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天降大任于斯
广州的市委书记让广州的干部们到周边地区对口学习；江总书记对谢非说：“经中央决定，由你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谢非很快约见省科委领导梁湘；梁广大说：“珠海朋友遍天下，改革的阻力就少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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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1月，省委第三书记谢非接到兼任广州市委书记的任命，同时免去兼任的省委秘书长职务。
广州市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初时最令人可见可闻的，大多体现在市井百姓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层面主导的体制改革，在80年代中期尚没有实质性的大动作。
当时广东的个体户发财致富大行其道已经闻名全国，物价改革也因此受到市场的拉动，广州看上去很是繁荣热闹，但改革都是在非公有体制中风起云涌地展开，而真正的经济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事）业还基本上没有触动，作为省市大机关云集之地，机构改革与社会发展更处于脱节状态。广州还有一个更不利的地方，就是它的周边地区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而且已经进入收获季节，快速繁荣富裕的珠三角与相对沉寂的中心城市广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从来以老大自居的广州人感到了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到了后面，那些操着在广州人听上去怪里怪气的乡下话的周边地区的乡镇企业老总们神气活现地在广州大酒店和街头走来走去，让一直有优越感的广州市民颇不平衡，珠三角县官们的奖金与津贴也使省市大机关的干部们听得直摇头咋舌。
此时的广州，是一个被周边地区的小虎们吵得半睡半醒的巨人。它已经意识到新的一天要到来了，但它还没有从昏睡的疲惫中振作起来，更可忧虑的是它不知道自己醒透以后可以做些什么。整个城市显得破旧与芜杂，上海人到了广州后说，原来这是全国最大的镇；几个豪华的大酒店与广交会，难以掩饰全市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在全省居于下游的窘境，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财政捉襟见肘。
广州干部们对挂着省委第三书记头衔下来兼职的市委书记抱着很高的期望。但谢非到任后并没有开大会宣布改革的大政方针或砍什么三板斧，机关干部们也找不着他。
谢非到广州上任时，把邬梦兆带了去，委任以广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要职，而且还兼管着干部与组织工作，谢非对他说：“我要多点时间到下面去看看，你多在家里待着给我把门。”于是就下去跑了。广州当时的县区，他很快时间就跑了个遍。他出门只带一个人：秘书。单车只从。
有一次他问副市长杨资元：“现在广州市民用电情况，到底差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住在省委机关，不大停电，但百姓居住区用电总是断断续续，他心里还是十分清楚的。
副市长杨资元叹了一口气说：“我只能说非常差。跟您说一件事吧，有个小学生因为停电，只好晚上点腊烛做作业，结果点着了蚊帐，给烧死了。”
谢非听了沉默一阵没有说话，扭头走了。
两个月后，广州的电荒得到根本扭转。这是市委市政府下大决心出大力气的结果。
民生问题，是新书记最关心的事情。谢非自勉：为政者紧记之道，是心坎装着人民，满载真诚。他到广州后下去调查研究的第一站，是城市边上的黄埔区。那时交通很差，从市中心到黄埔，坐小车就要走一个多小时，坐公交车要走两个多小时，这还不算路上转车的时间，如果不畅顺，那就更没谱了。这么多年来，黄埔区就被广州人当做是工业区，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谢非听汇报时问：“如果我是一个工人，家住在老城区，在黄埔上班，那么我天天面对着什么样的生活？”
有人没听懂：“什么生活？大家都是这样的。”
谢非掰着手指头说：“我每天上班八小时，就要四五个小时扔在路上，工人怎么休息？我每天早六点就要起床吧？”黄埔的干部点点头：“再晚就要迟到了。”
“那么，晚上八点钟我还到不了家，这样的生活怎么安排？我会很累的呀，长年累月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呀。这是个什么倾向？只要生产不要生活嘛。我们抓生产搞建设又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人们过得更好一些吗？生产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是以后政府第一位要解决的大问题！”
干部们面面相觑。
谢非说：“黄埔一定要重新规划，要搞生活区，将工人留下来。只建厂房不建宿舍肯定不行。生活区要搞起来，不能比中心城市差。社区服务配套设施一定要搞好，决不能再让工人来回跑了。在将来，要把黄埔建设成广州的一个真正的城区。政府只抓管理不抓服务，不叫人民政府。”这一点后来成为谢非城市改革的一条重要思路，政府必须向服务型转化。
谢非到从化县吕田镇抽水蓄能电站工地视察时，车走到山腰的断头路上停了下来。当他知道坝址还在更深远的山沟里时，二话不说下车就往山上走。有人说那将是很长的一段路，您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这里有专家有图纸还有数据，都可以向您汇报。
谢非说：“这个抽水蓄能电站，是为将来的大亚湾核电站配套服务的，不仅关系国计，还关系到民生。光听不行还要看，光听专家意见也不行，还要听听当地群众、尤其是水库淹没区移民的意见，我们还是走吧，那一位给带路？”
由于谢非总在下面跑，他与一般领导的视角就不大一样，能够看出新问题及得出新的结论。比如他在距广州城区不过四五十公里（直线距离）的清远县发现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山区贫民生活后，终于下决心将这些山民移民到平原上来；他还发现北部各县工业化还没有起步，县财政困难重重。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就是突破行政区划的框框，由广州市各区及各条战线（当时的广州仍然是以国有及集体企业为主体）与各县合作，创出一条“市带县”的发展新思路。利用市区具有的人才、技术、管理、信息、资金优势，与郊县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土地、电力、矿产资源，实行优势互补合作发展。这也是广州各郊县（有的现在已改为区）工业化的真正起步阶段。
谢非对广州的历史地位及现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当时的广州，号称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南国都市，其实建成区面积只有七八十平方公里（现为一千余平方公里），在改革开放中足足慢了一拍。但广州干部中长期存在着老大思想，看不起周边的县市。令谢非着急的是，明明是醒得迟动得晚，这种老大思想还在令人浑浑噩噩。
恰逢中央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谢非也不想搞坐而论道，而是要针对这个问题对干部进行教育。他把邬梦兆找来说：“我有个看法，广州搞解放思想大讨论，就不要搞一般化的学习与讨论了，要搞就要搞针对性的活动，个性要突出，就重点解决固步自封满足现状的老大思想。你回去草拟一个通知，由你亲自带队，将各县区的和各部门的头头们组织起来，花上十几天时间，到佛山与江门两个地区去，老老实实地对口学习。”
谢非心里有数，黎子流到江门后，那个侨乡大有起色；而佛山更是广东省历史上的经济重镇，文革前，佛山的经济总量占了全省的一半；改革开放后，佛山行政区划有所调整，很多辖邑划了出去，但所辖四县中拥有广东四小虎中的二虎：南海与顺德，堪称广东开放搞活的急先锋。
广州的干部们听说要到周边地区去对口学习，开始思想还不通。他们还记得几年前诸如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派人到市内国企请客送礼，弄些原材料指标及外委加工订单之类的事：“那些山寨工厂吗？如果不是我们给他们些零配件加工，不知他们能不能活到今天。”谢非要邬梦兆排除干扰，坚决把这些老大们赶到乡镇去。
谁知佛山、江门的领导们见到广州学习团的大员们，也吓得不轻。他们诚惶诚恐地说：“向广州老大哥介绍经验？不敢不敢，我们哪里有什么经验敢向广州讲？”
黎子流搓着手说：“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广州居然到江门来学习，你们叫我说些什么好呢？”弄得大家一阵笑。
领队邬梦兆没笑，他一脸严肃地说：“好在哪里，就说哪里好。”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广州的干部们平时也没把那些乡镇企业放在眼里，现在一看大吃一惊。毕竟是行家，他们痛切地看到了人家的长足发展及无尽的潜力，心里在估量着自己的潜在的危机。有人说：“当年为我们搞加工配件的人，现在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到后面去了。”
广州大员对口学习回来，个个震动很大。承认这几年佛山、江门的发展比广州快，发展潜力比广州大。于是，很多部委办的头头再自行组织内部人，偷偷到佛山、江门去看，终于心服口服。这一副清醒剂是灌了下去。大家都承认：广东的开放搞活的局面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压力，必须急起直追，于是压力变成动力，广州重新巩固了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
谢非在广州当书记时被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将两个文明建设一齐抓，而精神文明建设在当时全国城市管理中，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广州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其它城市不同的特殊的市情与时代需求：广州市民与香港人有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亲情人情联系，他们刚刚摆脱了贫困，却带来了精神生活上的迷失。拜金主义泛滥、信仰的缺失使一部分人丧失了对前途的信心，以往的生活意义与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但新的建树却很模糊，于是港台文化大举入侵。广州人向来将有亲人在香港谋生称为“有南风窗”。改革开放后，国门一开，“南风”猛烈地向北吹来，市井上的崇洋崇港之风，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街头举目一望，满大街的喇叭裤与蛤蟆眼镜，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刻意模仿西方的颓唐之风。内地人到了广州，刻薄一点的，就说这里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谢非对此总是显得忧心忡忡：广州不能以这种小富即浮躁暴发户形象示人。在与杨资元谈到此类问题时，他说：“广州的这股子风气与形象不扭转，对广东改革开放很不利。这样的社会风气一定要转过来。”
人们说广东开风气之先，是特指在经济领域里的开放搞活。但在80年代中期的广州，谢非却掀起了一场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树社会新风的群众活动，其要点，就是树立一批在十几年后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典型，时至今日，人们仍不得不佩服他的前瞻性和政治敏感性。
谢非常说一句话：没有典型就没有水平。与当年在陆丰农村一样，他有农民一样朴实的观点，如果你提倡的东西好，那么就拿出来给我们看看，虽然他当了广州市委书记以后不再会把“捡到猪屎才有话”这样的农村俚语当作口头禅，但用事实说服人的精髓是一以贯之的。
用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邬梦兆的话说：“谢非有他的一套工作方法，其特色就是善于抓典型的人和事，以典型的经验与典型的形象来带动全面。善于发现典型是很重要的，这要考验一个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的功力；他抓的典型都有很强的目的性与指导性，他不相信也不强求面面俱到，但却很有特色与说服力，能够拿得出打动人，引导人的东西来……
谢非在广州主政时间不长，但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抓出来一系列的典型，如村党支部建设典型、广州酒家文明服务的典型、友爱在车厢的典型、微笑广州的典型，海珠区卫生处理厂的典型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华西街的社区全方位文明建设，它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广州市民与社区崭新和谐的面貌。
他这种领导下基层的作风为广州市干部队伍带出了一个好风气，时任广州市委常务副书记、当时兼管精神文明建设的张汉青说：“当时广州只有4个老城区，但有12个二级政府（指广州所辖县），谢非都跑遍了。”
纵观谢非在广州抓出来的众多典型，都是要向人们昭示一种更加美好和谐的理想与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生活方式，如卫生处理厂的奉献者、白手起家的白云山制药厂、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坚守诚信的广州酒家、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第一路公共汽车的“友爱在车厢活动”、在广州全市提倡的“美在家庭活动”等等。
这些追求体现了谢非作为一个地方主官的一种强烈的人性化及理想主义的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他抓这些典型并不是满足于一般的号召。作为一个市委书记，可以相象到每天有多少场面需要他去出面、多少政务要处理，多少关系要协调。但他或挤出时间亲自下去搞调研，或把权力放给他的部属去应对日常工作，花费了难以数计的工夫去发掘、培植、倡导这些典型。
谢非不求这些典型在短时间内给广州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不求它们往自己的政绩上贴多少金。他知道这是关系到广东长远发展的道德与和人伦基础，达至社会的和谐境界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些务虚工夫虽然不可能用年终总结的数据表现出来，但他一直以第一把手的身份身体力行地去做，尽可能引起全社会及干部们真正重视和效仿。
广州的“美在家庭活动”有一个标志，如同运动会的会徽，那是两个面带微笑的“公仔”，它蕴含着一种新的时代气息，那就是人际关系要从分类走向和合、斗争回到和谐、从对峙走向参与；这是为新时期社会文明形态的打造一种新的人文精神与和谐的氛围。
他提倡市民主体观，这在全国城市中还是第一次。在一次全国性的精神文明工作会议上，有专家指出，广州美在家庭活动的主体是市民，这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归根结底，这项活动的提倡者深知，我们的社会能否成功地向市场经济转型，并不完全取决于决策者的意志，而在于民众的综合素质是否具备了适应这种新生存环境的准备。
谢非做的很多事情，表明他的追求超越了官员对地方政绩的一般认识。比如他在广州大力提倡开办夜大学，鼓励全民投入学习与进修。这在当时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广州堪称引发了一股清流，出现了广州人争相报名加入夜大学与各种进修学校学习的热潮。这种学习的热潮持续了多年，期间培养出了很多人才，包括后来的一些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人。
在89年后有一段时间里，上头的精神不再提改革开放，其时中心任务是以治理整顿为中心。
广东人一听治理整顿这四个字就神经过敏。因为很多治理整顿的具体内容，看上去好像就是针对广东设计的。
可是广州市的改革开放才刚刚上路，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正需要大规模投入搞建设，但却等来了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治不了广州缺电的困难。诺大个南国都市，居然采取开三停四的办法苦渡电荒，一到晚上街面上一派漆黑，好像一下子就把“资本主义”那种灯红酒绿甚嚣尘上的气焰治理整顿了下去。
刚刚当选广州市长的杨资元的脸与广州市容一样成天的愁云惨雾。他一天到黑忙到三更半夜回到家，刚坐下喘口气儿，接到了广州一位小学生的电话：“请问您是市长爷爷吗？市长爷爷您好。我爸和我妈叫我问问您，我天天晚上都要做作业的，什么时候能来电呀？”
杨资元含含糊糊地应付了这个电话，没有电你可以点腊烛嘛，现在最可怕的是如果没有米吃，他刚刚接到秘密通报，广州市现有存粮连二十天都挺不住了。
这是重大危机的信号。杨资元严令，这是绝密，再不许任何人知道。如果这事传了出去，广东几百万人上街抢购粮食，又将会成为一场大风波。一想到这，杨资元就脚发软眼皮跳，成晚睡不着觉。
广州之所以发生三年“自然灾害”以来如此严重的粮荒，完全是一场政治上的“寒露风”所致。作为一个都市，广州历来是粮食调入地区，而周边省份也历来是广州的粮食供应地。之所以发生粮荒，是因为广州的物价改革先行了一步，允许粮食在市场上流通，加上需求量大增，因此造成市场粮价上涨。来自广东的粮贩子，将周边地区的粮食全给买贵了。
如果用市场经济眼光看，粮价上涨，最得益的是当地农民，是求之不得的好事；然而内地省份的观念却跟不上广东的市场发育程度。内地省份的官员认为，广东的粮贩子大肆采购，造成了粮源紧张，当地粮价上涨，影响了农民交售公粮的积极性，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搞乱经济基础的行为，是治理整顿的对象。因此，对前来收购粮食的广东人一直保持警惕，设置障碍。那时人们“反和平演变”的自觉性提高：搞乱粮食市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流通领域的典型表现。因此，有粮就是不卖给广东。
周边地区派出民兵封锁通往广东的所有小径及山路，犹如当年对鬼子坚壁清野。其政治觉悟之高，对农民教育面之广，居然能使当地农民面对广东粮贩子一元钱一斤的收购价毫不动心，而坚持以几分之一的价格向国家交售；这种高风亮节确实让广东人自惭形秽：咱手里的资本主义臭钱，似乎真是肮脏和充满铜臭。于是一个个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杨资元实在没辙了，只好再去找谢非，尽管那时他已不再当广州的书记了，回到省委任第三把手。谢非一听广州人要断顿了，也很紧张。但他很快镇定下来：“老杨，我看外省靠不住，也就别再一厢情愿了。现在只好自己想办法。广州市不是还有一些外汇吗？现在只好动用美金从香港进口了。”
地方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从境外买粮救急，这在中国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来还是头一回。出高价也买不着救命粮，这也说明，其时广东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已经沦落到何等地步。
“98风波”过后，广东整个改革开放的事业，陷入低谷。由于以治理整顿为中心，很多项目纷纷下马，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无从谈起。有人发表高论，国民生产增长速度达到6%就行，再高了就很难保持稳定。
招商引资的势头也猛地掉了下来。一些外商到广州转了一圈，心情很高兴，但一到晚上就改主意，因为总是停电，社会治安的形势也越来越紧迫。
有消息传来，要把个体户查得倾家荡产，因为他们没有几个好人，都是靠挖社会主义墙脚起家的；要求对个体户与私营企业统统加税，不能对他们越演越烈的偷税漏税行为听之任之。广州是当时个体户与私营企业的大本营，闻此风头不免大惊，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下面人急问杨资元：“私营企业加税一事，我们广州如何落实？”
杨资元摆摆手说：“先念个拖字诀再说吧，拖到哪天算哪天。”
“再拖下去，广州很难过关的。”下属提示他说。
杨资元有些火了：“广州怎么了？广州再搞不定，市民生活水平也远远高于内地嘛！靠什么？难道靠我们吗？还不是因为个体经济发达。我们改革呀开放呀发展经济呀，为了什么，不是最后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你听他们说那么多做什么，宪法还说它是‘有益补充’嘛，宪法多少还得管点用吧！我看呀，个体经济就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起码我们广州是这样。什么也不说了，一个字，拖！”
但总有的事杨资元是拖不了的，比如说叫领导烦恼了多年的鱼骨天线，在政治风波后，再次成为罪魁祸首。
那时的广州，到处都在收香港电视，这令一些老人家感到很担心。一些退休老同志找到杨资元，要他把香港电视管起来，那时没有有线电视统一信号，家家户户都用鱼骨天线收看电视节目，怎么管？上面只好下令施放干扰。但这个干扰也很难掌握，一放起来难免“玉石皆焚”。香港的电视台也学精了，每逢播出“敏感”的内容时，先播出几个邓小平的镜头，搞得这边真假莫辨、手忙脚乱。
杨资元本来就对放干扰有看法，一天他打电话给省委宣传部长于幼军指责道：“你们干扰了小平讲话，电视里小平一讲话你们就放干扰！”
于幼军很委屈地说：“都是你们这些老同志说的，要掐也是你们，要不掐也是你们！”
杨资元没好气地说：“你就不能派个人在监视器那儿看着？一见不对头提前掐嘛，只要不掐住小平讲话不就得罗！”
与杨资元相比较，新上任不久的省科委副主任梁湘情绪要稍高一些。“98风波”之后，很多海外的华裔专家学者受到外国宣传的影响，取消了回国计划或表示不再与中国合作。此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了第一批海外知识分子共二十六人的一个团，回国“看一看”；当然第一站就是广东。
组织上通知梁湘也出面接待一下，因为她特殊成长背景，如果不是早年回来，现在在海外也是个与他们一样的华裔知识分子。
梁湘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作派，她兴致勃勃地带着这些同行们看广东刚刚起步的科技产业，对代表团中的香港各高校校长、海外高科技企业家大谈广东的科技振兴前景，虽然到底怎么搞，她也没有把握。
她的朝气与信心给了代表团成员以很深的印象，加上彼此间共同语言很多，代表团的广东之行显得还很热络，起码从梁湘这种广东干部身上，他们没有看出中国要放弃开放搞活的迹象。代表团里的专家学者私下对她说：“我们到广东看了以后很高兴，广东的高科技产业很有发展前景，如果抓起来，祖国必然强大。我们不管北京怎么样，和广东的交流还是要多搞，你们不愧是祖国的窗口！”
但是，如梁湘这样的个人倾情演出，并不能掩盖广东的被动局面。在原来车水马龙高朋满座的广州各大酒店，客商们作鸟兽散，门可罗雀，用当时任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的话说：“宾馆的苍蝇都多过人。”各地工地一片沉寂，广东有句话叫做“桩机一响，黄金万两”，但也似乎昨是今非了。
谢非对这一切都十分忧心，但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在省委常委会上他说：“气候不对头，但我们只能等待，只能再等等看。”但他要等什么？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等待，直到三年后才真相大白。
三年后，邓小平再次南巡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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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22日，一架从广州起飞的民航客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谢非与秘书裹挟在人流中涌出机场大楼，形单影只地站在门口，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将脖子尽量地往领口里面缩。北京的凛冽寒风令这两个老广终于意识到严冬真的来临了。
谢非茫然四顾，心事重重。秘书也没了往日的精气神，但还是顶住严寒把脖子抻了出来，到处找接他们的车。
不过令谢非情绪心神不宁的并不是排场不够，他对排场啊规格啊这些套路几乎是麻木的，他有更大的事情在脑子里反复琢磨。在等车时他边跺着脚边说：“也不知道这次江总书记把我找去谈话，是不是要调我到外省去？”这话又像是问秘书，又像是问自己。
他们明天就要到中南海晋见江泽民总书记，届时自有分晓。
解放后，大批北方干部到广东来，而广东干部调往北方的就较少，除了解放初期一批广东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广东籍的转业干部）按计划分配到北方工作外，从广东调往内地工作的干部越来越少，改革开放之后就更凤毛麟角，与来广东定居的越来越多的新客家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秘书已经在内心深处做好了追随首长到内地工作的思想准备，如果组织上认为有此必要的话。要不怎么叫同舟共济哩？何况他与谢非都在北方学习工作过的。他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而谢非则在《红旗》杂志工作过，1983年还在中央党校学习过半年。
谢非当年在北京基本上能做到入乡随俗，唯一不习惯的是实在不愿意去澡堂里“下饺子”，于是便满北京城找广东老乡。因为他知道老广家里再不济，也总会为自己弄出一间浴室来“冲凉”，登门造访畅叙乡情之余，其实不过为了顺便蹭个澡，堪称名副其实的“光临”哩。
第二天，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谢非。在座的还有政治局常委宋平及他的秘书。显然，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组织任命。
江总书记很忙，此次任命谈话非常严肃而简捷。江总书记对谢非说：“经中央决定，由你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江总书记又说了一些勉励的话，然后说：“你回去后立即召开一个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一下中央这个决定。”
就这样，谢非从此担任了广东省委改革开放后的第四任省委书记，时年五十八岁。
谈话结束后，谢非和秘书出了中南海，在凛冽寒风中似乎还没有缓过神儿来。此次任命来得太突然，事先一点征兆都没有。谢非此前任第三书记，前面还有第二书记呢，怎么说都有点算得上跨越式发展了。
谢非说：“按总书记的说法，由我回去后召开省委扩大会，而且是由我自己宣布自己任省委第一书记？加上会议由我来主持？这个嘛，好像――好像总缺了些什么东西吧？”
秘书说：“好像应该是这样的，由中组部正式下一个文，再派一位领导到广东去，由中组部的人宣布这个任命，是不是更好些？”
宋平的秘书也跟着出来，据他所知，中央好像还没有派人到广东宣布任命的打算。
他们决定先吃饭喂饱肚子。坐在路边一家饭馆里，你看我，我看你，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
两个秘书一商量，想出一个办法，谢非秘书说：“这样行不行？刚才江总书记的谈话很重要，我都做了记录。由我把这个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交宋平同志审阅，成为一个文件，再回去传达吧。”
谢非想了想说：“也只好这样了。”
谢非身边的秘书就这样成熟起来，无怪乎他给谢非当秘书，一当就是十六年。
后来有中央领导同志看出了这一对同志加兄弟的革命情谊，对谢非的秘书说：“我看你为谢非同志当秘书，就终身当下去吧。”这本是句玩笑话，谁知后来竟一语成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