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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高层的批示给了深圳特区负责人当头一棒。
起草这份总结报告时，广州正值溽暑季节，异常闷热，吴南生“脱光了衣服坐在窗口写初步总结（第九稿），过份疲劳，病倒了。他终于被残酷的刑罚袭倒在床，患了严重的急性心包炎，被紧急送往医院。”
在一篇写吴南生的回忆文章中，没有明说“过份疲劳”与“残酷的刑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但从撰写报告的焦虑到得到批复的失望，也许都是击倒他的因素。当然，吴南生等人绝不甘心他们为特区正名的呼号只是得到这样一个结局，他将此稿送给了谷牧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说是请大家审阅。
身心均受到重大打击的吴南生倒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甚至不能参加党的十二大。大病初愈后，擅长书法、有党内书法家之称的吴南生自书《陆游》一联，沉重地描述了当时的心境：
进不求名，退不避祸，惟民是保。
躺在病榻上病恹恹的吴南生接到了一封信，如同注入强心剂，浑身了陡长了斗志。信是谷牧写来的：
“南生同志：首先很抱歉，这晚才复你信。会议期间（指党的十二大）还希望你能来，会后出差一星期，回来才领悟到您这次不能来了，病情怎么样呢？深以为念。刘老题的两件，好极了。八七老人，居然有这样的笔力，而且构思造句达到这样的水平，真出乎我意料。
我希望今冬明春能再次到穗，我想见到您时，我们会反复谈论这个问题（指深圳特区及上述总结报告中提到的问题）。”
信中提到的“刘老题的两件”，是指吴南生受谷牧所托，请当时正在广州的刘海粟老人题写其所藏徐渭、陈白阳的书法“喷浪搏人。”
这也是改革者当时心迹的真实写照。
谷牧回忆说：“我那时一年至少一次、有时是两次地到沿海跑，回来照例要向他（邓小平）汇报。每次汇报，得到的只有鼓励，没有批评。我几乎每次汇报时向他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他的支持。”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事后回忆说：“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委的汇报后说，‘如果你们认为特殊政策、搞特区好的话，你们觉得这样好的话，那就继续搞下去。’所以汇报完了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和省委的信心，我们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坚定了。”
期间，小平在北京发表了多次讲话。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的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据任仲夷回忆，中央纪委副书记章蕴同志，1982年为了了解检查广东工作，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月。有一次，王震同志到了广东，任仲夷去接机。
王震一下飞机就说：“小平同志批了。”
任仲夷问：“批了什么？”
王震说：“章蕴的报告呀，他批给常委们传阅呢。”
“这份报告是怎么说的？”
“报告对广东基本上是肯定的，当然也提到了缺点，但总的是好的。”
这一年3月召开的广东省三级干部会议上，任仲夷代表省委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里的违法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与对内搞活坚定不移）、三个更加（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和“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的方针。
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旗帜鲜明地支持特区。
1982年初，深圳开始受到调查组调查时，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就对外开放和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说，我们十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但是，我们又绝对不能囿于过去的狭小圈子里，把自力更生理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我们一定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把视野从国内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不但要放手调动国内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且要放手利用国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因素，以天下之长，补一国之短。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说过，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相往来和互相依存，逐步取代了原来的闭关自守及自给自足状态，在近代条件下，经济问题决不是一国现象，必须联系到国际关系来考察，而不能与之割裂开来。
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并非涉及外事、外贸工作的专门会议）大谈对外开放，细看并没有什么新意，都是我党早已达成共识的东西，但如果联想到当时主流声音对特区尤其是对深圳的抱怨，就会体会到胡耀邦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
期间，胡耀邦及叶剑英、赵紫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动，先后到四个特区视察，这也是一种很明确的政治姿态。
小平同志第一次南巡之前一年整，胡耀邦同志来到深圳考察。
胡耀邦这次到南方考察，先到南方油城茂名，元旦前夕晚上，他突然要求要理个发，说：新年要有个新气象。
这可难倒了茂名市的领导同志，到街上请个理发师来吧？谁敢打保票确保安全？总不能让总书记到大街上的理发店理发吧？市委副书记兼茂名石油工业公司总经理突然想起公司理发室有个“理发周”，在公司工作几十年了，为人很可靠，于是一辆警车开到“理发周”家里，在众目睽睽之下，莫名其妙地把“理发周”带走了。战战兢兢的“理发周”到了市委招待所见到了一个小个子首长，一眼认出他是胡耀邦，才知道带他来是为总书记理发。胡耀邦亲切地说：老周同志，明天是新年，我想理个发，打搅您休息了。
辛勤工作一辈子的“理发周”破天荒头一回为中央领导人理发，激动得双手直发抖，好在胡耀邦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地和他拉家常，他很快稳定了情绪，出尽浑身解数为胡耀邦理了发，刮了面。胡耀邦与他握手连称谢谢，还叫随行人员赶快给老周同志付理发费，还要给加班费。“理发周”连忙推辞：不用不用，我怎敢要首长的钱？胡耀邦说，我也是你的顾客，理了发怎能不给钱？你不要钱不是让我搞特权吗？最后“理发周”收了钱，还得了市领导奖励的一个红包。胡耀邦说新年要有个新气象和“理发周”为总书记理发的故事一下子在茂名几万石油工人中传开了。
胡耀邦在广东转了一圈，到处讲新年要有新气象。他在深圳考察时心情特别高兴，他对特区领导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对你们的总体评价是，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他还指出，经济特区是个新生事物，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他说：“新事新办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共产党员的立场不能变嘛。”
胡耀邦的考察，是创办特区以来党的最高领导人第一次亲临特区，并在政治上给予特区充分肯定。他在深圳的谈话有三层意思：
一是特区并非想划出一个地方来与计划经济脱钩另搞一套，而是中央交办的任务，这就否定了深圳人想搞独立王国甚至租界的说法，而且肯定深圳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任务。
二是特区作为新生事物，就得走新路，这是对深圳采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的肯定。
三是特区路子新，但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并未改变，深圳人并未脱离党的领导。这三条都是针对当时的非议而说的，是为深圳正名。
但是，关于特区的是是非非一直在争论，杂音一直缭绕。直到一年之后，邓小平于1984年1月14日到2月17日，在杨尚昆、王震的陪同下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发表了一系列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谈话，关于特区的争论，才暂时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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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24日中午，邓小平的专列抵达深圳。
稍事休息后，邓小平便听了市委书记、市长梁湘四十分钟的汇报，他聚精会神，不时插话，听到梁湘说深圳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三亿六千万亿元，1983年跃上七亿两千亿元时，邓小平插话说：那就是一年翻一翻喽！梁湘连忙说：是翻了一翻！比建设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十倍多，财政收入也增长了十倍。邓小平听了，只是满意地微笑，并不开腔。梁湘汇报完后，请他作指示，邓小平指指脑袋：你说的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着一挥手：到外面看看去！
他登上了当时深圳“第一高楼”：国商大厦的二十层平台。
这时国商大厦已建成两年，没想到这座仅二十层的楼房，给邓小平很深的印象，他回到北京，就提到了这次登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八年后他再次南巡时，根本就不可能再登这个第一高楼了。当年他在二十层天台看到周围的那些工地楼盘，已经迅速矗起，并将国商大厦埋进阴影里，当时的著名的“第一高楼”天台变成了一个小“天井”。
小平登上国商大厦天台时，夕阳斜射，寒气逼人。殊不知此刻的光线最合适看景象，因为斜射光更能呈现物象的立体感。小平由省长梁灵光、深圳市委书记梁湘陪同，在天台上兴致勃勃地边走边看，走了一圈。
梁湘说：“深圳已经竣工与在建的高楼，我指的是十八层以上的高楼，已经有六十多座。”
小平不吱声，凝望着对面在建的一幢大楼，梁湘解释说：“这幢大楼叫做国贸大厦，要建成五十三层，它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我们采用先进的滑模技术施工，再加上工人都是没日没夜地干，三天就能建一层楼。”
小平笑了：“看见了，我都看清楚了。”他在天台上默默地站了二十来分钟，只说了这么一句话。但不久，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就传遍了全国。巧的是，到八年后的1992年春天，小平第二次来到这里，再次登临的就是他凝望过的那座国贸大厦。
下午5时许，小平从国商大厦下来，闻讯赶来的大批群众已经将大厦围个水泄不通，一见小平，人们爆发出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邓伯伯！”“邓伯伯！”特区人的真情和希望，感激和爱戴，全都凝聚和融会在那一声声呼唤之中。
小平在深圳看了三天，听了三天，但他恪守“暂不发表意见”的自我设限，话却不多。他访问了电脑公司和渔民新村，又视察了蛇口工业区和“海上世界”游乐中心，还为“海上世界”题写了船名。在渔民新村，当他听支部书记说村民收入达到四百三十九元时，陪同人员对小平说，这比您的工资还高哩！小平沉默了一下，开口说：要全国都达到这样水平，要一百年。梁湘说：不要那么长的时间吧？小平说：至少要七十年，到本世纪末，再加五十年，因为我国人口多。
1984年1月26日下午近3时，小平才登上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人们从他脸上的微笑解读出“满意”两个字，因为小平“暂不发表意见”有言在先，深圳的领导也没敢恳请他题个辞，留下些肯定和鼓励的话语。
梁广大后来认为，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前，广东的媒体很活跃，而且主流的声音是支持特区与改革开放的，这与北方的沉默产生的鲜明的对比。他知道那时谢非已经开始分管广东的媒体，这是他竭力主张的结果。梁广大本人和谢非一样，也是个旗帜鲜明的“特区歌德派”。
但当小平真的要到珠海时，梁广大甚至不敢去见小平。他对市委书记吴健民说：“小平同志这次来珠海，我想还是您出面主持接待吧。”
吴健民心里明白他想的是什么，也很客气地说：“还是你出面好。”梁广大想，这下死啦，我这个当市长的，拿什么向小平汇报？但他架不住吴健民态度坚决，两人推让了半天，他实在是推不过吴健民，只好硬着头皮出马。
“不过从此与小平结缘，也算因祸得福吧。”梁广大后来如是说。
1月26日下午，小平在杨尚昆、王震及广东省负责人的陪同下，从深圳乘船到了唐家军用码头。吴健民与梁广大都去迎接。
“欢迎邓书记到我们珠海！”与小平亲切握手当然是很高兴的事，梁广大对小平的称呼很特别，不叫小平同志，叫他邓书记，他文革前一直是总书记呀！在中国，可能只有梁广大这样称呼小平。但邓小平毫不介意，倒是认真把他看了一眼。
但小平一下船就遇到了难题：唐家码头到香洲只有一条泥泞的国防便道，实在是不好走，只好绕道金鼎进入中山的那洲、三乡，然后从上冲检查站再进入珠海。警卫一心想催促司机把车开快，但车子开得快一些就摇晃得厉害。
小平倒是没有什么，梁广大觉得小平一来就走这路，实在是叫人抬不起头来。看了珠海特区初具规模的市容，梁广大将小平一行领到了香洲毛纺厂，因为那是珠海当时仅有的几个外资企业之一。刚到这家企业，梁广大就后悔自己犯了官僚主义了。
原来他并没有到那家毛纺厂去实地看过，到了才知道原来这家厂污染得那么厉害：“进去后我就觉得喘不过气来，整个厂房柴油味直呛人，我没敢看小平呀，只偷偷看到省长梁灵光也给闷得够呛。”一想到这家厂居然设在珠海宾馆对面，梁市长的气更不打一处来。他恨恨地想，别看小平来看过你，等小平走了我一定要收拾你！
但小平却全然不顾厂里的气味与浮尘，看得非常仔细，而且向厂负责人问了很多问题。
接下来看的一家合资录音盒带厂，也叫梁广大觉得很没面子。这是一家来料加工企业，进厂的路都没有一条，只是一条土路。但小平毫不介意，依然看得很认真。对珠海的窘迫，小平没有表示出一点不快，始终兴致勃勃，精神饱满。
小平对特区的鼓励之心，梁广大是过了八年以后才体会到的。小平第二次南巡珠海时，珠海已今非昔比了，陪同的梁广大也志得意满，昂首挺胸。小平旧地重游时，冷不防来了一句：“这一带变化确实很大呀，上次来时，没有路，只有一座石头房。”
此话将梁广大吓了一跳。他想起，1984年时，这里确实没有路，泥路两边种的都是西洋菜和花生，一条麻石搭在路面横过的沟渠，就当桥了。小平当时什么也没有说，但他什么都记得。不错，这一带当时只有一座砖房，其它的都是铁皮顶的土坯房。
梁广大感动之处在于，小平什么样的厂子没见过？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但就珠海这个样，当年人家吃晚饭时一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辞，说实在话，那时的珠海好什么好呀？
梁广大说：“后来我算想明白了。小平看中的，是珠海人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好的是特区想要做一番大事，好的是他对特区前景的高瞻远瞩呀。”
小平兴致勃勃地在珠海看了一天，晚上在珠海宾馆吃饭。据梁广大说，那时的珠海宾馆条件也很差，连客人休息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将就让小平坐在大厅里的酸枝木长椅上休息。杨尚昆、王震、梁灵光及梁广大就围坐在小平身边。
就餐的地方只有一个大餐厅，连主宾席都没有一个专门地方摆，只好叫宾馆用个屏风临时挡一挡，胆大心细的梁广大多了个心眼，让人把文房四宝和宣纸摆设在屏风后面。那时小平还能喝茅台，随从人员并没有限制。但珠海实在太穷，只能找到一瓶茅台酒，给主宾席上了。
席间，见小平谈笑风生十分高兴，梁广大大着胆子说：“请邓书记为我们珠海题字吧。”
小平兴致很好：“好呀。”于是笔墨侍候，屏风也拉开了，大家都围了过来。小平对着宣纸说：“我写些什么好呢？”
大家都没有作声。此时梁广大斗胆说话了：“就题珠海经济特区好吧？”小平听了点点头，欣然命笔，一挥而就。梁广大认为小平给珠海题词，恰恰是因为看到珠海百业待兴的景象，他老人家印象太深了。他记得当车队摇摇晃晃地从泥泞道上驶过时，小平就对杨尚昆说：“看来特区不是收不收的问题，是放得不够的问题。”回到上海后他又说：“要大胆地闯，思想要再解放一些，步子要更快一些，胆子要再大一些。”
小平题完字后，梁广大对小平说：“邓书记呀，我这个人，就是有话直说。有人说特区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下一步怎么做？特区的干部是想做事的，是有雄心的。”
小平听了只是微笑地看着他刚题写好的题辞，没有说话。
三天后，当梁湘知道小平在珠海题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辞后，很为自己的小心谨慎后悔莫及。这些年来特区人如牛负重，一直被外界风风雨雨所困扰，如果小平为特区写下一句明确肯定的题辞，那对深圳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都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深圳市委急如星火派出接待处长张荣赶到广州，想方设法让小平给“补”写一个题辞。
邓小平第一次考察特区，后来一直被全国人民称之为“第一次南巡”，这个说法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说法而已，小平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有多次“南巡”。
邓小平的每一次南巡，都恰到好处地选择在敏感而微妙的关键时刻，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1984年1月的南巡，对特区建设者们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他老人家极力主张“不争论”，极力避免全党陷入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无休止的路线之争中，因而造成思想混乱，冲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但他并没有回避自己在惊涛骇浪中掌舵的责任，没有刻意地模糊自己在全党全国面前旗帜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南巡”不仅是调查研究，不仅是亮相，更是一种挺立潮头的表态。
在南巡之后，邓小平回到北京，对特区果然更“放”了，一下子开放了沿海十四个城市。他对特区工作再次作出要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他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他意犹未尽地说：厦门特区地方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要再多开放几个城市，要开发海南岛。
为此，中央在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工作座谈会，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梁广大也应邀参加。
对此次沿海十四城市开放的会议，梁广大觉得中央的态度仍然是坚决开放，但绝大多数沿海开放城市的当家人并未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仓促上阵，用计划经济那一套路数忙于应付。一些人的发言让梁广大听了非常失望：“我一听他们的发言，就觉得他们不是搞市场经济那一套的人。开放不能光靠上面恩赐，也许从改革开放实践中争来的政策才真有用，等到上面给政策的人，真给了他们也没有什么用的。后来我见到小平时敞开思想向他汇报，我说如果沿海城市按计划经济那一套去搞，不会有几个搞得好的。”
说说别人容易呀，最关键的还是搞好自己的事。梁广大决心在珠海闯开来干，不枉对小平称赞珠海的题词；还有就是下次小平再来，要有脸出面接待。小平该说的都说了，再干不好只能是愧对国人了。只是当时虽然口称特区，体制上却诸多束缚，使他放不开手脚。后来，还是谢非一语点醒梦中人，让他找准了在珠海大举改革的突破口。
5月4日，中央批准开放沿海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港口城市，令我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在这追寻高速发展和崛起新格局中，深圳充当了走在最前列的尖兵，珠海、厦门、汕头特区紧随其后，它们起着先锋示范作用。
1988年，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被划离广东，单独建省，成为了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特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