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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珠海走马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梁广大大声叫穷，而且牢骚满腹：“珠海也敢叫个市？什么都没有！”
梁广大上任时从南海县带了一个干部，算是有了个随从人员可供驱策。他还从南海县借了一部车，否则坐中巴去赴任，那也太给特区丢面子了吧？
到了珠海，梁广大手搭凉棚一看，果然这块起名儿叫做珠海市的地方见不到一辆新车，有那么几台轿车驶过，全是右方向盘的二手车，鬼鬼祟祟一副来历不明的样子。这样梁市长心理算是平衡了一些，不是不给我市长用车，是确实没有车用。
但出于面子问题，梁广大还是断然决定将座驾还给南海县，堂堂市长，哪能赖下一个县政府的车来用？后来特区政府还是给梁市长配了一台专车，还是皇冠呢，只不过仍然是二手车，也是右方向盘，车龄之高相当于人在八十岁左右。
有一天晚上，梁市长驱车去海边看市容（当时有市无容，只能说看地形比较合适），结果车逼近边防哨所时死火。死火的位置在水湾头，那时还是泥巴路，老爷车走起来相当费劲儿，颠了几颠就瘫了。梁广大要下车看看，当时司机就很紧张说：“不能下！这里晚上只能加速过去，不能下车的。”
梁广大有些恼火：“不下车这车子能动吗？我是市长我怕谁？”
司机吱吱唔唔地说：“开我们这种车子，边防军肯定怀疑啦。”果然，边防战士见到一辆来历不明车子趁夜色停在边界，端着枪向这边靠拢。
梁广大不想惹麻烦。于是他下来推车。但那车就是启动不了，累得他站在车边大口喘气。一战士过来用枪指着喝问：“你什么人？想干什么？”
梁广大心一横，丢人就丢人吧，干脆表明了身份：“我是珠海市长梁广大，你们还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过来帮推车！”
听说珠海市长的车在边界死火了，战士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端着枪围了过来，还凑到梁广大鼻子跟前仔细端详。梁广大知道人家信不过你是个市长，只好忍住气让战士看个明白。总算验明正身，战士们一起伸手出力，才把车推着了。
梁广大回到车上才大发脾气。
第二天就把车还给了市委书记吴健民：“这二手车我是不坐了，人家都弄不清你是干什么的。 真想不到，我们南海县，大队书记都有一手车开啦！”
也难怪，梁广大不仅动不动就将珠海与南海比，而且是与南海县的大队一级比，好像提了他两级，反而相当于将一个昔日贵族下放到了一个穷乡僻壤。国家当年给珠海特区的开办费只有两千七百万元，一年的全市财政收入不到一千万元，这更使梁广大感到十分沮丧：“这点儿钱，连南海县一个大队的产值数都不到。”
说怪话归说怪话，梁广大终于在珠海坚持下来。他先后任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广东省委常委兼珠海市委书记，一直到1998年离任，时间长达十六年，其中历经小平两次南巡。他是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中担任主要负责人时间最长的官员。
梁广大在珠海特区真正找到感觉，还是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后，此是后话。
1983年是个万事多变的年头。虽然特区的领导层还在不断地在改革的河道里摸索，不时地叫水呛一下，岸上看热闹的人中多有喝倒彩的，但只要将目光从特区的领导层放开去，你就能感觉得到特区每个角落里天天都在发生着新鲜事儿。这些民间的力量，也在某种程度上推着中国的特区前行。
这一天，深圳有一家嘉年印刷厂，是中外合资企业，算得上特区的元老级企业了，特区开办了四年，它在特区就亏损了四年。管理层当然为此很上火。香港老板对特区劳动服务公司派过来的工人感到特别别扭，因为他们只对劳动服务公司负责，个个端着铁饭碗，劳资关系没有按市场化的规则来定，终于有一天，老板发难了。有工人在车间里吹口哨，他不能容忍，与工人冲突起来，工人一句话让他较了真：“你以为这是在香港吗？”
老板忍无可忍，一定要炒口哨艺术家的鱿鱼。在车间里表演口哨艺术的工人也生气了：“你以为你是谁？想炒谁就炒谁？”
就这样双方闹开了，一直闹到了深圳市政府。市政府并没有站在工人一边，而是肯定了资方有权炒工人鱿鱼的办法。于是，这家工厂没让劳动服务公司搀和，与一百七十七名工人签定了劳动合同。劳资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得到了面对面的确认。第二年，嘉年印刷厂的产值翻了四番。
同一年，珠海市政府颁布《珠海市实行劳动合同制试行办法》，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一大批被固定工框架框死不能动弹的劳动力进入珠海市。他们原来是退伍兵、农场渔场及牧场的工人。只要您肯放弃所谓的铁饭碗，就可以到珠海就业。此后，珠海市劳动局干脆取消了固定工，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全员劳动合同制，这又是一个大胆的突破。
内地的旅客第一次到了珠海时，对那里的宾馆有点儿不太适应，在顾客坐着的时候服务员居然还站着！服务台的站着，餐厅的也站着，在他们印象中，中国的旅馆餐厅从来都是服务员坐着开票，旅客站着等候或者自己排队买票打饭的。
你一进门，居然有人替你开门、有人提行李；到餐厅一坐，还有人主动上来拉开椅子，端茶送水！阶级觉悟高的人拒绝并反感这种服务，都是阶级弟兄姐妹，你们这是做什么？
服务员上班不许坐着。这条规矩是1979年澳门商人吴福与珠海旅游公司经理容原辉坐在海边上签下的全国第一份中外合资合同里规定的。吴福也不想颠覆什么制度，他只不过是想完全按港澳酒店的模式经营珠海石景山旅游中心。采用香港式酒店管理办法的石景山酒店职工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居然放在保密的工资袋里，彼此都不知道别人一个月的浮动奖金有多少，却对自己为什么这个月多了，而上个月少了心知肚明。只不过石景山的服务员工资人均有一百五十元却传了出去，比梁广大市长高，是机关干部的两三倍呢。
当然有人不满，但也有支持者，他们说：“八小时上班你都站着，你愿意干，你也能拿一百五十元。”这一套全新的管理制度，使珠海石景山成了酒店业的“黄埔军校”，不仅出了很多酒店高级管理人材，更出了不少酒店的老板。
市场经济最核心的人际关系“顾客就是上帝”，这个理念就是从广东的合资酒店里带到全国的。这种服务意识，最早从酒店进入制造业、零售业，再进入全社会，当然，最终艰难地渗透进了政府机关，尽管那时的大门口多年以来就摆放着“为人民服务”的标语。
就在深圳出现第一例炒鱿鱼事件的同时，袁庚又在蛇口搞出了新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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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4月，深圳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主任袁庚在就职典礼上郑重宣布：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按新制度聘用各级领导干部并要接受群众监督，每年这个时候都要由群众投一次信任票，一半以上群众投了不信任票的视作不称职，要立即辞职。两年改选一次，坚决搬掉干部的“铁椅子”。这就是蛇口搞出来的所谓的“四月地震”。因此每到四月，蛇口无宁日矣。
第二年四月，袁庚召集了工业区全体干部三百余人进行了对以他为主任的管委会的第一次信任投票。他本人得到了一张不信任票。再一年，袁庚仍然以得票第一名当选第二届管委会主任，但有22.3%的职工没有投他的票。以后袁庚的得票率便逐年走低，虽然还在台上坐着，但有一年捞到了九十一张不信任票，一百六十九张不了解票，还有弃权票九十一张，总计有三百四十二人未投这位蛇口创始人的信任票。
袁庚事后对此评论说：“如果说我是蛇口权威，但权威正在面临挑战。说明蛇口人受到了民主的熏陶，人们有了当家人的权力，而且反对袁庚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这真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坚持下去，我们的社会风气就会改变，国家就会有希望。”
在蛇口工业区，此时停泊在岸边的一条法国旧邮轮正在被改造成中国第一座海上旅游中心，内部有酒店、的厅等服务娱乐设施。此时它正静静地泊在岸边，连袁庚也没有想到，它等来的第一个客人，是邓小平。小平1984年第一次南巡到深圳，下车说的第一段话是：“办特区是我提倡的，中央定的，办得怎么样，我要来看一看。”
在深圳“看”的时间内，他真的就是多看少说，甚至离开深圳也没有给题一个词。倒在珠海题了一条“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辞，这令深圳人更坐不住了，直派人追到广州去，托了小平家人再托小平的老战友，但小平再次三番地婉拒：“到了北京再题吧”。这不像是小平的性格。
为什么？深圳太特殊，是是非非也太多，一下子可能看不准，要有一个过程。后来，深圳市委派来求字的人求爷爷告奶奶，硬是一个人也求不成，只好赤膊上阵，他通过各种关系，在小平下榻的房间里铺上了纸砚，再三是请他题词。小平思索了几天，最后提笔凝思，在洁白的宣纸上写了一句：“深圳的发展和经济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完字后，深圳来人大喜过望，拿了题字连饭都不吃就想跑回深圳去。怕什么？怕小平反悔，把字要回去。可见深圳的人内心深处之忐忑。
直到第二次南巡，他才从理论上厘清了“姓社”还是“姓资”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期间又经历了八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小平二次南巡再度掀起了改革开放的热潮，但办特区的是是非非并未如谷牧所说的那样“划上句号”，深圳仍然时不时陷入争论之中。
如果当时要停下来，争出个是非曲直再办特区，那是不可能的，特区的合法性靠争论无法得到。
在高度集权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开放不容易，倡导真正的首创精神，更为艰难。如谢非所概括，广东的开放，放出了两件无价之宝：一件叫做首创精神，另一件叫做市场。
广东从任仲夷、林若、叶选平、谢非省级领导到地市县级干部，在中央放手、放权的鼓舞下，对广东的政治、经济运行体制作出了不少首创性的尝试。从1983年起，广东就陆续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取消，改为地级市。后在珠三角，基本上将所有地、市、县，全部改为市，有的由县级直接升格为地区级市，如东莞、中山。接着，又将所有的乡全部改为镇，到了九十年代，全省大多数县，都改为县级市，标志着广东向现代化、城镇化进程迈进了一大步。
在八十年代，广东改革开放还有一大举措，就是将农村原来的行政村全部“升格”为管理区，以前的村民小组，升为自然村。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基层的行政和经济组织，在广东这么“放”了一下，便由一万九千多个，一下子增长到十三万七千多个。对此，《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蒋亚平在一篇题为《广东发展印象》的文章中写道：这如同一种生命力扩张极强的细胞分裂。以前只是一种地理概念、几乎没有任何职权的自然村，转眼成为功能甚多的经济发展主体。不到两万个积极性，没费多大气力，只给了一个政策，便变成了十三万七千多个积极性。类似这样的一些放权，体现了广东省在指导经济工作时的一种基本思路：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和组织，成为有着自己独特责任和权限的主体，使他们能在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中，及时、积极、主动、负责、有效地行动。蒋亚平接着从从珠海西区的领头人钟华生从创办全国第一个农民渡假村起步，启动了珠海西区的大开发和大建设中，生发出感悟和慨叹：
“你不愿意被上级死死拴住，你就不应去死死拴住自己的下级；你愿意从上级那里拿到更多的权力，你就应该给你下级更多的权力。
这就是广东人无比珍视的、并且引以自豪的人的首创精神。”
正是这种首创精神，广东试验和开拓出很多“全国率先”，如集资修路、过境收费，集资办电、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把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竞争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用人制度改革。还有经济特区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体制改革。
蒋亚平经过认真的采访和考察，认为：广东在全国率先开放市场，闯出一条阳光大道。他写道：
“早在1980年，广东就迈开了人们称之为的‘勇敢的一步’，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到1985年，以前一百一十七种统派购和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只剩下五六种国家明文禁止的没有放开。
这是一个艰难困苦而又极为宝贵的开端。被产品经济下统制了几十年的社会，面临着市场，犹如对视着一个从山上窜下来的怪兽。
面对着呼啦啦窜起的价格，收入菲薄的城市居民愤怒了；在买难卖难的交替折腾下，农村居民困惑了；担心社会动乱和改革不配套，政府动摇了。
许多地方的价格改革在这种前所没有的纷乱中退了回去。广东没有，他们咬牙坚持了下来，并且很快从中发现了无穷的奥秘和魅力。
如果说，农产品市场是主动放出来的，那么，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市场则是逼着放出来的。
由于国家的投资重点一直不在这里，广东的企业，大部分只是不被列入国家计划的地方国营、集体、乡镇、三资、联户和私人企业。在传统的产品经济体制下，他们的产品国家不包销，原材料供应国家不保证。用通行的话说，是‘放养’的，不是‘圈养’的。
这正好是广东的幸运。在‘圈’外的那片宽阔的草原上，这些被产品经济视为非嫡出、甚至是私生子的企业，栉风沐雨，跌打滚爬，竟造就出一副强健的肌体和品格。昔日倍受争议、不得重视的杂牌军，已经变成装备精良、能征善战、所向披靡的强大粤军兵团。
没有市场，便没有这一切。”
在80年代，中国政坛乃至全社会都流传着广东人搞发展的一大窍门，那就是：“绿灯亮时赶快走，红灯一亮绕道走。”
蒋亚平认为广东人发展经济，有一套朴实管用的理论，但这一套“闯红灯”论却往往被人非议。他追根溯源问过许多广东党政要人，他们大都否认广东胆大包天竟然敢闯“红灯”，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和压力。
蒋亚平最终了解到的准确版本是：绿灯亮了赶快走，红灯亮了绕着走，没有灯时尽管走。但他就此采访任仲夷时，任仲夷却不正面对答，反而向他阐述了用以指导广东改革的另一种说法：“变压器论”。
任仲夷说：总发电厂在北京，负责向全国各地送电。中央就是这样一个总发电厂，她的有关方针政策就是这一发电厂发出来的电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电压有高有低，地方的机器又千差万别。比方说，电压很标准，220伏，但是，电饭煲是110伏的，不变压，机器就烧坏了。所以，各地的领导部门的作用就应当像一台不同功率的变压器，在电压稳定、同本地情况一致时，把总发电厂的电流通畅地送到各台机器上；反之，则要根据本地的设备等情况，把电压控制到一定点上，并使其保持稳定。以保证当地机器正常、高效率地运转。
任仲夷睿智的比喻令蒋亚平拍案叫绝。他认为，任仲夷这一“变压器论”的实践结果，令广东地市县各级领导机构成为许多大大小小的变电站、变压器，形成了一个广泛强大的调剂电压、稳定电压的变电网络。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网络，广东才能赢得长期的经济稳定高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