引发了全日本挤提兑现恐慌。
紧接着，日本第十大商业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第四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公司等，如多米诺骨牌一个个地倒台破产。到年底，日经指数比上一年下跌了百分之二十五。到1998年，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全国共有两万多家企业倒闭，负债总额超过十三万亿日元。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又袭击俄罗斯，使俄罗斯再一次滑到经济崩溃的悬崖边；不久，拉丁美洲及欧洲也感受到了它的震荡，连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也遭到冲击。
直到1999年年底，遭受金融风暴冲击的亚洲国家才走出低谷，经济开始复苏。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博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一家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封面，赫然印上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配图是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然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经济发展一枝独秀。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获得了全世界的高度评价。经过此举，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也获得亚洲国家的充分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