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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的政府机构改革及产权改革，在内部虽然进展顺利，但遇到来自外部的阻力却非同小可。

顺德机构改革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下不对口。机构压缩撤并后，上级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因为“老窦（广东人对老爸的叫法）找不到儿子了”，于是经常性地找茬儿。顺德人只好将谢非抬出来。谢非态度很鲜明：“如果上下不对口，那么就由上头适应下头而不是下头适应上头。”说完后他又加了一句：“下头再适应市场。”

这句话表明了谢非将顺德作为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的根本意图，就是广东要率先建构新的制度、秩序与游戏规则，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作家徐南铁在《大道苍茫》一书中写道：

    顺德的改革是配套推进的，所谓四个轮子一起转。但是顺德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配套，却无法使周边环境配套，无法理顺与外界的关系。

我在顺德听到过好些有关故事——

有一次，佛山市的人事局长因工作来顺德，进了顺德市政府大楼却不知该进哪一间办公室。

佛山市是顺德的上级市，上级市的人事局长来，当然要找你的人事局。这就是中国政界说的对口管理。

可是，在顺德市委、市政府的大楼里，已经没有了专门的人事局。

在机构改革中，顺德撤消了人事局、机关党委和老干局，将这三个部门的功能都划给了组织部。

按照系统的划分，人事局与组织部分属党、政两块，没有上下级关系。所以，佛山市的那位人事局长不愿意进组织部。

佛山市人事局不愿意与顺德的组织部打交道，这原本无可厚非。系统化是中国党政机关日常工作的循例，有了系统，布置任务时有机构、有人来听你的；有了系统，下去有人接待，管你的饭。

几十年了，本来一切就这样运转得好好的，顺德市独独别出心裁搞精简机构，这个系统突然脱了节，这就不免让人无所适从。所以上级市人事局就觉得顺德人事局特没有用，“不争气”，所以“被吞掉了”。

其实，顺德人一直很小心地注意协调环境，在这方面堪称游戏高手。

他们在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验，比如——

被精简或合并的政府机构，招牌和印章都保留下来，但是对上不对下，对外不对内。

也就是说，那些被精简或合并的机构名存实亡。虽然早已退出了序列，退出了实际工作，而且不再有人专门坐在它们的空间里“吃皇粮”，但是这些机构的名字依然存在于上级有关部门和外部世界的视野中，而且像模像样，煞有其事。 过去只听过虚报建制和人数以骗取饷银的事，没想到精简机构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不是为了多得饷银，反而是想节省饷银。

有一次，顺德领导人找到谢非很委屈地投诉：某省领导也对顺德发了火，说顺德将统战与侨务部门合并，是没有统战意识。

谢非说：“你们不要管那么多！你们的综合改革试点是省委特批的，现在的顺德就是比特区还要特！你们要大胆的干。”

没多久，北京对顺德的“胡作非为”也发出了疑问。有一次谢非到中南海开会，午餐时江泽民总书记端着一碗面条向谢非走来，问道：“你的顺德又被人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有人将一书“状纸”递到了中南海。

谢非只好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向总书记报告顺德改革的动因和效果，直到总书记把他的那碗面条吃完了，谢非也没有把顺德的事情说完，但他坚持说下去。

江泽民耐心听了，沉吟着点了点头，他觉得谢非讲得有道理，顺德的改革可以大胆一试。

这书惊动中南海的“状纸”，可以说是风起于青萍之末：有人以职工群众的名义投诉顺德将国企转让给私人老板的行为，这类事情直至今天仍争执不断。后来这场小风波不了了之。因为这毕竟在广东。但这也使顺德综合改革的反对派认识到，顺德的所作所为，在广东的无法阻止的了。

不久，《经济日报》发表了占了一整版的长篇通讯《华宝产权转让纪实》。

到了1993年，“华宝”作为一家主产空调机的全国知名乡镇企业，实现销售产值二十亿元。也就在这一年底，顺德政府将她作为头顶顺德小姐之冠的大美人，实施“靓女先嫁”“许配”给了一个香港商人。

且先看《经济日报》怎么说：“广东华宝集团股分有限公司的股东与职工永远不会忘记1993年11月22日，就在这一天，（公司）下属12个企业负责人分别与香港蚬壳电器工业正式签署协议，将该集团的10家独资企业与两家控股企业变成了蚬壳电器工业控股的合资企业——12家企业的负责人怀着极其复杂的感情签署着一份又一份法律文书——职工与股东们以震惊与无奈的心情关注着这一切。在“合资”的名义下，出卖华宝产权的运作由秘密转为公开了。”

《经济日报》在这篇文章的“引子”里这样评述：“华宝转让产权一事，不仅在顺德，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有相当的影响。新闻媒体也作了不少报道，报道本身又引起了争议。依照现行的法律、法规与政策，对这次产权转让作出界定和评价是不困难的。是非曲折不难判断。令人困惑的是，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深层原因是什么？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没有？还会不会再发生？”

这种争议与质疑，一直到如今香港学者郎咸平先生仍在继续。不过批判者们对国有资产的改制都有同样的反对理由：依据“现有法律、法规与政策”对改制进行声讨。问题是如果要建立新的制度、秩序与游戏规则，必须根据新的出牌方式才能玩，用老规则看待新玩法，必然认为这是离经叛道。

港商迫于种种压力，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宣布退出华宝。也就是说，顺德必须将出售企业所得的钱吐出去。但这笔钱，已经被顺德人拿了去顶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了。市委书记陈用志为此整整一个星期没睡觉，对人说“比死了老爹还痛苦。”

出售又回购，加上企业里外一折腾，元气大伤。顺德时任市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的郑年胜说：“华宝风波”的杀伤力很大，给顺德带来的损失至少有二十亿元，甚至三四十亿元。

顺德领导人的确也只为经济损失而痛心，陈用志自己说，哪怕是丢了乌纱帽也要改制，可见他们对政治上的风险并不太在乎。当顺德人为因华宝风波而损失的巨款痛心疾首时，有人却认为改制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了比经济损失更不可估量的后果更为之痛心疾首。于是他们从政治根源上深挖“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准备对“深层次原因”进行讨伐也就不奇怪了。

1995年，北京一家企业的内部刊物《生产力之声》上发表了原广东省一位厅局领导同志的大作《否定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副题为《对“顺德现象”不可掉以轻心》）。

“编者按”这样说道：“是旗帜鲜明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是对公有制怀疑或者动摇？孰是孰非，事关重大。有责任感的人绝不会对此漠然处之。”

“有的地方当权者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开始实施基本取消国有企业或者严重削弱公有经济的某些举措。

“‘靓女先嫁’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饮鸩止渴’之路。这样的大事，至今未见我们党报作出正确舆论导向，而有的传媒却在宣传顺德‘靓女先嫁’之路，加上有些地方自发地学习顺德‘靓女先嫁’的私有化‘产权改革’经验，正在构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严重威胁。”

有意思的是，文章虽然发表于一家企业的内部刊物上，却被呈送中央领导的内参转载。紧接着，北京的传媒也发表了类似观点的文章。其中一篇指顺德为《又一个没有国营企业的市》（另一个是福建的泉州市）。

没有看到对文章观点进行商榷或争论的文章。从广东省委到顺德，在指责面前全部失语。广东学到了小平的一招，为了将创建新制度的事儿做成，不能再在旧规矩层面上与人争论。

但不出声不争论也有风险，那就是你不仅可能失去话语权，而且会失去合法性。直到今天，由顺德肇始的产权改革仍在进行并仍在争论中。

到了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再次问到顺德产权改革问题，此时党的十五大已经开过，顺德产权改革模式，也就是以多种所有制方式替代单一公有制被新党章认定，而江总书记过问顺德问题，而多的是出于关注而非质询。

谢非用了两个小时时间向总书记介绍了顺德产权改革的来龙去脉。他最后对总书记说：“顺德毕竟是我抓的全省综合改革试点，我会看住她的，这一点请总书记放心。顺德改革精神很可贵，但推广的条件却不成熟。现在来看，有两点广东其它地方可能学不了的：一是机构精简下来的人能否都安排好，二是企业改制后，政府对人员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出得起钱。”

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算过一笔大账，当年顺德进行产权改革及重建社会保障体系，总共花了约三百亿元代价。他认为，如果这事拖到现在才来做，那就做不成了。因为改制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即便是顺德也花不起这笔钱了。

江泽民听完顺德“故事“后，心情很高兴。他说：“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谢非早不对江总书记作这么一说明呢？谢非对此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后来对顺德领导人说：“我一般不会对领导主动谈这些有争议的事。你自己的事自己办好就得了，不要总给领导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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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摁下葫芦浮起瓢。就在顺德产权改革的是是非非没有个定论的时候，厉有为又匆匆忙忙地跑来找“兄长”投诉，原来主管财经的部门提出要把特区执行了十几年的所得税率为15%的特殊政策取消了。一份来自北京的文件，在没有事先与广东省与特区打招呼的情况下，宣布取消特区所得税率优惠。

这一条政策，是在当年习仲勋、吴南生等领导在特区草创时期与中央有关部门经反复磋商制定的，并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特区的特殊政策几经调整，就剩下这么一条，如今一纸文件就给废了，厉有为想不通。

深圳市领导曾找到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反映意见。认为：特区实行所得税率15%的政策，是参照国际惯例及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出口贸易加工区实施的税率制定的，并不算得特别优惠。实施这个税率，等于将特区当母鸡养起来，下了蛋就可以往中央这个篮子里多装鸡蛋。杀了这只鸡，固然你可以喝鸡汤，但以后就吃不着特区下的蛋了。

这还是小事。特区领导对财政部长说：你加税不就是为了多收钱吗？算一算加了税国家能多收多少钱？这笔钱不从加税出，深圳单独划一笔钱交给中央行不行？如果取消了这个所得税优惠，会有损于特区的国际形象，这不是用几个钱能衡量的呀，特区是小平路线、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与象征，取消优惠政策，特区就不再特了，特区特不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坚持下去的政治问题呀！

“财爷”不为所动。深圳反映上去的意见毫无反应。

本来，深圳是国家计划单列市，财税问题都是由中央直管的，但事关特区地位，厉有为走投无路之际，只好找谢非来了。

厉有为对谢非抱怨说：“这个15%，是特区仅存的特殊政策了，这些年，特殊政策一年比一年少。现在特区并不靠特殊政策过日子，你就是把特殊政策全取消了我们也过得很好！我们保特区是为了保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局，特区的政策确实不能再变了，外商最怕的就是我们这一招，政策多变，防不胜防，这对党的形象也大有影响，这是言而无信嘛！我去找过他们，该找的都找了，没有用，我的声音太小。”

谢非说：“这样搞没有道理，也不符合程序。何况江总书记刚刚说过，特区要三个不变嘛。我看这个事再找谁也没有用，我去找也没有用，只好直接找总书记反映了。”

谢非站起来在屋里直转圈，厉有为知道他又一次把谢非挤到死胡同里去了。找总书记，这个状告得大了，作为一个地方官来说，这实在是莫大的犯忌之事。看到谢非为难的样子，厉有为几乎要退缩了，算了吧，特区有多大的关不是这样闯过来的？

谢非终于下定了决心：“这样吧，江总书记正在出访。按计划他要回到珠海休息，这是一个机会，我要与梁广大商议一下如何处理此事。”

 

珠海是一个令人轻松愉快的地方，梁广大公关能耐更是了得。但无论是谢非还是梁广大都心事重重，面面相觑，也没敢在总书记面前提特区就要不“特”了这个茬儿，这毕竟是“告御状”啊。

江总书记结束了在珠海的休息，乘车前往机场。梁广大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谢非与江总书记坐在后排。江泽民兴致很好，一路谈笑风生。

梁广大陪着说说笑笑，内心却越来越紧张，因为离机场越来越近了，机会也在随着飞驰的车轮一点点溜走。按计划是由谢非向江总书记提出问题的，他还不敢乱插嘴，手心里更为谢非捏了一把汗。江泽民在后面问梁广大：“广大呀，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头发就剩这么几根了？”

梁广大将头调过来正打算说些什么，他看到谢非脸色严峻，还对他使了个眼色，于是他笑了笑没接江总书记的话。

谢非好像不经意地叹了一口气说：“江总书记呀，我记得您不是刚说过特区要三个不变的吗？但现在还是要变了。”

梁广大见江泽民的注意力被谢非引了过去，于是转过头去不再吱声儿，静听后面的对话，只是心里暗暗高兴。

谢非在向江泽民汇报了特区所得税率15%的特殊政策要取消后说：“特区这么多年，总是风风雨雨饱受非议，现在有人说特区的中直企业，税收要收归中央，又有人提出来要加税，而且还有人说特区为富不仁……”

江泽民打断了谢非的话：“这件事我听说过，当时我没太在意，也没多想，如今你这么一说，我算听明白了。我是说过三个不变，怎么刚说完又要变？我回去后就让他们重新调查一下这件事。”

江总书记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对特区要取消此项特殊政策就不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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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广东重新掀起改革开放高潮的1991年，黎子流从江门调任广州市市长，接任刚刚退休的杨之元。

谢非到广州检查工作时，将黎子流及广州市有关领导们领上了国贸大厦，该楼六十三层，当时为广州第一高楼，他们举目远眺。

谢非当年任广州市委书记时很多想做而没条件做的事，他都寄希望于这一届班子。谢非遥指市区景色对他们说：“你们看，城区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千篇一律，一样的灰色调，哪里有一点南国都市的特色？在周边地区居然有那么多的握手楼，城中村拖累了整个广州的形象。这样的建筑密度太大，一定要拆开建，把绿地建起来。”

黎子流看得出谢非对广州的现状有些着急，黎子流给他泼了些冷水：“谢书记，广州城区要改造，关键要靠经济先发展，历史遗留问题才能慢慢解决。没有产业支撑，搞建设也没有钱呀。”

他这一套是典型的顺德人的思路，没有钱讲什么都是假的。广州要靓，首先要活，要活，就得有资金。

谢非要求黎子流加大城市改造及建设的力度，黎子流却认为首先要搞活广州产业强市，意见虽不一致，但谢非很快就接受了黎子流的观点，尽快建立广州与珠三角协调发展取长补短的机制。

不久，谢非建议成立珠三角规划领导小组，让副省长张高丽出任组长，谢非先后就广州与珠三角整体协调发展开了几次务虚会。谢非发言认为，在此以前广州与珠三角各自为政，珠三角各地也是各自为政，广州市瞧不起珠三角中小城市，说自己是守法户，意思是人家全是乱来的；珠三角呢，也不睬广州，认为她以老大自居，这样下去不利于珠三角的融合。

原来谢非的设想，是将广州发展成为大都会。黎子流提醒他，珠三角很多龙头企业的总部并不在广州，珠三角的制造业中心也不在广州，因此广州要统摄珠三角，必须要向外延伸。

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谢非终于提出了广州市与珠三角各市共同组建大珠三角经济区的规划，一道为广东奠定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标准。不久，谢非又提出了广州要建地铁、新机场、向南拓展临港新城区、修建外环线和在周边发展汽车制造、钢铁、石化工业的新目标。城市建设的重点又从天河拓展到了广州南面的番禺和南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