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林若，知道11月28日将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后，笑着对人说：“看来我这个班长，要准备交班了。”
与他的上一任的环境相比，林若同志与谢非同志的交接班还是很平稳顺利的。当年任仲夷同志交班时，广东更处在是非与攻击的旋涡中心，形势更加严峻，任仲夷交班时是否有壮志未酬之感，现在很难猜测。不知是不是巧合，任仲夷作为第一书记签发的最后一个文件，就是处理海南汽车事件的决定，当事人就是他从东北带过来的改革干将雷宇同志。
谢非当了将近十年的省委副书记，尤其是从广州回到省委任第三书记后，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他要做的，不过是从后台走到前台而已。对刚刚上任的谢非来说，他没有必要搞什么施政演说之类，也暂时无需设计新的大政方针，甚至无需做出类似“新官上任三板斧”之类的姿态。他只需将他任副职时的工作按部就班地推进与落实就成了。
担任省科委领导的女科学家梁湘放下了手中的《南方日报》，上面登载了谢非接任省委书记的消息。她拿不定主意如何与这个新书记打交道，该不该立即去找他？她其实与谢非并不相熟，还是观察一段时间吧，别闹了个剃头挑子一头热，――尽管她对科技事业现状忧心如焚。
她不知道，这个喜欢沉思的省委书记，正面对刚接手的巨大钢琴，思索着怎样弹响第一个音符。
那天早上，她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话的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年轻人的声音。原来，他就是新任省委书记的秘书。秘书说：“梁主任，明天省委想召集一个座谈会谈谈科技问题。我们广东省搞了十几年的发展，尽管有速度，但都是粗放型的外延式发展，将来，应该将发展的路向转轨变型，走依靠科技推进的内涵发展型道路。”
“早就应该这么搞了！”梁湘兴奋得打断了对方的话。
秘书说：“谢非同志要在这个座谈会上讲话――”
快人快语的梁湘再次打断了秘书的电话：“那真是太好了，书记亲自出席科技座谈会并发表讲话，这本身就是对科技工作最大的重视……”秘书只得耐心地听她发表完评论，才能将意思说清楚：“因为与会的同志都是这方面的专家，谢非同志的讲话稿又是他自己写的，他说自己是个外行，怕这个讲稿有不周之处，谢非同志委托我打电话打扰您的意思，就是请您先看一看这篇讲话，也就是审审稿把把关吧，因为您是权威嘛。”
梁湘听了这话，没来由地就觉有些慌乱，她愣了一会儿没说话，突然说：“我不看我不看，我就不用看了……陈秘书你别跟我客气，我说不看就不看了……我对谢非书记还能不放心吗？一百个放心！”
谢非的秘书没有想到她不帮忙，而且态度是如此坚决。给书记审审稿又怎么了？谁叫你是权威人士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那么这样好不好？谢非同志请您明天一早到省委会议室的贵宾室，他在那里等您，到时您跟他再商量商量行不行？我的意见，是您最好提前一些到。”
第二天一早，梁湘8时30分，在会议开始前到了贵宾室。她刚进门，就见到谢非急匆匆地向她走过来，边热情地打招呼边急着从衣袋里掏东西。走到她跟前时，他就将那份讲稿掏了出来。
双方握手后，谢非真诚地说：“梁湘同志，这份东西是我写的，您还是给我看一看，最好提提意见，看我说得合不合适，现在提还完全来得及的。”
梁湘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就有些想哭，这完全没有理由，她使劲忍住了：“谢、谢书记，我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稿我不看了，我们都相信您。您提到了广东的发展主要靠科技，这就已经足够了。”
谢非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也多少看得出她的情绪有些激动，于是便不再坚持，请她一起进入会场。这也是谢非第一次以省委第一把手的身份公开亮相。
梁湘仔细地在会场上听了谢非的讲话，认为他其实讲得很好，而且相信全省科技工作者，都会为这篇迟来的讲话而激动。当天晚上，谢非的秘书再次来电话，说谢非同志的讲话第二天就要见报，请她再仔细想一想，讲话有无漏失之处，因为“一见报就成白纸黑字了”。
梁湘认真地说：“这篇讲话我一字不拉地听了，印象极深，绝对没有问题。不过，我个人倒有个问题。”这回轮到秘书有些意外了：“您的问题？什么问题请讲。”
“我要求面见谢书记，我要汇报工作。”
果然过了没多久，梁湘接到了谢非秘书的来电，谢非要约见她。就这样，在谢非的办公室内，梁湘与谢非谈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她谈，谢非认真地做记录。梁湘为这次谈话，做了三年的思想准备。
梁湘认为，对科技工作的支持，提高认识固然重要，但根本要落实到政策的扶持上。扶持政策应当落实到科技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上，包括制定目标与任务及给予完成它们的必要条件、加大投入及改革科技工作的运作机制等等。广东的长处及特色，在于现代农业科研及工业方面的电子行业新产品研发。它们份量较轻，投资省而见效快，只要不撒胡椒面，找准一个或几个有优势的产业率先投入形成自己的优势，就可以在市场上见到效益。梁湘建议，当前主要抓高新技术产业，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抓一批龙头项目。更重要的，是要对当前科研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投入到运行的机制都要彻底改革。现在人的因素，是科技工作最根本的生产力，但现在人管得太死，没有积极性。如广州的“星期六工程师”，还有人要抓人判刑，外省已经开始抓人了，这绝对要改……
不久，广东省高等法院及省检察院联合发了一个文件，扶持科技人员下厂下乡提供技术服务。这也是全国第一份类似的文件出台。
从法院与检察院都要靠下发文件来解决问题，可见“星期六工程师”问题反映出来的法制环境是如何地不完备，不过这确实就是十多年前的实际情况。
1991年6月17日，谢非在上任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大会――全省科技大会召开了，谢非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广东经济要有长足的发展，一靠改革开放，二靠科技进步，三靠资金投入。三者缺一不可，密不可分。而今后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环节是科技进步。
中共广东省委的科技振兴方针也很快出台，它没有长篇大论，更不是计划周全的方案，全篇精神归结起来只有一句话，是谢非在全省科技大会上公开提出来的：“第一把手要抓第一生产力”。
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谢非的领导风格：真诚、简洁、实用、易于操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小平理论深刻的理解与创见。关键是第一把手要抓，否则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是一句空话；谢非提出的方针，是基于对国情的深刻理解。
在谢非督办下，由省科委、省委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及省财政厅抽调人员组成了工作组，每组有五六个人，共六个组，连续三年，每年到各地区抓落实工作。还建立和健全了一个科技进步的组织网络。
梁湘想，科技交流的破冰作用毕竟是暂时的，但说明广东科技对外交往，确实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地缘优势。但是，广东却没有一个适合做国际科技交流的场地。梁湘知道谢非正在真诚地为画家们谋划美术馆、又为作家们谋划“文学中心”，她就去找谢非，要求为广东建一座科技活动（交流）中心，有点儿像科技界的美术馆。
梁湘向谢非汇报时大谈搞这个中心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谢非一声不吭地听着，表情却有点走神儿。梁湘最后强调，我们与发达国家比太落后啦，可以以这个中心为阵地，在交流中得到很多好处。
谢非眯着眼睛打量着她，也在心里打自己的小九九。她说得全对，问题是我哪来这么多钱？现在百业待兴，要做、应做、必须做的事多了，即便我第一把手要抓你的项目，也得师出有名才行，人要讲真诚，但要真诚地办成事，也得讲点智慧。想到这里，谢非眼睛里流露出一丝狡黠，他在思索：这个女同志不仅能干，她在北京也有很多人脉，尤其与国家科委的人关系密切。
想到这里，谢非开腔了：“我看这件事可以办，不过你要先争取到国家科委的支持。让他们立这个项并给广东这个批文，你在北京拿到文，我们这里就好办了。”
梁湘一听有门，马上表示可以立即上北京去争取批文。
梁湘到了北京，才知道要批文不过是一个幌子，如果国家科委给予广东这个批文，按例还要投入部份资金的。原来谢非是想通过她向国家科委揩一笔油水呢。但人都已经立了军令状，只好批文与钱一起要。
国家科委的领导听了广东这个想法后很吃惊。在他们的印象中，老广只会干赚钱的买卖，像这样的大投入兼不挣钱的项目，广东会搞？
梁湘保证说，广东的一把手保证的，只要我们支持，他们就会干。她甚至开出支票：“这个中心建成后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搞全国第一个高新科技产品展览会！”在她的游说下，几个司长们一合计，给了广东一百万启动资金，批文也顺理成章地拿了回来。
当梁湘从北京拿回一百万元后，谢非再调过头来用这笔钱来钓鱼。他对梁湘说：“北京都给钱了，你这个项目进盘子就有了理由。我找人去为你平衡一下，看到底能给你多少钱。”
结果这个列入计划盘子的项目落实资金为三百万元。当然还不够，梁湘又想办法在省有关方面筹集了五百万元，共九百万，就把现位于中山纪念堂侧的科技活动中心给建了起来，当然用地是无偿划拨的，否则那九百万连买地都不够。
梁湘后来当了省人大代表，还成为省人大财经小组成员，每年都以政府监督者的身份，在预算问题上对科技投入问题大声说话。谢非对她建议说，要为科技投入把关，无论是谁做的预算，如果对科技投入达不到标准，就可以不让它过关。于是梁湘的嗓门儿也就愈加高亢而响亮。有一次，梁湘在讨论一个议案时，与省国税局长发生了冲突。因为她认为对高科技产业要有税收上的优惠，而国税局长看问题是以全国统一税收为标准的。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说着，随着音调的提高就面对面站了起来。
一直听着不吭声的谢非此时连忙站了起来打圆场：“有话慢慢说，坐下说，坐下说。”表面上谢非不偏不倚，但实质上是偏袒梁湘的。如是，关于对高科技产业实现税收优惠的议案还是通过了。
当然，谢非也认识到，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在现阶段有它的作用，但仍然属于计划体制内的工作方法。如果不对科技发展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这个良好愿望也会流于形式。必须是从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演进为第一生产力向市场寻求发展机遇，只要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上任坐到省委书记位置上的谢非，已经把全省的发展大计了然于胸，谨慎但果决地弹开了眼前这架巨大的钢琴，他先弹了牵牛鼻子的科技奏鸣曲，接着下来他就要弹奏特区工作的沉重乐章了。
73
梁广大对谢非出任省委书记大喜过望。谢非在他面前有一句口头禅：“小平说过的，怕什么！”如今，他果真一上来就放开手脚要大搞。所谓的大搞，就是要大开大合搞改革开放，特区工作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抓，但当领导的一定要抓到点子上。
而谢非的主题，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开放搞活，坚持广东要用足用好特殊政策，尽管广东经济上的特殊政策越来越淡化了，而政治上的“特殊照顾”越来越紧迫了。
“谢非这个人心水清，他从不跟风，那时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时刻，可他上任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个劲儿地引进外资，大办工业，大搞多种所有制并存，大搞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广东发展就顺了。”梁广大如此解析谢非的施政思路。
梁广大回忆说，小平二次南巡之前，刚刚上任的新省委书记谢非其实面临的压力是最大的。广东是姓社还是姓资？是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是坚持开放搞活？高层显然有不同看法和声音。具体到特区，就是很多政策面临着要变的压力，一些事关外商切身利益的政策朝令夕改，或到了上头通不过，甲部门通过了乙部门通不过，对外商无法交代。
而外商当然比内地干部更敏感地察觉了中国政治气候产生的变化，他们进入时更加谨慎，发展时举棋不定，想退出又心有不甘，投资者与招商者彼此都观望彷徨、心照不宣。
那一段时间特区的干部们饭局特别多，外商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出马请特区的干部们吃饭，当然饭局上是他们打探时局窥测风向的好时机。梁广大烦心的是此时特区干部个个“洁身自好”，派人出去陪外商吃一餐饭都派不出去，说是怕与外商在一起混得多了，有人会秋后算账，到时跳进黄河洗不清。
梁广大就生气，他一个人一张嘴，吃死喝死也顶不了这么多饭局呀。他说：“这个珠海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南海不成问题的问题到了珠海就成问题了？外商请你吃餐饭都不敢去，还指望你为他们办什么事？这种事在内地都说不过去的啦，何况在特区？这是人情来往嘛，人家丈母娘把女儿嫁给你了你答应（指外商投资特区），请你吃一餐饭你反而不干了？”有的干部被逼得急了，就说上头有纪律的，超过四菜一汤就犯禁的。
梁广大一听说更火了：“省委从来没有禁止过特区干部在经济往来中吃喝，比如说谢非书记吧，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四菜一汤之类的屁话，他只是说吃饱吃好不浪费就好。在广东，一菜一汤贵过四菜一汤的有的是，大把！那不过是小共产党骗大共产党的把戏，吃的问题上，一样要实事求是。你一个晚上陪外商能吃六七个场才好呢，说明你那个地方人气旺！”
梁广大虽然仍是气冲牛斗干劲冲天，但内心其实也没有底儿，随着天气渐凉，政治风声也越来越紧了。
出于外商请特区干部同样的心理，梁广大对北京的中央领导人表示出极大的热情。珠海环境好，堪称全国第一流的冬季休养胜地。梁广大对上头来人总是热情招待，让他们高兴地来高兴地走，这是特区主人的责任。梁广大除了生性豪爽好客之外，还有一条考虑是不便明言的，这就是待客得从特区发展的“功利”来思考问题，阿庆嫂都会“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啊，图的是万一哪天特区再面临什么劫难，多交几个朋友总会有人给网开一面，给珠海留条生路吧？
主雅客来勤，梁广大从来是来者不拒，礼数周到。有时还在打吊针，听说来人了，把针头拔掉就出场，客人走了后再回去吊。有时实在抽不开身，客人没陪上，还要追一个电话上去，请人下次再来，一定奉陪云云。
于是梁广大在省里听到一些风声，说是珠海总是把中央领导请了来，事先也不跟省打招呼，到时才通知省领导出面来陪，搞得神神秘秘的，不是想捞什么政治稻草吧？梁广大听了这些风言风语，气就不打一处来。
北京来人了，才打招呼请省领导出面的事确实有，不过省领导再大也大不过谢非了吧？谢非从来就没有那么些讲究，从来都无所谓的，更没有挑过梁广大什么礼数。
于是梁广大就在谢非面前发牢骚：“珠海客人多有什么不好吗？别让人说我们有了几个钱就六亲不认了吧？珠海朋友遍天下，改革的阻力就少些，甚至同盟军还可能更多些！”
谢非笑了笑也没说什么。他从来不为这类事去对人求全责备，而且他自己也很注意协调各方面关系的。“不争论”包括在非原则问题上适当糊涂。
74
谢非在中南局工作时的老熟人刘陶，自1982年进入《南方日报》领导班子后，在报社老老实实地工作了10年。1991年5月，刘陶成为《南方日报》总编辑。“我就是谢非同志提起来的。”刘陶对此毫不忌讳，他觉得能被谢非这样开明的领导看中是他的光荣。
谢非也不认为重用了刘陶，见到刘陶时依然客客气气。他们一见面，谢非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的报社老总啊，有什么好关照的？”刘陶知道，这是广东话中对很尊敬与很熟稔的人才说的谦词。作为一个大男人，他每逢听到这话都很感动，有一次甚至眼睛都红了，不过当然不能让谢非看到。
刘陶最佩服谢非的领导人格，他的心坎满载真诚，体现在他对新闻事业的态度上，他从来“不强加于人”；他懂新闻而且尊重、支持新闻工作。他审稿时总是对刘陶说：“我改了几个地方，供你参考参考”，这已经成了他的口头禅。
刘陶也懂得，新闻事业的地位与尊严，不能靠赐予，必须自己去争取。在新闻战线上，省委一把手实际上就是党报老总的直接领导，但刘陶也有自己的工作原则，就是敢于作主，尽量不要大事小情都去找谢非。一方面是领导的信任与放手，一方面敢于按新闻规律去办事，自己为自己松绑。
刘陶令同行最眼红的地方，在于他有一个相当宽松的办报环境。每当他在外地甚至北京，与中央及各地方报纸的领导谈到谢非，提到他从来不对党报打官腔、从来不动辙批评指责，令同行们羡慕不已。
广东的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要闻版当然不够用。但越是珍贵的版面，越是摆放了过多过滥的省领导活动与讲话，这是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各党报长年解决不了的老大难问题，为此中央曾三令五申地要求减少领导人活动及讲话的报道，但一风吹去，情况依旧。
刘陶他们为了将版面腾给基层与群众，想了很多招儿，其中一招就是让领导在要闻版重要题位上露一下脸儿，就将他请到内版去。
谢非有一次出席一个重要活动，就给这么“处理”了一下，刘陶他们静等反应，但什么事没有发生。刘陶想，反正谢非从来没有对将他摆在哪里提出过要求，那么对不起我们以后就作主了。就这样，《南方日报》打破了省领导活动及讲话报道必摆在要闻版中线以上这条不成文的规矩，将其摆在版面的左右下角，再就没有人干预过报社。因为一把手不吱声，其它领导人参照谢非的“版面待遇”，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宽松的办报环境，使报人能放开手脚，在更高的层面上为广东的改革开放鸣锣开道；除了报道改革外，报道本身也因自主权在手进行了改革。
谢非看出了这一点，很高兴地给予鼓励：“请你们多看看《南方日报》新闻报道的改革，从内容到形式、从标题到版面，确有新鲜之感和独到之处。”
刘陶深为感动。谢非从来没有板着脸、而是始终微笑着看着他们办报，报人确实有了一个够层次的知音。刘陶认为，要报道改革开放，媒体必须首先自已改革开放。如果办报环境被左的僵化的东西所束缚，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广东省委对新闻改革创新的支持，受到了《人民日报》、新华社高层及全国同行的密切关注与高度评价。
刘陶的朋友们多次告诉他，谢非在他刘陶本人“够不着”的场合中说，《南方日报》办得不错。朋友们说：“你的书记表扬你了，你还真没白干。”收到这种反馈式的表扬，刘陶当是不待扬鞭自奋蹄。
在谢非主政期间，《南方日报》有三大品牌，在全国报界是叫得响的，这就是经济报道、政策报道、批评报道。
前两类报道，《南方日报》得天时地利之便，做得好自不待言。广东就是一个经济先行一步、改革勇立潮头的地方，反映到新闻上，当然富矿多；但批评报道能成为一个地方党报叫响全国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委领导是否开明，办报环境是否宽松。
刘陶回忆说：“谢非当领导，他与媒体是心心相通与融洽的。报纸有了自主性，自然主动性、积极性就提高，想的是在更高层次与更宏观的方面为改革开放出力。一份来自改革开放前沿的报纸放在你面前，应该有一股清新的风气和开拓的气度，使人愿意看。如果没有这种办报环境与理念，我也只能是小手小脚，前怕狼后怕虎，只能考虑保住饭碗，办报想办得好就是一句空话。”
谢非曾对他说：“批评性报道要针对不正之风。人民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对权力要进得监督，舆论监督一定要结合进去。”
刘陶回答说：“权力确实要进行舆论监督，但舆论监督也要有权力的支持才能开展。”
谢非笑笑：“没问题，省委支持你们。”
1993年，《南方日报》发了针对某地区的一篇批评搞。因为矛头是直对着地委的，因此招致当地领导不满。不久，一份长达四千字的反批评文章直接送达了省委。
本来，对媒体的批评有意见可以商榷，甚至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但以地委的名义向省委打报告拒绝批评并指责党报，就有些以行政权压制监督权的味道了。
谢非看了这篇报道外，并未出面主持公道。他认为，这是报社与被批评对象自己双方可以协调的事儿，用不着也不应该由省委裁定是与非。于是他委托人将一份复印件送到了刘陶处，并批示：“请刘陶同志阅处。”
报社的同志看到批件，大家明白：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舆论监督的支持，“报纸佬”们再也不怕被“打闷棍”了。
转眼间，1993年的报庆日又到了。《南方日报》的前老总们都应邀回到报社一聚。其中有林若、张汉青与王匡。席间，大家见到现任老总情绪低落，不吃也不喝甚至也不动，好像是谁逼着他出席来的。于是有人问：“刘陶，平时你不这样呀，今儿是好日子，你这是怎么回事？”
刘陶吞吞吐吐的说：“也没有什么事儿，只是这件事，也不知当说不当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文件，说：“这是上面刚下达的文件，要求我们明天就登出去。《南方周末》要停。”
大家忙传阅了这份“斩立决”指令。人们大惊失色面面相觑，连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刘陶说：“因为一个差错稿的缘故。有一个作家出差到重庆，遇上群众砸派出所的事，属于警民矛盾的问题。他写了个稿给我们，我们就给登了。哪知这是作家根据道听途说写的，也没经过核实。此稿一发，几个有关部门派出了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是查无此事。现在领导发了话，马上就要停我们的报。”
当过《南方日报》领导的原省委书记林若听了此事，勃然变色，拍案而起：“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一篇文章有错就要杀头呀！”
“但这是上面下的封杀令呀”，一位饱经沧桑的人士摇头叹气说：“这个结局是免不了的，是要执行的，是扭不过来的！”
一时大家都不作声。想了半天，不得要领。报庆日聚会，就这样匆匆而散。
刘陶回到家里，一直在电话跟前转来转去，等着大赦消息。他得知谢非现在出国了，这可是不祥之兆。他一直转到深夜，电话也没吱一声，把他太太转得直发毛：“老刘呀，你这个人是不是要疯了？”
刘陶终于等不下去了。他从林若老书记的拍案而起找到了一个有天崩地裂效果的词儿，操起电话就挂到了省委副书记黄华华家里：“黄书记，《南方周末》给杀头了！”
那边的黄华华果然吓了一跳，忙问是怎么回事？刘陶把事说了以后追问：“省委究竟是个什么态度？”
黄华华说：“什么什么态度？我根本都不知有这回事！”
刘陶一听此话，心底涌起一丝希望。分管的省委书记都不知此事，可见这个封杀令可能里头有问题。只听黄华华说：“明天你派个分管的领导来汇报详细情况！”
刘陶把这句指示解读为：明天汇报情况，今晚暂不作处理，于是即期报纸并没有停，照样付印，按下不表。
再说那边黄华华刚放下电话，又操心起来，马上就将电话挂到了曼谷。此事非同小可，要立即与谢非取得联系。黄华华说，刚接上面通知，《南方周末》要停刊整顿，现在它的发行量已经达到了一百二十万万份，停了损失太大，影响太不好，能不能改为不停刊整顿？
正在外事访问期间的谢非，此时正在酒店休息。情况紧急，他在深夜将住另一个房间的秘书召了过来，沉思一阵说：“把报停掉，这样处理太重了，《南方周末》总还是省委机关报的子报嘛，办起来很不容易，有关方面总得听一下广东省委的意见吧？”他要秘书马上致电北京，接通一位领导同志电话。
秘书直接将电话挂到了这位领导的家，把周末面临停报的事情向领导同志汇报了一下。
此时谢非将电话接了过来。寒暄几句后，谢非切入正题：“……停报处理，我觉得太重了。那篇失实的文章肯定有错，错了就叫他们改正嘛。停掉了影响太大，能否不停掉？”
那边电话里应承了谢非的要求。谢非仍不放心，再次盯问：“请您一定和他们落实一下这件事。”之后，他将电话挂到黄华华家里，说：“事情行了。”
谢非的秘书多年后回忆起谢非保《南方周末》的事，仍认为他为此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
事后，广东省委还就此事给中央有关部门呈送了一个处理《南方周末》的报告。根据谢非的意见，报告认为《南方周末》是省委机关报的一个子报，不是街头小报；她创办至今，品位与格调一直都是高的；这份报纸在读者中影响很大，停报影响不好。因此不做停报处理。
当时的省委秘书长蔡东士，很为老友刘陶高兴。他见到刘陶时说：“给北京的报告，是以省委名义写的呀！”这表明了省委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
刘陶认为，对这份报纸，“杀鸡的用了牛刀，保鸡的也出了牛刀。”
“《南方周末》事件”引起了全国同行的关注及同情。不久在南宁召开了全国周报交流会，《南方周末》被安排在大会上公开作检讨。
刘陶也在会上表示了要好好总结教训。但没想到“因祸得福”，这样一来“谢非出头保周末”更广为人知，于是与会者开完会后，个个意犹未尽，要求刘陶作东，移师广州又开了一个新闻理论交流会，其用意不不言而喻。谢非得知此事后说：“《南方周末》不过是地方省委机关报的一张子报，为什么会在全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经验确实要好好总结。”
第二年，中国学界泰斗钱钟书在北京一次会议上遇见刘陶时，对他以乌纱帽作抵押死保“周末”的老主编表示敬佩。钱钟书说：“你这个人很厉害呀，敢于提着脑袋去保一个人。”
刘陶心想，如果不是谢非，连我自己都脑袋不保哩。
刘陶后来回忆说：“在谢非主政广东期间，《南方日报》在省委机关报中发行量居全国之首，并一直保持至今。”
谢非坚持实事求是、紧抓新闻工作还有一个例子，据《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回忆：1993年8月5日中午，深圳清水河仓储区的安贸危险品储运公司堆放危险品的仓库发生强烈爆炸，人称“8·5火灾”，死伤逾百人。市公安局两名副局长在抢救现场牺牲。但发新闻稿时，有领导指示，不登伤亡情况，不登两名副局长牺牲。只登发生爆炸、市里正组织全力灭火。编辑部负责人看了按指示写的报道生气地说，这叫什么新闻？通篇报道不提伤亡情况，这样发出去不被人骂死才怪。总编辑拿起电话，打给一位主管领导，说明报社的意图，一定要如实报道伤亡情况。但电话中的回答是：“按市委意见办吧，不要考虑新闻规律。”
陈锡添当时很激动，甚至有点失态。当时他还是副总编，便对总编辑请示：“老总，你授权给我，我明天准备被撤职，不干了，你授权给我，我来安排。我今天一定要这么写，按真实的情况写。”
总编辑说这样不好。经过商量，报社要了一部军车，陈锡添跟总编辑穿过层层封锁直奔救火现场。当时省委派了副书记黄华华来，灭火计划正在研究。陈锡添跟总编辑去找主持工作的市里领导同志谈火灾报道问题，这位领导当时正部署灭火事宜，非常紧张，连连说不要找我不要找我，找主管的领导去……黄华华过来问怎么回事，陈锡添如实汇报：“我们是特区报的，市里指示我们报道时不要提伤亡情况，新华社、别的传媒都会报的，特区报不报的话，会被视为深圳封锁新闻。”黄华华立即说：“这样吧，你们如实报，据初步统计，到目前为止死五人、伤超过百人，两位副局长死亡也可以报。”
火灾第二天，省委书记谢非从北京赶赴深圳，直奔现场查看灾情。他说，在飞机上就看了《深圳特区报》，已清楚了解火灾情况，《深圳特区报》这次报道真实全面，报道得好。
谢非的明确表态，让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长舒了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