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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非就任省委书记之后，第一时间抓了科技教育兴省工作，接着马上张罗下乡调查研究，第一站就先到清远。这时清远这个农业大县已经升格为地级市，下辖清城、英德、连州、佛岗、清新、连山、连南、阳山等区县市，市委书记是蔡森林，副书记是喜欢写诗的骆雁秋。
地方官员见到新任省委书记出行“第一站”就抵达他们的治下，既高兴又忐忑不安。《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暴露清远白湾是贫困的“寒极”的文章，新书记是来帮助解决问题，还是兴师问罪？人人心里都有个大问号。
他们不知道，《人民日报》那篇文章，甚至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看到那文章后，心情也与谢非一样很不平静，适逢中央在山东召开全国农业会议，他与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田纪云找与会的谢非谈话，询问清远石灰岩山区的情况，并明确指出：广东光有珠三角不行，广东的山区不富起来，不算真正富；广东的山区老区脱贫致富，是历史交给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
人们将谢非等人迎进了会议室，谢非连茶都顾不上喝一口，开门见山地说：“老蔡，老骆，你们就不必汇报一般情况了，也不必汇报什么统计数字，我这次来，就是想摸摸情况，看看清远解决山区贫困问题有什么新思路。”
骆雁秋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因为这个新书记直奔主题的调研方法与众不同，他还知道，谢非对清远这个地方的贫困程度，是早已了然于胸的，他在广州市委书记任上，对清远山区脱贫的问题，他也已经做过多种尝试，但都没有摸出一个成型的路子来，这使谢非一直耿耿于怀。抱憾离开广州市委后，他又担负起省委书记这一更重的担子，他知道石灰岩地区的贫困是他不可推托的责任，因此出行第一站又来到清远。
谢非在清远一连开了几个座谈会，也重上白湾和清远市的开发区考察调研，有两个来自基层干部的扶贫思路引起了他的关注：
在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兴起之时，新建的清远市也办起了一个“经济开发区”，但是因为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招商引资颇为艰难，有干部便想出一招：既然外资将贫穷地区视作畏途，我们何不反其道行之，打一打“贫穷牌”？经济开发区改为扶贫开发区，吸引全省、全国的扶贫资金到这里搞试验性开发，也可以吸引一批受过教育素质较好的青年山民下山务工，这对增加山民收入、减轻人口压力会有好处。
骆雁秋向谢非详细汇报了清远市委集思广益后谋划到山外国道边上规划一块扶贫基地的构思：“以扶贫解困为目标，配套服务为宗旨，以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异地办厂，体外造血，贫富合作，共同得益，创办清远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
谢非听到了这个新想法，连声说不错不错，很有创意。他鼓励清远市委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对设立扶贫开发试验区这个构想认真研究、周密部署。他回去后不久，广东省下发文件批准开发试验区成立，国务院更在次年将其列为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给予很多优惠政策，这标志着全国首家扶贫经济开发试验区正式诞生。在国家及地方甚至军队的扶持下，扶贫开发试验区很快发展起来了，成为全国第一个以扶贫为目标的经济开发区，开办了一批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一大批山区青年农民下山成为开发区的第一批工人。这个开发试验区已经成为中国扶贫的品牌，有“阳光新城”之美誉，仅中央及国家领导人就有朱镕基、田纪云、李铁映、陈俊生、廖汉生、肖克、叶选平、杨汝岱、马万祺、宋平、余秋里、李德生、李长春等先后到此视察指导工作。
但是，谢非心目中真正想做的事，靠这个扶贫开发试验区是无法最终完成的。跳出山区谋发展，开发试验区手段是对的，但真正使大片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的老百姓彻底脱贫，操作起来却不能完全依赖开发区。
谢非清楚知道，在他任上，广东仍有二百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更有二十万人连温饱都解决不了，这两个数字中，清远各占了一半。
这时，谢非注意到另一条思路，是时任清远郊区区委副书记陈华一正在摸索的一个试点：搞整体搬迁的开发性移民。谢非发现了这个做法，一下子就把它紧紧抓住，后来成为广东解决贫困的石灰岩地区和其它不适宜人类居住地区问题的大动作。
自解放以来，广东历届党委政府都无法容忍广州眼皮底下这块疮疤，对清远地区扶贫的投入，无论按面积或按人头计，其密度都是最高的，迄今已投入5亿元。
而最终促成解决这种贫困的契机，恰恰是珠三角地区的贫富差别及农村产业的分化。
谢非还追根溯源地了解到，引发把苦旱缺水的石灰岩山区山民整体搬迁下山的思考，始因在于一场世纪性的大洪水。
事情要回溯到1982年5月12日，清远县发生毁灭性洪灾。接连十二个小时的倾盆大雨，让清远连告急求救的信号都发不出去。广州得知清远受灾，是远在番禺航运电台收到呼救信号后再转告广州的。
洪水将死守白湾的山民逼了出来，部分灾民自发地向平原地区逃荒。他们搬出深山后，再有一小部分落籍平原，休养生息，再也没有回到山里去。但是，由于平原地区的土地有限，这种自发性移民是偶然性的个别现像，在农村都在指那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平原地区没有容纳移民的空间。
十来年光阴悄然而过，山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远的地方不说，地处珠三角北缘的清远市平原地区，居然也出现了大片土地丢荒的情况。
究其原因有多方面，但逃荒下山到了平原地区的山民有了发家的新空间与新选择，当地劳动力价格上升是根本原因。他们或创业或打工或进城或跑生意，反正怎么做都比种田强；一些农户将土地租给无地的山民代耕，一年每亩租谷只收五十斤或白种，承租者代缴公粮提留就成。原有的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到二、三产业，正是珠三角高速城市化的结果。
谢非强烈意识到：平原地区的农田事实上正悄悄地为苦旱山区的人腾出来。这是一种空前的机遇。
陈华一就正在做这一项创新性的试验。
十几年后，当笔者追寻真相时，那两名人民日报记者在珠三角“突然失踪”之谜才真相大白：那完全出于陈华一个人的一次大胆策划。是陈华一探知两名记者正在东莞采访，住在东莞“金三角渡假村”，便主动打电话邀请他们到清远，用意很明显，就是让他们惊叹珠三角的发展和繁荣之余，看看白湾皇宫村的贫穷，深切感受一下那惊人的落差。他除了带记者走访了皇宫村外，还探寻了一条光棍村，这村子几十年来没有娶进一个女人，年青人全都逃离了，剩下几十个七老八十的老光棍坐在草房门口和墙脚晒太阳。
当时，在近邻珠三角龙腾虎跃一日千里的发展态势下，居然故意暴露自己贫困？这似乎是一种罪行，有人觉得这两名中央党报记者专门揭短露丑，甚至把怒气撒在招呼记者来采访的陈华一身上。
陈华一原来是省农委机关的青年干部，1988年自告奋勇到山区县清远的农委任职，在县农委工作三年多，他跑遍了全县的山区乡镇，仅1990年一年，他就到白湾10多次，其赤贫状况令他震惊，也令他倍感切肤之痛。
陈华一上下奔走，想方设法让白湾早日脱贫。他争取省财政拨款三百五十万元，在白湾附近的雪顶山上兴建一个八万立方米的小水库，这是方圆几十公里内唯一的一小块不渗漏的非石灰岩山地，争取解决山民的食水问题。但是，对于生产和发展的用水，人们还是一筹莫展。
石灰岩地区水田种不了，陈华一他们为山民想了很多生存门道：试过种植竹笋，饲养清远“走地鸡”，开采石料和试办小水泥厂，但由于资金和条件都欠缺，成效不彰。这时陈华一从省农委得到一个信息：世界银行有一笔扶助中国发展开发性农业的款项，但是想要到这一笔款项门槛非常高，不仅要经过国家农业部、财政部的批准，而且立项还要经过十七个考核程序，所以选准农业开发项目非常关键。
陈华一与同事们反复研究斟酌，选定了两个项目：种桑养蚕缫丝加工一条龙生产开发和山区水产养殖开发。接着就使出了浑身解数，到北京农业部、财政部和世界银行中国局驻北京办事处来回周旋，还争取了时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后来当了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伯杰先生到清远白湾实地考察。伯杰在中国工作多年，是个中国通，但白湾的贫困仍然让他吃了一惊。他说：想不到离广州、香港一百多英里远的地方，竟然还有如此难以生存的乡村，我们一定和中国政府一道，加大扶贫和发展开发性农业的力度。
由于清郊区的两个立项在软件、硬件方面工作做得细，陈华一又争取到伯杰先生的同情和支持，十七项考核比较顺利地得以过关，开发资金五百多万美元很快就拨到清远。这在当时的清远是最大的一笔“洋财”，项目的蚕丝加工一条龙生产线设在清远新建的扶贫开发区，也为开发区的兴建加注了强劲的动力。在白湾附近开设的五百多亩蚕桑基地，经营一年多就有了可观收益，有的每亩收入突破了一千元，人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些希望。
但在陈华一雄心万丈地为清远争取到世界银行的款项后，他突然发现，这不过是另一种“输血”，不过输的是“洋血”，石灰岩地区生态环境恶劣、人多地少甚至无地、整体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景况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这与谢非的担忧是一致的。
他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折腾”——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试验整整一条自然村的全部搬迁，把水源缺乏连桑树也种不活的村子搬下山来，另找一个土地较多的地方安置。为了找到一个地多人少的安置点，他开车从珠海一直找到汕尾的海丰，穿梭来回跑了两千多公里路，终于在惠东一个叫沙田的镇子里找到一个“伊甸园”。
这个紧靠沿海的“伊甸园”是一个几乎被废弃的村庄。全村田地已经荒芜多时，没有炊烟，没有鸡鸣狗叫，家家大门紧锁，像刚发生过什么非常事件，一片神秘莫测的死寂。
陈华一很好奇，他判断这条村子起码可以容纳一两千人，他在村子里转了几圈，竟见不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好不容易在一间破屋里找到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打听情况，才知道：这个原有一千多人的大村，在改革开放前的几次逃港风潮中逃掉了大半，深圳建特区后，剩下的村民有本事的拖家带口迁移到深圳务工种菜，没本事但有手有脚的也搬到邻近的淡水打工，那里正大兴土木搞石化城、汽车城，现在全村只剩下几十个行动不便的老人在留守。
陈华一像个掘金者突然发现了一个大金矿，兴奋地飞车赶往沙田镇，一打听：沙田镇委书记名叫胡斯生，恰好是陈华一朋友的朋友。
这可以说是一种巧合，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沙田镇委书记胡斯生正为全镇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走，土地丢荒严重，无法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伤透了脑筋。陈华一通过朋友牵线搭桥，到镇委镇政府拜访了胡斯生，陈华一心眼活络，并没有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反而以朋友的朋友身份，热情地邀请胡斯生带着沙田镇班子到清远交流访问。
胡斯生果然应邀带着沙田镇十多人到了清远。他们看了皇宫村，又看了扶贫开发区，胡斯生不胜感慨：你们这里人多没地种，穷得叮当响，我们地多没人种，也穷得响叮当，人多的和地多的都穷作一堆!他一拍桌子作出提议：这样吧，我们丢荒了的地，让你们多出来的人来承包经营，替我们出走的村民完成粮食征购、入库任务，好不好？
陈华一等的就是这句话，两人一拍即合，皆大欢喜。
按两家协议，沙田镇给清郊区一个管理区做整体搬迁开发性移民的试点村，这个地方叫做泉坑村，共有六个自然村，原有八百多人，后来大多出走香港、深圳、淡水，剩下不到一百个老弱病残的村民，一千八百多亩田地基本丢荒了。清远的山民入住后，另划土地建设新村，全面承包耕种泉坑村的土地。
陈华一与区委班子立即开始移民搬迁的组织动员，他们选择了一个群众条件较好的村子，叫芹茶村，在1990年春节后开始全村搬迁，一共有八百四十多人搬到了惠东沙田的泉坑村，由政府扶持兴建了新房，添置了耕牛、农具。山民们来到沿海平原，再不用守着那一窝一窝的玉米天天喝糊糊，再也不用翻山越岭外出挑水过着滴水贵如油的日子。而是耕种着大片肥沃的土地，吃上白米饭，一出家门就可以打到甘甜井水，生活质量可以说是一步跨越两重天，实现了一年内整体脱贫。
世界银行的伯杰先生此时已经升任副行长，他一直关注着清远的整体搬迁和开发性移民计划，关注着那个小村庄。当他知道八百多人一年内整体脱贫时，十分惊讶，认为这在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到，是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谢非充分肯定了全村整体搬迁和开发性移民的做法，认为这是我党干部群众充分运用和调动政治优势为民造福的一个创举，是广东扶贫事业的一个新发明。指示要研究出一个可操作性强、可以广泛推广的方案来。省长朱森林率领有二十多个部委办和厅局领导组成的强大阵容前来调查研究，陈华一详细汇报了整体搬迁、易地重建的开发性移民具体做法和急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必须真正解决资金、土地、和户籍制度保障三大问题，如果光有政府划拨的扶贫资金和闲置的土地，移民入不上户口，始终是“外地人”、“黑人黑户”，极易产生磨擦矛盾，造成回流或变成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谢非在一年内多次到山区考察调研，形成了一整套扶贫实施方案。广东省决定：三年内动用五亿元，从粤北石灰岩山区迁移五万山民下山到相对富裕地区，从事农业种养开发，五年内拨款增至十三亿元，开发性移民总数达到二十二万人。同时，实施了“五管齐下”帮助山区贫困人口解决温饱、脱贫致富的战略：一是每年拿出可观的专项资金，打一场造林绿化的硬仗，为贫困山区创造水源，二是增大投资强度，尽力帮助留驻人口解决温饱问题，三是每年适当转移人口，以减轻生态恶劣地区的人口压力，四是帮助发展商品生产，推广良种，加强种养业、加工业，五是发展山区公路交通，彻底改变山区封闭状况。
几年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吸收了广东有益经验，推行了广泛的开发性搬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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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非一面着手策划二十多万山民摆脱赤贫的“攻坚”，一面尽可能地开拓财源，扶贫不能光叫口号，手里没有真金白银，什么也玩不转。在省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的时候，谢非想到了先走一步富起来的珠三角和特区，让他们也唱唱“山歌”，帮穷兄弟一把。
谢非并非有意劫富济贫，而是珠三角发达地区与清远贫困山区的两极分化，的确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说明光靠推行的市场化路径，并不能解决贫困问题。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议论说，广州酒家一餐“黄金宴”，就可以吃掉东山乡一个山村一年的口粮；深圳的富人装修一套住宅的钱，就可买断石灰岩特困地区一条村的全部家产。在贫富悬殊的差距拉大，两极分化初露端倪时，就应该及早着手加以调控。
于是，在谢非的策划下，广东广泛开始了发达地区扶持贫困地区的对口扶贫和挂勾扶贫的工作。
谢非当然知道，如果广东不解决贫困山区这一“短板”问题，广东这桶“水”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小康水准的。他对清远当地领导说：“山区的活力就是广东的活力，山区的富裕才是广东的富裕，山区的稳定才是广东的稳定。”他要求清远领导大胆实践，闯出一条扶贫的新路子。
1993年对广东扶贫工作来说，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是年，是联合国倡议的世界扶贫年，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扶贫工作，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问题。
3月1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杨钟的讲话，彻底打消了广东不少人的“等靠要”心理，将广东扶贫工作逼上背水一战的境地。杨钟说，今后广东的扶贫工作，由广东自己负责，中央不再增加扶贫资金的专项投入，因为“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扶贫济困，广东应该更有优势，因此广东的脱贫致富应当走在全国前头，比其它省区走得更快一些。”
3月6日，香港传媒发出消息，北京将与香港在4月18日在京连袂举办扶贫义演。此时，谢非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指示广东一定要赶在香港、北京义演之前把广东93年世界扶贫年系列活动搞起来。他为这个系列活动题词“同在蓝天下”，向全省六千万人民发出“扶危济困”的号召。此时江泽民总书记正在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参加活动，他看了广东有关系列活动筹备的电传后高兴地说：“广东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占全省面积60%的山区人民尽可能快点脱贫致富，这一条抓得对，抓得好！”
5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工委、省政府工委等向全省各界发出“开展扶贫济困活动倡议书”；20日，组委会收到第一笔捐款五百元，它来自89岁的广州老者谢创老先生，他在1928年于美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7月8日，《同在蓝天下》广东93年扶贫大型文艺晚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广州市市长黎子流的太太也来捐款，但由于没人知道她是谁，因此她到了现场却挤不进捐款的人墙。她转到热线电话值班室，放下500元后遂心而去。
1993年4月26日上午，清远市委书记骆雁秋、副书记赵伯杰等人来到清城区附城镇黄金布村，这是平原地区一块富庶之地。领导们到这儿来，是为了看望从阳山县东山乡和英德市岩背乡（均属于最贫困的“四大金刚”山区）迁居到这儿的二十多户农民。
黄金布村一片田园风光，村里一时见不到人，只有小鸡在觅食，成群的鸭子在游荡。一行人到了农民梁东生家，一进门，就见到几只鸡在墙角一摊白花花的大米饭上面挑来挑去，显然，它们对此并不是很希罕。
骆雁秋心疼地想，山上的贫民逢年过节很隆重地下一次山，就是为了趁圩时吃一餐白米饭啊，没想到他们脱贫才几天，居然也浪费起粮食来。骆雁秋在与农民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1991年从山里搬出来的，一人一年能收上上千斤粮，租田耕，有饭吃得饱；给骆雁秋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那些敦厚的农民，只要有一口饱饭吃就欢天喜地，但就是这种表情，骆雁秋在石灰岩山区却久违了。
农民们告知了他们心中的两样顾虑，一是黄金布这地方的田，会不会长期给他们种（租金很低，是象征性的）；二是户口留在了山里，将来当地的农民会不会把他们撵走。眼前的满足和对未来的隐忧与恐惧，都清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这种心态，与陈华一在惠东沙田的泉坑村搞开发性移民摸到的情况，都有共通之处。
在调查中他们了解到，自发移民如果没有政府出面，移民的生存仍不具备合法性。迁入地的百姓投诉说，山民们长期在山上受到政府接济，加上以贫民自居，也养成了一些毛病，如买东西不是根据价格而是根据自己袋里有多少钱付账，如果没有钱，那么就要欠着；收获了粮食不交征购粮，因为没有这个习惯；由于没有组织，计划生育政策也拿他们没招儿。当地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后，并不愿意将土地白白地给他们种，怕上头政策一变，他们的儿孙到时如果又要耕田怎么办？
1993年6月21日，谢非在副省长欧广源陪同下来到了清远，骆雁秋等人与他探讨由政府出面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因为贫困而移民（并非因建设水库矿山等大型工程而由国家移民），除了物质条件的可行性外，还因为它不符合我们改天换地的传统思维定势。
谢非大力支持异地开发的扶贫新思路，他认定这是一条容量大而见效快的好途径。他问：“搬迁一户特困山民，大约需要多少钱？”其实，谢非现在关心的只是成本收益比的问题。
骆雁秋答：“大多数移民对象，可以说是拍手无尘，家贫如洗。能多给些钱当然更好，移民要建房，要置备一些生产工具，他们耕种的土地，也要由政府征收过来，这样子算，每户至少要1万元。”
谢非说：“十万贫困人口，大约为两万户，每户万元的话，需要两个亿。数目是不小。但两个亿如果能解决十万人的出路问题，我看划得来。如果我们用这两亿元办个大型企业，大家都认为很应该，但这个厂效益如何还很难说，至于这个企业能给贫困农民带来什么好处，那就更难说了。但用在迁移上，即能解决十万人的温饱，又能为他们将来致富打下基础，这个意义就不同了。我们做什么工作，最终目标不就是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吗？”
骆雁秋他们心里托了底，移民得到了省委书记的支持，他们的路子走对了。
谢非又说：“我回去以后，就请欧广源副省长开个专门会议研究一下，召集有关方面研究如何实施，筹措这笔钱。”这句话更有价值，因为这表明移民的费用，谢非准备主要由省里来承担。
骆雁秋在清远市委、市政府召开的第一次石灰岩地区人口迁移大会上宣布：“可以这样说，类似于石灰岩特困地区群众的脱贫致富，根本出路在于人口迁移。”
三个客观条件使新中国第一次由地方主持大规模迁移贫困人口成为可能：一是珠三角农业人口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因而能为特困地区腾出生存空间；二是地方财政有能力支付相关费用；三是承认人未必能胜天，穷则思变与穷则思迁并举。
为了使移民能迁得出、留得住、管得好、脱贫快，移民的办法是从以往自发零散移民变成整户整村的集体迁移；从单纯信赖农民四出寻找落户地到立足市内、县内安置，自我消化移民；从任移民自谋出路转变为配套解决土地等生产资料、住房等生活资料。并在市县内选择条件较好的连片荒坡荒地兴建移民新村、移民学校与建立“三高”农业生产基地。并动员有能力有特长的移民到扶贫试验开发区及城镇、旅游区、国道沿线从事第二、三产业。
1993年6月14日，欧广源主持召开清远、韶关两市及省直有关部门领导开会，专门研究移民问题，随后省府办公厅发出《关于粤北石灰岩地区特困人口迁移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93年至1995年组织十万人外迁。
这个行动如期完成，而且最终迁移贫困人口达十八万人。划为迁出区的特困人口秉承自愿原则，每迁出一户，省财政补助五千元，市县乡补贴五百——八百元。这些钱在移民前期，主要是用来为移民购买土地。
在当时，清远较富庶地区的二三产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大批农民洗脚上田；加之国家尚未系统解决“三农”问题，当农民甚至种粮是比较利益最低的行业，故农田的转让费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并非田多了，而是田闲了，而当今农业科技进步，土地的粮食产量，一亩地足以养活三口人。这也在客观上为移民铺平了道路。
由政府向农民征收的双造田，只需二千元一亩，单造田为一千五百甚至一千元一亩，而旱地更低到只需六百元一亩，大大降低了政府移民的成本。
清远设市之前作为一个山区县（现称清新县），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只有不足一亩（含旱地），居然能在省市扶持下“自我消化”大量移民，如果没有珠三角地区十多年改革开放带来飞速发展的大背景，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从这个角度上看，粤北山区移民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如广西百色地区多次组织参观考察清远的扶贫模式，但因为百色地区是整体性贫穷，农民没有转业的出路，自然无法给山区特困人口腾出生存空间。可见经济发展是扶贫的重要基础和第一要务。
赵伯杰感叹地说：“恰恰是在珠三角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先富才能带动后富。如果说这是两极分化，就一言以蔽之，这并不现实，也不客观，如果大家一样穷，看样子没有两极分化，可也就没有了先富帮后富的带动力。”
谢非考察过的白湾镇皇宫村的六十户村民，搬迁到了清西平原的太平镇，重新建起了一座皇宫新村。阳山县组织了东山乡的群众到清新县黄金布移民村考察。看到黄金布丰衣足食六畜兴旺的影响，东山人说：“我们不想再吃麦羹了，搬到平原吃白米饭去！”
移民们甚至有了自己的行军队列歌曲（民谣）：“（移民）半年吃饱饭，一年换新衫，三年盖瓦房，四年有戏看（买上电视机）。”
到1997年底，在上级及社会各界、海内外人士的帮扶下，共投入资金26207万元，仅清远市一地就完成异地安置特困地区农民近四万户，建起移民管理区三个，移民农业开发区四个，移民新村八百多个。九十九崆，这个造物主原本就没有安排收留人类的地方，现在正恢复为万物重生的原生态。对此全国首创的扶贫新模式，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国务委员陈俊生评价说：“我国扶贫工作实现了由经济救济扶贫到经济开发扶贫，由体外输血到体外造血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方面，广东清远市的同志们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1994年2月10日，大年初一，谢非一大早就从广州赶到清远，他要为前白湾镇的村民拜年。现在他们的身分，是平原地区的山塘镇草塘管理区移民村村民。上午10时许，谢非就到了村里。谢非进了村后，不用人引导，径直走在最前面。他随心所欲地进出农民家，嘘寒问暖谈笑风生，看到村里的景象，他就知道村民们的生活水准，与白湾时已是天壤之别，因此，他心情很好。转到一个移民家门口，谢非问主人：“您认识我吗？”
村民很实在地说不认识，从此可见他家还没富裕到能买上电视机的时候。随行官员赶快向农民介绍，他就是省委谢书记。农民还是没弄懂他是什么人，但很快地全村人都知道来了一个很大的官，大家围上来一看全乐了，这个大官看上去也和乡村干部没什么两样嘛。何况他正抱着移民家的娃娃逗乐呢。
谢非问主人：“家有几口人呀？”
主人说：“四口。”说完了忙又补上一句：“有一个孩子是帮人带的。”
围观的移民们都吃吃笑了起来，谁都知道他超生了一个。不过谢非并不在意，继续聊天：“我看你家晒了这么多腊肉，能吃得饱吗？”
“我家的猪和鸡都比在白湾时的人吃得多，三餐任吃。”人们又笑起来。
谢非问：“稻谷能卖上个什么价钱？”
“一百斤卖七十元呢。”
“那么，你家现在是吃粮不用愁，手中有余款。”
主人表示同意。
谢非又问：“你家在白湾住了多少代？”
“听老人讲，祖祖辈辈有二十多代了吧。”
谢非掐指一算：“二十多代人，也有六百年了吧？这样看来，五六百年没有解决的贫困，移民后半年就解决了，这简直是坐飞机的速度嘛，不得了！”
谢非又向周围的农民们说：“有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还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致富路呀，像你们原来居住的白湾那个地方，缺水缺土，又边远，连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都不具备，就必然走移民这条路！”
谢非说这番话是有目的的。因为他听说山区有些人不愿意迁出来，迁了出来的还往回跑；有的山民被救济时间长了，居然有“怕苦怕累就不怕穷”的观点，坚信“共产党就不兴饿死人”，对出山后陌生而繁重的农活适应不了，再加上“病死不离床，饿死不离乡”的传统观念，着实让县乡干部们操了不少心。
在参观了为移民们建新房的工地、草塘管理区新办公楼及草塘移民小学工地后，谢非最关心的，还是移民子弟的教育问题。他问道，过去白湾小学都未能普及，现在的管理区小学能否容纳全部孩子入学？白湾的教师们是否迁了出来？
1994年6月18日，清远市境内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山洪，谢非立即抵达第一线视察灾情。其中连南瑶族自治县深山里的大批民居被山洪摧毁，大麦乡三排村全村被泥石流覆盖，三十二人被活埋。从灾区回来后，谢非心情沉重，少数民族灾民的惨状更令他食不甘味睡不安寝。
当印尼实业家彭云鹏先生及夫人张明联女士从电视中得知灾情后表示要捐献时，谢非立即安排与他们会见。彭先生夫妇当即表示要捐资两千万元帮助广东救灾，其中一千八百万元专门用于清远；张明联女士更是捐出私房钱一百三十万元帮助灾民重建家园，谢非马上与骆雁秋联系如何落实，并商定用张女士的“私房钱”，在清新县一个温泉矿附近建一个民族新村，将连南灾民迁出来，将来还可依托当地资源开发民族风情旅游业。
谢非找来秘书，安排他亲自操作此事。一百三十万建新村显然不够，在谢非的秘书主持下，省市分别拨款，广东的企业和佛山市分别出资，方方面面群策群力，终于用了四个月时间，将“明联瑶族新村”建了起来。谢非亲自审定建设方案，新村完全按照瑶族风情建造，并亲笔题写村名。
1995年1月22日，新村在一百户、五百多名瑶胞“入伙”之时，举办了落成盛典。上万人参与并见证了这个被称为“瑶胞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件特大喜事”。
谢非自1988年在广州工作时“惊悉”清远特困地区的现状到他离任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为清远一地的脱贫致富工作就忙了整整十年，一直到1998年欧广源代表广东省政府宣布广东在全国率先（作为一个省）消灭绝对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