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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是广东的特区特别难受的一年。尽管特区条例是人大定的，中央连发了几个搞好特区的文件，但社会舆论及主流话语却站在特区的对立面上。

诚如谷牧事后回忆说：“全国各地的非议之词，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

这种逆境一直延续到1984年春小平第一次南巡。用谷牧的话说：“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划上了句号。”

1982年《人民日报》1月26日报道了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关于加强计划经济工作的座谈会。座谈是中央领导人召集国家计委的几位负责同志召开的。一位中央领导人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今天要讲的是怎样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问题。我们国家是计划经济，工业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仍然要以计划经济为主，我们办企业更要加强计划性，现在我们有些地方不那么讲究这些问题。”

这位中央领导人又说：“国家搞计划要有轻有重，有先有后。只要我们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干，经济就发展得快；如果急于求成，经济就发展得慢。”

这边厢，强调在全国要加强计划经济，那边厢，“不那么讲究这些问题”的“有些地方”正在困惑、混乱与迷茫中对市场经济进行艰难的摸索。

年初，谷牧到珠海特区召开听取广东省的省市领导汇报，汇报过程涉及的种种问题，就可以看出他们摸着石头过河时的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的情景。据珠海特区市委书记吴健民的汇报，香港方面有些大老板并不赞成我方引进香港资金大规模地搞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对毗邻的特区要办成工业基地持保留态度，因为害怕在某种程度上取代香港的工业中心地位。

对此谷牧的意见很明确：“他们不了解，我们不这样搞，自己没钱把基础工程搞起来。现在像你们这样搞好处很明显，搞基础工程不用花自己的钱。如果基础工程不搞起来，人家就不来了。”最后达成的共识是，办特区要以我为主，无论外商喜欢办什么或不喜欢办什么，都要按我方的统一规划办。

当中央下发打击走私的《紧急通知》后，首当其冲的是特区的进出口贸易与对外经济活动。由于特区的部分对外贸易是在体制外进行的，因此也受到牵连。谷牧因此警告特区方面，有的省份已经把特区告到中央，说特区的手伸得很长。

特区为了组织出口货源，到内地一些省份去，以高于国家外贸部门的收购价收购出口商品。用谷牧的话说就是：“你们帮他们卖了东西，他们还揭发你们。”可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表面上看是引发路线之争，但驱动争论的却是利益再分配带来的纠纷，这更使转轨带来的摩擦复杂化。

出口如此，进口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被认为与走私有连带关系。特区用自有外汇进口的一些车辆与电器，卖到了内地，也被人告了，不是走私，就是偷税漏税。

好在谷牧开明，他对此的说法是：“以后会给你们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关了后门要开前门，不会抓你们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后不干就好了嘛。”

广东的干部听了这番话如释重负，好容易喘出一口气来。不过这口吻怎么听怎么像警告一帮乱臣贼子，而不是讨论特区如何按市场经济方式打开外贸局面。最后的结果，是特区在重压下向计划经济妥协。

当特区要求执行中央（1981）27号文件中关于“特区可接受各省市区委托经营计划外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时，加上了“由所在省的主管部门委托，经省领导批准”的限制。这个限制其实是计划经济在外贸部门变本加厉的复归。就是说特区受了委托到某地去收购用于出口的农副产品，还要得到当地省一级领导的批准，这生意如何做？

因此广东省领导当场表态，放弃广东省对外地的进出口代理权，这项权益，只是由特区享受。

为此谷牧还是唯恐出事，不得不谆谆嘱咐：“得有一条，要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出口）产品是计划外的，由外省主管部门委托，经省领导批准的，特区可以代理出口；还有一条，收购的价格，比国家牌价高很多，这不行，要注意改。”

出口如是，进口货的处理也是如同处理走私货。当时珠海等地经批准进口了一批商品及物资，为避嫌不敢再到内地去卖，只好货存积压。广东省领导小心翼翼地请示，其中一部分东西能否在省内销。谷牧很开明地说：“现在是暂时冻结嘛，要研究一个办法，总是要处理的，不能烧掉嘛。但不能再到内地卖，可以在省内处理。”

吴南生一听赶快找台阶下：“这事不要再找总理啦，就在省内处理啦——”

有副总理出席的汇报会，就这些“计划外”的琐事费尽心思，可见当时的特区日子实在是不好过，风声鹤唳，如临大敌。

吴南生等人，手里拿着《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满脸委屈，但也是私底与发发牢骚，并不敢公开叫屈。倒是境外开明人士，敢于站出来痛斥“租界论”。

就在1982年上半年的一次特区工作座谈会上，庄世平再次挺身而出，慷慨发言，为特区辩护：“首先，经济特区会不会变成殖民地？这是一个关系到特区性质、发展前途以及特定特区经济政策的出发点的大问题。我们认为，特区是不是殖民地，首先要看特区的政权掌握在谁手里，是哪一个性质的政权？我们深圳特区的梁湘市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政府任命的，我们特区的一些法令、法律，尽管有些地方与内地不一样，但都是我们自己制定的，决不是过去帝国主义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一样的东西。”

 

54

广东的特区如火如荼之际，也是冷箭射来之时。

实际上，对深圳等特区的批评指责，来自官方的声音到比来自民间的要晚两年。一些老革命及老游击战士，几十年从艰苦日子中苦熬过来，他们满怀着深厚的革命情感，对外商带到特区来的那一整套东西看不顺眼，对资本与市场充满莫名的恐惧，特区官员们对外商们以礼相待、优厚有加更令他们痛心疾首，他们带着惶恐困惑的目光看特区自不待言，而从理论上对深圳等特区横加指责的，恰恰是当时刚刚脱下臭老九帽子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他们与老革命们不大一样，自一开始就从理论上给深圳等特区定性，其看问题的出发点不是看特区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要解剖特区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

有人认为，“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走私的主要通道”、旧中国上海的租界。

当时大多理论精英和主流媒体的对特区保持着沉默，京城的理论界在此时几乎集体失语，社科界权威们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显得有点猝不及防，没有适时和响亮地喊出自己具有独立思考价值的理论判断。

我们现在看不到在特区草创到开发的1979——1982年间，中国的有多少经济学家、社会学者们出来为特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学识与勇气。由于主流声音的沉默及反对，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外宾时不得不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对办特区）采取怀疑态度，香港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

直到质疑和责难的声音铺天盖地以后，京城理论界才响起马洪、蒋一苇等人坚定支持开放、支持特区的黄钟大吕。

特区一时间风雨交加，是非莫辨，真是风雨特区，是非特区。

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多年。1981年底到次年初，有一个来头不小的调查组到四个特区走了一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在开头用了九十个字对特区进行了原则上的肯定，然后则列举了特区建设中一系列“严重问题”。如：

引进外资和设备有很大的盲目性；

同外商打交道吃亏上当的情况还很严重；

引进企业的职工所得太多（月平均为一百五十元，少数人高达三五百元）；

经济管理相当混乱；

当然，这都是鸡毛蒜皮的罗织，是为下面的罪状作铺垫的，那就是：“经济特区成了走私贩运的通道，不法外商与特区与非特区的一些企业勾结，进行违法活动，1980年，仅广东海关就查获走私案件511起，价值2471万元；1981年1至11月，查获1221起，价值2321万元，其中不少是特区海关查获的。”

这个报告玩了个障眼法。广东海岸线为四千三百一十四公里，从理论上说任何一段海岸线都可能成为走私者的通道。而三个特区所辖海岸线，只为其中几个点，当时大部分还是人迹罕至的荒滩。中国海关自清明起就在广东设关缉拿走私，他们的成绩，居然成了特区的罪状。

报告矛头一转点向实质性问题：“引进外资成片开发，要警惕有形成变相租界的危险。”这份调查报告最后是这样描述特区的：“在经济特区，外资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入，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加紧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这份调查报告被附以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道发往全国。

这就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特区人不过是胆大妄为的一伙，把特区搞得乱七八糟，必须把特区的乱象和危险昭示全国，最好让它顶风臭十里，以免各地效尤。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媒体上将特区影射为租界的文章出自租界的老巢上海。可能是受喜欢重温旧上海之梦的海派作家和影视作品的熏陶，旧上海在一般人眼中总是显得温情脉脉，而租界的生活气息是他们生长出温情和优越感的渊薮，是上海旧贵族、小资、“布波”优雅仪态和生活的温床。

上海之开埠及成为亚洲最大的都市，与租界的存在不无关系，但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只能在潜意识中咀嚼昔日的薰风，因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租界早成了罪恶的化身。

1982年3月29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对上海租界的由来的叙述，基本是客观的，文章提示了两个问题，一是租界是由帝国主义者直接统治的，二是租界是对国人奴役与剥削的场所。这两个问题影射的都是当年门户开放的要害，一是主权沦落，二是祸国殃民。

如果单说这篇文章，不在特定场合引用比附的话并无什么大问题，紧接着1982年4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痛哉！租地章程》，就有直接影射攻击特区条例之嫌了。这篇文章与第一篇不同，抛掉了貌似公允客观的面具，一付痛心疾首捶胸顿足的模样，好像再放任卖国者搞下去，就会国将不国。此文回忆与解读了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朝地方官员订立《租地章程》的过程，因此“至今令人无限沉痛”。

文章认为：“历次《租地章程》所规定的种种租界特权，记录着上海从一个普通的通商口岸沦为半殖民地畸形城市的变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它的后果是惨痛的。”文章还引用了一位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的说法：“上海已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许多人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

文章最后总结说：“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与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与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

这两篇回忆租界由来及形成的文章如同配制炸药的芒硝或硫磺，它们自身倒没有什么危险性，但一旦与其它成份混合在一起，则有可能产生极大的破坏力。

试想，这两篇文章与那个调查组关于特区的调查报告一起发下去，那么不是帝国主义者在新中国找到一块地方借尸还魂又是什么？当然，这一套靠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弄成的组合拳，没有也不可能提到旧中国的租界与特区最大的区别，是后者主权在我手，党的领导在特区起着关健的作用，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大通过的经济特区管理条例，是特区行政的法律依据。

后来连香港的媒体都看不过眼，纷纷起来为特区辩护。

就在中央决定下发打击走私的文件时，有领导人就向谷牧提议说：“我看呀，在打击走私文件下发时，要附上一份材料。”

谷牧问：“什么材料？”

对方将手中的材料一晃：“就是它，题目叫做《上海租界的由来》。”

谷牧一时没话可说，这篇文章他看过的，本来决定不去睬他，但有人要求与到广东打走私的材料一起发，这就是要将芒硝与硫磺往一起搀和了。谷牧忍住气说：“打走私就是打走私，跟上海的旧租界怎么能扯到一块儿呢？”

对方一看谷牧态度是不合作的，也没有正面回答谷牧的问题，只是讷讷地说：“那时的上海道台就是糊涂啊，居然搞出个上海租界来。”

谷牧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马上将这个话茬儿堵了回去：“这么说不太对吧，如果只是道台糊涂，那么清王朝把那个道台撤了不就得了？依我看呀，旧中国上海的租界问题，首先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谷牧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特区与租界，最关键的区别，就是主权问题。但对方并没有再接招，没有解释这个问题，只是坚持说：“还是附上这份材料，有好处。”

谷牧哼了一声说：“我看没有什么好处。”

对此他也不想再争论，毕竟都是老朋友、老革命，碰到新问题，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在所难免。但是问题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谷牧想息事宁人，但反对特区的同志们却不能善罢甘休。

特区最大的威胁是要搞市场经济，这就捅着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深圳人天真之处在于，他们一个劲地向前冲，总认为干出实绩来，可以有助于舒缓压力澄清事实，但恰恰是特区上得太猛了，对内地的冲击力太凶了，使计划经济相形见绌，眼下各省区纷纷向中央要求多给他们一些市场调节，就是特区给闹的。因而特区在一些人眼中更加不能容忍，后来广东干部中流行一句话叫做：“做多错多”，看来不无道理。

果然，1982年春节刚过，特区接到一份《情况通报》，这是来自北京的“吹风”材料，上面都是国家领导人对大势的分析及大局的指导。这份通报说：“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计划经济的观点还是要宣传，想摆脱计划经济的倾向值得注意。”

一看便知，这是有份量的大人物的原话。

深圳人唯一的护身符，就剩下《经济特区管理条例》了。他们还死拉住中央41号文件中那句“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不放，但这些话也既不是金科玉律更不是救命稻草。人家一句“特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就足以将特区打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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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此次打走私与广东挂钩后，广东的形象立即被妖魔化。广东的改革开放势头被十分有效的扼制，广东给全国的印象，是那里是一个资本主义泛滥的地方；在不少外省人眼中：广东人说话怪里怪气、体形瘦小干枯，高颧骨、深眼眶、长头发，身穿自认为新潮但看上去总也不合身的衣服，因此被视为异类一点不过份。

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向北部各省区跑的广东人都是一些小商贩，他们在忙两件事，一是到外地采购农副产品，二是倒腾从境外进来的俏货。

广东小贩们也有自己的优越感，他们热衷于将自己打扮成港澳客的模样，外省人把广东贩子称为二香港。不过二香港们手中卖的东西倒是很新潮，这更增加了外省人对老广的反感：拎着花花绿绿的袋子，里头装着些来路不明的电器服装、手表与眼镜什么的，鬼鬼祟祟地拿出来炫耀。那些手表漂亮得叫人眼晕，不过走了三天就可能停摆；他们卖的磁带里尽是些邓丽君之类的靡靡之音。他们圆溜溜的眼睛四处撒眸，很多当地人根本不想要的东西他们都可能会买走，你永远闹不清他们弄去派什么用场。最讨厌的是什么地方来了广东贩子，那里的副食品价格立即见涨，更加短缺。

当时正经过日子的中国公民，对资本主义保持着足够警惕。他们与广东人不同，几十年的与世隔绝，使他们对境外的人的所有印象都来自电影里那种意识形态漫画式的造型。

如果说对海外同胞与国际友人还要讲点礼仪的话，那么对来自广东的二鬼子二香港，却完全可以省却这种客气。因此广东人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不仅是官方对广东人没有好感，而是在百姓之间就弥漫着对广东人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这里面夹杂着鄙视、歧视、漠视甚至是仇视。

如果广东人到了河南下车，那可等好儿瞧吧，河南各大车站规定要对怀疑是广东来的旅客进行搜身。

到了北京，广东人一般不敢开口说话，皇城根儿的人要知道你是小老广，人家都懒得睬你，光给你吃白眼儿那眼神，就能把你臊死。在北京车站（含全国一些主要大站），广东人上下车要走专用通道，别以为那是厚待你，一是革命群众们不屑与之为伍，二是你们的行李，要经过开箱翻包的专门检查，你们老广，不是走私干嘛来了？有的车站，甚至要广东旅客将他们所携带的全部行李出示报关单，真就不拿你老广当自己人看待了。

在首都的舞台上，大凡坑蒙拐骗的、投机倒把的、见钱眼开的、见利忘义的，全都说广东话或者是广味普通话。

究其原因，对广东人的歧视中，几十年来都搀杂着一种意识形态及泛道德化批判。这种东西已经深深地烙在国人的潜意识当中，形成了一种对广东人的岐视情结。

歧视归歧视，但绝对不能阻碍到达深圳特区的访客潮水般涌向边陲小镇沙头角中英街，那几乎成了凡到深圳必去的 “朝圣”之地。香港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的商品在小镇充分展示，让国人眼界大开之余可以顺手采购成大包小包带回家去，这可不是走私，而是合理合法的交易，因为凡进入沙头角的人，都是办理了“特许边防证”的。深圳人叫做“沙头角证”，那时深圳人的待客之道，最高礼遇就是替你办一个“沙头角证”。因此，到访深圳的客人，不管他是特区的热烈拥护者，还是心怀不满甚至专门想抓特区小辫子大辫子的人们，无不热切地希望拿到一张这样的“沙头角证”，商品经济和资本在这个小小的村镇中施展魔力，令形形色色、不同立场、不同信仰的人们搁置争论和分歧前来顶礼膜拜。

沙头角原本是宝安县一条小村落，1898年英国人从大清政府手中强占九龙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域时，把村中一条小街以中间线为界一划两半，一半归港英政府，一半仍属中国管辖，所以叫做中英街。因为此地特殊，传统上双方都将其列为禁区。抗战时日军占领香港，这里成了我东江纵队的游击区和后勤补给基地，改革开放后深圳成为特区，来访客人多了，精明的沙头角人家家户户将住家改造成铺面，做起了港货与中国出口商品的生意，花枝招展、物美价廉的商品展现了市场经济的无限魅力，一时间，货如轮转，沙头角人大发其财，这里成为南中国的大卖场，成为深圳特区最能吸引南北客人的耀眼亮点，每天要接待几万前来购买港货的内地客人，边防军人不停地查验证件盖章直致手软。

商品不仅具有吸引芸芸众生的魔力，而且会引发变革的力量。到了九十年代，当深圳奇迹般崛起，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似的遍布这个与香港一河之隔的“一夜城”，各个商场同样充斥着具有魔力的商品时，沙头角无可避免地沉寂了，人们不再朝圣般涌到那个小镇，它一下子变得平淡无奇。

轮到深圳，这个高楼林立的魅力都市，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下，用十几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须用上千年、几百年的崛起历程，骄傲地成为全世界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