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区域模式
广东走的是国际化分工合作之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珠三角的农村到处是“洗脚上田办工厂”的奇观；二十世纪末中国企业界流行一句话：“可怕的顺德人”，广州出现了“星期六工程师”；珠三角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是中国崛起的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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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主政中国的华国锋主席曾出访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此次出访，除了其它国事外，还有一条就是探索中国如何赶上现代化进程。当时，中国领导人能想到的，不过是利用外国资金、技术对中国的传统国有工业进行技术改造。
有一个西德的州长对华国锋说：“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从技术到管理都很先进，如果能与你们中国合作，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二十多年后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到中国来，仍然持这个观点。
华国锋当时便邀请那州长到中国来看看，他还真来了，到了上海、沈阳等老工业城市。他认为中国的基础相当好，只是把现有设备、或某些设备的关键部分改造一下，就可以从四五十年代水准提高到七十年代水准，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第三世界正合适。德国人是典型的技术治国论者，他们认为技术进步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接着德国的技术专家及至洋厂长都来了，在中国传统企业掀起一股技术改造风。
但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小打小闹的技改，毕竟难以使整个工业体系升级换代。正如德国人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技术改造后的产品可以打进第三世界市场，但德国人有一点没有弄明白，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比中国更富裕，他们有多少外汇来进口中国的产品呢？
小平复出后，他以战略家的气魄出访美国与日本，他看的都是最先进的工业体系，他知道中国要将错失百年的发展机遇赶回来，就必须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与设备，而且是成套引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将产品出口到最有钱的国家，换取中国急需的外汇。
1975年8月他发誓要用二十五年时间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指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发了誓，赌了咒的。”
在接见英国首相希思时，他与希思讨论用延期付款的方式在国际上获取大量外汇；中国外汇问题面临的严峻形势使他对自己发过的誓言能否实现产生了犹疑。
10月7日，他在接见英国保守党上院领袖卡林顿时说：“要赶上西方，比较接近吧，也要五十年时间，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
尽管如此，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一口气从国外引进了十几套最先进的石油化工设备，这就是令各个工业有基础的省份如痴如狂拼命争夺的“大乙烯”、“大化肥”项目，引进、装备了多条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线，以产品出口为目标，一举改变了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工业发展方针。
在能源特别是石油方面，大规模的引进先进设备也十分引人注目。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受到能源短缺的制约，于是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的南海、东海、渤海。
中国的海洋石油事业最早是从南海起步的：1963年，越南战争正打得难解难分，广东的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就悄悄派出一支钻井队前往海南岛的莺歌海，在发现有油苗漂浮的海面上进行钻探，此地因为长年出现国际石油界称为“莺歌海油苗”的油气显示而引起多个石油大国垂涎三尺。然而我们完全没有现代化的勘探手段，海上钻探也没有任何经验，真可谓是一穷二白，靠的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革命精神，采用的是极原始的土办法——用两个荷兰人废弃的大浮桶搭建一个海上平台，在上面竖起井架就开始钻探，居然也钻出了少量原油。文革结束后，石油工业受“大庆精神”所鼓舞，决心不仅要保持石油的自给自足还要加大出口，在海洋石油领域开始投入巨资引进先进的钻井平台和各种石油专用船舶，在广东的湛江、蛇口的赤湾、天津的塘沽兴建了海洋石油基地。
但是，很快地，中国就发现这同样是一条难以为继的道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外汇、也没有足够的技术智力资源来支撑大规模的技术引进。
海洋石油钻井船“渤海2号”因违章作业、技术处置失当而在风暴中翻沉，数十人身亡，令当时的石油部长成为共和国第一个引咎辞职的部长，事件震惊全国，引发了人们长久的忧思，也促使了中国的海洋石油工业重新审视和思考引进与改革的关系，使之成为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行业。
中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死结”：经过几十年折腾，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破产与崩溃的边缘，更为可怕的是本来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开始拉近的发展差距又重新拉大了，在世界市场上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如果这样，中国只能沦为原材料输出国。中国地大物不博，人均占有的资源更处于世界各国末几位，靠输出资源，中国将永远无法获得现代化所必需的物质与技术基础。
中国要重新回到与世界工业化同步的序列，又必须加快引进，而引进必须拥有大量外汇，但中国的工业体系早就被远远地抛离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外，在世界市场早已被西方工业大国瓜分完毕后，中国凭借原有的工业基础根本无法挤进竞争残酷的国际经济游戏圈，也就是说，它已经没有能力为国家创造大量外汇。唯一能创汇的只有农产品和矿产资源，但那是杯水车薪，完全不可能满足一个大国发展需要。
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危险处境。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向全球获取发展资源。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后，邓小平对美国进行过一次历史性的访问，尽管他当时职务还是个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美国人已经精明地算准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人物，破格地给予国家元首级的隆重礼遇。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有握手言欢时，总统先生当然希望这位充满活力的小个子政治强势领导人按照美式的政治思维对中国进行“改革”，于是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美国总统认为：中国应该像美国那样实行民主，让人民有迁徙的自由，邓小平敏锐地抓住话头说，我们可以让人民有迁徙的自由，让一千万人到美国来，你要不要？美国总统登时大惊失色，连忙推托，顾左右而言它。
当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是个沉重的负担，中国背负着它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迸发出中国智慧：中国唯独一种资源最丰富，那就是十多亿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脑力及体力，以这种最可宝贵的资源形成亿万劳动大军，融入外向型的现代化生产，可以创造令全世界惊诧的竞争力。
广东在毗邻的香港商人的带动下，正在悄悄地走第三条路。它与德国的技术改造模式与大规模引进模式都不同，它立足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走的是国际化分工的路子，它就是发端于广东的”三来一补”模式。
在广东湛江的南海西部石油公司，也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对外合作新形式，叫做“反承包”，其规章制度和合作流程不啻于一部天书，但简而言之就是：外方承包我们划定的勘探区块，我方承包外方的勘探工程，即我方将大批工人和引进来的先进钻井平台，交给外国大石油公司管理，外方也可以自带钻井平台进入我国海洋，但必须首先雇佣我方的大批工人，钻井的井位由双方确定，全部投资费用由外方支付，如果钻探出石油，将来由双方按协议分成，如果打不出油，外方的大把银子就算扔在海里，还得付给我们钻井平台的租金和工人工资。
我国的海洋石油事业在南海用“反承包”的方式重新起步，锻炼出一支强大的技术力量，也积累了可观的经济实力，到新世纪来临时，它已经可以独步亚洲，四出承包东南亚各国的海上油田，到2005年，甚至敢出价竞争收购美国著名的优科斯石油公司了，着实把美国人吓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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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广东的来料加工远在特区创办之前就有了，三来一补与特区这种出口加工区的形式没有必然联系，而且三来一补搞得最红火的地方也未必是特区。
如果说国家办特区的初衷之一是想将三来一补合法化或格式化，但它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目的，因为最早设想的出口加工区还未出生就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特区，成为国家权力资源与市场资本博弈的试验场。但是，广东的三来一补模式却在全省处处遍地开花，使珠三角乃至于整个广东都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工业区。
追根溯源，一开始是日本的诸如松下电器这样的生产商在香港商人的引荐下，到珠三角挂着社队企业招牌的“山寨工厂”来鬼头鬼脑地探路，这里人竟能以他们难以想象的简陋设备，可以把他们提供的图纸上的任何设计化作实物，并以他们能提得出的任何苛刻条件交货。日本人大喜过望，于是与各“山寨工厂”订下一批最初级原始零件的生产订单。
接着，各行各业的香港商人也进来了，他们带来了世界各地的订单，他们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需要的任何消费品，只要你能设计出来，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山寨工厂”大致都能生产出来。
1978年8月，上海籍的香港人张子弥来到了位于珠江口的虎门镇，租用县轻工局属下企业虎门木器厂的一间厂房建立了太平手袋厂。有人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后来也有人说在顺德开办的大进制衣厂才是第一家，不过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三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与来件装配；“一补”是指补偿贸易。
太平手袋厂严格说来还不像一个工厂，更像是一个手工作坊。它租用的仅是建筑面积一百来平方米的一层楼。但它的发展速度却很惊人，不久每个月就能生产上千打手袋，加工费达二十多万港元（当时约合七八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得的数目）。它使用的原材料及款式设计都通过香港来自境外，工人只是裁剪缝制。但这种人造革的、现在看来很低档的手袋却拥有新颖的款式、夺目的装饰及鲜艳的色调，国内市场上还根本看不到。商人张子弥负责提供生产原料及机器设备，并包销售，手袋厂只是加工。但是后来手袋厂见到在国内市场很有销路，就将经营模式改为进料加工，自己销售。
当时中国人大多还背着草绿色的军用挎包，中国市场上的手袋都是式样老土的帆布袋子，女性不宜。这种采用香港面料及款式，印上世界流行卡通形象的手袋不仅能使女性陡增妩媚，而且能使少妇看上去有点像女生，因此立即风靡大江南北。
港商看上虎门可谓顺理成章。地处珠江出海口的东莞虎门，历史上就是出口港，并有先有虎门，后有香港之说，因为香港之得名，源起于东莞特产“莞香”的出口，香港香港，出口莞香之港也。所以从这里出货到香港及东南亚，十分便利。但在1978年，那时还叫公社的虎门接受太平手袋厂，真可算得上是活生生吞下了一只螃蟹。
现任虎门镇委书记的钟鉴泉是土生土长的虎门人，他回忆道：“虎门当时就叫太平，又小又穷，公社的企业只有两家：木器厂与农机修配厂。港商自投罗网当然是想赚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让不让他办厂？当时的公社书记黎桂康敢吃螃蟹，说就让他办，他办厂一定要请工人啊，我们有的是人，到厂里做手袋比种田收入多，有什么不好？农民收入多了，公社经济不就发展了？不干是傻瓜！”
当然，公社也采用了一些障眼法。这个太平手袋厂寄生在木器厂厂房中，身分更是半地下的，所以通过了审批，也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手袋厂正在热气腾腾地出货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1978年11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向中央领导进言：“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减少不必要的层次。”
广东热切的呼声，得到邓小平坚定的支持和回应。他多次强调：“广东可以放手干。”
当然，虎门公社另一条村子龙眼村的村干部还不可能知道小平有这个想法。那时他们为中国第一个村办外资企业产生了争论。
这一天，龙眼村党支书张旭森接到了一个名叫张细的同村人的电话。这个张细，早年因村里太穷而到海外务工，如今他想回家投资办个厂，而且明确表示要办一个发具厂。张旭森一听这好像真是那么回事，忙召集他的村班子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表示反对。一个副支书说搞这样的外资企业风险太大；还有更多的人则另有一种情绪，在党支部表决否定了张细的设想后，许多村民仍然气不打一处来：“在外面有了钱又有什么了不起？想回来剥削我们，绝不同意！”
按说这属于红眼病，不大像广东人的性格。但如果考虑到当年“外出”的人，因为不安分守己而发了财，而守法的村民反而还在受穷，这种情绪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尽管只是最小的官，村支书张旭森对中央的精神也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他觉得党员与村民的态度及情绪都不大对头，虽然怎么不对头他还一时说不清，但觉得要将此事报上去讨个说法。
张旭森赶写了一份关于此事前因后果的汇报材料，花了一整天时间驳船转车地到了广州，交给了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的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思想解放的黎桂康本来就对引入外资办厂很有兴趣，不过太平手袋厂是由镇一级引入的，村一级能不搞？他踌躇一下决定还是支持搞。黎桂康当时就表示支持，要把张细这家厂引进来，并在回虎门后立即召开公社党委会研究此事。令张旭森更为惊喜的是，公社将此事的报告直接送达省里后，思想解放的谢非很快就将此事作为一个典型事例上报，并得到了省领导的明确支持。
龙眼发具厂如期建设投产，当时的龙眼村没有厂房，龙眼发具厂是在旧宗祠的后楼里开的工。目前的龙眼村，已有二百来家企业，村民们很多都当了企业老板，有的企业还做得挺大，他们觉得当年不“外出”，留在村子更幸运，如果当年他们冒险去“饮咸水”（偷渡），说不定还在香港或某个国家里打工，连个小老板也混不上哩。
作为三来一补的发源地，如今的虎门镇三来一补企业已有六百余家，外资企业一千四百余家。但这些个办厂数字对表述虎门如今的经济发展程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2004年，一个虎门镇的GDP是六十多亿元，税收为二十四亿多，财政收入达七亿多，这比中西部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地方财政宽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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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是一片神奇的热土，这里最早迎来外域的八面来风，最早承受欧风美雨，水网纵横的一马平川有众多出海口，令它与外洋四通八达，即使是穷乡僻壤，人们与海外和港澳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的民性天然重商，敢为天下先，商品意识比其他地域要浓厚得多，能工巧匠、商道能人也特别活跃，中国农民给点阳光就灿烂，在珠三角的农村最有说服力，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这片热土的创造力就有如火山喷发，创造出一个个千古奇观。
党的十二大后，谢非担任了省委书记兼秘书长，他多次到南海、顺德等地考察调研，一个奇特现象引起他的注意和兴趣：这里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大多是白手起家的，而且很多老板（经营者）都是刚刚洗脚上田的泥腿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旦发现自己的某项产品在市场上适销对路，就不惜一切扩大生产规模，敢于把企业玩大，他们把命运寄托在市场上，在万头攒动、百舸争流的商海中拼搏，有的失败了，又从零开始，有的成功了，成为一颗颗企业新星。
谢非一直关注和称道珠三角这种“洗脚上田办工厂”的现象。这也难怪，从农村的基层干起，他一直把尊重和爱护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护他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作为自己职责和信条，他确信，广东的开放，放出了两件无价宝：首创精神和大市场。
谢非在地方的考察调研中不断鼓励支持县委书记们关心扶持那些在市场中力争上游的泥腿子企业家，他对梁广大、黎子流等县委书记们反复说，南海、顺德和广州市郊的乡镇企业发展，昭示着广东广大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它不仅是发展经济动力，也是广大群众学习市场经济、从事商品生产的大学校。
到珠三角调研，谢非最喜欢转乡镇企业，一路转，一路问，一路思考，寻找着这些乡镇企业共性和个性，关注着一些带倾向性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他一般不随意发表自己的观感和意见，但只要一开口，就一针见血，一矢中的，或令企业排忧解难，或使老板们拨正航向，重走正路。临上车告别时，他还有一个习惯，叫司机打开轿车尾箱检查检查，这时围拢着他身边的人们都一脸尴尬。乡镇企业几乎都有这样的传统，让来厂视察参观的上级领导带点本企业生产的产品“试用”，等于让上级领导为他们做个活广告，可这一招在谢非身上不灵，他把企业的馈赠的产品全部搬下车，空着车箱来，空着车箱走，还临别赠言：“如果我拿走这些东西，我就不好支持你们，不好说话了，你们说，对不对？”
谁敢说不对呢？大家只好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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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80年代初的珠三角，人们被抑制多年的发财致富的愿望终于被解放了，天时地利人和达致一个新的平衡，于是迅速崛起了一个阵容庞大的企业家群体，他们都具有令人惊羡的首创精神。一时间，龙舞九天，群雄并起，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广东人务实求新的南方智慧，有如开闸之洪、高山之瀑奔泻而出，得以淋漓尽致地挥洒。
我们来听听“大只驹”的故事吧。镇里人人都叫他“大只驹”。广东人把牛高马大的汉子称为“大只佬”，“大只驹”当然也长得五大三粗身材魁梧，但是“大只驹”小时候并不“大只”，而是骨瘦如柴，1959年，才读初一的他因家境困难被迫缀学，离开顺德老家去广州珠江边一家饮食店当洗碗的童工，干一天工资八毛钱，少年失学并未使他消沉，反而令他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工劳作之余，还练上几笔字，居然也写得有模有样。然而，命运始终不肯对这个命途多舛的孩子微笑，1961年，城市粮食极度紧张，广州市对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进行大清理，他这个小童工没有广州户口，终于又被清理回乡。
小小年纪的他偏偏又是个长子，命中注定要多长出一副肩膀来分担父母的重担，用心血和汗水维系一家数口的生命，他干起了苦力，扛大包，拉大车，饿得天天口泛酸水，眼冒金星。不到半年，竟攒够了买一辆大板车的钱，那年月个人拥有一辆大板车，好比今天开着一辆“东风”大货车的个体户一样神气，他拉着大板车终日在顺德各镇之间穿梭而行，有时来回一百华里，报酬只有十斤大米，可这也是一家人三、四天的口粮了。
珠江水养育了这个刚强的少年，他渐渐成长成一个彪形大汉。饱尝了独立拉车之苦的他在镇里组织了一个五金合作组，叮叮当当地打起水乡急需的船钉来，1965年，才十九岁的他当上了乡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主任，从此与乡镇企业结下不解之缘，他搞过供销，当过几个镇办小厂的副厂长，干得很苦、很累，总觉得自己仍在拉大板车——一辆装载着集体生计和前程的大板车。1978年，他被调到一家开设在小祠堂里的电器厂当厂长，这家电器厂曾经昙花一现地红火过一阵，但由于产销不对路，一再转产，产品从未过过“生日”，就短命地夭折。他几经危局，终于抓住了替港商搞来料加工的机遇，稳住了全厂的生计，港商数钞票付给他加工劳务费那天，他悟出一条道理：港商凭什么数钞票给他？因为市场在港商手里。市场，就是厂子的命啊！
痛定思痛，被人称作“大只驹”认准了这一条：远离市场搞仿制搞加工永世不能发达，得开发自己能占领市场进入千家万户的产品，才能创造辉煌。他仔细地作了一番市场调查，他决定生产香港刚刚兴起使用的节电电饭锅。中国起码有两亿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用上一个节能电热炊具，这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市场！
“大只驹”成功了，创造了中国一个知名品牌，生产总量也扶摇直上，成为了一家“国优”企业。也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企业界流行的一个名词：“可怕的顺德人”增添了一个注脚。
另一个小厂“偷师”造冰箱的故事也有典型意义。
当珠三角掀起第一波创办制造业大潮之初，还有另一群“可怕的顺德人”在跃跃欲试，在一个镇子里，由一个前公社农机厂、小电器厂、已经“死火”了的味精厂组合成的新厂在商议发展路向，有人向当家人阿宁提议：不干则已，一干干大的，我们造冰箱！
50年代当过兵，60年代退伍后一直在社队企业里摸爬滚打的阿宁不免踌躇，说老实话，他只有缘与冰箱这宝贝见过几面：一次在友人家中，他看见一件非常神气的浅绿色“家俱”，人家告诉他，这就是冰箱，有了它，吃冰棒就不用上街买了，自家可以做，另一次是在日本“三洋”公司在广州举办的家电展览会上，还有一次，成了全镇的大笑话：一位朋友从澳门的垃圾场里半捡半买搞来了一台破冰箱，送到厂子里要求给重新上漆，阿宁叫人把它推进给“烤漆炉”烤漆，烤完一看，漆烤得挺漂亮，可是冰箱里的塑料部件全部融化了。
就这样一群人，敢造冰箱？
可这群珠江的子孙就敢！他们从澳门的垃圾场里再捡来几台破冰箱开膛破肚，再从大城市商场买来几台不同牌子的洋冰箱仔细分析，广东人管这种学习方式叫做“偷师”。珠江三角有的是能工巧匠，这里甚至有个镇办的“工业研究所”，其副所长是名叫阿兴的土专家，他正式职业竟是镇少年业余体校的乒乓球教练。70年代我国的国球惨败于欧洲劲旅，据报很大原因是欧洲人发明了自动练球机，可以发射各种不同旋转和力度的乒乓球供人练习。阿兴之所以出名，是无师自通地自己设计，自己施工，也造出一台自动练球机，大大提高了麾下小将的成绩，连国家体委知道后也吃了一惊。这一回镇办企业要造冰箱，阿兴自然出尽浑身解数前来助战，从“偷师”到研发，他都成了主力。
在80年代他们的冰箱数度荣获国家质量银奖，多次荣登质量抽检榜首，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冰箱企业，1992年邓小平具有历史意义的南巡，途经顺德，只在这个厂子停留视察，他在这里留下了可以在史册上熠熠生辉的几段谈话，也成为顺德人永远的骄傲。
再看看每天游水过河上班的老板。提起“格兰仕”，全世界都知道这微波炉的世界工厂，全世界商场的微波炉有五花八门的牌子，但几乎都是顺德北喾镇的格兰仕集团制造的，格兰仕成为了这个产业的“制造寡头”。而很少人知道，这家企业创业阶段，它的创始人梁庆德竟要每天游泳过河上班，因为家乡没有桥。凭着“可怕的顺德人”一股子韧劲，他硬是把一家乡镇小厂办成可以操控全世界微波炉价格的大集团。而国产空调“美的”大王和电风扇大王“裕华”也同出北喾镇，它们的创始人何享健和区鉴泉几乎都是同时靠制造流行香港、东南亚及国内市场的塑料“鸿运扇”起步，表现出了顺德人勇闯市场、夸父追日般的决绝和勇气。
还有几口大锅熬煮出来的大药厂。在广州近郊的白云山上，一个简陋的旧粮仓里，几口大锅咕嘟咕嘟地熬煮着名叫穿心莲和板蓝根的黑褐色中药汤汁。
几十个“箩底橙”——把青春抛洒在白云山上又回不了城的老知青，跟着一个叫贝仔的年青人为工厂和自己的命运而奋力拼搏，他们口出狂言：天无绝人之路，我们现在找米下锅，找柴起火，是背水一战，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几口大锅变成第一流的大药厂！
果然，在红火得令人热血沸腾的80年代里，一个现代化大药厂在白云山矗立起来了。他们崛起的诀窍是人才第一，市场第一。他们人才第一的理念曾经激动过许多人的心灵，听听：古人还尚知千金买马骨，难道今天的共产党人不如古人？
在全国的医药行业中，他们率先冒着极大风险孤帆出海，冲出一条自产自销的航道，破釜沉舟地兵分八路，把销售大军撒向全国。有的销售人员在长征式的进军前甚至立下了遗嘱，写下了拼死一搏的决心。在一片不景气的愁云惨雾中，他们又率先在全国实行“五包”：包产品运输损耗，包产品降价损失，包产品过期的库存损失，包淘汰药品损失，包因质量退货的损失。因而一举完成了中国企业按市场导向理顺工商关系的重大突破，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体制，市场销售做龙头，决策和信息做双翅，他们鼓起双翅，闯过了市场经济凶险的波山浪谷。
就在这一年，他们一个厂所获得的订货量，仅次于上海全市。在后来的十年间，这家靠几口大锅起家的企业，发展成为年产值超十亿的大集团。
在开拓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沸腾岁月里，珠江子孙创业传奇何止万千？市场和资本就像两根魔力无穷的魔棒，搅动了珠江两岸，激发了多少弄潮儿的搏浪豪情和聪明才智？信手拈来的就有如恒河沙数：
一个做事风风火火，外人看来有几分霸道的乡间小厂长，外号叫“军长”，大着胆子研制燃气热水器，果然让他折腾成了，怎样才能把它推向市场？胆大心细的“军长”琢磨再琢磨，终于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卡通式人物做自己产品商标：一个神气活现地竖起大拇指的小男孩，定名为“小神气”，果然一炮而红，“小神气”神气活现地走遍大江南北，“军长”的热水器产品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的著名品牌……
一个起早贪黑磨豆腐做小生意的年青人阿洪，接收了在香港的兄长交给他十几台旧衣车，接着就招呼十几个乡亲办起了一家小小的制衣厂，由于他善抓市场机遇，经营有道，他先注册了品牌，瞄准著名的商场开设专卖柜，十年工夫把小厂办成大厂，一下子成了在全国大商场都设有专柜的休闲服装巨头……
更有传奇色彩的是当年作为广东商品“珠江水”、“广东粮”大举北上抢占全国市场主力中的主力“健力宝”，李经纬原来只是一个县酒厂的厂长，他收到风声知道省体委的科研机构正在研制一种为运动员消除疲劳增加能量的饮料，他意识到这种新产品的市场潜力，马上提出免费为他们试生产，经过一百多次试制改良，研制出一种口感特别的新饮料，适逢亚洲足球联合会在广州白天鹅宾馆召开会议，他们抓住机遇，急如星火借用“百事可乐”的生产线包装加工出一百箱“健力宝”送给亚足联的官员们品尝，没想到大获好评。从此，“健力宝”与中国体育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女排神奇地3比0击败美国，日本记者神秘兮兮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女排是喝了一种“魔水”，才得以超常发挥。这消息一下子把“健力宝”推到中国第一水的神奇高度，电视的体育节目成了它的形象广告，连珠峰登顶时也出现它的身影，魔水借助世界冠军一时倾倒国人，敢于与洋饮料可口可乐一较高下，街谈巷议也把它作用夸大得无以复加，甚至有的地方嫁女的嫁妆，也非要几箱健力宝，理由很荒唐，据传是喝了可以生男孩子。健力宝创造了中国式的传奇，也创造出打败洋饮料可口可乐的纪录，最鼎盛时间，它的销量一度高据全国之冠。
几经风雨春秋，人事沧桑轮替，辉煌经常有如过眼云烟般瞬间消散，在80年代中国民间企业大创业锋芒毕露的第一轮冲击波过后，珠三角这些企业有的顽强地挺立潮头，依然在市场上风光无限，有的却几经沉浮波折，已经淡出江湖，珠江岸边的最初创业者们也大多铅华尽洗，风光不再，有的甚至身败名裂，但是，历史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发展是一个一个台阶登上去的，珠江子孙当年勇闯市场显现出来的南方智慧和创造力，以及他们的过人胆识和豪气，在中国的企业发展史上，依然可以大书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