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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的直觉是对的。
正在深圳农村的股份制改造闹得红红火火时，北京开了一个省部级干部学习班，主题就是研讨反和平演变问题。
北京通知谢非去参加。谢非找到了厉有为，说自己太忙去不了，请他顶自己去。
厉有为是条东北汉子，脾气冲，他到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如同冰炭不能相容，必有一场恶战。不过那时厉有为刚到广东，谢非对他这个脾气并不了解。
其实厉有为与北京的一帮力主反和平演变的专家已经存下了底火。他认为，改革要向深层次推进，要改什么？关健就是要动一动大一统的所有制问题；而在北京办的这个高级干部学习班，主题是反和平演变，一连办了三期。厉有为是个副省级干部，在班里级别算最低的。从班长到学员，照厉有为的标准看，绝大多数都是“理论专家”。
在一位级别很高、意识形态警惕性很强的领导同志主持下，这个反和平演变学习班，一开班就目标瞄得很准，拿股份制问题开刀，要深挖狠批中国的“私有化倾向”。班上的主流意见认为，苏、东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公有制的根基被动摇了，第一步是产权问题，第二步是政权问题，第三步就是全面复辟，这就是和平演变的三部曲。中国必须要总结经验，这就是要反和平演变。
厉有为听到的说法是，党内有人已经发了话，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将苏共与苏联搞垮了，就是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不力。因此要揪出中国党内的戈尔巴乔夫。有人说中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严防和平演变，为此不惜重提阶级斗争。高级干部的学习班上意见一边倒，一位著名的“政治名嘴”又在社会上到处发表演讲。
好容易轮到厉有为发言了。说还是不说？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为此事他做过思想斗争。如果仗义执言，必将惹火烧身。但到广东工作的短短时间里他有了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改革势头不在此关键时刻挺住，真有可能前功尽弃。
他也做过反思，为什么特区能安然经过大动荡、在如此左倾思想大回潮的时刻波澜不惊，老百姓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是因为她的经济基础已经多元化，以股份制以及外资为代表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已初步成型，那里的人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忙着呢！因此，他决定还是要将自己真实的感受说出来。
他发言时说：“我今天也不提什么概念和理论观点了，我只用事实说话。”接着，厉有为用深圳十几家股份制公司与非股份制公司（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的主要数据做了一个比较。这一比优劣互见，于是厉有为大谈股份制的好处。其中一条是他原来都没有想到的，就是深圳农村实行了股份制，不仅使农村有了生活保障，更对深圳河对面的香港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当时正值香港社会对回归后的生活会心中无底，很多人人心惶惶甚至出走国外。当香港同胞见到深圳居然搞起了股份制，生产发展，社会安定，觉得一国两制之间并非水火不容，很多人感到放心了不少。甚至有不少香港人到深圳来定居和工作了。这种变化是建国以来前所未见的。
厉有为指出，现在中国要集中精力抓发展，改革开放才是中心工作，如果要以防止所谓的和平演变为中心，其结果只能回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年代。
第二天，学习班出了新的学习简报，专门有一段：“……股份制不过是私有制的一种存在形式。中国南方有个城市，热衷于要搞股份制，甚至还想搞股份化。而南方有个省份，竟支持这种股份制的急先锋，当然，他们不过是个别地区与城市，是杂音。他们的意图很明显……”
简报一出，班里就出了个和平演变的活靶子。这下子斗争的目标更加明确了。
厉有为的声音在班里本来是孤立的，但不久学习班又将浙江的一位领导干部点了名。
浙江这位领导干部外圆内方。厉有为总是据理力争，而他则是软磨硬泡，但两个人都拒不认错。后来有人见实在无法“达成共识”，怎么去向中央领导交代？为了有个收场，于是提出划出个比例来，非公有制成分超过多少比例就不行。
对这种明显的妥协，那位浙江领导干部也不领情。他问：“如果按这个比例，那么我们的温州就永远不能搞社会主义了？那个地方怎么划都划不成社会主义呀！”
大家一听，都只得收声。事后他对厉有为说：“就是要故意给他们出些难题！”
见厉有为拒不认错，有人提出再把广东的谢非给叫来一同学习受教育。但谢非总说自己忙，始终没参加这个反和平演变学习班。
学习班结束时，全体学员要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学习心得与成果。这个汇报材料，由当某省委书记的班长主持起草，汇报的中心主题，是他最得意之处。指出，学习班经过认真的学习讨论，终于统一了认识，发现了中国确实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危险，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三部曲的重要观点。材料指出：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第一步是攻心，第二步是夺权，第三步是全面私有化（与开始提出的三部曲有所不同，将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私有化的威胁上，私有化之日，就是亡党亡国之时）。
当这个汇报提纲的讨论稿拿出来讨论时，厉有为表现出捍卫信仰绝不妥协的精神，坚决反对这种提法。这回，他终于不再就事论事，而是将老祖宗抬了出来，结合深圳的实际和有关数据，从根源上进行反驳。
原来，为了给他的股份制找理论依据，厉有为在学习之余并没有闲着，一头扎进图书馆去翻原著。找到了老祖宗的原话，他就做卡片。因此在讨论时，厉有为动不动就掏出卡片念给大家听，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他经常在讨论会上拿起卡片念念有词：“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关于股份制问题是这样说的……”
厉有为做卡片的事传了出去，后来中央领导同志听说了，还向他讨要过马克思的原话，他抄了十几段给送上去了。
厉有为念完卡片后，就对汇报提纲找出不少毛病：“这份材料的提法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第一步攻心。攻心不过是属于意识范畴，它怎么就能导致产权变更进而导致私有制？要知道产权是典型的物质范畴。这么说难道不是意识形态决定了经济基础，精神决定了物质了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叛。如果说攻心导致私有制，那么我能不能反问，苏联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怎么就没有将人民的心给攻下来？因为它的基本方向错了，最根本的错误，就是没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没有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搞上去，因此才不得人心！他们那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不利于解放生产力，不利于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如果认为是攻心导致共产党被夺了权，那是典型的外因决定论。苏联的权是谁夺走的？美国出兵了吗？是它自己的政策失误，搞不下去了，不是别人攻它他的心，是它自己丧失民心！”
然而厉有为不过代表个人的观点，并被某些领导视为杂音，因此学习班仍然照既定的提纲，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学习成果与心得。
中央领导同志听了汇报后作了一番讲话，他讲了很多，甚至讲的时间比汇报时间长得多，有一个多小时。厉有为很认真地听着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讲话具体内容，厉有为至今已经记不清了。唯一清楚记得的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汇报中的反和平演变，更未就此问题进行表态。
厉有为舌战群儒后回粤，给一班“理论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东从来都是挨骂的角儿，或者不争论，或者茶壶里的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当然从此他也就被盯上了，以后他的言论都被有意识的收集整理。
《国际歌》里有句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
但对厉有为来说，他的斗争从来没有“最后”这个词，自从主政深圳特区，搞开了股份制，斗争可以说是没完没了。在党的十五大前夕，厉有为再一次到北京轮训，在谢非支持下，又在有关特区建设与股份制的问题上与对方爆发了一场决定性的论战，这场两种思想观点针锋相对的大论争，因为厉有为强硬骁勇，誓不妥协，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要撤他的职，开除他的党籍。论战一直惊动到中央最高领导。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找厉有为谈话，充分了解他的观点主张，最后送他出门时，笑着对他说：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你回去继续当你的书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给他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厉有为回到深圳后，认定自己只能当个过河卒子，只能拼死向前了。他横下一条心不受干扰，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他向谢非请示，能否将特区的边际向外扩张，深圳特区也要如同珠海那样扩张到行政辖区的全境，宝安县现在还分割在二线关之外，能不能撤县设区，全部并入特区？谢非对此给予了大力支持。宝安县变为宝安区后，社会经济发展大大加快，深圳特区也有了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到了21世纪之初，深圳已经成为超过上千万人口的特大都市，与东方之珠香港珠联璧合、比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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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厉有为不一样，梁广大就几乎不与理论家们争论什么。他更喜欢采用另一种方式。
就在厉有为在北京与深圳都与一些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家们斗得狼烟四起的时候，珠海的梁广大得到一个消息，北京来了个重量级的理论权威，不日将到珠海检查工作。而且他还侦知，这位大理论家刚在深圳与厉有为干了一场，正气不打一处来呢。梁广大搓着双手冥思苦想：你厉有为有种，见到什么样的大理论家你都敢顶，堪称斗士。不过我梁广大没你能说，更没有背过那么多马列经典，你现在跟他斗得头崩额裂，我们珠海特区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
与厉有为眼里掺不得沙子不一样，梁广大是邓小平“不争论”主张的忠实执行者，他也有他的一套理论，显得比厉有为更为本土化，是典型的珠三角土生土长那些干部的作派：来的都是客，老左来是朋友，老右来也是朋友，只要你能到珠海来，就有可能成为特区的朋友。只要你对特区有用（少找麻烦减少阻力也是难得的贡献），我就要争取而且能搞定你。
是交朋友，而不是打个输赢。你好我就好，特区人缘好广东就好，这是梁广大认定的一条法则。他的许多朋友中，就有那些反对特区特殊政策最坚决的人。此次这位首长光临，梁广大也想照此办理。
主意已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使特区给他留下一个好印象，当然是政治上的好印象。于是他将珠海市委的宣传部长谢金雄找了来：“首长过去是主管意识形态的，我们珠海应当给他一个印象，那就是政治学习的气氛很浓厚，要有一个典型给他看，要直观而有说服力，一看就知我们珠海是姓社的。”
宣传部长有些为难：“我们珠海接待过无数中央首长，还真没有出动过这样的典型。”
梁广大说：“典型典型，典型不都是培养出来的吗？这点你去想办法。培养出典型我要亲自验收！”
首长到珠海后，梁广大第一个节目，就是让宣传部长带他到一条村里的政治学习室去参观。只见这个村里专门建有政治学习室，室内摆满了报纸与时事杂志，还有各种理论刊物，当然少不了马列等经典著作；学员写的学习心得笔记都上了墙，非常认真而且很有质量。首长看了非常高兴：“你们这里的政治学习氛围很浓，一看就知道珠海是社会主义的珠海!作为特区能做到这一点，尤其不容易！”
梁广大听了宣传部长的汇报，开心地笑了。因为时下很多人都觉得深圳早就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珠海能获得首长这样的评价，可以一举扭转很多人心目中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不良印像。
梁广大乘热打铁，诚心诚意亲自出面宴请首长夫妻。他居然打听到首长的嘴里是一副假牙，于是安排上的菜全煮得稀烂，梁广大最讨厌吃粘粘糊糊的东西，但也陪着一个劲地吃，而且不断敬菜，果然把首长陪得很高兴。
接着，珠海举行了庆祝特区成立十周年群众大游行，梁广大请首长和夫人站在观礼台正中央，向经过的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并接受他们的欢呼，而后前往当天剪彩竣工的所有工地执剪。
首长是拉长了脸从深圳过来的，到了珠海后便笑逐颜开。说了好几次珠海特区好，广大同志热情，梁广大听得很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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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一位中央领导到广东顺德视察，有一位在全国知名度颇高的人物随行，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总在电视上露面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威”发言人。
“权威”随行广东，对广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一般陪同人员不过是跟在首长后面随看随听的，要不怎么叫随同人员呢？但他并非如此，他不仅到处讲话，而且还到处提问题。中央领导参观顺德万家乐公司时，谢非在前面陪着首长，“权威”在后面跟着，好像并没有很注意首长看了些和说了些什么，他有他自己关心的问题。此时“权威”看到了一个工人正在忙忙碌碌，便走上前去问他：“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工人很恭敬地看着他：“请讲啦。”
“你们赞成资本主义还是赞成社会主义？”
工人一听，便反问一句：“你是边个（你是谁）？”
“权威”听了一愣。他不可想象，广东这地方还真有不认识他的人，这也难怪，他们大概不看中央电视台，光看香港电视了。但他并没有生气，他问：“我的意思是，你们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好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好？”他的口气极慈祥极耐心，如同到幼儿园与小朋友谈心。此时周围的人都被他俩吸引了，现场的焦点已经从首长那儿移到了“权威”身上。工人终于回答了他的问题，而且是一口气说完的：“那要看你怎样看我们顺德的啦。你如果说顺德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好啦；如果你说顺德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那就是资本主义好啦。”
工人与“权威”的对话，成了广东改革开放中争论焦点问题的一个经典掌故。广东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
就“权威”而言，他是在适当的时机，在适当的地点，向适当的人提出了适当的问题。用厉有为的话说，在当时那种“南方与北方的对峙”中，顺德是一个让很多人忧心忡忡的地方。只是1990年，顺德仍未处在风口浪尖上，姓社还是姓资的矛盾还没有总爆发，但已经有人看出来那里可能要出“离经叛道的问题”。
工人的回答，其实就是“白猫黑猫”的民间版本。“权威”当时作何反应现在已不得而知，那位工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善于装傻扮俗。
工人们根本就不理会你们天天挂着嘴边的姓社与姓资有什么大不了的，关键是你看到的顺德现在好极了！
谢非在省委礼堂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提到了这个工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认为这个工人有水平，答得好，他对这个答复极为满意。一个聪明的工人替广东出了一口气。
只有工人敢于这样回答“权威”而不受身份所累，即便是雄辩者如厉有为，也不敢对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威如此说话。
何止是厉有为，在当时“左”的倾向全面抬头的情况下，连总书记江泽民的讲话都有人敢删改。在他到汕头视察的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看报纸，看着看着就发了火。原来他到广东前，在北京作了一个讲话，江泽民主要讲的是要抓经济抓发展，在后面也讲了几句注意防止和平演变的话。但他看到的一家中央大报却把他的讲话好一顿阉割，只登了防止和平演变的一段。
江泽民对广东陪同的干部说：“这样搞是胡闹。中国什么时候，都是财大了才能气粗！”
现在看来，在顺德问题上，谢非他们得意得有些太早了。戴有色眼镜的人们仍然觉得顺德在“离经叛道”的路上往“右”滑下去，最后把谢非也牵扯进去，终于引起了经典理论家们及“忧国忧民”者的责难与声讨，受到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
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算得上谢非身边的工作人员。陈开枝长期在机关工作，他屈指一算，已经为十一任广东省委书记服务过。他对谢非任省委书记前后的处境是这样理解的：
“谢非同志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但在他任省委书记前后，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呀？‘8.9风波’之后，一些人攻击改革开放到了颠狂的地步，似乎什么坏事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广东处境尤其艰难，说话都抬不起头，如果谢非在政治上考虑一下自保，他完全可以随波逐流，但他不愿意如此丧失党性、绝不背叛小平路线。既不能冒犯上面的大人物又决不改变小平同志定的航向，这一点很不易。”
“‘8.9风波’之后的广州各大宾馆，苍蝇多过人，但还有位领导说，多一份三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谢非这个时候，要求全省各地市的干部们都要走出去，把吓跑的外商请回来，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强调大家一定要稳住外商。那时候已经成立了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改革开放不再提为中心工作，政治上的中心是反和平演变，经济上的中心是治理整顿。但广东的对外开放并未受到冲击，继续加快引进外资加快发展。现在看似平易，当时确有刀光剑影之感呀。”
“他是个很成功很成熟的领导人。思想解放，思想活跃，开拓敢闯，但又处事沉稳老练，尤其是在政治上相当成熟。这样的领导人很难得，尤其是在决定国家及广东前途命运的这种关头。一般来说，思想活跃者易偏激，处事沉稳者易保守，他将这两者――开拓敢闯与沉稳老练集于一身，是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政治家。广东改革开放的矛盾的斗争特别尖锐而复杂，那时在广东工作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中央领导来得少，来的都是外商，心里没有底呀。很多人对广东的很多做法，一开始并不是很理解的；不仅外界对广东有压力，广东一些资格很老的人，还经常到北京去搞事，搬弄是非，局面经常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要弄得中央与百姓都满意，两头都说好，当政者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
“要理解谢非这个人，关键是要看他如何处理广东一些足以影响历史发展的大事，他也有他的既定方针，那就是发展与前进，但要避开暗礁；这需要坚忍的意志力与高超的领导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