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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古到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人口的大迁徙基本都是城市流向农村，从中原流向边远地域，从发达地区流向不发达地区。
世易时移，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广东经济的飞速发展，令这种人口迁徙的流向猛然来了个大颠倒！
广东的经济起飞对科技人员和劳动力的渴求，发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社队企业”的急速膨胀。最初，谢非等一些思想解放的领导人明里暗里支持珠三角的县委书记们招揽“星期六工程师”到乡间企业去攻克技术难题，这是从大城市的大学、企业中挖掘人才，带着某种支农性质。
1984年的广州，出现了一些让有关部门头疼的事儿，据原广东省科学院成果处处长、现已退休的刘伟才回忆，这一年出现了所谓的“星期六工程师”。这种事原来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事儿，有点像如今的影子经济，都是地下进行的。如果不是多事的媒体把它捅了出来，原本不会惹那么多麻烦。
有这么一天，《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到中山大学采访，完事后已经到下午下班时间了。她走出校门口，发现有多辆小车在那儿等着接人。她一打听，有人悄悄告诉她，这都是来接技术专家下乡的车在等人。刘婉玲进一步了解，大学里的很多教师，利用周末时间到邻近市县的乡镇企业帮着解决技术难题。那时的珠三角乡镇企业正在腾飞中，很多地方人才奇缺。记者联想起下乡采访时，不时听说哪个乡镇小厂因为一项什么技术发达了的故事，类似于童话，于是就想抓这个题目。
当时在省科委的几个朋友也鼓励她搞这个题目，还你一言我一语地起了个名字，管这些周六悄悄出门的人叫做“星期六工程师”。
刘婉玲一旦接触后，才知道这里面并没有当初她设想的那么多理想主义和戏剧性色彩：诸如人才合理流动啦、正确的人才观啦等等。当时社会上对这类业余兼职活动却有许多非议，有的人正打算抓几个星期六工程师去坐牢，而且这事在外省已经发生了，罗织的是“非法参与经营”和“参与投机倒把”罪名。如果不是梁湘（女）等奔走呼号，没准广东也会抓起几个来。
因此，“星期六工程师”与乡镇企业的知识买卖都相当保密，不敢让外人知道。为了搞清来龙去脉，刘婉玲居然在顺德龙江镇的河边守候了两天，到底让她抓住了渡江的工程师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其实有的星期六工程师不仅是技术输出的问题。据刘伟才回忆，当时广州城里有十万科研技术人才，他们当中潜在的能量极大。只是因为体制问题，他们的知识以及他们自己只能是部门或单位所有，不能市场化。而“星期六工程师”这种交易方式，就是对知识不能摆上台面交易的变通。
但就有人质疑，科研人员吃的是皇粮，捧的是铁饭碗，凭什么还可以跑到外面去“炒更”（炒更这个广东辞汇，也从此走向全国）？当然，广东媒体正面报道星期六工程师的事迹，多少赋予了它一定的合法性。
《羊城晚报》刊发刘婉玲的文章，立即引起了谢非的高度关注，他赞扬文章抓得准、抓得好，实际上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宣传科技人员下乡是一种解放生产力、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行动。
后来，星期六工程师就不全是个人行为了。中科院广州化学所一项丙纶技术就引起了新会的注意，经双方协议，化学所派出了八位“星期六工程师”赴新会帮助当地建立一个利用丙纶技术进行纺织生产的车间。这也是广东省生产与科研在市场这个节点上结合的最早模式。
激发科技研究人员积极性、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由珠海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梁广大在珠海为重奖科技人员开出的天价，对有功科技人员，除奖励房子车子外，还加上巨额票子，震动了全中国，使知识与技术在中国的价值重估。
广东的“星期六工程师”的报道，引起了全国传媒的注目。全国多家报纸加入讨论，终于澄清了是非。地下工程师的影子经济行为终于浮出水面。用国家科委一个负责人的话说：“提出星期六工程师问题，是广东的一大发明。”
珠三角的起飞，除了需要“星期六工程师”这样的技术力量，更需要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当时社队企业的劳动力来源，多以本地多余农业人口为主。但中国人的创造力是非凡的，一旦放开了手脚，情势就有如当年毛泽东形容湖南农民运动一样：“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珠三角的社队企业变为乡镇企业后，集体的、个体的、中外合资的、外国独资的企事业兴办起来了。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急剧膨胀起来的众多企业急需大量人才和劳动力，“星期六工程师”们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本地劳动力也远远不能应付急如星火的订单，于是各种乡镇企业的老板们开始瞄准内地，他们打开钱包，开出价码，吸引大量“孔雀东南飞”。一时间，内地省份的三线企业、死火国企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向珠三角流动，后来很多最先进入珠三角的工程技术人员，也成为了腰缠万贯的老板或企业合伙人。紧接在工程技术人员之后是有如大潮般涌来的内地农村劳动力，通常人们称之为“打工者”或民工。
这是一次世纪大集结！
内陆省份的农村青年突然遍布珠三角，人数之多，足可以令任何一个欧美人士咋舌。开始是几百万人涌入，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是上千万，到了新世纪之初的几年间，据不完全统计，进入广东各地打工的人员，已经达到了近三千万人了。这意味着整整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总人口，或者是二战交战双方的总兵力规模，在世人的不知不觉中进行着历史性的迁徙流动，而且，这是中国人口破天荒地从不发达地域流向较发达地域。由广东开始，接着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和环渤海区，也成为了大量迁徙劳动人口的落脚点。而这一次新的大迁徙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涉及的人口更多，范围和规模都更为庞大，全国估计有近亿人卷入其中。
这是否是一个强烈的信号，预示着中国的国运从此扭转，由弱转强？
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的国力，正由这庞大精壮劳动力人口的迁徙而得以全新的方式凝聚、整合，正在等待时机，准备进行一次惊天动地、震惊世人的喷发。
偌大的中国，对这种神奇的变化猝不及防，历来以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作为重要课题的领导人们，开始面对农村人口在城市和发达乡镇的就业问题了。
广东的火车站，尤其是广州火车站，每到年节，就像进行着一场无比浩大的战争动员，农民工们辛苦一年，总得要回家过春节啊，什么事比劳动者回家团圆更重要呢？他们过完节，又急匆匆地赶回工厂上班，但是全社会的总运力是远远不能应付这种急剧增加的人口的，于是每年的“春运”，成了全社会总动员的一场考验。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客流量年年暴增。
珠三角突然兴起了密密麻麻的各类工厂，吸引着各省农村千千万万打工者蜂涌而来，令珠三角的流动人口暴增。以东莞一些镇为例：虎门镇，人口从不足六万一下暴增至八十万，俨然是一个大城市；东莞另一个发达的镇长安，人口也从三万一下暴增至六十三万，外来人口是本地户籍人口的二十倍；一个发展水平中等偏上的镇清溪，人口达六十万，而本地户籍的人口只有五万；东莞很多个镇，外来打工人口都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这滔滔不绝涌向珠三角的人们，都是自觉自愿、扛着行李卷和满怀致富的热望而来的，与上一次人口大迁徙即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流向和方式相反，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是由党委政府半动员半自愿甚至加上多少强制手段用火车汽车送到边疆农村的，两种大迁徙的生存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又是一次全新的惊天动地的世纪人口大迁徙，这是一个伟大的迁徙！
然而统计方式或称谓上仍有个很大的误区，这几千万流入广东发达地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依然被称为“农民工”，被视为“农业人口”，因为他们的户籍在农村，“根”在乡下。
如今集结在广东乃至全国各地企业中打工的“农民工”，应该无须讳言、理直气壮地正名为产业工人，而且是正在掌握目前世界上先进生产技术技能的产业工人，而中国共产党人，也应该是他们这一群体的先锋队。忽视他们，只把他们作为简单的、东流西走的劳动力，无疑是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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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中期，做大“三来一补”，由香港商人或公司发出订单，全部产品由珠三角工厂制造，然后再经香港发运到世界各地的格局形成和稳定下来，东莞、顺德、南海、中山等地外向型产业越做越强，各有千秋，由此产生了一种新模式：香港与珠三角变成“前店后厂”的关系。珠三角变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出口加工区，并成功地融入全球的产业链。对深圳形成了众星捧月的态势，深圳的经济功能则向更高层次提升，形成了一个高速增长极。中共广东省委适时提出了一个发展方针：利用业已形成的香港——珠三角“前店后厂”格局，在珠三角扩大外向型生产规模，搞“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两头在外，即资金、原料技术均由国外引进，在广东加工增值制成商品后，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上赚取宝贵的外汇，为国家积攒国力和储备。
当时我们的出口总规模，与国际资本运作的庞大体系相比，简直是独木舟闯太平洋。敢不敢这样做，得有相当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胆识。这个方针的提出，与谢非与他的同事们长期在珠三角奔走调研有着密切关系。事实证明，这个方针事关国家发展战略。中共中央的领导层接受了广东的这个提法，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早以全球化视野进行的经济决策之一。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由下而上的大量实践而凝聚产生的智慧和决策，往往是最有效和最切实可行的。珠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珠三角的发展和繁荣，就是千万乡镇企业家及外来打工者的血汗和智慧铺就的，也是广东为政者遵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教诲，从最基层和最广大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探索、总结出来的。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充分运用地缘优势和强大的劳动力资源，切入世界大市场，用适度利润吸引住国际资本，以求得最大限度的自主发展。在与国际资本的博弈中，中国不能不融入世界，世界也不能没有中国。广东最有非凡价值的探索之一，就是让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让世界离不开中国。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崛起而成为产能最大的企业群体，这里的一个个专业镇，就恨不得将某种产品做出应有尽有的型号和样式，以满足全世界各种稀奇古怪的需求，如顺德乐从的家具、容桂的电器、中山古镇的灯具、佛山南庄的陶瓷、东莞厚街的鞋、虎门的服装手袋、观澜的高尔夫球场等等，它们的新产品样式和服务形式都是按全世界最新潮流生产创造的。诸如顺德格兰仕这样的企业，甚至可以决定全世界微波炉应该卖个什么样的价格。
尽管从来没有人试图将他们封为出口加工区之类，但这里的工厂却无比坚定地以出口市场为导向、无比顽强地压低生产成本、无比聪慧地利用各种有限的资源，生产出行销世界所向披靡的产品。
因为对珠三角发达地区来说，“三来一补”只是引进外资乃至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由“三来一补”完成原始积累，由原始积累投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环境建设，再引入外资企业；从中完成学习及模仿的过程，如虎门的工业由单纯引进外资到扶植民营工业崛起，再由高度工业化向城市化过渡，这就是二十多年来珠三角经济发展路径的缩写。
如今的东莞市已经成为深港到广佛都市圈当中的经济走廊，是出口加工型企业通过香港向内地转移的主要通道。在21世纪，东莞更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大车间，是外资、民营企业集聚区。作为一个地级市，东莞的年出口额长期排在中国老三的位置，仅次于深圳与上海。
笔者在上一世纪快谢幕时，出访一个欧洲国家，临回国时还剩下一些彼国货币想花掉，到了一家服装铺胡乱翻捡衣物，当笔者要求洋老板再找一件大一号的衣服时，他一句“无问题！”令人吓了一跳，这位金发碧眼勾鼻的“洋鬼子”竟然说的是地道广东话！原来他的衣服全是广东进的货，来的次数多了自然成了个广东通。再问他从广东何处进货？他得意地把头一昂，说：“虎门！”
哦，又是虎门！笔者登时血脉贲张，眼泪都激动得快溢出来了。虎门产品竟然远销到万里之遥的中欧小国，虎门竟然成为通往世界之门！笔者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下这件衣服，尽管它比在广东买贵得多，可要的就是这份自豪，这份骄傲，这份虎门情结。
虎门，既是中国近代史之门，又是改革开放之门，发展之门，神奇之门！
早在十多年前就退休的广东省原经贸委副主任张烈，是当时主要审批外资进入的“一支笔”。他的审批与人不同，他的批，是批发的批。用他自己话说：“那时我经常到全省各地跑，做各项宣传鼓动工作，经我审批的外资企业不知有多少家。”因为当时的省经贸委坚决执行了省委精神：“下面呈报上来的外资项目，只要不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外经委都要顺利通过。”
广东的外资企业或乡镇企业之所以在十多年前成功“北伐”，挤占了本由国有企业统治的日用消费品市场，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性原因，就是它们装备了来自国外的先进武器——引进生产线。外资企业依靠雄厚的境外资金及海外渠道引入了大量的境外生产线，并以此为载体装备了海外的技术、管理方式及从新产品设计到包装的一系列生产要素，从而迅速达到同类产品的国际水平，乡镇企业则除了有外资和引进技术进入外，还有当时缺乏节制的银行贷款，而它们的市场竞争力，是内地反应慢了一拍的国有企业传统产品难以望其项背的。
从改革开放初始到1989年的十年间，广东利用各种渠道引进境外生产设备一百余万台套，其中有成套生产装配线三千多条。这些装备了“美式飞机大炮”的广东土八路，终于有了向老大哥国企“正规军”竞争挑战、发起“北伐”的本钱。
在历尽含辛茹苦的艰难创业之后，广东珠三角出现了与特区建设并驾齐驱的又一大亮点，这两大亮点像双子星一样升起在全世界经济相对迟滞的夜空上，吸引着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眼球。这一新亮点就是费孝通教授称之为“珠江模式”、而我们称之为“珠三角模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
广东拥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天然优势，融资渠道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珠三角蜂涌而起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了这一大优势，大力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并运用独特的关系网去占据国内外的市场，从而创造出与华东“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完全不同的珠三角模式发展路向。
由于珠三角模式一出世就与香港的资金、技术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成型后，也产生了一种经济新格局：前店后厂。很多港商把新产品订单拿到东莞、宝安、南海、番禺、顺德的工厂来生产，香港就成为向全世界供货的店面，而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各类工厂，就成了香港的加工或试制的车间，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前店后厂，这种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促进了香港与内地的融合，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回归祖国问题铺平了道路。
而香港雄厚的资本进入珠三角，带动了珠江两岸形成了两条以高新科技为龙头的产业带，这就是以珠江东岸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及乡镇聚集成型的电子信息产业走廊和珠江西岸的肇庆、佛山、南海、顺德、中山、珠海聚集成型的电器机械产业走廊，这两条走廊像两条工业巨龙，龙头都向着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大有二龙戏珠或二龙争珠之势头，这是珠三角模式优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之处，也是当今中国神奇崛起的一大奇观。
但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也绝不可小觑。
苏南模式这个词，也是费孝通教授的发明。1983年他考察了苏南的社队企业后，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这个概念。它泛指苏州、无锡及常州、镇江下属几个县份的农村在发展中独创的致富之路，它产生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基本以乡镇、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大多着重发展工业和各类非农副产品加工业，它与城市中的企业、科研机构紧密挂钩，重视面向市场，特别主动接受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的经济辐射，也非常依赖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形成的广大市场，它与各级政府关系紧密，也最容易接受各级政府的参与和发动，所以容易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政策的扶持，向来比较受推崇，在区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无可替代。
温州模式在中国历来颇受争议，它是一种以兴旺的家庭工业为主体的小企业、小作坊融合而成的乡镇产业发展道路。基本以日用小商品为主导，因其门类齐全而形成“小生产，大市场”的社会化服务产业，温州人在历史上就特别善于以经商来缓解巨大的生存压力，这种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温暖环境下突然迸发出巨大能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几百公里一带家家户户办起了小工厂，十几万家庭购销人员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带回了订单，什么小纽扣、小开关、小螺丝、低压电器等等产品就滔滔不绝地从温州的家庭小厂汇成商品之河流向全国。“温州模式”虽然曾被视作“资本主义温床”、“引发经济犯罪”和投机倒把而屡遭打击，但它终于因为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致富和带动整个浙江南部经济起飞而获得肯定和赞誉。费孝通教授认为：它的意义倒不在于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启动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珠三角模式各有千秋，各有所长，它们都是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崛起中用血汗探索和创造出来的发展之路，都是无比珍贵的民族财富。
珠三角模式的发展，一直以外向带动为主，这与其他两种模式有很大不同，但它也令广货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称雄一时。广货如今杀伐世界市场的原始积累，正是从当年杀伐国内市场开始的。
难以计数的“珠江水”、“广东粮”及花样翻新的广东家电，几乎在一夜之间覆盖了全国市场。内地很多国有企业面对突如其来的广货，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在内地主要城市，广东货曾一度占据着货架上所有东西50%以上的份额。
现在回顾起来，广东靠引进技术与内地企业产生的产品更新换代的落差，也就维系了不到十年时间，但这十年足以使广东很多企业完成了原始积累，并确立了行业上的优势。尤其是市场优势一旦确立，内地企业要想扳回来，可能要花比失却这个优势多十倍的时间。
如今内地的市场被“列强”瓜分，广货不再具有垄断地位，有的地方还在节节败退。但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国内的产品及技术更新换代正在大踏步赶上来，这肯定是大好事。而开风气之先的广货北伐，其在中国工业发展史上的功绩，意义不亚于真正的北伐之对中国革命史。
1979年，小平提出国民经济翻两番的设想；当时广东的人均工农业产值为52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636元还要低17.8%，已经连续十多年在全国处于中下游水平，是个典型的欠发达地区；而七年之后，广东率先完成了国民经济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开始步入全国先进地区序列。
靠北伐国内市场完成了原始积累的广东企业，如今正在更大的市场上重复当年抢占地盘的风光，这就是广货出口。在全球贸易额的既定数量内，珠三角抢占的市场份额，相对抑制了中国的潜在对手，扼止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现代化国家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并且呈现反超的态势。
有人指责：珠三角的工厂是血汗工厂！
在80年代就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老共产党人任仲夷说过一句睿智的话：发展是硬道理，规律是更硬的道理。谁都晓得，任何发展都是需要积累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建立在鲜血淋淋的原始积累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样不能没有积累，跳过积累讲发展，那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空话、大话。市场经济将珠三角无数田野造化成为社会积聚财富的工厂，也将这万千工厂造化成市场经济的大学校，千万青年农民从田间地头、大山深处走来，这些在中国人多地少的农村注定要成为剩余劳动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新一代的产业工人，他们学习到了最基本的市场经济常识和专业技能，触摸了城市和现代文明，过上了比农村稍为好一点的生活，口袋里起码比往日多了一点现金，他们在生产流水线中挥汗如雨，生产出销往全国、全世界的产品，也积攒着一张张负载着他们血汗和艰辛的钞票。指责珠三角工厂是血汗工厂的人，可能拥有慈善家的悲悯情怀，可是你有办法为几千万劳动者一齐摆脱更为繁重和贫困的农业劳动，让他们口袋里同时增加一张钞票吗？如果说他们的待遇与贡献相比差强人意，那是一种理性的呼唤，是争取达至和谐社会的诉求，但是如果一言以蔽之否定这条由千万人共同创造的发展之路，那必然陷入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的荒谬。
一位密切关注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某杂志主编秦朔写道：
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前店后厂”、为手拿国际定单的香港人打工，到今天升级换代、拥有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与销售网络；从1978年一位香港商人在虎门开出一家近乎作坊式的手袋厂、宣告大陆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诞生，到今天脱胎换骨、实现连续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仅东莞一地的外贸出口就居于全国第三（仅次于深圳、上海）；这二十年间，珠三角这片土地充满了变革之美。而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悄悄地形成了一段与世界性产业分工接轨的不可或缺的流程，形成了中国大陆特有的一种不容替代和超越的竞争优势，凭着这种优势，中国强烈地凸现在国际经济交换的舞台上。
IBM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在看了东莞庞大的为全世界IT厂商进行配套的企业后说：“东莞到皇岗口岸的公路一旦中断，世界电脑业就会停摆。”惠普公司一名采购总裁透露，他们每年在中国大陆几十亿美元的采购中，80%来自东莞。
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说：“现在到美国去，在百货商店里，想买到不是中国生产的东西都变得困难起来。”
日本家电企业巨头称：“什么东西中国进来了，我们就要开始准备退出。”
为概括这种现象，现在有了两种说法，一个是“中国造”，一个是“制造业的世界工厂”。
秦朔概括的“中国造”和“制造业的世界工厂”两种说法，并未能充分展现珠三角创造的千古奇观。就在珠三角四万余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拥挤着几十万家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大珠三角区凝聚了五千万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才能的劳动者，近三千万来自全国的适龄青年（正好是当兵的年纪、相当于二战期间交战各国投放战争的总兵力）在以血肉之躯创造着世界上无以伦比的竞争力，令世界大为惊诧。现在世界各国的眼红的生产商和保守的议会议员都在忙同一件事：看看有什么路子可以给来自珠三角的物美价廉而又可怕可恨的产品安上一条倾销罪名，或者制造一条可以将其排斥在外的贸易门槛。
在人类发展史中，也只有当今之中国，才能演绎出一场不凭借武力为后盾、不以霸占市场为手段、不在对手制定的“国际惯例”和游戏规则下无所作为俯首称臣，而只凭自身劳动力巨大优势积聚国力、靠大量廉价产品输出国力寻求发展的世纪奇迹。
经历了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的探索，珠三角终于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走出一条外向带动的发展新路。
这是珠三角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