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分享艰难
开放粮价，堪称难度最大的改革；为了扭转中央财政困难的严峻局面，1994年，中央决定实施分税制，卢瑞华与朱镕基的算账会通宵达旦地紧张进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试验在南海农村展开；顺德工业化的主体——乡镇企业，正开始患上“国企病”；顺德悄悄开始进行产权改革及政府机构改革，有人将此告到中南海；江泽民认为，顺德的改革可以大胆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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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非在珠岛宾馆传达小平南巡讲话时，听传达的人当中有广东社科院的张难生。出了会场后，当他靠回忆细嚼慢咽时，发现有一个地方好像值得商榷，就是小平提出的要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的问题。
张难生想起来了，那是小平抵达广东的第三天，即2月22日，他突然接到谢非的秘书电话，要求他在二十四小时内搞出一份亚洲“四小龙”的基本情况材料。
张难生连夜找来了五位学者，干了一个通宵，将“四小龙”的概况给搞了出来。他当时想，要这份材料，可能会有些来头。现在听了小平南方讲话的传达，果然如此，小平对广东提出了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要求。
作为一个学者，张难生不管这是谁提的，他只是觉得这个提法有些问题值得商榷。这个想法在他心里闷得很久，越想越觉得要找谢非谈一谈。但谢非在小平南巡后忙得脚不点地，不是那么好见的了。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的休息间隙，张难生堵住了谢非：“我有些事想找你谈谈。”
谢非为难地说：“您看，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
张难生笑了：“那我以某某某报记者的名义采访你。”
“您又成了记者了？”谢非也笑了：“我现在连接受《南方日报》采访的时间都没有，怎么能单独接受你们这张报纸的采访？”
“我要汇报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张难生正色说：“只给我十分钟时间就成，就是小平说要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问题。我记得传达时的原话，说的是‘广东要在二十年内，不仅在经济发展上、也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赶上四小龙，这个提法不准确。”
谢非听得很认真。
“四小龙的现实与发展，是一个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过程，它不会停在那里等着你赶。另外，世界上风云变幻呀，它们也会变的，可能变得更好，但也可能变坏，如果它变坏了你也追赶它吗？赶超四小龙的提法，无论是谁说过的，肯定是不科学的提法。”
谢非若有所思点了点头，急匆匆地走了。
下一次张难生再听谢非作报告时，发现广东的提法改成了“用二十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
谢非启动广东第二轮改革攻坚，是从放开粮价开始的。邓小平曾说过：“价格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难关非过不可。”而计划体制中的价格体系，其核心结构，就是粮食的计划价格设计。
民以食为天，当年新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从粮食的统购统销开始的，可以说中国的计划体制基本上是为了维护和完善、配套粮食计划管理体制而设计的，它是计划经济的底座。
谢非选的突破口很准，上来就朝计划体制的要害处下手，当然，其政治风险与放开粮价的震动程度成正比。
1992年4月1日，小平南巡谈话余音犹在，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粮食的购销和价格，居民们的粮簿完成了历史使命，自1953年以来延续了四十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传统体制终于寿终正寝。
广东在1979年酝酿搞特区时，就想放开粮食价格，但当时只能采取在计划价格体制外利用增量改革的策略，即加大粮食议购议销的分量与范围。深圳是最早出现粮食价格“双轨制”的地方。但广东的生活资料价格体系除了粮价以外基本实现市场化之后，十几年来粮价的开放仍止于“双轨制”，而未放开粮价的市场，则是有重大缺陷的市场。
谢非任广州市委书记期间，已经准备以广州为放开粮价的试验基地；广东于1988年向中央申请放开粮价而未获批准。但广东仍然放开了食油价格，为最终放开粮食价格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彩排。
广东放开粮价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代表作，堪称难度最大的改革。
它的影响范围之大，震动余波持续时间之长，所招致的批评与指责之多，是现在读者难以想象的。
因为广东一地粮食价格的放开，对中国计划价格体制的冲击可以说是具有毁灭性的意义。
首先，经济学意义上的“洼地效应”必然使全国粮食向广东流动，统购统销的壁垒根本无法阻挡这股洪流。广东粮价甫一放开，周边省份一片哗然。有的说广东带了一个坏头，有的说广东抬高了全国粮价。
多年后，专家们认为广东放开粮价应该成为周边地区加速市场化进程的重大机遇。然而当时的周边地区却采取了逆流而动的动作，他们不惜采取行政手段阻止粮食流向广东。甚至规定旅客进入广东，所携带的原粮不得超过十五公斤。在施政效率高的地方，他们甚至能动员当地农民将大米卖给出价每百斤二十多元的国家而拒绝开价九十多元的广东粮贩子。
对广东粮价放开的声讨，直到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才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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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12日下午，一架载负着重要使命的专机从海南呼啸而至，稳稳当当地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鎔基和国务委员李铁映，行色匆匆走下飞机，他们的广东之行，肩负重任。
一个多月前，中央召开了全国财税工作会议，各省都迫切要求发展，急需财力支撑，可是中央当时的财力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朱鎔基副总理忧心忡忡地对与会者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0%，但中央财政支出却占50%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发债，不然维持不下去……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0%，地方占60%。但是我们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相违背的，必须调整过来。”（据《巨变—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226页。）
为了扭转中央财政困难的严峻局面，中央决定在1994年1月1日实施分税制，其中最大的税种增值税定为共享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为75：25。
朱鎔基受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委托，花两个多月时间，带着60多人的大队人马从北到南飞来飞去，对17个省、市、自治区做解释和算账、对比工作。
9月9日，朱鎔基带人飞到第一站的海口，有人说，朱副总理先去海南的目的，其实是“练兵”，因为海南虽然是特区，但是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都少，他的目标，实际上是盯住先走一步发了财的广东。
海南之行非常顺利，海南省领导认为，财税改革势在必行，它对海南的特殊政策和利益基本没有影响，他们除了提出要保1995年的基数之外，没有提出更多要求。
朱鎔基大大松了口气。
他一到广州，马上接见了谢非和省长朱森林，并听了省长朱森林的汇报，财政部也向广东提出了税制改革的方案。
不出所料，广东的领导明确表示：马上在广东搞分税制困难很大。
谢非的心情尤其沉重。广东从改革开放起，习仲勋同志就按照小平“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指示办，没向中央要过钱，以后的历届省委领导任仲夷、林若，也没向中央要钱，只要特殊政策，除了建立特区政策外，最重要的就是财政大包干政策：依照同中央签定的协议，广东以1980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从1981年起向中央财政上缴22.74亿元，每年递增9%，广东交足中央的，留足自己的，才有发展本钱得以如虎添翼，相对集中的地方财政也有了可调节的自由度，实行了“放水养鱼”的发展策略，推出了多项“公共服务产品”，创造了“以水养水”、“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模式，即对水利、电力、公路、桥梁等大型公共事业基本建设项目由省内自筹资金、借贷或引进外资启动建设，给予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项目建成后收益按“谁投资谁获益”的原则分成，“蛋糕”做大了，建设规模上去了，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了，给国家的税收和地方财政带来的好处反而更大更多，广东正是得益于这种种特殊政策和创造性的发展套路，维持连续多年的双位数的高增长率。广东前几任领导同志都曾向中央强烈要求：财政大包干对广东发展举足轻重，千万不能轻易改变。
想到这里，谢非向中央领导同志坦露心扉，实话实说：税制必须与经济发展和市场相适应，中央为了集中财力，增强国力，实行分税制是绝对正确的。小平同志和中央交给广东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20年时间里赶上亚洲四小龙，如果财政大包干取消了，也就是最重要的特殊政策没有了，那我们还要不要追赶亚洲四小龙？如果按照财政会议提出的分税制方案实施，广东就很难再聚拢足够的资金干几件大事了。
朱鎔基心情也极为不平静，广东经过多年急速发展，经济实力有很大提升，已经是财税大户，各省都看着，如果对只对广东网开一面，搞分税制就成为一句空话。横竖左右都是难。因此，他明确希望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谢非支持推行分税制。
谢非脑海里更是惊涛拍岸，思绪难平。在战争年代，我党高级领导人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对于某一场战役的部署、决策乃至具体的细节有不同想法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高明的战略家毛泽东常常在最后一刻改变自己的决策而采纳下属将领的奇谋良策，但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种事例反而少了。现在，在怎样理解落实中央精神，又保持广东强劲发展势头的问题上，谢非得殚精竭虑地找到一个平衡点，他必须得走好这一根“钢丝”。
第二天晚上，他把常务副省长卢瑞华、副省长张高丽和省财政厅长、税务局长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商讨如何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沉默了好久，谢非依然决定：还是要实话实说，他认为，明天上午朱副总理就要作出决定了，如果此时不说，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广东的发展不负责任。
卢瑞华说：明天，我来讲吧。
谢非看着卢瑞华，微微吁了口气，感激地点了点头。
那是个不眠之夜。卢瑞华把省里主管财、税、计划的领导全部召集到自己的办公室，对过去与未来几年的广东经济数据和实行分税制后的数据逐一对帐，直到全盘数据了然于胸后，卢瑞华才微微打了个盹。清晨6时，他又打开笔记本……
第二天，开了个大会，广东省党、政、人大、政协和纪委领导成员和部分地市领导都出席了，朱鎔基向与会者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他的态度依然很坚定：
“这次我与铁映同志带领有关部委的同志来广东，是受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委托来的，是来向同志们传达、介绍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内容，同时与广东同志一起就落实改革方案进行商量，一起算账。”
朱鎔基再三说，中央要充分保持广东的发展优势和既得利益。言下之意也表明：可以商量、算账，但是中央决定仍然得落实。
在国家财政部长讲话后，卢瑞华开始插话，要求发言。朱镕基看看他，点头让他讲，他也不看笔记本，条理清晰地谈了三条：
1． 财政部方案推行分税制的基数是以1992年经济指标为
基数，但是广东在小平同志92年南巡以后，下半年经济发展起来，反映到财政收入上已经是1993年的增量了，广东实现了很大的跨越，无论从GDP还是财政收入增加值看都有很大提高，如果以1992年为基数，那94年就得倒退回去，并没有体现小平南巡的成果，这恐怕不大客观和合理。
朱镕基听了，说：我要保你们的利益的，财政部怎么算的？
一时无人应答。卢瑞华一口气往下说：
2． 广东发展所沿用的特殊政策，如“以水养水”、“以电养
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模式，资金很多是借贷来的，每年还贷要300个亿，本来要靠未来的收入逐年偿还的，有的还贷期很长，实行分税制后，牵涉到广东实行多年的特殊政策也得改变，得靠广东自己的财税独力支撑业已展开的庞大基本建设项目，无法还贷，怎么办？
此言一出，大家一惊，本来已经肃穆的会场气氛像是顿时凝固了，人们看到朱镕基副总理两道浓眉一戚，问道：财政部知道这个情况吗？
会场上依然无人应声。卢瑞华继续发言：
3． 外汇分成问题：出口创汇方面，中央拿走了80%，20%留
给地方的省、市、县补贴出口企业，广东是出口大省，出口企业太多，算起来还有11亿元的补贴差额，无法解决。
朱镕基听了，思忖着说：广东有些具体问题，得设法解决。
卢瑞华听了，胆子一壮，试探着提了个建议：能不能这样？分税
制照样建立，广东按发展比例调整向中央上缴的数额？
朱镕基犀利地盯住卢瑞华，以他为人称道的果断风格，语锋凌厉地否决了他的提议。
会场上，谢非看看卢瑞华，又环顾一下会场，看得出来，人人都为他捏住一把汗。有领导打破沉默，出来打圆场。卢瑞华静静地坐在那里，神态很镇定。
会议快结束时，一份材料交到朱副总理手里。朱镕基一看，就明白了广东领导同志的担心和苦心，这份材料清清楚楚地列出：如果包干制10年不变，地方财政会达到一个什么增量，广东会有何发展；如果实行分税制，广东所得是多少，中央会比包干制时多拿走多少，材料上说明，那广东会减少1000多个亿的增量。
朱镕基放下手中的材料，脸色严峻地开口：“如果拿走了地方这么多的增量，广东搞垮了，追不上‘四小龙’，就成了咱们的罪状。”
一个严峻的考验横亘在这些手握重权的共产党人面前，如何能实现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又能安然渡过眼前的经济困局，使中央和地方都达至双赢？大家都要拿出恢宏的全局观念和高度的政治智慧，小心翼翼地权衡得失轻重。
中午吃饭时，大家仍然在算帐、研究。朱镕基副总理坦言：广东提的这些问题，我们都未考虑到。他开始思考着提出一个新方案：不把“水”都抽走，留多一点“水”养“鱼”。
这一晚，仍无人能眠。煎熬人的会议一直通宵达旦地紧张进行，朱镕基要求马上再次作一个测算，看能否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有关官员不停地测算、核算、比较、协商……两种不同体制：大包干和分税制都要计算10年的总量、增量，各税种的反复累加和分解，简直是在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数学竞赛，朱镕基、谢非也一直在等着结果出来。
算账和磋商一直算到翌日红日初升，才有个突破。由于彼此算账的口径不大一致，中央财政部的官员发现有一种方式可以既实行中央与地方以75：25的分成比例，又可以少拿走广东几百个亿的增量，实施分税制后，只要广东发展的“蛋糕”做得更大，中央和地方财力同样会按比例获得更大的增长，难得一笑的朱镕基终于舒心地笑了，他认为这个方案谢非一定可以接受。
第二天一早继续开会，果然，广东方面对这个方案不再持异议，但在中央政策重大转折面前感受到重大压力的广东干部们，经过反反复复的计算，又提出几条意见。
会开到第四天，朱镕基拍板了：分税制还是要执行。但广东方面的要求确有可取之处，卢瑞华提出的三点意见全部采纳：可以以1993年为基数，广东超出的增长部份，可以从中央拿走的75%的财税返还0·3支持广东发展。
卢瑞华长舒了一口气。谢非却仍然双眉紧戚，他悄悄问卢瑞华：0.3？才这么一点点啊？卢瑞华解释说：朱总理说的增长部份的0.3，是中央拿走的75%的0.3，其实等于22.5%！这是增量，也是“发面”，不少了！以后增量积累就很大，而且是进入基数，很多人不明白。谢非点头表示理解了。他们对中央的厚爱和支持，是铭感在心的。但谢非没有喜笑颜开，他的心里还一直在默默地算账，各种数字像座座大山，依然沉甸甸压在他心头上。
吃晚饭后，朱镕基见到卢瑞华，恳切地说：瑞华同志，你不要受不了啊。卢瑞华说，总理，没有什么，我只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朱镕基赏识地说：你讲了真话，不讲假话。
朱镕基离开广东时留下这样的评价：总体来说，广东的同志顾全大局，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也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经济，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朱镕基广东之行结束后，到了华东各省，各省都没有多少新意见，全国分税制就迅速定下来并顺利推行实施。从此，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财力迅猛地增长，非常成功地完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改革。
广东在小平南巡讲话精神鼓舞下，创造出万马奔腾的发展势头，把压力变成了动力，为全国、为中央解决财政紧拙难题排忧解难，作出了自己的承担。
（据：《巨变——1978年～2004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尹永钦、杨峥晖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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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非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光靠中央给特殊政策，实现不了长期持续发展，共和国有几十个省、市、自治区，中央让你先走一步是让你斩关夺隘，不是永远把你抱起来“养肥仔”，用卢瑞华的话来说，就是要搞“碰撞经济”，在新旧体制“碰撞”中前进。广东发展到一定经济增量的“堆头”以后，特殊政策的各种优惠条件可能会慢慢弱化，要保持高速发展，还得靠自己，一是加大改革力度，二是更加对外开放。
政策优势即将消失，或者可以说干脆不复存在，谢非和他的同事们冥思苦想寻求突破口。
他们又一次把希望的目光投向珠三角，投向广东仍然大有潜力可挖的农村。要真正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必须把农村的基础打好，经济的起飞必须有扎实稳定的根基。
在一次调研中，谢非发现广州市的天河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实践很有新意，对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推动很大。谢非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和支持。再一了解，这种做法最先是从南海市学来的。
又是南海!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市试行了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这是对安徽小岗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一次新的飞跃，它为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高度分散经营的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有效地进行了资源整合调配，也为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入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建造了一个新平台，为农村的适度经营以及农村工业化运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谢非高度关注事态发展。1994年，春节刚过，谢非亲自到南海和中山两市深入调查研究。土地入股的做法当时在全国并没有先例，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谢非敏锐地体察到南海、中山两市农村的改革包含着某种类似天河区农村改革的内涵，包含着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体制、经营管理体制有着方向性的重大影响的改革机遇。他仔细、认真地对南海市的罗村镇下柏管理区(相当于行政村一级)、里水镇沙涌管理区、丹灶镇沙教管理区和中山市郊区的长洲管理区、东升镇兆隆管理区和横栏镇穗丰管理区等六个管理区进行调查研究。
经过了分析思考，1994年1月25日，谢非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调查》。谢非写道：
从这两个市的“实践效果看，(土地股份合作制)能较好地解决当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为我们深化农村改革，巩固和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谢非分析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产生的原因和作用：实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和发展。谢非指出，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没有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相反，通过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既保护了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又解决了高度分散的家庭经营产生的弊端，实现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益和加快发展二、三产业。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有利促进共同富裕。
我们无法知道，中央对谢非的这个报告的具体批复内容是什么。但是，从谢非的报告送呈后两个多月即4月中旬，省委、省政府在南海召开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南海现场会这一动态来分析，谢非的报告，肯定得到了中央的认同，至少是默许。
于是，谢非又站出来第一个“吃螃蟹”。
南海农民是值得庆幸的，他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得到了省委的支持和肯定。
潮涌天河，潮涌南海。农村股份合作机制的试验和铺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创了一个农村新模式、搭建了一个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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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政策的弱化和优势高地的丧失，也使刚接手主政深圳的厉有为急得火烧为燎。
厉有为难上加难：既要为中央分忧，又要坚定不移地落实小平的嘱托，既要交足“皇粮国税”，又要保证特区双位数的发展增速，不能让它掉下来，一旦掉下来了，不仅有个国际影响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声誉成败，还关系到从五湖四海涌到特区来创业的劳动者的就业和生活水平，影响到特区的稳定大局。
深圳的所有制改造推开后，厉有为想得更多的是深圳的发展后劲要依托在什么根基之上？他与一班人很快取得共识，深圳要把宝押在高科技产业上。
当然，达成这个共识也殊为不易，因为深圳经过十几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依靠政策高地、地缘优势牟利的固定的增长模式及依附于这种模式的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有的同志对深圳要搞产业转型、依靠高科技增创产业优势感到不可理解。
深圳广大农村的乡镇干部中抵触情绪尤其大。他们认为市里提倡搞高科技企业，是为了另起炉灶：“三来一补企业都是村里搞的，市里收不着税，所以才怪我们搞三来一补污染环境。”
就在此时，谢非来到深圳，专看高科技企业，给厉有为撑腰。厉有为心中有数：“其实深圳不过刚刚有了点想法和苗头，他就不吝溢美之辞，一律给予鼓励。”
谢非看了刚刚起步的中兴与华为两家高新企业，对深圳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实行减税让利的扶持给予肯定。接着，他通知全体省委委员都准备到深圳的银湖去开一个有关会议，专门研究高科技产业的推广，总结深圳经验，尽管那时只是个新生的苗头。
但是高科技发展要依靠两种资源，在深圳都属稀缺资源，一是风险投资，二是人才。
1991年时，厉有为就盯上了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集体企业华为公司。这个公司一开始就走股份制道路，再加上是高科技产业，完全对厉有为的味口。
在深圳市的帮助下，华为公司制定了著名的《华为宪章》，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与资本结合的股份制制度设计蓝本。这家公司80%的职工拥有股权，管理层持股仅占总股本的1%，工人分红时还可以再购进新股。在当时被认为是股份制的理想模式。
但是，就像绝大多数创业者一样，刚刚起步的华为面临资金匮乏的问题。厉有为出面做了很多工作，建行才给他贷款三千万元。因为高科技往往意味着高风险，因此华为只能做为一个个案处理。高科技民营企业起步最大的障碍，就是找不到风险投资者。
厉有为有事就找谢非，他觉得有事才去找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说：“我与他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习惯，那是一种对兄长的信任与依赖。”
谢非很欣赏深圳要把高科技作为产业根基设想，但他也警告说：“这是一条出路，但也是一条很长的路，人才技术资本的积累，有个过程，最难的可能是资本积累，是一个漫长艰巨、甚至残酷的过程。”
厉有为在深圳独力支撑，有时省委常委会就不能参加，对此谢非从来对他网开一面。但如果厉有为很积极地跑到广州参加常委会了，往往又是“有什么事想不通了”，其实他早就想通了，找谢非无非是讨个口风。
在一次常委会开会之前，他又将谢非堵在一边：“谢非书记呀，高科技好是好，就是钱难搞，我想到有一条路，你看看能不能走得通？由深圳市政府先出一笔钱，也就是几个亿吧，搞个担保公司，由我们派可靠的人去评估，认为是有前途的企业，就为它们担保，政府先把这个风险担起来，再引进市场风险担保。”
谢非问：“你认为这样搞下去可行吗？”
厉有为说：“这样长期搞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但眼下只好这么办，利弊相权，还是利大于弊的，否则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谢非问：“你这个担保账，是怎么个算法？”
厉有为说：“我（财政）出三个亿，可以保出贷款三十个亿，那可以贷多大一片呀！只要有五个亿的贷款是成功的，就‘有数为’。”“有数为”是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很难以普通话准确翻译，大意是很合算、有钱赚的意思，厉有为这个“新客家”很快就把这句充满南方智慧的商家用语学会了。
谢非沉吟半晌，说：“你怎么说没有办法？我看这就是办法，你们可以先试试。”
厉有为说：“不过，风险投资，最关键的还是风险问题……”谢非打断他说：“行了，就这么干，你回去就实施，这些事情，深圳自己作主，省里就不必拿出来讨论了。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你就说是经过省里同意的，我心中有数。”
厉有为回到深圳后，就成立了高新企业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后又成立创新投资公司，政府投入的资金，可以担保信贷一百个亿，深圳的高科技产业终于起步了。
到如今，深圳高科技产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那个华为公司，早已不需再为它减税，2003年它为国家纳税二十八亿元，相当于广东几个山区地级市的财政收入；因为华为是年销售额已达三百余个亿，海外销售额就有十亿美金。
小平同志到珠海时，梁广大当着谢非的面，把想要奖励科技带头下房子车子的事儿凑到小平跟前提了一提，小平当时就说：“这个好，我赞成！”
小平走后只一个多月，梁广大在珠海召开第一次颁奖大会，对三位既拥有成果、又获得显著效益的科技带头人奖励了房子、车子及奖金，平均每人所得在一百万元以上。这件事情的冲击力之大，居然令最先知道这个消息的媒体不敢报道此事。
梁广大自己也认为他这么搞少不了又被人告，因此把当时小平当他的面赞成奖励房子车子这一段对话的录音专门剪辑下来，走到哪里都揣在身上，以资壮胆。那时的梁广大身上总带着小平的录音，甚至开全市大会时也把那台录音机摆在主席台上，俨然一派“我有录音我怕谁”的气势；好像那就是尚方宝剑。
很快地，中央各媒体正面报道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时，正在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会场一片哗然，会议议程为之中断。
后来，国家科委领导人宋健见到梁广大就抱怨说：“中央台一播，全国科技大会会场乱成一锅粥，代表们纷纷议论你们珠海，都没有心思开会了！”
当时在会场的卢钟鹤与梁湘，都成了全场的焦点人物，广东代表团成了众人羡慕的对象，人们议论纷纷，一句口号立即传遍全国大地：“科技的春天到来了！”
谢非当然不会满足于这一时的轰动效应，他清楚地知道，科技体制如果不向市场化并轨，仍然不能最终建立起自我发展的机制，靠官员重奖不是出路。在谢非主持下，从科委主任擢升为分管科技的副省长卢钟鹤连续三年带队到各地区检查督促一把手们抓落实科技进步的情况，并探讨广东省从科技投入、人才、机构方面进行体制改革的政策。
此时的华为公司，成为深圳股份制改革最成功企业之一，她是国内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我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代表了深圳工业的发展方向，成为我国最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谢非提出：“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机制也要按市场经济原则搞活。”“财政拨款主要用作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基金，此外，还可报请批准，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办法向社会筹资。有的地方组建高科技投资公司，深圳市则筹建股份制科技银行，这些形式很值得提倡。”
1992年8月，广东省批准成立了“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简称科创），就是由省财政支持的。
到1997年，高科技产品年产值已暴涨至1116亿元；直到今天，广东高科技产品产值一直占据着全国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