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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对外开放不久的广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了走私贩私的浪潮。广东海丰县走私更为严重，县委书记王仲和县委负责人叶妈坎成了走私、放私的要犯。
中央对此非常重视，并于1982年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斗争。在这一重要时刻， 任仲夷搞了很多调查研究，此时谢非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谢非作为任仲夷的“幕僚长”，给了一把手任仲夷很多帮助，谢非本人作为晚辈和后任，也从任仲夷身上获益良多。任仲夷审时度势，在广东省委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但广东省委重视反走私和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工作，并未减轻上头的责难和压力，反而成了某些人“侧击”特区和改革开放大局的理由和借口。一时间，风雨交加，大有否定广东全盘工作，否定特区建设之势。
在习仲勋刚刚交班之时，广东改革开放的势头能否顶得住第一轮大的冲击，任仲夷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而他之所以能够坚持广东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出了不少继续创新的思想，在于他甫一就任，就摸准了广东的真实情况与广东的民心所向，并且顶住压力向中央反映了广东的真实情况。而广东省委的资深领导人认为，谢非在此时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海丰这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东南沿海走私犯罪的重要通道，其境内出现走私案，与特区的设立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同当年并没有特区，这里也曾大刮逃港风一样。
改革开放之初，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就犯了错误，头脑糊里糊涂，自认为放纵几个走私犯可以搞活一下地方经济，因此对抓到的走私犯采取了没收货物、罚而不刑的态度，他个人手脚也不干净，但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而是放纵下属将走私货物以半官方渠道拿出去卖掉。
海丰卖出去的多为走私入境的水货，最大量的如收录机与手表等，一时间海丰走私“靓货”成行成市。当时走私进来的东西，多为内地人没见过的日本家电和港产冒牌的瑞士手表，其物美价廉给内地消费者带来的冲击与震惊，是现在人们所无法想象的。
海丰官员叶妈坎是个交游甚广之人，此时飘飘然到胆大包天，因为很多“上面”来的和各省来的官员都向他要水货，为了满足自己和“朋友”的贪欲，也为了讨好“权贵”，他甚至亲自驾船出海收取私货。于是海丰走私的虽然总货值不大，却落得个了个名声在外。报应终于来了，海丰卖走私货的问题被揭露后，有人将此当作广东和特区的一大“把柄”，抓住不放。
王仲、叶妈坎出事后，广东省委仍然将其作为局部问题处置，这不是说广东省对走私问题不重视，任仲夷抓反走私从不手软。但很多人没想到王仲会被判处死刑。
这个来自高层的判决给广东地方干部的震动极大，来自改革开放一线的领导干部均感到这个判决大有来头，令人人头上觉得冷嗖嗖的如悬了一把达摩克得斯利剑。毕竟王仲要负的是领导责任，罪不可脱。
很多广东干部私下里议论纷纷，于是任仲夷向中央力陈：王仲此人能否不杀？一杀就恐怕会有人借题发挥，将此事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但是，在严厉打击走私的雷霆之下，王仲还是掉了脑袋。如今回过头来看，广东干部在走私问题上出了事的，改革开放以前有，现在也有，但像王仲一样为走私放私手表录音机之事掉了脑袋，还较罕见。
走私问题，是国际贸易出现以来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除了毒品与武器等违禁品走私外，一般货物走私，还是属于税制安排下产生的衍生物。
如上所述，广东的走私在通关以来就存在，清朝有，民国有，建国以后一直有，文革中极左派当道时当然也有。它与广东的沿海开放没有关系。马克思认为只要在贸易中存在价格差，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就可能有利润，同时也就存在走私。
因此换一个角度看，只要有关税壁垒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管制就会有走私，它们同样是制度衍生的产物，没有倒是不正常的。王仲并没有将太多走私收入装入个人腰包，袋子里倒是有一些“上面”来人要走私手表及录音机的条子。
这个问题，省委及主要负责人是相当清楚的，因此广东省委企图对王案处理意见表示异议，但此举差点令任仲夷本人惹火烧身。
有人就是要抓住此事来刹一下广东的气焰，任仲夷到北京去做检讨回来后，在珠岛宾馆开会传达中央对海丰走私事件的处理意见，在门口他遇见了阴沉着脸的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他刚到广东，对这个“梁胆大”就很有印象，因此他特意过去问：“广大呀，你对海丰的事怎么看？”
梁广大也不忌讳，他快人快语地说：“我觉得今天开这个会，是杀气腾腾大有来头呀，这样下去，只能是个个提心吊胆，你这个会，也不可能开得好，没有人再会讲真话。”
任仲夷沉吟了一下说：“杀气腾腾不好，还是热气腾腾好。”
任仲夷此时压力也很大，他的前任习仲勋曾为广东向国家领导人要权，（习仲勋向华国锋说的那句名言：广东如果是一个国家，早就搞上去了），谷牧甚至用调侃的口吻说搞特区就应该是个“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他任仲夷抓特区起码应该用的是“国王”或“总统”的权力。现在中央刚刚向广东放了一点权，出了点局部问题，有人就要杀气腾腾兴师问罪，这其中是否有内在联系？
任仲夷可是个有勇有谋的硬汉子，既然挑起了广东的千钧重担，他就横下一条心把它挑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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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要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有新华社记者给中央写了内参， “参本”认为，广东有些地方领导把走私当成发展经济的门路。这样一来，原来走私是不法分子所为，变成了某些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冲突，这个政治影响就坏了。
据当时刚刚到广东就任不久的梁灵光回忆：“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后，据说有人当场大发脾气，中央就下发了一份17号文（即紧急通知），同时将广东福建两省的常委全部调到北京开会。”
2月11日至13日，中央有关机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等广东党政负责人共十九人，都要到北京开这个会。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被叫去“办学习班”，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与前不久召开的两省及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气氛有如天渊之别，只是针对对象（尤其是对广东）如出一辙。会议气氛非常严肃，会议上发的都是反走私的文件，当然还配有《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是广东领导人第一次拜读这份大作。
本来广东领导人集体受命到北京办一个“反走私的学习班”，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没面子的问题，再要他们学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更使他们看了后觉得一愣一愣的，这是怎么了？有苦说不出，只能私下里议论，这可是令人费解的事儿呢。还是用梁灵光事后回忆的话说：“这份资料很有意思，中国有句老话，这分明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嘛，这分明就是在影射广东在搞新租界嘛。这说明当时很多干部的思想观念都转不过弯来。”
任仲夷对此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如今面对《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此类小动作，他大度地一笑了之。
任仲夷虽然刚到广东不久，但他对广东民情与干部的基本思想情绪还是很了解的，此时，他挺身而出站出来为广东说了一番实事求是的公道话。
任仲夷自从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在历次反右、反右倾斗争中都被人非议，相同的特点都是被戴着“左”的有色眼镜的同志们认定是“与右划不清界限”。其实，他一直都自觉地充当一名反“左”斗士，与当时党内“左”的思潮作毫不妥协的斗争。
如前文所述，建国初期，任仲夷就被错误地从大连被调到更偏远的松江省，备受打击。
他在反右派斗争中与四清工作中再次“站错队”，不仅想“保”那时的“右”派们，而且竟“糊涂”到自认为刘少奇同志是个左倾分子。
他看了刘少奇搞的“桃园经验”后十分不满，认为将社员养的几只鸡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处理，这是左得可笑。因此在毛泽东搞“二十三条”批评刘少奇时，他兴奋了一阵子，认为这下总算可以纠正一下刘少奇的“左倾错误”。
谁知“二十三条”一出来，任仲夷傻眼了：刘少奇不是左倾的问题，而是右倾！“二十三条”比刘少奇那一套更左！自然，文化大革命一来，他就被揪了出来，罪名是“哈尔滨最大的右派”，现在流传极广的那张文革揪斗走资派大搞“喷气式”残酷斗争的最具代表性图片中，戴着五尺高帽子挨斗的人就是任仲夷。
任仲夷在压力面前依然旗帜鲜明，他在座谈会上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划清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
在这次会议上，任仲夷依然提出：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
此时香港的报纸纷纷发表捕风捉影的报道，将当时的形势解析为广东特区与开放政策的失败。当时广东领导人的一时有如泰山压顶，压力大增。
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是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对此会议精神，任仲夷没有传达。不久之后，任仲夷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加起来就是“三个坚定不移”。任仲夷还提出了二十四字方针，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仲夷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打来电话说，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还是请任老到北京一趟。任仲夷再度被召到北京补课。广东的干部把他的这件事叫做“二进宫”。
第二天，任仲夷和刘田夫再度赴京，任仲夷向中央写了唯一一次检讨，这是他有生以来唯一次向中央递交的检讨。任仲夷“二进宫”后从北京低调地回到了广州，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这个历来反左最勇猛的人并不是不知进退的愣头青，他想出迂回一招。他找到梁灵光说：“我们搞的常委会议纪要，既然很多厅局级干部都思想不通，是否暂时停一停收一收吧！” 任仲夷指的常委会议纪要，是指针对广东内部对改革的阻力所下的药方。原来梁灵光到广州后不久，遵照小平说的解放思想的要求，组织了一批省市部门负责人对经济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此活动搞了一个半月，拿出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认为要将广东改革开放搞深入，关键是省直机关要向地方放权让利。广东的权威部门与中央一样，只要改革改到自己头上，总是有些舍不得权力的。为了消除阻力，省委常委会专门召开了两天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份报告并签发了下去。但省里相当一部份厅局就是按兵不动。宣称按照惯例，他们一定要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联发红头文件才能执行。
梁灵光知道任仲夷有难处，暂退一步也不失为权宜之计，也就同意“收一收”了。
梁灵光事后说：“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托词，改革开放让他们让点利，要下放一些权力，他们思想不通。连厅局都不听省委的话了，改革怎么搞？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转变观念，改革真是难上加难！
广东面对的寒流立即在群众中有了反映。任仲夷一招迂回之计，居然却被人理解为他想打退堂鼓！此时不少人也在给省委施加压力，但这是另一方面的压力：群众依然要求改革，向往开放。下面有顺口溜流传，也传到了省委领导们的耳朵里：（广东现在是）“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
梁灵光听到这个民谣，觉得气可鼓而不可泄，于是又找任仲夷商量说，这是对改革没了信心，你在讲话时最好提一提。
任仲夷口才了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就把这首民谣给改了，他说：“我们广东，是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
说到做到，任仲夷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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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政南粤期间，任仲夷在全国不断扔出“重磅炸弹”，也用自己的施政为改革开放勇闯“雷区”，充当了一个扛炸药包、趟“地雷阵”的敢死队长的角色，赢得了全国改革家们的尊敬，也令广东成为全国关注的改革开放热点和仿效的样板。
例如：在全国率先发展个体经济——任仲夷到广东之后遇到了无数难题，其中比较棘手的是个体经济问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两个，但当时广东的个体户已经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像南海县，在梁广大的鼓励下，个体工商户雇佣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都有。他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出发，认为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任仲夷也很苦恼，当时就要求广东社科界研究。
经济学家郑炎潮当时是一个大学研究生，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是不可阻挡。但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郑炎潮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但叫什么呢？郑炎潮将毕业论文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的一章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仲夷。 看到郑炎潮的论文，任仲夷十分赞赏他的理论探索勇气，亲自约见了郑炎潮。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约见一个在校研究生谈理论问题，这在广东是破天荒的第一回。任仲夷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个体经济还怎么发展？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在他主持下，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要求，对发展个体和民营经济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活经济，为全国先行一步作出非常重要而且宝贵的探索。
二十多年过去了，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市场经济大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的位青年叫容志仁，靠卖学生早餐——肠粉起家，因勤劳致富，成为一个连锁店店主，也成为创办个体经济的风云人物，被任仲夷多次赞扬和接见，近年来不断被各电视台邀请为嘉宾，在荧屏上讲述任仲夷热情而坚定支持鼓励他艰苦创业、发家致富的故事。
又例如：勇闯物价关。这是牵动千家万户亿万人心，又极具危险性的大事，也是打破计划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首要关键。没有坚毅勇敢又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是绝对不敢碰的。但任仲夷就是横下一条心，无畏地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闯过来了。
时至1981年上半年，广东老百姓上街购物，还得用四十六种票，买肉要票，鱼要票，香烟也要票，肥皂也要票，甚至火柴也要票， 任仲夷和广东省委经过周密部署，遵循“放调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的方针，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在全国率先进行物价改革，按价值规律办事，放开猪、蛋、鱼、菜的统一购销。只用一两年工夫，广州空荡荡的商店货架忽然之间琳琅满目，人民群众轻飘飘的米袋菜篮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市场活跃起来，广州顿时成为全国人民的“购物天堂”。
再例如：开放内地游港。
1983年11月15日，第一批“香港游”从广州出发到香港，改变了过去长期限制内地居民走出境外、接触外面世界的情况。广东人从过去的冒着生命危险“逃港”到以旅游者身份到香港消费，只有短短几年。这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次正式打开门户，让成批国人有组织地自由地进出境内外，具有开启先河的意义。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经常面临不少无端的指责。当时“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甚嚣尘上。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再次理直气壮地指出 :“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他主政的广东，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堡垒发起了一次次攻关。外贸改革，突破独家经营，打破大锅饭。工交改革，突出在“包”上做文章，把相当部份经济决定权下放到企业。
任仲夷认识到单靠财政拨款搞建设不可行，必须改革投资体制，用“以电养电”、“以路养路”、“以桥养桥”等办法集资搞建设。1981年，省交通主管部门向外商集资一亿五千万港元，并自筹资金八千万元人民币，将广深线的两个渡口和广珠线的四个渡口改渡为桥，通过收取车辆通行费来偿还贷款。1984年1月1日，全国铁路系统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广深铁路公司成立，从此突破了传统建制模式，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全面发展的经济承包的管理体制。
窗口门户打开了，南风除来，新鲜空气令国人精神一振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恐慌：苍蝇蚊子钻进来怎么办？特别是当时令很多革命者担忧的“和平演变”和“改变颜色”的大是大非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渴望改变又担心犯错误的人们。
80年代初期，有些歌舞演员开始时兴手持话筒在台上边走边唱，立刻招致强烈非议，不少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台风”。有人向任老请示怎么定性，任仲夷反问:“马克思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请示的人说不出来。任仲夷说：“是啊，共产党的创始人从来没有讲过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嘛！共产党的省委不该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这是该由导演管的事！”为了倡导思想开放，任仲夷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
有任仲夷挂帅，广东改革开放的决心大、脚跟稳，安然渡过一个又一个风浪和危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任仲夷领导广东和特区的工作，一直坚决支持和给予高度评价。早在1983年，前来视察的胡耀邦就当面表扬任仲夷和广东省委：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干部是努力的。有什么压力没有？应当心情愉快嘛。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
任仲夷当即谦虚地表示：过奖啦，我们不敢当。而一旁的搭档刘田夫即刻回应：我赞同耀邦同志的评价。
在1985年，谷牧深情地回顾了创办特区几年来的工作，他说：……深圳从过去的一个荒凉的边陲小镇，变成现在这样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这很不简单。这不是吹出来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美国有评论说，深圳是“一夜城市”，是“一个晚上突然冒出来的城市”。这次会上也有的同志反映，外国人说深圳“是以爆炸的速度出现的”。今天我问了一下北京来的同志，咱们地球上还有没有另外一个点，发展得比深圳特区还快？大家说还没有听说过。也许是我们的见识不广吧！这几年，你们真正是“移山填海，改地换天”。“填海”，蛇口填过嘛，罗湖那边也填过“湖”嘛！“改地换天”，说更不用多说了。几十平方公里的荒地上，搞好了“七通一平”，建起了厂房楼宇，仰头一看，是一大片高楼。深圳已经取得的这些成绩，我们不可低估，应该有个正确的评价。
……我不知道是哪位同志的建议，你们在市委大楼前搞了一个“开荒牛”的雕塑，这个雕塑的艺术水平很不错，而且很有象征意义。这个主意出得好。三十年代有个刊物，叫做《拓荒者》，是上海“左联”办的。没有一批“开荒牛”，没有一批“拓荒者”，深圳特区是搞不起来的。所有在深圳工作的同志，都发扬了“开荒牛”的精神，都发扬了“拓荒者”的精神，都应当受到人民的尊敬。
不言而喻，谷牧所盛赞的，不仅是指特区的“开荒牛”们，其中也必定包含有长期作战在风雨第一线的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者们。人人心中都明白，在习仲勋之后，出力最尽，耗神最多，负重最巨、年纪最大的“开荒牛”，非任仲夷莫属。
攀临绝岭人为峰。任仲夷这个名字，在中国追寻国运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留下了永远令人不能消褪的浓墨重彩。他以九十二岁高龄于2005年11月15日阖然长逝，这位当了一辈子扛炸药包、趟“地雷阵”的敢死队长和“开荒牛”角色的老人终于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人民和事业，广东各大报小报连续多日刊发大量文章缅怀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广东五年的老人，有家报纸发表“首席评论”，题为《盛德在民长不没》，在这位无畏的先锋与智慧的长者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追求科学与民主、一心造福于民的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