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涨潮，涨潮，伶仃洋
谢非收到一份绝密电报，“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专列载着春天的信息，目的地——深圳；小平向界河南面的香港深情眺望，犹如一尊雕像，“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出行，是历史不能缺少的一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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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头一两年，天下大势风云变幻，世界政治格局充满了吊诡的气息。
原来拥有无数核弹、洲际导弹、雄踞全球两霸之一的强大国家苏联，竟一下子解体了。
世人瞠乎其目，中国人更惊诧莫名。
全球政治格局顷刻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冒出来的掌权者们高呼民主胜利，但手握权柄后第一个动作往往不是出榜安民发展经济，而是“还乡团”、“胡汉三”式的寻仇报复，俄罗斯第一时间宣布苏联共产党非法，其他的东欧国家更纷纷把前共产党领导人及其妻儿老小送进监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新的掌权者们，不少人昨天还自称是共产党人，而且还是与被逮捕者同在一座大楼办公的高级官员。
西方的预言家和战略家“不战而胜”的论断神奇地应验了，他们剑指东方，放出话来：中国不可能抵挡这一巨变！
中国，这个与苏联东欧完全不同而又依然坚守社会主义信念的国家，将往何处去？
广东人有句俗语，叫做“斩脚趾避沙虫”，也就是不惜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的意思，中国有几十年“宁左勿右”的宿疾，往往在特定条件下周期性地发作。有些人在警惕和平演变的同时，也将市场经济和引进外资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外资的进入是“和平演变的先头部队”，把个体和私营经济都看作“和平演变”的温床，一时间，连同提高生产率、发展生产力以及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受到质疑，一家著名的文学刊物卷首语上有句话：“我们国家前进靠两个轮子，一个叫改革，一个叫开放”，文章发表后受到猛烈批判，罪名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广东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举措，也顷刻间成了众矢之的。
路向何方？中国，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
全世界都看着中国，而全中国则看着邓小平。
此时的邓小平，却突然宣布退休了。这位经历无数风霜雨雪波折磨难而屹立不倒的老资格共产党领袖，对全党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在1989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力排众议，断然地离开权力中心，把大权交给了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擢升为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而且有言在先：“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重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独立工作，独立思考。”
消息令世人惊愕，令善良人们忧心忡忡：国际大环境阴霾险恶，国内人心未定，社会主义这杆旗在中国还能撑多久？
但是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睿智老人想得更深，看得更远。
有一位外国政治家高明地看到这一点。在邓小平正式请辞后不到二十四小时，他最后一次会见老朋友、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这位以神秘的穿梭外交为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地访问中国打开大门的外交家，对邓小平发出预言：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一样。
1992年的初春，已经宣布退休的邓小平挥洒自如地在中国大地上再次留下了推动中国跨越式发展的政治杰作，这一大手笔在中国伟大政治家追寻与探求国运的所有历程中，堪称经典——
在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崛起而英勇奋斗了大半个世纪，冲波逆折不屈不挠进入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
在列强环伺、敌对势力磨刀霍霍图谋一举扼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风口浪尖上……
在广东风风雨雨中持续高速发展十多年，此时承受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的紧要关头……
一个退了休的老共产党人离开北京，冒着初春深夜的严寒，悄然南下——
希望在南方，老人要去奏响激动人心的国运交响诗的第一个音符。
1992年元旦，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是在忙碌中渡过的。第二天一早，他收到了一份绝密电报，内容非常简单：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谢非在合群路大院那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把那份中央办公厅的绝密电报看了又看，秘书见他一直沉默不语，轻手轻脚地离开了他的身边，到外间的办公桌上将所有电话机的铃声改变为闪光提示。
谢非在冥思默想，这时需要绝对安静。
谢非当时在想什么？现在任何人也无从确切知道了。但是后来历史进程中一系列大事发生，都与这一电报紧密关联，谨言慎行而又擅于战略思考的谢非，不可能不从这薄薄的一页纸中掂量出那惊天动地的历史能量：这张纸，对广东、对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广东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败得失全国有目共睹，积累储备了能够启发推动中国前进的丰厚而深刻的思想资源，这种能量巨大的资源，中国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第一轮攻关中已经由成功启用过，显示中国可以将市场经济与现实国情结合，探索出一条与苏联模式完全不同，又与西方战略家们的期待相反的新路向，现在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中国急切需要一双手，一双伟人的巨手，来开启那思想和热情的闸门，创造一番万马奔腾排山倒海的情势。
长久深思熟虑之后，谢非拿起电话，拨通了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的号码，开口就问：“开枝同志吗？你现在在哪里？”
接电话的陈开枝有点惊讶，因为他听出了从来就从容不迫的谢非声音里有一种别样的兴奋和激动，一下子就敏感到有大事要发生，今天是假日，如果不是有要事，谢非是不会问他身处何方的。他立刻回答：“我正在南海搞调研……”
谢非打断了他，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才听得懂的话：
“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
陈开枝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他知道老人家指的是谁，也明白了谢非的心思。他放下电话立即要往广州赶。
当时在场的人除了有农民及镇村干部外，还有南海的书记、市长。人们正要请他吃饭，见他急如星火立马要走，连忙挽留：
“什么急事？再大的事也得吃饭，吃了中午饭再走。”
陈开枝一边叫车一边忙不迭地向书记市长道歉：“马上得走，吃饭事小，工作事大。什么事？对不起现在还真的不能说，也许，你们很快会知道。”
陈开枝饿着肚子驱车径直赶往谢非的办公室，看了谢非递过来的绝密电报，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政治舞台上的风风雨雨，令他们具备了一种敏锐的直觉：小平此番南来，非同小可。老人家不到别处休息而偏到广东，而且偏偏在这样敏感的时刻来，是给广东一个无比巨大的机遇，就看广东有没有这样的能量和本事把握这个机遇了。
陈开枝后来在自己一本书里这样写道：“当时我仿佛透过无形的阳光，隐约感到这一年的春天将会比任何一年来得早。说真的，我参加工作三十年，经历过十一任省委书记，接待过自毛泽东之后的历任中央主要领导，但从来没有过那天那种特殊的感觉。” （引自陈开枝：《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
谢非和陈开枝两个人见面后，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分析中办的那份只有一句话的绝密电报。他们还同时得知，此次小平同志到广东来，中央没有其他领导陪同，北京也没有派来一位记者，同行的只有小平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
谢非深思熟虑字斟句酌地把话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如果有其他的领导陪着来，才可能真的是来休息。他老人家八年没到广东来了，我们能不能在不影响他休息的情况下，尽量多安排他多看一看？”
他像在问自己？又像问陈开枝。
陈开枝心领神会地点点头，但没有作答，反而顺着谢非的思路加上一句：“还要尽量地请老人家多说说话。”
谢非点了点头，此时他面部表情似乎很平静，但陈开枝知道，其实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双眼发亮，一直盯着手中的电报，这种情形陈开枝是很少见的。稍倾谢非又郑重地开口：“省委准备将全程陪同小平同志的任务交给你，这个任务光荣而艰巨，你要尽快拿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提交省委决定。”
陈开枝知道这种信任非同一般，自己有可能成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他重重点了点头：“我马上办。”
在讨论接待方案时，情况比较清楚了，还知道“邓办”将派出一个三人小组前来打前站。陈开枝按谢非的思路，想尽量让老人家多看多说，他断定老人家此次来肯定不是休息这么简单，而是要分析和思考中国改革开放大局，还可能要对下一步改革开放和全国的发展进行重大部署。
有同志提出异议：“中央电报上明明写的是来休息的嘛，中央办公厅也没有派人跟着来，也没有跟记者，就他一家子来，怎么可能是进行战略部署呢？”
但陈开枝坚持认为老人家此次广东之行肯定将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休息”。他可资凭借的东西并不多，但他仍然搜罗了很多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其实小平每年冬天都喜欢到较温暖的南方过冬，而且更习惯到上海过春节，上海方面也早都做好了所有准备工作，包括房间布置，甚至连吐痰的痰盂之间的距离都是固定不变的。但老人家为何舍近求远到广东来？为什么八年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你说是老人家不习惯上海的寒湿，喜欢广东的暖冬？既然不习惯为何年年到上海去，而不像其它多位中央老领导年年到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避寒休息？老人家要到广东来是有考虑的，八年前也是说来休息的，可那次“休息”对广东、对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多么大的推动作用？八年前是这样，现在更可能是这样。陈开枝断言，老人家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在党和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是在忠实地尽一个普通公民与党员的责任。
陈开枝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
小平到上海果真只是休息吗？让我们回顾一下他在第二次南巡广东前两年到上海“休息”时都说了些什么。
1990年春节，他在上海休息之余过问浦东开发：“上海和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是全国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与长江流域的发展。”
回到北京后，他又向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那就是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在上海过春节。他同样没有闲着。先后在上海视察企业及浦东开发区。小平激励上海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上海人聪明、本质好，如果当时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能像深圳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很多在第二次南巡中说出来令人感到石破天惊，震动中外的话，其实是他在上海说过的。有些话更是反复说过的。
面对当时政坛上质疑改革开放的风气，他在上海时重申：“改革开放还要讲。”
针对有人在媒体发文章，对做什么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小平很不以为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很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说：“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互相交流的。”
他鼓励上海人：“什么事情都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甚至广东人一直认为是老人家特地叮嘱广东人的名言，其实也是最先在上海讲的：“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
陈开枝对这些情况一清二楚。他更坚定地相信谢非的判断和自己的直觉：小平的希望在南方，老人家这回南来，必有一个大动作!
（据：《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陈开枝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田炳信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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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枝翘首盼望的“邓办”三人先遣组在1992年1月3日先行到达广州。为首的是张宝忠，当时已是副军级。他们一与陈开枝见面就强调：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你们既要让他们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不能让他过于劳累。陈开枝则按照谢非的意图，努力建议在确保老人家安全和健康的情况下，多看一些地方，多坐下来谈谈。陈开枝很讲究语言艺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老人家高龄远行，机会难逢，广东是他经历“三起三落”后最终确定的改革开放试验区，寄托着很深的感情和期望，广东人民也最听老人家的话，在国际上风云变幻、国家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大家都期望着他在这片深深热爱的土地上讲出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和想法，这不仅对广东、对特区，而且对全国都有特别重大的指导意义……
先遣组的同志对此表示理解，但对陈开枝代表谢非和省委提出要让老人家视察完深圳、珠海之后，经珠三角的顺德返回广州的建议比较犹豫，似乎更倾向在珠海休息后再返回深圳转向上海，陈开枝来了精神，出尽浑身解数做说服工作：他强调，如果不从珠三角的陆路返回广州，就得从珠海海上返回深圳再坐火车走，两次横渡珠江口的伶仃洋，无论从安全方面，还是从老人家的健康舒适方面着眼，都是不妥的。何况船上还有老人家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从陆路返回，考虑到老人家不宜乘车时间过长，中途还可以在顺德停车小休一下。先遣组似乎比较理解了，但对珠三角地区的道路不大放心，陈开枝乘机建议：各位八年没来过广东了，可以先按这条路线先走一遍，那条路线的路、桥都是新修好的，很好走。
这个路线与原方案比，是一个环线，它将小平同志从北京到沿海地区休息的两个点变成了对整个珠三角的环行视察，其象征意义非同小可；这个日程安排，主要是保证小平在广东期间可以多看看，多谈谈。其中相当部分内容是安排小平到生产第一线视察，等于一半时间休息，一半时间工作。
谢非强调要争取小平到中山、顺德去看看，这是广东“四小虎”之中的两个，它们代表着广东自主启动的改革中的两个典型，也是珠三角的缩影；尤其是顺德，将在这一年开始成为谢非综合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
于是先遣组和陈开枝率领的广东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用七天时间，沿着陈开枝提出的路线踏看一遍，并对沿途各单位作出周密的安排和要求。最后“敲定”了此次南巡的具体方案。
谢非对整个方案斟酌再斟酌，强调再强调，陈开枝理解他的精神，凝炼成一句话：万无一失。
这个方案被批准后，陈开枝立即沿线“巡查”，并告诫各个参观点的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情况要精炼简短，绝对不能超过十分钟，有的地方只给安排了五分钟时间。
对那些闻讯便开始欢欣雀跃的家伙，陈开枝半是交代半是威胁：“你们要知道，老人家现在并不管生产调度，懂吗？生产啦技术啦这些个东西，你们最好少谈，只要听到老人家一出声，你们给我立即收声，要把时间留出来给老人家多讲！”
还有一个问题让谢非和陈开枝煞费苦心：老人家此时完全按一个离休老人来要求自己，“邓办”告知广东省委，老人家对此次出京有个说道：“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
这可怎么办？谢非是这样理解老人家的指示精神的：小平认为自己不过是个退了休的普通党员，不必像接待现职领导一样事事依照严格规格和程序，尤其反对前呼后拥、兴师动众。但这个“六不”是很难执行的，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果在真的按小平要求实行那“六不”，那么可能令谢非煞费苦心做的一切安排，结果都会化为乌有。
谢非冥思苦想，一种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感令他和陈开枝决定采取妥协加变通的办法，对小平指示的前半截坚决执行。这“六不”中，不汇报、不陪餐、不题辞都好办，广东省委不再打算搞专门汇报，边参观边介绍其实就等于汇报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拿出实打实的建设成就让老人家看，就是最好的汇报；领导也不陪餐，每餐饭由小平一家人自己吃，按照邓家历来简朴的习惯，不上鲍参翅肚等名贵菜肴，多上各类蔬菜，还有老人家喜吃的法式牛角面包、广东陈村粉和节瓜；各地也不准再请老人家题辞留下墨宝；对后半截的“三不”怎么办？只好钻空子、打打擦边球了。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这三不，其实就是不让张扬，但他们意识到，小平南巡必将是历史的重要里程碑，必将列入史册甚至可能改写历史，是一定得认真记录下来的。
老人家说不见记者，但没有说不准记者见到他，也不等于记者不能跟着；不报道，但不等于不能记录。记者手勤脚快，权作随行的工作人员，随时可以将老人家在车上、路上谈的话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于是，谢非找来陈开枝，亲自点了记者的将，这些记者都是长期采访谢非工作的老熟人，靠得住，配合起来也默契。因为届时要审时度势相机行事，只能靠眼神间的心领神会了。
为带记者随行一事，陈开枝还专门请示了邓办主任王瑞林，他说：你不叫我留下资料，以后我怎么交待啊？王瑞林笑说：弄就弄吧。总算发了半张“许可证”。
谢非点的记者，有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高级记者牛正武，他负责文字记录；《南方日报》摄影记者梁伯权，此人不仅与谢非熟，与小平一家子都熟，上次南巡乃至改革开放之前，小平到广东来，都是他给摄影的。你录音可以偷着来，但摄影总不好偷拍吧？因为谢非想事情很细，因此将梁伯权请了出来，小平对他的镜头，总得给三分面子吧？如果再不行，照相的任务，就落到谢非的秘书身上，老人家说不摄影，但不会反对“小陈”秘书拿着个照相机在他和谢非身边转来转去，至于能否报道，什么时候可以见报，那就得见机行事了。
还有就是电视台的一个二人摄制组，领队的就是“肥佬”——谢非的老熟人李亦平，此君的外号是谢非给起的。
小平抵达深圳的当天，牛正武才接到陈开枝通知，临时从广州赶到的，可见谢非在当时叫不叫记者的问题上心情极为矛盾。谢非在深圳迎宾馆陪文字记者牛正武进餐并亲自交代任务。在他看来，记者采访是否成功是他要关心的一桩大事。
谢非对牛正武说：“原来说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不让报道，所以事前没有通知你来，可是小平同志一到，消息立即传开了，看来要做好报道的准备。”
牛正武不由得想起陈开枝通知他时，还不敢明说是小平到了深圳，他说：“有重要任务，上面有人来，谢非同志要你尽快赶到深圳。”怕他听不明白，陈开枝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又补了一句：“是我们这些年一直盼望的、掌舵的来了！”
就这样，作为新华社记者，牛正武在总社既没有派出记者，也没有通知他采访的情况下，接受了谢非亲自安排的任务。谢非如此解释：“小平同志上次视察广东是在1984年，距今已整整八年了。我们一直盼望着小平同志再次亲临广东视察，现在终于盼来了。”
饭后，谢非的秘书陈建华将牛正武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向他介绍了小平此次来的行程安排，以及他刚得知的小平抵达广东前在武昌车站向当地领导人说的话，中心意思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要搞得快一些。这些都是广东渴盼的政治信号。接着，陈建华表情有些神秘地递给牛振武一台录音机，就出去了。牛振武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小平在武昌谈话的内容，以一个国家通讯社记者特有的政治敏感，揣摸着谢非让他采访小平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