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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厉有为风波”，其实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时值小平同志逝世及“十五大”即将召开之际，人人都意识到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再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如果说他们都想影响其进程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到了决一死战的时候，由于小平坚决主张“不争论”，对改革开放有完全不同思想观念的人们一直没法公开辩论，彼此之间的猜忌与防范都已很深，为了和衷共济，也压抑了太长时间，当然也知道矛盾迟早要暴发。
与广东的只干不说不同，此时关于改革的呼声反而是来自北方的更加激烈。
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宣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到临界点。”吴敬琏则说：“小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
而冯并所说的“临界点”，说白了就是所有制问题。而谢非与厉有为、顺德领导人都在努力突破的，正是以放开对所有制狭隘理解的桎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新的发展模式和累积资本的途径。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难以进一步发展，主要是改革要从革旧向布新转变，不布新，则改革必然会陷入修修补补的改良泥潭不能自拔；而布新，必然会在一味进取中露出自己的软肋，招致对手的致命一击。
从1995年初到1997年初，北京某些理论界人士接连推出四份“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
他们认为：1992年以后，由于私营经济的大举进攻，中国资产阶级业已形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死灰复燃变本加厉的深度与广度均超过“89风波”之前。他们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成为一个自在的阶级。”并计算出中国此阶层的人数已达两千多万人。
与厉有为关于所有制问题的若干思考相对应的，是中国理论界某位代表人物推出的《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一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该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应予注意的主要对象。”
1996年5月3日到4日，江泽民接连会见各地的企业界和省市领导人，发表重要谈话。他指出：
“改革当前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要鼓励探索，允许试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去试，大胆去闯。”
“等是等不来的。回避问题，退缩不前，只能无所作为。”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他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当时他讲了两万多字，我们看到的新华社版本发表了四千多字，未涉及新一轮意识形态对立双方的争论。但在现场聆听他讲话的厉有为、谢非（现场除毕业的学员外，还有各省（市区）党政主要领导人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领导人）听得很明白，江总书记很多话是直指“左”派的斗士们去的：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其它的理论能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问题。”
“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脚踏实地的建设社会主义。”
谢非和厉有为直到听到江总书记以下一番话，心才真正放到了肚子里：
“努力寻找能极大发展生产力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江泽民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四条学风问题，还对动辄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的人进行了批评。
江总书记讲话后，当时就有中央党校的负责同志过来拍厉有为的肩膀：“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可是把你解放了。”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用铿锵有力的语言，为这些年来有关改革开放和所有制的风风雨雨、种种论争作了权威性的结论：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
“非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对我国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从而进一步将改革引向传统的公有制。
厉有为说起往日的风风雨雨来仍然心怀感激：“是在中央两位主要领导和铁映、谢非等同志的支持下，我才没有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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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与深圳比翼齐飞的珠海，尽管经济规模和总量都比深圳小，但梁广大从来就不会轻易认输，他总是根据珠海的实际情况在别出一格上做文章， “重奖有功科技人员”举措，就是一例。
可是，梁广大很快发现，他的精明举措，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珠海重奖科技人员后，在科技人员中成了当年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延安，因为新中国还从来没有人对科技人员进行过 “估价”。加上珠海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媒体发了招聘广告后，一下子几万人涌向珠海应聘。
热情好客的梁广大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开始，对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科技人才来则必亲自接待，还请吃饭，后来人来得多了，整天疲于奔命忙不过来，只能要求市委市政府和有关工作人员热情接待。
其实，没有引入市场机制的珠海人事部门不知道如何消化这些满怀抱负及理想的科技精英。何况奔赴珠海求职者，也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太多习惯享受铁饭碗待遇的人，认为只要到珠海市政府一报到，就会安排一个令人满意的岗位让他尽其所能，并等着来年得大奖。他们很快发现珠海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一到珠海就得面对市场，即要自己到市面上去找工作，而他们要的是承认资历（不管专业对不对口）、保证铁饭碗、给住房、安排太太（老公）工作及子女上学，更不用说给安排珠海市户口了。而用人单位的老板说：连我都没有珠海户口呢，我拿什么给你？你不是来打工的吗？
有些来自各地体制内的“科技精英”们如梦初醒，大骂珠海骗了他们。几万人在珠海进进出出或在大街上游荡。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们当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希望到珠海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做舒服工作，过起一张报纸一支烟、一杯茶水喝半天的日子，因为全国都在宣传：这里有一个重视人才的好政府和生活的好环境。
碰了钉子失去耐心的人便去找梁广大书记理论。
梁广大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和他们对话，但驴唇对不上马嘴。谈崩了一拨再换一拨，谈起来就没个完。梁广大解释说：我们发出招聘广告，是希望你们到珠海来创业，白手起家。我一定会给你们创造一个良好而公平的创业环境，但珠海并不缺机关干部，并不是你们手里有学历就一定要由政府安排工作。如果你们不想创业，我梁广大不能也不能白白养活你们。
大批到珠海来寻梦的人依然成群结队地来，有时把梁广大包围起来讨说法，梁广大只好躲着他们。这样的事一直闹了几年才渐渐平息。梁广大学精了，以后珠海只为企业招聘对口的人才。
梁广大朝思暮想地要为珠海干成几个大项目：大机场、跨海大桥和可以与香港、深圳比肩的深水港。还想建设一条紧贴着海岸线的沿海高速公路，把全省甚至全国的海岸都连接起来，当然第一步先把粤西几个市连接起来。
此时，伶仃洋大桥由于中央未批复与港英政府不配合而僵在那儿，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澳门。珠江西岸的出海口居然没有一座机场，是个重大缺憾。
珠海与澳门近在咫尺，如果要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珠海在方方面面都要与澳门有得一比。他记得小平在珠海时，他就陪小平到楼顶去看过“那一边”。小平登高望远，看到珠海八年来的变化这么大，不住地说：“变化太大了，太大了，特区大有希望。这说明我们搞特区的路线是正确的，光说不做不行，特区就是要给人看的。”
梁广大指给小平看：“珠海边上那条村，当年穷得一夜之间全跑到澳门香港去了；现在我们搞了十几年，他们认为珠海比澳门强了，全生产队的人都又回来了，只有一个党支部书记没有回来，因为他在那边混得太穷，回来后觉得没脸见人。”
小平同志听了喃喃地说：“这才能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呀。”
梁广大说：“以前我们成天说社会主义是天堂，香港是资本主义地狱。但存在决定意识呀，看人家过来时个个衣着光鲜，对比之下，我的心里就很难受。但现在我们就超过了他们，当年澳门人过来时，带的什么东西都是希罕物，现在调过来了，如今都是他们从这边带东西过去，包括电视机和卫生纸。澳门很多普通百姓，跟我们的市民比，难免显得寒酸了。”
小平走后不久，梁广大便听说有在澳门工作的我方人员讽刺珠海，说是梁广大狂妄之极，向小平汇报时的口气太大，大有企图吞并澳门之势。
梁广大闻言大怒：“简直岂有此理！珠海就不能比澳门好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
小平临走时，梁广大约老人家明年再到珠海来过春节。此前，梁广大听人说，小平住在石景山宾馆时，说这儿是身在珠海看不到海。他对小平说：“明年您再到珠海时，就能住在能看到海的地方了，住它三几个月！”
小平对陪同他到珠海的毛毛和保健医生等人说：“你们都听到了吧？明年我还要到珠海来。”
谢非说：“好呀，明年我们一定安排好这件事。”
小平走后，谢非与梁广大一起设计起1993年春节如何接待小平到珠海过冬的有关事宜。1993年春节将至，梁广大接到电话，说是小平到了上海后摔了一跤，不能再到广东来了。梁广大岂能甘心？天天打电话到上海追问何时来。最后人家答复说，是小平同志保健医生不让他再动的。梁广大放下电话，惘然若失，他的直觉告诉他，也许小平再也来不了珠海了。
年初二，《人民日报》登出小平在上海过春节的消息，梁广大打开报纸一看，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能发表这样的照片？”
原来，照片上的小平同志显得憔悴苍老，梁广大气冲冲地说：“老人家的一举一动都象征着我们国家的利益呀，发这种照片是什么意思嘛？”
果然，海外的媒体对这张照片发表了不少猜测言论。事后毛毛对梁广大解释说，当时天很冷，上海又冻又潮，小平同志很不舒服；但他又必须在上海露面。
那时的梁广大可能有些受情绪因素左右，因为他已经把小平当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有小平在，有谢非在，珠海就可以放手大干而无需有后顾之忧。梁广大说：“小平南巡中，谢非同志汇报广东情况时，从来不在小平面前讲一句套话假话，这是很可贵的品质；有的官就是不敢讲实话，对比之下，你就可以看出谢非是一个真为国家和人民讲实话办实事的人。谢非同志光明磊落敢于担当。他对珠海的改革开放一直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在对珠海指责铺天盖地的时候，他可能不出声。但只要他不出声，我心里就有底，就是大局已定，此时无声胜有声嘛。当很多人指责珠海贪大求洋好大喜功的时候，他在默默地替珠海扛着，这一点我始终心里有数。”
澳门开埠几百年，从来没有搞过机场。梁广大一心想在珠海建设一个好的机场，让珠海人、澳门人一起享受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民航方面建议珠海机场设在香洲，在香洲湾填海建机场。梁广大说：“哪里有一个机场放在市中心的？那还不吵死人了？”
其实他心里有一个理想所在，就是三灶岛。这个岛原是珠江出海口外的一个离岛，过去由日军在岛上建了一条简易军用飞机跑道，日军飞机就在那儿起飞轰炸华南地区。当年跑道竣工后，日军将建机场的民工全部杀死，那儿还有万人坑，仅尸骨就找到了三千具。抗日战争后期，机场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日本投降前，日军也对它进行了大肆破坏。解放后，在60年代对珠江口磨刀门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围海造田，三灶岛就与大陆基本连成一片，成了一马平川的一个小平原，旧机场也成了当地村民的牧场，平时不少牛只在那里悠闲地吃草。从高处俯瞰，布满弹坑的笔直跑道虽然长满青草，当年机场的形状仍依稀可辨。
珠海向国务院汇报说，申请改造三灶旧机场，预算为二亿元。改造机场要比新建机场麻烦少得多了。有关部门比较顺利地就把这个项目批了下来，虽然他们在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怎么找也找不到梁广大他们所说的三灶机场到底在哪里。
梁广大选址三灶岛最大的如意算盘，是该岛距珠海与澳门等距离，而澳门也没有机场。试想，如果珠海出面建一个与澳门合用的国际机场，那将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双赢局面！在三灶岛填海，再由双方各修一条栈道从机场通往珠海与澳门的市区，这样的机场经营效益能不好吗？两地能不融为一体吗？
珠海的设想得到中葡两国领导人的一致赞同。总理李鹏，更乘直升机视察了那个待“改造”的机场，对梁广大的设想也十分赞成。
万事俱备只欠投资。梁广大找到了澳门地产巨子兼赌王何鸿鑫。双方谈妥了：梁广大出地，何老板出钱，双方合资建机场。预算要投资二三十个亿，这笔钱虽然为数不少，但可以通过与澳葡当局方面做工作，给予何鸿鑫先生的赌场发牌期延长来给予回报。
为此梁广大与何老板密谈过多次，双方还签定了合同。一切都顺利得叫人心里不托底儿，反正那一阵，真的是万事俱备只欠开工。
正如传奇小说里常说的那样，越是顺利之时越是容易风云突变。管治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受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前不惜投入近两千亿港元大兴土木建新机场启发，要在捡包袱走人之前花光储备大捞一笔，葡澳决策当局突然反悔，背信弃义地违反了原来双方合作改建三灶机场的承诺，要自己在澳门建一个国际机场！
个中玄机当是不言自明，葡国当局将澳门百姓的血汗钱填到海里去，他们是毫不痛惜的，因为发包这么大的工程，当局可以捞到多少好处呀！只对比一个大数就知道了。梁广大与何老板预算建一座国际机场只需二三十个亿，而葡澳当局建一座性能基本相同的机场，居然要花掉一百六十多个亿！
葡澳当局为了证明他们单独建机场的合理性，居然想抢在珠海机场前面把澳门机场先建起来。
梁广大气得七窍生烟。任何人都知道，两个机场挨在一起建，这对日后的营运效益意味着什么。
梁广大必须设法阻止葡国当局的不义之举。他到处去游说：“澳门他有什么理由敢建机场？他们怎么可能有建机场的资格？它和香港不一样，当年葡国侵占澳门时，与清政府签定的条约写得明明白白，葡国只能管治澳门的陆地，尽管没有回归，但现在澳门所有的水域都是我的，如果要较真的话，澳门有人掉进海里，他的警察都不能下水去捞人，一下水就侵犯了我的领海！所以他们的机场怎么敢填我的海？我不让他填海他到哪儿去建机场？我不给他沙石他拿什么来填海？”
国家有关部门曾企图做工作，阻止葡澳当局这种非分之想。
也许出于为回归前大局稳定着想，国家并未对葡澳当局这种明显钻空子的行为采取有力的阻止行动。因为此时港英当局正在花十倍的钱建一座更大的机场。香港和澳门的问题是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陈年旧账，作为炎黄子孙，总得要为此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付出一点代价。
走投无路的梁广大只得孤注一掷，他决定揭发葡澳当局那些见钱眼开的家伙。想了半天，他想到了一招：向葡国政府举报，告澳门的葡籍官员腐败。这一手在国内还算杀手锏，足以把对手置于死地。他着人到澳门搜集了按国内标准足够把对方搞下台的诸如贪污腐败及有关丑闻的材料，想以此警告澳门当局首长，如果你一意孤行，就抛出铁证如山的过硬材料，问你一个挪用公款贪污腐败之罪。
梁广大调阅了有关材料以后相当满意。因为按国内判刑标准，葡澳当局的那些家伙不仅要撤职，“打靶”（即枪毙）都够资格了。谁知他再次失算，葡萄牙政局正动荡不安，政府首脑们正像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谁也顾不上“海外领地”官员贪污腐败那一点破事，澳门的葡国官员正好钻了一个大空子。
面对澳门回归前保持中葡友好关系的大局，有人先打了退堂鼓，劝梁广大只在珠海搞个直升机场就算了。但梁广大坚决不同意，事关珠海发展的大局，要干就干个国际机场，而且要一次到位，何况他还希望能把工期抢在澳门机场前面，迫使对方知难而退。
此时有美国回来的朋友提醒梁广大，珠海机场将来不能只靠客货运输经营，这样收益肯定会出问题，要搞就搞一个有综合功能的国际机场，其中最有长远效益的项目，当是为中国搞出一个能办国际航展的机场。
因为搞航展又不影响机场运营的话，就要将跑道加长至三千九百米，这样就成了全国最长的机场跑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场噪音不能影响澳门市民，场址就要再移位两公里，这一切都使原来预算的土石方工程量大大增加。
经过再三权衡，梁广大决定自己干，不能再坐等下去。民航部门据此拿出了设计方案，得到了李鹏总理的支持。
工期成了最关键的问题。面对三千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工程量，如果要抢工期，唯有进行大当量爆破，否则无论如何抢不到澳门机场前面去了。
梁广大问部队首长：“炸山填海，一次要放多大的炮？”
“据匡算，要一次装填一万两千吨炸药。梁书记。”部队首长回答。
梁广大问：“一万两千吨有多大？”
“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的60%，梁书记。”
梁广大倒吸一口凉气：“会有那什么蘑菇云吗？”
“非常壮观。梁书记。”
梁广大摆摆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你能保证珠海和澳门百姓的安全吗？”
“请梁书记放心，绝对保证安全。”
梁广大经与市里的领导班子研究，大家都认为只要绝对保证全过程安全，也只好搞这惊天一爆了。
成队的军车在夜色掩护下开过静谧的珠海，伴着灯晕和花香驶过。市民们不知道车队载的是一万多吨烈性炸药。当然，运输是有绝对安全保障的，但为了免使市民不安，运输也是秘密进行的。
将这些炸药装进爆炸点的工程进行了两个月。离起爆时间越来越近的时候，珠海市将爆点附近几公里内的村庄百姓统统强制迁走。爆破前三天，梁广大开始失眠，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
珠海市将将要进行大爆破的时间通过媒体在香港澳门公布，并通知了两地当局。但没有具体告知爆炸的当量。
但临起爆前，梁广大还是秘密派了人到香港和澳门街头守候，他要知道届时在那儿对爆炸会有什么感受，要拿到第一手材料，省得以后有人找麻烦。
梁广大亲任爆破总指挥，到了距爆点直线距离三千米的指挥所。尽管他自己开玩笑说要放一个天下最大的“大炮仗”，可他心里一点都没有底，谁见过这么大一个“炮仗”？但他毕竟是距爆点最近的人，由此可以相信各地百姓都是安全的，起码比自己安全嘛。
梁广大于是下令起爆。
过了不知多久，梁广大仍然感到天摇地动晕晕呼呼。果然有一个同原子弹一样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且久久不散。
紧接着，梁广大收到最近的市区汇报，市民生活一切如常，大家纷纷反映就听到很大一声响。梁广大这才放心；香港线报说测得地震为里氏三级，有震感。梁广大急问：“街头有无听到水车（消防车）响？”
香港方面说没有，于是便把香港放下。再问澳门，澳门更可怕，测得地震为里氏4.2级，但也没有听到“水车”响。梁广大合上手机，跳上车就往市区跑，他转了一大圈，的确没有见到起火垮房子什么的，这才真正把心放下。这以后他很长时间做恶梦，梦到香港的高楼大厦纷纷起火倒塌，有如好莱坞的灾难大片。
澳门机场和珠海机场好像一对反目成仇的难兄难弟，各自都在争分夺秒地建设，以抢先建成争取客源来压倒对方，珠海机场率先建成后，比它投资高出六七倍的澳门机场也宣告建成。
若干年后，不少人认为珠海、澳门近在咫尺，根本没有必要同时建设两个机场，并以此为据指责梁广大“好大喜功”，这是有失公允的。从发展的眼光看，一个近百万人的城市拥有一个机场是很正常的事情，两个不同功能的相邻城市同时各自拥有自己的机场，在国际上也并不鲜见。长三角地区在方圆一百多公里范围内也拥有八个机场，密度可以与美国大纽约比肩，为什么珠三角就不能与长三角看齐？指责者忽略了葡萄牙人背信弃义这一事实，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博弈，两个机场同时建设造成恶性竞争的局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于珠海机场后来一直未能充分发挥运力和效益，更有着复杂的原因。
因为要顾全大局，梁广大只好一直默默地背起了这口黑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