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广东时，谢非力主请小平同志一定要到顺德看一看。
对谢非的这种夙愿，曾任顺德市市长的冯润胜这样分析：“谢非认为顺德更有说服力，因为顺德既不是特区，也没有享受特殊政策，她的改革开放更有普遍意义。”
巧的是，小平两次南巡到顺德的时间是重合的： 1月29日。
1992年那一次，他们请小平看的是顺德珠江冰箱厂（现今科龙公司的前身）。当小平下车时，冰箱厂现代化的厂区及宏伟的写字楼给小平留下深刻印象，这家乡镇企业成了随后几年顺德市产权改革的缩影。作为民营资产，经几度浴火重生，成为一家固定资产庞大的股份制企业。
小平对顺德给予很高的评价，对顺德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很满意，也因此讲了很多后来广为人知的很经典的话。而且还讲了一个在其他地方没讲过的话题，就是三峡工程。他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要赶紧上，这个工程无论对电力建设，还是长江中下游的防洪都很有好处。
有人觉得奇怪：小平怎么会突然在顺德讲起三峡工程呢？
据在场的谢非的秘书分析：可能是他看到我们一个县都发展那么好，显示国
家有实力了，使他信心大增。另外，珠江冰箱厂这个乡镇企业现代感很强的厂区也触动了他想起这个话题。
当年的顺德，成了富甲一方的明星县级市，也成为全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典范。
小平离开广东后，谢非喜孜孜地赶到顺德，这儿是他长期关注的珠三角“四小虎”的典型，如今乘小平南巡东风，她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但是，谢非听到的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顺德党政班子老老实实地坦认，他们一致认为顺德前景不妙，包括小平刚刚看过的珠江冰箱厂！
顺德人提出的现行乡镇企业体制上潜藏的种种弊端和改革理由，谢非早就有所耳闻，但是没想到危机这么快就到来，也没想到这个高速发展中的城市隐伏的危机有这么严重，用顺德市委书记陈用志的话说，就是“辉煌的成就，惊心的包袱。”
原来，顺德改革开放十年来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用高负债支撑起来的经济堆头，银行因为顺德有众多的名牌企业，不断“放水”，而顺德企业因为借贷容易也不断借贷，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怪圈。更深层次的隐患，是顺德工业化的主体和本钱----乡镇企业，基本在体制上沿袭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模式，正在患上人们熟悉的“国企病”：摊子越铺越大，花钱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差，负债越来越重，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弱。因为顺德乡镇企业头头都是乡镇领导兼任或任命的，他们大多只对自己这一届任期负责，短期行为突出，所以乡镇企业敢于患“国企病”，却又不能享受国家的“免费医疗”，因此有可能比国企死得更快。
谢非的脸色相当难看，很长时间没有吱声。他震怒时就不太爱说话，也不发作。但是，他对顺德人在小平高度赞赏后而且名声在外之时敢于暴露自己的存在问题、敢于实话实说又颇赞赏，他忍隐了很久，才当面质问顺德的两个主要领导----市委书记陈用志与市长冯润胜：“你们自己说工业搞得那么好，为什么又要改？”
陈用志知道谢非不是怕改革，他是不知内情。于是，他将顺德乡镇企业的确发展很快，但负债极重及管理混乱也非常严重的实情大致说了一下，强调产权改革的必要性。
谢非当即表态：搞产权改革没有必要！
顺德人是头一次见到谢非如此断然否定他们的改革设想。他们如此揣测谢非当时的心情：顺德的乡镇企业是名震全国的典型，小平两次来都给予充分肯定。为什么小平人一走，凳子还没凉呢，老人家肯定过的东西你们说改就要改？改坏了谁负责？
顺德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的想法。这就是顺德人的可贵之处：他们认定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必然要解决产权问题，他们想先从转变政府职能改起。也就是说，先把管束企业的婆婆给撤了。
这种先改上层建筑再动经济基础的改法，实际上是要摸一把老虎屁股，直到现在还未听说过第二例。而且他们直截了当地向谢非汇报说：“我们已经动手改了，机构改革不过关，顺德就无法搞市场经济。我们正在偷偷摸摸地改。”
对这一点谢非倒没有阻拦，也许顺德人的“大胆妄为”撩拨了谢非心底潜藏着一的那根敏感的神经，那就是：现行体制中很多东西必须改革。他说：“要改就名正言顺来改，用不着偷偷摸摸。我们可以考虑将顺德作为省委综合改革试点。”
谢非首肯，胆大包天的顺德人果真动作起来。对党政机关和经济部门的机构进行大撤大并。
谢非对顺德的改革尤其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每个季度都要到顺德一次，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
在1993年广州珠岛宾馆的一次会议上，广东省委决定让顺德关起门来，进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配套的、综合的全面改革。谢非明确表示了这个意图：
“在转变政府职能,构建新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中，顺德的实践具有代表性。”
顺德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调整机构设置，精简人员：通过改革，全市的党政机构从五十六个减少到三十二个，各部门的内设机构减少了一百二十五个，撤销临时机构一百多个。市五套班子和各部门相对集中办公，方便沟通，提高运作效率。另外，顺德在市级机构改革的同时，又推进了镇级机构改革，规范各镇（区）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镇级机关人员精简了40%。
转变职能，依法行政：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政事分离。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与下属企业彻底脱钩，从直接对企业的微观管理转到政策引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宏观调控上建立依法、高效的行政服务体系。抓好廉政建设。
经过以上的改革，切实实现了政企分开，建立起精干，廉洁，高效的党政管理体制。
谢非支持了顺德的机构体制改革，但顺德要求产权改革的事情一直悬在他的心头，顺德企业的情况真有那么严重？他深知顺德人的实在，他们绝不会对他说假话，但他们开出的药方，却是虎狼医生所为。
他也相信“改到深处是产权”的道理，这句话是《经济日报》老总、中国知名改革理论家艾丰先生讲的。产权如果要动，必然会再从政治上掀起轩然大波，当时厉有为正在中央党校那边为这些问题和众多理论家们大战，搅得京城满城风雨，谢非一直为他提心吊胆。谢非担心顺德人把事闹大了，心里七上八下，决定再到顺德去看看。
这边厢，顺德人也没闲着。他们绝不放弃，决定将家底彻底向谢非说个清楚。
他们委托农业银行顺德支行搞出了一个调查报告，从金融角度对顺德十年发展的家底做了一个清算。结论显示，顺德已有二百五十九家乡镇企业负债，其中一百零三家资不抵债，负资产总额为四亿六千万元。
来自银行的报告说：“公有制企业空壳化日益严重，导致银行信贷资金沉淀日益加剧——由于未能解决公有制企业产权模糊的问题，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隐忧逐渐表面化。公有资产流失速度日益加快，企业包袱越背越重。表现在银行方面，呆滞贷款比例急剧上升……”
乡镇企业作为“二国营”，其国企病的病症不必评述。很多症状，现在仍在流行。现在引用黎子流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经历了十年辉煌后，黎子流深为赞同他的继任者们的观点：“小平南巡之后，顺德就在酝酿深化改革。产权改革、即所有制问题的改革与政府机构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步进行。顺德是靠乡镇企业起家的，摊子很大，陈用志和冯润胜他们认为，如果产权再不动就要走下坡路，这看得很准。主要的隐患在于产权不明晰，造成‘有钱分晒（光），无钱借贷，还钱下一届’。县镇两级领导都在乡镇企业当老总，亦官亦商，权钱交易。再不改，乡镇企业必然是健康的不长寿（指被分光吃光），长寿的不健康（经营不善的企业靠长期借贷赖在政府及国有银行身上）。这样下去顺德再也“威水”不了几天了。顺德要搞“靓女先嫁”，就是要将镇办公有资产民营化、股份化，政府退出当裁判，企业由老板自己‘执生’（自我生存）。比如我的老家龙江镇，产权改革后涌现出五千多个大大小小的老板，平均每十几个人就有一人出来创业；现在全镇的银行存款有六十多个亿，镇级财政收入四亿多（2003年）。如果没有当年的产权改革，那些从前的公有制企业可能全都烂掉、化为乌有了。”
黎子流补充说：“产权改革的好处现在是人人都看得见的，当时说不清楚的是，你们这么搞，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
谢非手拿负债报告，听顺德人大谈现行体制的负面因素及其苦衷，谢非理解了，也听得入耳了。一个足以启动全省新一轮经济体制创新的设想开始在在脑中酝酿。
事后他对秘书说：“顺德人当时想到的问题，我并没有想到。顺德居然在自己最牛气的时候说自己不行了，乡镇企业机制不灵，体制不顺，资产流失，按“胆”分配。我听了他们的汇报与改革的呼吁后，受到很大冲击。他们都是些芝麻官呀。小平同志讲过的，要尊重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他们改革不是一时冲动，是有准备的，他们居然把改革的设想和具体步骤，搞了一个小册子，秘密地发了下去。这样的改革积极性，我们一定要支持。”
的确，顺德人的想法是让人不敢想象的。谢非思绪万千，但他最后下了决心：中央可以拿一个广东一个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敢拿一个县域来试点呢？而且顺德这块试验田意义更特别，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城市，若成功了对全省更有指导意义。
94
谢非1993年初对秘书说，注意安排工作时提醒他，他每一个季度要到顺德去做一次调查研究。从此顺德成了他亲自抓的综合改革试点。应谢非之邀，顺德领导人多次到谢非家里去探讨改革思路及研究解决体制创新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顺德人第一次登门，谢非与他们在客厅里谈了很长时间，谈的是“摸一把老虎屁股”的问题，大家都全神贯注，甚至有几番争论激烈的交锋，突然一个小孩从内室跑出来问：“谢爷爷，你们还要说几长时间的话才轮到我？”
顺德市委副书记杨肖英定睛一看那孩子，扑哧一声差点笑出声儿来。原来那孩子刚刚被剃了个阴阳头，满头满脸的头发碴子，分明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显然谢非是这个“发型”的作者，见有客人来，就将小孩推到内室去避一避，谁知说起话来便将孩子丢到脑后了。
谢非很窘迫地站起来说：“哎呀，光谈你们的事，把他给忘了。请你们稍等。”说着将小孩推到屋内去处理善后事宜。
据谢非的儿子反映，他老爸平时没有什么多少爱好，只是对自己理发的手艺非常自负。孩子们小时家境并不宽裕，将脑袋一概交给老爸处理，多少还能省些洗理费。后来，发现老爸的手艺实在与时代潮流不合拍，于是就千方百计地逃避他的理发推子。
谢非抓不着自己的儿子理发后，难免失落兼技痒难熬，便不惜在休息日以小恩小惠引诱孙子及邻居家的小朋友来理发，那个孩子就是他的“回头客”之一。
谢非深知顺德的产权改革及政府机构改革一旦启动后将会带来些什么。他在1993年初，令顺德市委、市政府领导到珠岛宾馆的省委会议室开会，并要带齐他们的改革方案。顺德市的“芝麻官”们一进会议室，就被那阵势吓了一跳：在座的人全认识，是省委全体常委及副省长们，这才知道此番是向全体省领导汇报。据顺德人回忆说，当时省领导们都很重视顺德的改革设想，基本上都是当场表态：坚决支持，只是有个别担任省领导的党外人士反而表示出种种忧虑。
现在看来，作为党外人士的省领导，更能客观地体察和预感到顺德此番要做的事非同小可，用黎子流的话说，是“共产党历史上无此先例”的事，因为大众看来，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础，顺德要搞产权改革，无非要把属于集体经济也就是公有的乡镇企业改变为民营、私营，股份制，这就动到根子上去了。
会上最后谢非发言。
他说，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改革未必就会带来预期的正面效应，改革更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不能认为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只要通过改变所有制就能迎刃而解，股份制未必就能搞得好。对顺德的改革，他表态时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坚决支持，二是请顺德只做不说，对省外、省内都不要宣传。
会从下午一上班一直开到晚七时，顺德党政班子成员从会议室出来后仍然心潮起伏，连夜赶回了顺德，尽管他们事后想起来，谢非本应该留下他们吃一餐饭的。
顺德的改革实际上是为广东、全国的改革探路，所以谢非每季度都要去一次顺德了解改革的情况。谢非的秘书记得：考虑到顺德的领导说普通话吃力，开会时还特别允许他们用“德语”（顺德话）在常委会上汇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谢非唯恐产权改革过程中会出大的纰漏或引起社会矛盾激化，除了定期到顺德调研外，还不断地邀请顺德及其上级市佛山的领导到广州，详细分析改革方案，争取产权变更过程中做得更稳妥。
现在看来，谢非在产权改革问题企图化解社会矛盾及意识形态纷争的努力不是徒劳的；在当时有关法律法规仍不健全、人们思想意识普遍滞后、改革操作尚不规范、中央也没有明确说法的情况下，顺德人企图“饮头啖汤”，大规模全方位地出售及转让公有资产，必然会因违反“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多种所有制为补充”的原则及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利益再分配而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路必须有人去探索、去披荆斩棘，才会走出希望的通途。
顺德改制开始后，群起而反对的人们还希望在体制内部解决问题，于是第一轮挨“冲击”的倒是已经到广州当了市长的黎子流。一来他是顺德老领导，二来他级别高，反对的人们希望他出面来制止现任领导的“胡作非为”。
黎子流无论到哪里当官，他在顺德都有个家，于是他只要待在顺德，就不断有人上门告状：“老书记呀，您还是到我们厂里看看吧，您当年创下的家业，已经被那帮人给败光了，他们要将企业转让给私人老板啊!”
黎子流劝他的老部下：“我听到的消息和你们的不一样嘛，大多数职工还是很支持的嘛。产权改革是很大的改革，有人肯定有人否定都不奇怪，我只讲一条，要看看有没有发展了生产力，这也是小平的意思。”
但是，老书记也无法说得通，一是刚刚改，有没有发展生产力还要看；二是来告的人，很多是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前公有制企业的管理层，都是厂长书记级的人马，这就很难说得通。
黎子流感叹说：“又想有风吹又想有雨落，又想一片叶子也不跌？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黎子流孤独的声音被压了下去：
“顺德本来搞的就是资本主义，现在是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
“有的工人党员要自杀了，我们绝不能容忍新来的老板！”
终于，有人醒悟这事大有来头，于是矛头直指谢非：“政治局委员带头搞资本主义”。
如今黎子流说：“这些话今天听了大家会觉得好笑，但当时能笑得出来吗？顺德产权改革，它在意识形态上突破的价值，远大于经济上取得的成就（顺德产权改革完成后的1996年，便在全国2800余个县（市、区）中占据了综合经济实力第一的位置并保持至今），我曾经在广州派出考察团到顺德去学习产权改革的经验，说实话，顺德的经验广州并没有学到手，太难了。现在广州的国企改革还要走很长的路。现在看来，国企的问题仍然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要原因就是产权不清晰。十年前顺德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在全国并没能推广，一派大好形势，掩盖住了不良资产的隐患。政企不分呀，大好局面就长不了。”
反对者们终于看清了黎子流与现任顺德领导同穿一条裤子的“真面目”，于是不再找他。
相对来讲，内部的阻力并不成气候，顺德人毕竟是经过数百年商品经济历练的族群，产权改革的操作过程历时不过一年多，就将主要的乡镇企业一步改制到位，并做到了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是，对顺德改制来说，真正的冲突与斗争却在产权改革基本完成之后发生。
说怪不怪。当顺德产权改革基本成了既成事实后，如何认定这个既成事实却成了斗争双方的焦点。一方是以谢非为代表的促进派，认为产权改革是顺德乃至广东、全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一方是以计划经济为代表的质疑派，将顺德改革视为动摇社会主义基础的洪水猛兽，大加挞伐。
此时顺德改革是否成功，已经失去了经济学上的意义。尤其是质疑派，将顺德产权改革的得与失的现实内容抽掉，成为他们借题发挥的符号。哪怕顺德产权改革真的成功了，他们也会当成一个孤例看待，更多地是从理性的角度给予批判，其宗旨，就在于捍卫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纯洁性”。
在这场斗争中，谢非除了在顺德产权改革的小小根据地之外，基本上又是处于少数派地位，在众多指责中独力支撑，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有关顺德的是非之争才算基本上尘埃落定。
无怪乎顺德人有点得意地说：“好像十五大是为我们顺德开的。”
95
原《经济日报》老总艾丰有一句名言谓之“改到深处是产权”，此为至理名言，当时也是犯忌之言。
在谢非做好了当顺德产权改革的挡箭牌的思想准备的时候，厉有为又找到他，说是打算派一个代表团以经贸考察名义到前苏联去看看他们的“股份制改革”，谢非立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当代表团回国后，厉有为向谢非汇报了考察结果及他个人的看法：前苏联的所谓“休克疗法”，就是将国有资产以有价证券的形式一次性全部分给公民，这个办法很成问题。它不是以市场化的手段盘活国有资产，发展经济，而是一种纯理想主义乌托邦式的市场化操作。他们这么搞的目的，倒真的是不想着如何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休克”公有制。
由于俄国国有企业绝大多数不景气，又没有公正的监管体系，分到公民手中的股票，其市值相当于废纸一般，被那些官商勾结的前权势人物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再重构游戏规则，将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手中，形成了新的寡头；这种“改革”的结果，是国运衰落民不聊生。
厉有为有更深的担忧。前苏联已经把股份制一下子就搞臭了。他对谢非说：“深圳的股份制改革，绝不能走前苏联的模式。因为小平在深圳说过，我们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条件下，两极分化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的优越性如何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又如何体现？这个问题给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答案，我们是很难过关的。”
谢非说：“不必发愁嘛。越是看上去令人为难的问题，就越有研究的意义，我看你马列理论的底子很不错，你在党校学《资本论》，成绩不是优加吗？”谢非鼓励他：“要解决难题，不外乎两条渠道，一是到老祖宗那儿去吸取思想的武器，二是从实践中寻找答案，这两条优势你都占了，因此你可以搞些研究，甚至就股份制的问题写些东西，我们搞改革，也不能全是埋头拉车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搞股份制，这样的文章必然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厉有为抬头看着谢非，他似乎开了一些窍。
谢非说：“你们深圳不是已经开展了股份制的实验了吗？我看效果很好，说明路子是对的。你们的华为与中兴，不是很多员工都拥有股权了吗？深圳并没有分股票，而是成立了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股份制公司，主要的形式就是内部职工持股嘛，深圳的企业内部持股和村民变成股东，我看就是股份制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村民和职工都拥有股权，这样的办法就体现了中国特色，这就是深化改革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向。”
谢非又特别询问了深圳中小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情况。这个问题要比成立新的股份制公司敏感得多，理由与顺德产权改革相同。
厉有为说：“深圳的经济主体是外资和股份制企业（实际上就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并不多。我们改制的主要形式是职工内部持股，股权量化到人，但也不是搞平均主义；我们已经搞出了股份制改造的36条（1994年），根据条例，管理层持股可以达到员工平均持股量的五至十倍。管理层还可以对内部股权进行认购，增值的资产也可以认购、扩股或对社会发售。这些事情，我们都是根据您的意思办的，埋头干，对外不吵吵。”
谢非对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特别关心。他问：“国有资产的转让是根据什么原则？操作过程有没有规范？”
厉有为说：“大致是三一三十一。职工购买三分之一，留下福利基金三分之一，还有就是担保贷款用去三分之一，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谢非听了很兴奋，他说：“你们的股份制改造很有意义，尤其是有了一套操作规范，这就是一条现成的路子嘛……如何建立新体制，深圳不仅要实验，还要拿得出论文。”
厉有为一听心里有了底，这些年来，很多想法萦绕心头，叫谢非这么一说，他真的来了“创作冲动”。
后来，厉有为果然在中央党校写出了论文《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结果这篇论文引起了大批意识形态专家的口诛笔伐，成为十五大召开前的一段著名公案，一直闹到总书记江泽民的案头，江泽民在“十五大”召开之前为广东两处地方（深圳和顺德）的产权改革的是是非非而操心，恐怕不是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