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狼烟四起
厉有为提出股份制改造；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舌战群儒，厉有为誓不妥协；梁广大更喜欢另一种方式；现在看似平易，当时确有刀光剑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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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小平二次南巡的前夜，中国各种力量在明里或暗中角逐，改革开放正走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梁广大在珠海到几家高科技企业搞调研，在与企业高层座谈时，话题扯到如何去鼓励那些用科技贡献为企业与社会创造价值的人。自从谢非将高新技术作为第一把手要亲自抓的第一生产力，珠海正在这方面寻求突破，将发展高技术产业作为一个发展战略提了出来。
梁广大说：“要重奖那些可以将技术与知识转化为金钱的知识分子。但奖多少才算是重奖，才能有激励作用？”有人也不客气，捞干的说：“最好就是给房子车子。”
梁广大掂量了一下，这一奖是够重了，但担心又引起啥非议。他决心，只奖不说，只干不说，省得又授人以柄。
梁广大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最近风声日紧。
1991年8月7日，一家中央大报转载了一篇题为《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文章，文中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其后，理论界对姓社还是姓资的关注度及批评力度日甚一日，广东动辙被人“问一问”，最后闹到有些特区开拓者在想干点什么事之前，自己也止不住要“向自己问一问”。
梁广大不信这个邪，他想准的事就要动手动脚去干，不然怎能号称“梁胆大”？但重奖科技人员这件大事，还是得问问谢非。
谢非的回答很干脆，与梁广大不谋而合：广大，不要管人家说三道四，我们就听小平同志的。不过要沉住气，只干不说。
敢言厉行，大有作为？不知当年厉有为取这个名字时，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到深圳后的言行举止，的确名副其实。
1990年，厉有为在湖北省任副省长。一次因公出国，一下飞机就被召到省委，接到了赴广东任副省长的命令，并要求立即赴任。厉有为对此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他倒没有怯场的意思，广东对他很具有挑战性，他唯一担心的，是听不懂广东话。
厉有为到了广东后，很快就被派到深圳，先是任市长，后来更是任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兼任市长，这下子压力就重了很多。这和当副省长不一样，副省长嘛，分管一面，有事好商量，做起事来有回旋余地；而到了深圳主政一方，大事小情一肩挑，更何况深圳是什么地方？全国瞩目的焦点热点也就是难点地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那真是深圳也不相信眼泪了。
谢非一接任省委书记，先“弹奏”一曲高新科技奏鸣曲，紧接着就开始“弹奏”特区交响曲，他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中国开放改革的最重要试验场深圳特区，成为他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央调派厉有为到深圳，谢非由衷地感到欣慰，但他一点也不同情厉有为身负的压力，还要给他加压：书记市长一肩挑。厉有为为难地说：“谢书记，深圳的事儿太多。比方说接待就太多，我如果一肩挑，什么也不用干，光接待都对付不了。”看来这一点他比不上梁广大，梁广大是人来得越多越兴奋。
谢非说：“深圳的经验要更好地总结，深圳的工作也要集中力量才能有所开拓，所以你还是一肩挑好，有利于政令统一克服阻力。”
厉有为挺了两三年，到了换届选举时，他再找到谢非说：“如果再这么兼下去，会把人累坏的。而且顾此失彼呀，会给工作带来损失。谢书记，您就给我做一头吧，书记或市长，给哪头都行。”
谢非不是找不到一个市长与厉有为搭班子，是深圳跨入90年代之后，面临着一场深刻的体制变革，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开放，而且斗争更是空前的复杂与激烈。在这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特色的斗争中，深圳与广东，似乎始终处于备受质疑的状态中。正是因为这个大背景下，深圳的领导权必须更集中地置于改革者的手中，这就是谢非逼着厉有为一肩挑的原因。
其实不仅深圳，珠海也如是，梁广大在珠江西岸也是一肩挑，在中国改革开放面对最严峻考验的时候，在那边独自苦苦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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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到了深圳，并将情况摸了个七七八八后，内心充满了焦虑，他一时看不准深圳的发展前景。
深圳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不明确。
在厉有为看来，此时这个中国最新最现代化的“一夜城”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而是一个大加工区。全市人口三百万，本地户籍的只有二十五万，而且相当数量是农民。在农村，将土地出让了之后的农民虽然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并没有形成新的发展机制，靠吃地租与房租过日子的农民及农村，很快将坐吃山空，被迅猛发展的城市边缘化。
在引进境外资本取得成就的同时，深圳并没有形成以民营资本为核心的民族工业产业群。她的资金、人才、项目及几乎全部资源，基本上都靠“三来一补”，这种模式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是必不可少的，但若无法超越这个阶段，必然形成污染环境、透支未来的弊端。
这样的深圳，将来可能会沦为境外产品的倾销地与境外淘汰企业的垃圾场，这个城市形成自主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但是如何才能走自主发展之路呢？再靠国家大规模投入搞国有企业，这条路显然走不通。
厉有为找到了谢非，他有一个大胆想法，要去探探路。
过去没有与谢非打过交道，厉有为开始与谢非探讨深圳出路时，还是有所保留的，他先来个“投石问路”：“谢书记，眼下中央号召各地都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到深圳如何搞，我有些想法要向您汇报一下。”谢非看着他，没有说话，显然是等他下一步的说法。
厉有为说：“深圳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想应该有特区的特色。”说完了这一句，他看着谢非，显然是等着他表态。
谢非说：“无论搞什么运动，特区最大的特点就是特，特区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按照小平对特区的指示去做。”
厉有为一听，这话中听，有门。这样的话，你在其它地方干脆听不着了。他觉得两人吹的是一个调子，于是不再遮遮掩掩，干脆把他的真实想法抛了出来：“我想利用此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机会，以对农村经济大包干的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案的名义，在深圳农村推行股分制改造。”刚说完这话，厉有为觉得谢非明显地兴奋起来，可以说是“异常高兴”。
谢非说：“特区的农村搞了十几年，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找新的出路。比如在宝安的农村，土地归属集体所有的，但政府征用后，钱也给了村里，这笔钱如何花它？分钱的办法各村五花八门，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很多村把土地转让费都分给了农民，再生产和再发展的积累搞光了，有的农民盖了楼收租，当上了‘二世祖’（广东人对光靠吃父辈积蓄为生的败家子的蔑称）；有的干脆在短时间内吃光花光。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村干部对这笔集体资产的支配也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小平在深圳说过的，我们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这样下去，很难完成小平的交办的任务。”
厉有为觉得谢非看问题很敏锐，一下子就抓住了他要搞股份制的实质问题。他说：“在深圳搞股份制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将集体出让土地的收入变成村一级所有的生产资料，将农民变成股东，他们可以合股开公司，建厂房、商铺、甚至建工业小区，然后再招商，股东可以从产权量化后的分红中得到收入。它与当年集体所有制的大锅饭不一样，与现在二国营式的乡镇企业也不一样，是一种可以调动村民积极性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全新机制。”
谢非说：“特区如果能把这个事搞起来，就能确实起到改革开放窗口的作用。特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更需要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去开拓。”他沉吟了一下又说：“这件事，目前在全省推开，时机不成熟，但你们可以先试。”
听到这里，厉有为感到又高兴又有些好笑，但他没敢笑出来。谢非能支持他在深圳试一试，他已经喜出望外了，而谢非居然在想能否在全省推开！再有一条，就是不知什么时候谢非把小平那句口头禅学得很到家：“你们可以试”。学得像，用的地方更像。
他以后才知道，谢非在他面前经常还会说这句话，因为他们在一起试的时候太多了。很多厉有为想搞的事，谢非都支持他试。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多事例不见得是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智慧的成果，更多的是大勇气、是这种敢试的勇气的成果。
谢非又提示他说：“在农村搞股份制，村民变成了股民，这一步走出去并不难。因为他们早年就有过财产被变为集体所有的经历；何况你是在土地升值的情况下拿他们的增量资产去入股，并非把猪呀牛呀牵了去入社。村民变成股民后，阻力反而可能会来自村干部，因为股东大会要夺村干部的行政管理权，村一级政权的运作，可能会出现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村干部与股东之间的矛盾，有可能成为主要矛盾。”
事实证明，有过长期基层农村工作经验的谢非，对此事看得相当准。但谢非仍然鼓励厉有为说：“股份制改造，可能是深圳特区又一次深刻的体制改革，搞得好，就是特区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搞改革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要大胆地去试。”
谈话将结束时，谢非又加了一句：“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式去搞。这样工作容易开展，可以减少阻力。”
他们还一起探讨了推行股份制必须坚持的一些原则，如：要有利于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搞活公有制；有利于实施国家和广东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吸引各种资金入股；要坚持分类指导、分类推进；坚持规范与发展相结合等等。
厉有为回到深圳后，就给中央党校相熟的教授挂电话。厉有为向来对政治经济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啃马列原著是最下苦功的，《资本论》被他翻了个遍，被公认为理论功底扎实的领导干部。而且他与京城的很多理论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包括屁股坐在他一边的人与后来轮番参与批判他的人。这一点，他与广东珠三角的一班靠胆量起家、只认埋头实干的改革者有些区别。
他对中央党校的教授说明白意图后，这位政治嗅觉极敏感及对政治风向极了解的教授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为呀，这事你找我对也不对。你知道我是力主在中国搞股份制的。但国企所有制问题碰不得呀，我也一直为这件事苦恼。如果深圳要搞股份制，找我算是找对了，但现在北京是什么气候？反和平演变！这个时候你搞股份制，不是明摆着要找没趣吗？动不得呀，一动准挨批！”
厉有为说：“我不过只在农村搞一下试点，你得来帮我策划一下。”
教授虽然嘴里一百个不愿意，但还是“身不由己”地飞到了深圳。厉有为心中有数，股份制就是他的研究方向，找遍全国也找不到一只出头鸟，他能不来吗？
教授来了几次深圳后，找到了一些感觉，尤其是厉有为关于股份制改造走农村包围城市及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作动员的做法，使他觉得有可能在当时政治环境的夹缝中操作起来。
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个股份制改造基地，位于深圳的横岗，在那里召开了第一次农村股份合作工作会议。除了按计划量化股权外，借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东风，也搞了股权与精神文明建设挂钩的制度设计，从这一点看，也不是全在“包装”。
比如说，各地股东大会对树新风破旧俗就做出规定：如果不搞计划生育超生的，十年不得分红；一人吸毒，全家不得分红；“三不”（指农村“二世祖”的不学习、不务工、不务农）者不得分红；还有各地股东大会闹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土政策”：如该上高中硬是不上的不分红；一人土葬全家活人都不得分红，等等。
现在看这些条款有侵犯公民私权之嫌，也不符合股份制企业的规范。但在当时政经不分及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农村，“各庄的地道都有不少高招”，而且用起来确实好使，深圳农村多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一股则灵。
除了制度设计外，中央党校的教授到深圳来的另一特殊使命，是在马列著作中为其股份制实验找出处。这一招当年吴南生在深圳特区刚开发时就使过。
深圳农村的“初级阶段”股份制改造非常顺利，谢非很快就来此视察，给予了很大鼓励，对外宣称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成果”，其实他与厉有为彼此心里都明白，在当时的大气候下，只能归功于社教运动。
谢非指示厉有为，股份制只停留在初级阶段是没有出路的。必须放开来搞：“如果你们只是封闭地一个村一个村的搞，会造成人口不能流动，外嫁女的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
随着深圳农村的股份制改造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据厉有为介绍，如今的股份制“都是一步到位的”。农村的社保由政府出面担起来，是一种社会化的股份制。如深圳农村人口比率最高、经济基础最差的龙岗区，都做到了每年区政府出资五千万元为农民办社保，农民六十岁就可以退休，每人每月可领取优厚的退休金，而且有涨无落。
深圳农村的股份制改造来得太顺了，顺得厉有为心里好像反而没了底，他不仅告诫自己不敢得意，还不断地追问中央党校教授，老祖宗有没有说过关于股份制问题？还有什么论述可以与今天我们办的事对得上号？
教授没好气地说：“就算老祖宗说过你厉有为搞得对也没有用，你看那头柏林墙也叫人推了，齐奥塞斯库也叫人杀了，苏维埃也散伙变成国家杜马了，苏联东欧的事例叫人心惊肉跳，八十多年的执政基础说垮就垮了，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折腾什么股份制，这不明摆着是要当枪靶子吗？”
厉有为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人们才会拥护社会主义。可现在说什么也说不清，我只是预感有人要收拾我们的，你只要找几条护身符给我就成，小平还说过共同富裕嘛，股份制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