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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回来的梁湘（女）没有她那些土生土长的广东老乡那么精明，她对“炒更”的事儿连想都没有想过。她正忙着更大的事呢。
1981年，华南师范学院通过一位美籍华人从香港引进了一台电脑，她就琢磨着把那台电脑的显示器给拆开了。打开一看，人家里头只有一块电路板，这给了梁湘很大的启发。
梁湘承认，那时他们并没有什么知识产权的概念，于是找了些零件配巴配巴，就把第一台国产（只有一块电路板）的显示器给仿制出来了，这一下全国轰动，各地派了三百多人到广州来学习。为此梁湘及校方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还把那位牵线搭桥的美籍华人请回来专门讲课，梁湘给他当翻译。
这一年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号召大家阅读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样更增加人们了对世界先进科技急起直追的紧迫感。国家也在重新研究科技发展政策，引进被摆到了前所未有重要位置上。于是她决定了自身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从一个研究人员转而搞引进，她认为这样反而更利于将中国先进的集成电路搞出来，加快与世界科技发展和国际市场接轨的进程。她说：“如果我不是到了广东，不是对那台显示器进行解剖与仿制，如果还是搞自主研发，那么可能还要等上几年才能搞得出来，即使搞出样机，也是落后的东西。”
当时的广东省长梁灵光显然被以引进方式在电子产业上寻求突破的想法打动了，听完梁湘汇报完后，还专门将梁湘请到同一张饭桌上边吃边聊。梁灵光说：“国家电子部最近想在英国的法兰蒂斯公司引进一套集成电路生产线，这个项目想安排在广东。但要花1.5亿美金呀，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快人快语的梁湘也不遑多让，就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席间梁灵光听得很细，问得也很细。不几天，组织部门就对梁湘进了政治考察。
1984年9月间，华南师范学院领导找梁湘去谈话。用梁湘的话说：“领导说得很恐怖，说要我调到省里去协助省领导工作，后来才弄明白，是省长要出访英法，要我跟着去看看法兰蒂斯的转让设备水准。”
梁湘留了个心眼，她要货比三家。他们还顺路看了法国的布尔公司，发现他们也不比法兰蒂斯差，条件比英国更优惠。但梁湘考察的结论是，引进了生产线未必能产生预期中的效益。她在布尔公司考察时，对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的集成电路生产线能否与汉文系统兼容？
这在技术上是有可能的，但法国人十分傲慢地拒绝了，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不仅不打算与汉文兼容，也不打算与任何系统兼容。
在法国碰到的钉子令梁湘冷静下来，她认为，如此一来，引进的难度不小，就是引进来了，也会水土不服。它们都是到了64K规模的集成电路生产线，应该说是当时世界先进水准。但引进它的目的是什么？
搞高科技是对的，但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目的还是提高生产力水平。这样囫囵吞枣地引进回去，不当吃也不当喝，这个冤枉钱不能花。来到广东给了梁湘新的启发，搞引进还得另寻路子。什么路子？从现实来说，就是从香港引进集成电路元件（核心技术）并仿制出显示器（应用技术）的路子。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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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在珠海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令梁广大特别焦虑，因为他感到此时的珠海根本还不够好。但他又有难以施展的感觉，就像一只被草绳儿紧紧绑住了的螃蟹。
当时的珠海，特区与市政府是两张皮的关系。因为珠海特区成立之初，是打算在珠海市境内划出一个地方作为开发区。如前文所述，中央对这个特别关税区的设制，只是一个试验的性质，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摸着石头过河而已。珠海特区“划了一个圈”的时候是多大？只有3.15平方公里那么大，也就是长乘宽都不超过两千米。
后来珠海方面一直要求扩大特区，于是就在与上头讨价还价中扩张到六平方公里、十五平方公里、最后到三百平方公里。其实小平说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就是这么一块弹丸之地。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抬轿子的急而坐轿子的不急。珠海市长急，而珠海特区却不急。原来珠海市与珠海特区还不是一回事儿。珠海特区有个管委会，说白了也叫特区政府，它与珠海市政府是平行的，特区好像是珠海市内的一块飞地，用梁市长的话说：“珠海市有一条街道，几公里长，要分成三段，里头那一段是特区，两头那一段就不是了。走路的走着走着就进了特区，走着走着又走出特区了。这样划分出来的特区，还真像是珠海市内的一块租界了。”
这个特区政府，俨然由国务院主管特区的部门直辖，珠海市政府设什么机构，特区政府也设什么机构，珠海市有几套班子，特区政府也有几套班子。而且彼此之间是不通气的，更谈不上互相合作。
特区政府管理部门的干部要比珠海市的干部高人一等，工资就高出一截儿来，进了特区政府的干部可以买一台进口电视，珠海市的干部就不行。有珠海市干部不忿地发牢骚说，进了特区政府就是人上人，进不了的就低人一等，好像办特区，就是特区政府那几百号人的事。
珠海市要搞基础设施建设搞不起来，弄招商引资吧，也得不到特区政府的配合。“什么工作都开展不了”，梁市长事后说：“每次开会，珠海市的干部与特区政府的干部都要吵架，互相指责对方没有全局观念，就这么扯了几年的皮，什么工作都拖下来了。”
特区管理部门认为，特区政策是国家特殊政策，就我们这几十个人掌握就行，不是什么人要享受就能享受到的，如果珠海的部门乱插手，那还不乱了朝纲？特区政策可是特区管理部门的专利呀！而且这些国务院直属性质的部门，那是吃皇粮的，珠海市发不发得出工资与他们没有干系，更没有人敢动他们。
珠海市的有关部门认为，你们特区也不过是靠珠海市才能发展，一个区区弹丸之地，你想干什么还不是得靠珠海？没有我们配合，你一家工厂也招不进来！
双方就这么僵着，把梁广大急得团团转。因为深圳是特区与市政府合一的体制，所以搞得红红火火，而珠海的开发却死气沉沉。
更让他没面子的是，当初他对来自南海一些干部夸下海口，跟我老梁到珠海干，特区的前途如锦呀。如今好了，南海籍干部来找他说：“梁市长，前途似锦咱不敢想，工资比南海低也没意见，不过咱珠海市总得给我们发工资吧？工资都发不出来，还搞什么改革开放？”
梁广大想，珠海到现在的总投入只有几千万，这样下去如何是个头？不行，一定要变！如此，他把他的苦恼告诉了谢非。这个当年总到南海县搞调查研究的省委办公厅主任，过去就没少给他支招儿壮胆子，他现在觉得能说些知心话的只有他了。虽然他这个省委副书记既不分管经济更不分管特区。
谢非仔细倾听了梁广大的投诉，他明白珠海面临一次重大变革的前夕，能不能冲破体制束缚这一关，是能否走出困境的关键。什么样儿的一团乱麻到了他手中，他能一眼看出理清问题的头绪是在哪儿。
谢非说：“这个特区政策，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再也不是什么机密，更不是掌握在什么人手中的特权。珠海要搞上去，只能放开搞。”谢非目光炯炯地看着梁广大说：“整个珠海，都是特区。”
一句话把梁广大说得开了窍，千难万难，珠海所有问题的死结就在这里。梁广大摩拳擦掌地说：“画地为牢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这么搞连我都看不起珠海，还有什么搞头？”
“你别急”，谢非按住梁广大的肩头，让他重新坐回椅子上：“这件事急不得；如果真的要把全珠海都放开来搞，就必然要取消珠海特区的独立体制，将它并入珠海市，将它的所有职能部门统统归到珠海市政府去。也就是说特区就是珠海，珠海就是特区，特区不再是珠海境内的一块政策租界，全珠海两千多平方公里都是特区！但这是一个大动作，上面目前不一定能为我们作主，怎么办？那就要把问题向大家摊开，求得珠海干部群众的共识，形成共识，做这件事才有群众基础。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争取多数。”
梁广大想了想说：“怎么发动群众，要我搞秘密串连不成？”
谢非说：“究竟把珠海特区扩大到全境，有没有群众基础？”
梁广大说：“我敢向您保证，这是全体珠海干部群众的愿望，保证有99%的支持率！”
谢非说：“那就好。将特区与珠海合并的好处，第一线的干部群众最有发言权，你回去可以召集各方面的同志来开座谈会嘛。真理不摆不明，既然大家都说好，那么就给机会让他们说话嘛！”
谢非最后说：“记住小平的话，按他说的去做，没错！”
梁广大办事真就不含糊。与谢非一席谈之后，他回到珠海一口气召集了三十多个座谈会，将珠海与特区合并的事，闹成了全市各界的大讨论。珠海成立特区以来，从来没有这么群情激奋。
终于有主管特区的领导出面了。他找到梁广大说：“珠海最近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珠海干部群众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我还是力劝你们一句，珠海特区还是力保原样不动为好，不可轻举妄动呀，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们好。最近北京有领导人又发话了，特区还是要办的，但是要小办，主要是探索，现在关键是要总结经验。”
梁广大认为，珠海全办成特区的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他也横下一条心，不撞南墙回头了。他对领导说：“特区再这么小办下去，永远发挥不了积极性。您看，经过这么几年，特区的政策我们也都掌握了，那么我们与特区政府的人一起落实特区政策，有什么不好？如果再小办下去，珠海特区就成了一些人的部门所有制了，这样不符合小平说特区放得不够的精神。”
那位领导也没有再坚持。让珠海他们搞去吧。既然把小平都搬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说的了？
珠海市终于合并特区的消息传了出去，珠海全市一片欢呼声。万众一心办大特区，珠海的局面一下子就打开了。
首先，是珠海广大的陆海领域都成了特区，发展空间一下子打开了，外资信心倍增，投资商一下子涌了进来，到处是看地要地的外商，就如同前几年的深圳一样。
但看着深圳成长的梁广大，毕竟学精了不少。他想起刚到珠海报到时，任仲夷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拿着这封信去深圳找梁湘市长，意思是上任前先到深圳老大哥那儿学几招儿。梁湘见到本家老弟当然很高兴，两个人畅谈了一个晚上，梁湘将办特区几年来的得失心得一一告知。
第二天梁广大在深圳特区到处跑到处看。他最大的体会是，深圳特区发达的本钱，就是土地。但他也在一片红红火火的热闹中看出了一些门道。他觉得深圳当年征地时，可能是由于没有启动资金，因此土地都成片地出让给境外老板了，后者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代价，是令深圳市政府失去了第一波卖熟地发财的机会。那一年梁广大四十岁，对这一点他一点也不迷惑，他看得非常清楚。
现在珠海遇到了当年深圳同样的问题，缺启动资金。第一桶金难找呀，这是最考验人，也是最富于激情与想象力的挑战。
歪门邪道肯定不能走。梁广大知道，有多少人在目光如炬地盯着特区呢，就盼特区出点事，好找下刀子的借口。
梁广大对干部们说：“特区怎么搞？肯定要抓经济发展。正因为有人要扼杀我们，我们才要更加小心。特区能活到今天已经很不易了，千万不要给自己脸上抹黑！走私有什么好处？个人会得好处，政府参与走私，一点好处捞不到，反而搞衰了自己。这种事珠海绝不能干！”梁广大事后说：“珠海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向上头要过一份批文，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走私事件，当然，犯其它错误的有，也撤过一些人。”
但是，珠海要发展，仍然缺第一桶金。我知道，我们脚踩着祖国的大地，地皮贵过金。当时的珠海，地皮不值钱，但也不宜再成片地包给境外资本开发，要搞成熟地再卖地皮，珠海就有了活水不绝的财路。”
上哪去找第一桶金呢？珠海特区刚开办时，借了一千万元修路，路没有通呢，要债的先上门了，原来还债期限到了。梁广大只得到处找关系，上北京去借。刚到北京时，走到大街上两眼一抹黑，但梁广大有一个本事，你说是他的天赋也行，就是交朋友来得快。他跑了几趟北京，就把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找到了，陈慕华很支持特区，先是几千万几千万地贷款，后来是成亿成亿地贷款，为珠海启动地产积累资金找到了一条路子，钱不再是特别困难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筹措资金，梁广大又派干部到香港开公司，直接到境外去借钱融资。当时有人警告他，你这么搞好像捞过界哩，借外债是国家的事，地方政府变相到境外举债，若弄出点什么事来你就吃不了着走。
梁广大说：“资本主义不也有靠借债起家的吗？我们无产阶级怎么反而就不能借点钱来花？”
劝他的人说：“你这是何苦，说白了吧，珠海搞好了是国家的，搞出了事来算是你自己的。广东人有句老话：你死好过我死。你怎么这么傻？”
梁广大内心不胜唏嘘：说实在话，做这些当时看来出格的事，说心里不害怕是假的，那时真是拉一把就起来了，推一把就倒了，可是推的人多拉的人少呀，因此关键时刻谁若拉了他一把，能不铭记在心？
梁广大搞第一桶金到了手，接受特区早期开发的教训，开发用地绝不能让境外资金圈了去，一定要绝对掌握在政府手中，香港政府成为全世界数得着的富人俱乐部，不就靠着这一手吗？
梁广大反复地做工作，动员各级干部向群众说清楚政府控制开发用地的必要性，同时注意以政策来平衡政府与百姓的利益。以现在的目光看，珠海市政府当年征地的力度是很大的，当然，这也使政府掌握了可持续发展的主动权，大大降低了后续发展的成本，也使珠海发展更加有序。
珠海市政府当年规定，包括滩涂、海岛及坡度为二十五度以下的山地，要由政府征用。全部征用的土地必须一次性地给予农民征地补偿；征而未用的，农民可以继续耕种。为了充分保证农民利益，在成片征用土地的同时，划出留给农民将来发展第三产业的用地。由于平衡了农民利益，在珠海大规模征地的期间，没有发生过农民越级上访事件。
由于政府控制了土地，珠海开发速度大大加快，所征用的土地边开发边升值，为珠海市政府及农民带来了不尽的财源。两千多平方公里陆地，七千多平方公里海域，政府征地开发后向外商转让使用权，卖的就是珠海都是大特区的概念，越卖地越旺，地越旺越值钱。
通常人们担心的政府征地与农民产生的利益冲突，在珠海是靠地皮的升值来解决的。无论蛋糕怎么切，你只要保证人人手中分得的那一块蛋糕都有足够的、甚至超出原先想象的分量，没有什么事是不可商量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懂得这个道理，并给它起了个名，叫做：“帕累托效应”。
珠海市政府从此在全国各级各地政府中率先步入小康。每年能得土地收益几十个亿，最多时一年竟达九十个亿。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别的不说，就算是广州与深圳，由于政府手中缺少自己掌握的土地，因此只能看着珠海市政府以地生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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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非已经任广东省委第三把手，省委日常工作的重担越来越多地压到了他的肩上。
到了1986年5月，他突然接到中央下达的一项外事工作任务：率领导中共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本着对党的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谢非来了个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抢时间学习了很多外交礼仪与招数。不过他此行率团出访罗马尼亚，怎么看怎么像他又一次出门搞调查研究，没办法，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出国前，大家来到北京，在中联部学习外交须知。谢非对大家交代说，此次能参团出访，是各位的光荣的任务，出国前，大家从着装到礼节、日常用语各方面，都要做周密的准备。
毕竟是中共代表团，中联部为此也专门派了翻译、还将安排他们住罗马尼亚最好的酒店。谢非还得知，罗方将安排外交部门的司局级领导做中共代表团的全程陪同。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将是一次宾主尽欢的外事活动。代表团中有梁广大和黎子流，这两位都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干将，又都来自珠三角，两人都极爱开玩笑，他们各自放下繁重的重担，开开心心地跟着谢非出访，权当一次休假，但他们依然不改从当农村干部时养成习惯，一路说笑令整个代表团一路春风。谢非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对他们诙谐搞笑的笑料，有时也报以会心一笑，很快又陷入沉思。
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邬梦兆是个很细心的人，他很快就发现谢非并不满足于一次礼数周全的出访，他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抱着很浓厚的研究兴趣。他对邬梦兆说：“我们这次到罗马尼亚去，最好比较对照一下，要找到一些可为我们广东改革开放借鉴和值得警惕的东西，同时也将中共及国内情况、尤其是广东的情况提出来与对方交流参考。因此我们此次出访，最关键的任务，是学习，是调查研究。”
邬梦兆想了想，没有正面答复谢非。他知道，这类互访更多的是一种礼尚往来，很实质性的东西，可能应该由专家们去做吧。出访时间那么短，日程又安排得如此紧凑，又不是下基层蹲点搞调研，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刚出国门的第一站就闹了一场虚惊。
中共代表团所搭乘的班机，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落地加油。但很长时间，没有人通知他们按预订计划上飞机，中共代表团还受到特殊待遇，被大批保安人员护送进贵宾室“休息”。贵宾室内空空荡荡，待了很时间也没见到其它客人，仿佛它就是只为中国人准备的，也没有人来向他们解释是什么原因。
于是人们觉得情况不大对头，找了人一打听，原来机场刚刚发生的劫机事件，机场方面很是紧张。有的人也跟着紧张起来，一时间议论纷纷。
打过游击的谢非遇到此事，倒是神情坦然。他对大家分析说：“劫机也不是什么新闻，很多地方都发生过的，应该与我们无关。巴基斯坦更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他们刚刚遇到突发事件，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更不好跟我们解释。将我们送到这里来唯一的原因，不过是把我们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静观其变。”
团长处变不惊，大家也就不再说什么，待在贵宾室里等待；又过了三个小时，巴基斯坦方面总算应付了劫机者，中共代表团才得以再度登机。
到了罗马尼亚，邬梦兆发现谢非对罗方提出的出访活动要求，安排得很周到并很有特色，显然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
谢非对团员们说：“我们此次到罗马尼亚来，虽然是礼节性的互访，但我们要借此机会多多了解罗方的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现状，还有就是他们与广东的差异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大家要有精神准备，我们是来解剖麻雀的，不是来走马观花的。我们每到一个城市或地方，都要尽量地去调查了解罗方的企业、农庄、商业及文化机构，要抓住中心问题，就是了解与我们不同的特色是什么。为了把此次调查研究搞好，我现在要为大家分分工。”
团员们这才闹明白，谢非团长把他们带到罗马尼亚来搞调查抓典型来了。一个代表团有如一个参观团，没听说过还要分头参观的。但时间紧，要弄清楚一个个麻雀长的什么样儿，就得分头工作了。
由于有三个随团翻译，因此谢非决定将团员分为三个小组，分头出访。谢非提出要出访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名胜古迹，而是工人与农民的家庭，是他们工作的地方：“你们下去后（这完全不像外交语言），要多与罗马尼亚的百姓们拉家常，客套话不必讲那么多，要多讲家常话，了解他们实际的想法与真实的情况，当然也要了解他们的市场和商品情况。三位翻译同志，平时跟着各小组跑，每天休息后再到这里来汇总，把你们听到的情况一起碰一遍，这样抓住的材料与信息就丰富了。”
团员们不自觉地淡化了外事活动的观念，都怕第二天晚上了解的情况不扎实，叫其它小组比了下去。于是各自开动脑筋大显神通，加上目的性很强，抓到很多罗方各界的活材料与活思想。
按照惯例，代表团回国要向中央写报告的。谢非又提出了他的新想法：“一般的观感之类的东西，我们此次就不搞了。你们各位根据各小组了解到的情况，分别组织一些材料，打破常规，不写过程和行程，写一个工厂、一个农庄、一个商店。写能反映罗方社会有关社会实质的调查报告。”
回国后，各小组“负责人”果然将“调查报告”一一交了上来，谢非还不放心。将各小组的材料一一搜集到一起，并逐字逐句地整合、修改。
果然，报造上送中央后，有关部门十分意外，出访团出去后交回来这样的调查报告，这还是第一次，有关部门对此大加赞赏，说代表团的工作非常深入实际，到外出访，还不忘党的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好传统。殊不知这是谢非一以贯之的工作作风。
邬梦兆事后还体会到，此次谢非率团出访，还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想了解一下东欧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走的是什么路子，可以给广东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借鉴和警觉。代表团其中一个重要行程，是访问罗马尼亚的海滨旅游城市康斯坦查。
刚刚抵达风光迷人的黑海海边，中共代表团的团员们不禁给吓了一跳：身着三点式泳装的女人们成群结队地在街头闲逛，海边上更是布满了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
比基尼当时对中国人还是有足够的震撼力的。代表团的人们都对此不知所措，有的人不知把眼睛往哪儿看，就差没把双眼给捂起来了。
当团员们对这些“景观”感到惶惑时，平时被人们认为有些古板的谢非到显得很坦然。在他带领下，代表团成员随着主人的安排，在那些或在海边嬉戏、或在海滩上做泥疗的男男女女身边走过，并与他们友好地打招呼。
第二天，谢非又弄出惊人之举，他提出要入乡随俗，中共代表团也要到海边去与那些休闲与旅游的男女们一起游泳！
面对着目瞪口呆的团员们，谢非淡淡地解释说：“当然，我们还是要穿一些东西的。”
在中共代表团团长的鼓励及率领下，全体团员在康斯坦查来了一次彻底的入乡随俗（唯一的例外是在海滨穿了泳装）。
坐在海边，谢非颇有感触地对大家说：“这个康斯坦查，她整个儿的城市都是围绕旅游休闲来设计和发展的。我们广东有山有水，也可以走这个路子。”他又说：“我们搞旅游业，关键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国的特色，中华文化的特色，岭南山水的特色。要有一些吸引人的有特色的项目。黄、赌是我们国家不能学、不能干的……”
一旁的邬梦兆想，这个书记，不仅很敏锐，眼界放得开，而且对新鲜的东西接受得也很快呢。后来，谢非这些见解，写在一篇题为《广东的旅游业要跟上现代化步伐》的文章中。
在罗马尼亚转了一圈，大家都说有收获。但是谢非有更深层的发现和思考，当时在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算是经济发展得较好的，七十年代还曾向中国出口过大量价廉而质差的汽车，有个“名牌车”的名叫“波罗乃兹”，中国老百姓称之“大骡马”，罗马尼亚处在美苏两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对内说要搞社会主义，对外又说要学习欧美国家的好东西，但最高权力始终掌握在齐氏家族手中，东欧式的计划经济与欧美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尖锐对立冲突，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严重，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依然低下，知识分子虽然待遇较好但却怨气冲天，而齐氏一味抓权，没有厉行改革造福人民的决心和勇气。
谢非他们认识到，我们中国现在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际上是在风口浪尖上搞社会主义，要让亿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造福人民，这才是我们根本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