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山高人为峰
合群路大院来了位喜欢戴鸭舌帽的东北“老工人”——新任省委书记任仲夷，他把小平“不争论”的真谛和广东人不爱打嘴仗的务实作风发挥到淋漓尽致；广东沿海出现走私贩私的浪潮，有人说广东在搞新租界，任仲夷向中央写了唯一一次检讨；梁广大终于在珠海坚持下来；袁庚在就职典礼上宣布：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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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特区和广东的一片质疑和非议声中，广州市东山区紧挨着珠江边的合群路大院一片静谧。这个大院是中共广东省委的所在地。
1981年，广东和广州市已不再由习仲勋与杨尚昆主政，他们二位调到中央工作，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杨尚昆后来也成为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合群路大院来了一位喜欢戴鸭舌帽的东北“老工人”，他个子不高，浓眉下闪烁着一双深窝进去的眼睛，目光内敛而睿智，他说话不多，但一开口总能说到节骨眼上，而且能把人们逗得捧腹大笑。他，就是到广东接替习仲勋担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在建国后当过省委书记济济一堂的治国人才中，他是第一位从中国的最北调到最南省域任职的正省职领导，更是一名思想解放中的骁将、赫赫有名的反“左”斗士，在追寻和守望国运中杰出的勇者和智者。不过他由北至南的调动决不是巧合，而是中共中央决策核心的刻意安排，任仲夷自1977年2月受中央委派，从黑龙江省调至辽宁省这个深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的“重灾区”，大力拨乱反正，政绩斐然，有口皆碑。他作为地方领导人，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带了一个好头。广东要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驱和试验田，必须有一位和习仲勋一样过得硬的当家人、“好班长”，必须睿智地带领全省在改革开放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从容应对种种挑战，任仲夷自然是最佳人选。
中国在文革后的几件大事，都与任仲夷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1978年，刚从黑龙江到辽宁就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发现了张志新这一典型案例，他果断地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一时间张志新那张美丽端庄的照片登在全国各大报章上，她敢于质疑林彪四人帮的英勇无畏精神和最终被法西斯暴行剥夺了生命的惨剧，震撼了国人，也极大地推动了对“两个凡是”观点的批判，深化了轰轰烈烈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当年在辽宁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赞成任仲夷的提议，为张志新平反，并决定追认她为革命烈士，他还提议在报上给张志新登的像片，要大一些，并放在显著位置。辽宁最先登，这以后，全国各报也都登了张志新的大像片。其时恰好中央主要领导华国锋来辽宁视察。当华国锋为一些单位题词时，许多人都在一旁围观，任仲夷有意识地请求党中央主席给张志新烈士题字，登在报上，以扩大影响，但是华国锋当时没吭声，只是看了任仲夷一眼，态度指向十分明白无误了。但是任仲夷不为所动，当时为张志新平反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那时候有人担心：华主席不给张志新题词怎么办？任仲夷淡淡地说，他不题词可能有他的考虑，但是我们还要按照省委关于为张志新平反的决定去办，“四人帮”都倒台了，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冤案，就得平反嘛。有错就得纠错。有错必纠，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人们从任仲夷自己回忆中知道：任仲夷在主政南粤后大力深化广东的改革开放，于1984年力排众议制定了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深圳“蛇口工业区”下放四大权力，令它真正成为政企分开的企业，这在中国是第一次有人敢这样干。从此，蛇口有如凤凰湼磐，冲天而起。后来，“蛇口模式”的创办人袁庚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地对采访他的作家说：1984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四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 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可以批。还有地界问题也解决了。
任仲夷勇于实事求是，他继承了习仲勋开始在广东平反冤假错案的许多做法，1982年更大力为“反广东地方主义”的极左错误打击的众多广东地方干部平反昭雪，还他们于清白之身，得到大批广东地方老干部的交口称赞和拥戴。
我们先来看看这位在广东人民心目中拥有崇高声望的老书记的革命轨迹：
他1914年9月在河北威县出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6年任中共北平市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1943年任冀南五分区专员，1953年任中共哈尔滨市（直属市）市委第二书记，1958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77年由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0年末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几乎经历了中国20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各种风浪。
人们还从《羊城晚报》、《南方周末》、《同舟共进》杂志、《南风窗》杂志上不时看到他幽默而犀利的言论，他顽强地与极左思潮和疾病作斗争的不少趣闻还成为街谈巷议，在干部和百姓中流传。例如：任仲夷的左眼得了黄斑症，只能用一只右眼看书，他笑称是“一目了然”。他的右耳也背了，但左耳仍有听力，他幽默地说自己“偏听不偏信”。他的胆早就因病被切除，成了“无胆之人”，可他对人说自己“一身是胆”。他的胃被切除五分之四，又得过脑血栓，人变得又瘦又小，他却乐观通达地说 “千金难买老来瘦”未必对，对于我来说，是“千金难买老来胖”。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任仲夷依然胆识过人，保留着老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和智慧的锋芒。他平时极少出头露面，似乎是位大隐于市的高人，有点仙风道骨的风度，只要他一出声一撰文，总能切中时弊和要害，吸引住广大干部群众的耳朵和眼球，令人心大快。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总是相通的，著文谈话的话题几乎不离开他的“主旋律”：民主、法治、科学规律，他曾多次说过：发展是硬道理，而规律则是更硬的道理，多年来他一直为了这一“主旋律”殚精竭虑，犹如子规啼血。
他时有华章问世，时有高论一鸣惊人，精彩地记录下了他改革开放中不少冲锋陷阵的历史瞬间，2000年，《南方周末》披露了由老作家向明所著《改革开放中的任仲夷》一书的部份内容，引用了任仲夷大量自述，他襟怀坦白地回忆了他如何受过党内极左思潮的戕害，又在极左的高压下犯过哪些错误，伤害过哪些同志，又极力保护过哪些同志。从反高岗集团开始，反右、反右倾一路数来，真是君子之言，坦坦荡荡。令人动容地说明：正因为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有切肤之痛，任仲夷才能够逐渐成长为一名深刻理解极左危害的反“左”斗士，才会矢志于改革开放，成为奋不顾身的开路先锋；也正因为这种切肤之痛，才使无数正直不阿的共产党人凝聚了改革开放的共识，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巨变。
任仲夷对“左害”流毒的警惕和痛恨，对科学发展的热切追求和呼唤，也时时熏陶着广东省委的干部们。时至今日，已经成为省部级干部的一位同志还清楚记得，当年他刚成为省委办公厅领导不久，任仲夷在办公厅党支部过组织生活时向他推荐一本记述党史上一段沉痛教训的书，并且语重心长地说：好好读一读啊，你们刚刚到机关来，一定得知道我们党是怎样走过来的。
然而，在风云莫测的1980年代初的岁月，任仲夷与梁灵光这两位党政一把手到广东也谓官不逢时，自1979年起全国瞩目风光无限的特区初创过程他们并没有参与，而一上任就遇到了寒流。
1980年10月，任仲夷和梁灵光将要南下赴任。从10月31日至11月6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对他们寄以厚望，曾专门面授机宜。邓小平说：“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邓小平还说：“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广东、福建两个省都要搞成特区！而且是小平亲口说的！任仲夷、梁灵光听了特别受鼓舞。1981年4月10日上午，任仲夷去看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元帅，向他汇报自己上任几个月来对汕头、梅县地区检查工作的情况。
根据当时在座的工作人员记录和回忆，叶帅对汕头、梅县地区广大农村、城镇出现的新面貌、新变化很高兴，他勉励说：现在是1981年4月，今年再搞一年，会更好。你们下去，到各地走走，对他们是很大的推动，同时也可帮助下面解决矛盾和问题。
叶帅说：铁路，能源，都是先进的东西。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对铁路讲得很多，他很重视铁路。现在广东的铁路太少。
叶帅还谈到利用外资问题：我不久前到了中山县温泉，那个宾馆利用外资，一年就搞起来了，很快。我考虑，温泉那个地方，还可以修点房子，作为开展对台湾工作之用。
叶帅对任仲夷的工作称赞有加，他说：王震同志跟我讲，要让任仲夷同志放手工作。不出二三年，广东能有很大的变化。
叶帅的赞扬和亲切的言谈，令任仲夷如沐春风。叶帅话题一转，又叮咛说：广东的封建思想比较浓厚。南下到赣州时，我讲了，对“五同”关系，就是同乡、同学、同事、同宗、同胞，要正确处理。我研究了历史上的南北战争，打到淮河就大局已定，再往南就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岭南没有受到什么扫荡。战争可以扫荡一切。淮河以北都经过战争，封建势力保持较少。南方的姓氏、家族观念较深，旧的思想很浓厚。我小时村里有一条溪，这边姓叶，对面姓李，李、叶两家经常打架。还有语言问题，语言不通，容易隔阂。开起会来，讲客家话的一堆，讲广州话的一堆，讲潮州话的一堆，讲海南话的一堆，相互间很投机……
任仲夷听了插话说：我来后，按您的指示，提倡讲普通话，我也学两句广州话。
叶帅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语言通了，跟农民、市民就能谈心，他们就会把你当自己人。语言不通，谈不来。
任仲夷颇有感触地说：广东封建思想浓厚，但资本主义进来也早，在这方面有进步的因素，如懂英语的多，商品经济发达。上海也有这种情况。广东到海外的多，那时受欺凌，所以同乡、同宗抱成一团，有它的作用。现在不同了，要变“五同”为“五湖四海”。
叶帅高兴地说：要跟广东的干部讲，让任仲夷同志能放手工作。我和王震同志的意见，要大家支持他。
任仲夷说：我来了四个多月，大家对我很好，我没有感到不好工作。总的是按党的原则办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组织路线服从政治路线。我还准备跟田夫同志去一趟海南。
叶帅说：王震同志意见，海南要以岛养岛。
任仲夷说：去年国务院发的202号文件中有一句话，说海南也可以采取类似深圳、珠海的做法，政策要放宽一点。海南一个是搞好团结，一个是放宽政策，这样海南的工作能上去，会成为宝岛。
叶帅赞赏地频频颌首：对，海南很有前途。
有了邓小平的重要指示和叶帅的耳提面命，任仲夷如同握有如定海神针、尚方宝剑。在任仲夷主政广东五年中，他果然不负小平和叶帅的重托，在改革开放中闯关夺隘，令南粤大地生机勃勃，使全国渴望革故鼎新、国运昌隆的人们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广东的经济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
但是，探索的道路总是崎岖不平的，任仲夷他们面对的不会是鲜花满途，而是一地藜蒺。1982年4月22日到5月5日，在北京专门为深圳特区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广东领导们听到的却是大相径庭的另外一番话。
会议主持人道：“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必须进一步统一认识。我认为深圳搞那么大是不现实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无边。深圳特区面积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区的总面积还要大，这么大的一块特区面积，全面搞起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的人想和计划经济脱钩，想割出一块地方自己去搞，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是客观需要，不是你一个领导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的。你想脱钩是不可能的。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日本、美国、法国都认为要搞计划经济，南斯拉夫搞得太自由化了，事实证明不搞计划经济是不行的。计委的主要职责是搞好综合平衡，按客观规律办事，计划工作要有全面观点，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得罪人。”
“关于深圳特区建设问题，深圳的同志说资金可靠，我认为不见得可靠，罗湖住宅区建房子，要从香港搬进来三十万人，有什么问题没有？政治、思想、文化都要考虑。我看是不容易呀！深圳的地价与香港是关连的，房子能不能按期完成，建了卖不卖得出去，有无利可图，资本家是会算账的，你把土地面积拉开了，资本家又赚不到钱，他可以取消合约，不来投资了，怎么办？所以我说资金不见得可靠，损失的不只是资本家，我们也有份。”
也许这位大发宏论的主持人想证明自己也是懂经济的，包括懂市场经济，并非一个劲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指责，只是顺便教训一下自以为是中国楼市开山鼻祖的深圳人。
任仲夷一下子就敏感到：合群路大院的当家人确实不好当。
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关键要看你敢不敢坚持自己认定是正确的意见。头脑清醒、旗帜鲜明的吴南生对此领导的讲话大不以为然，他苦笑着说：“有的问题，他（指主持人）不懂也说，说得又尖锐又离谱！”可见对深圳要走什么路子，意见不同的双方已经壁垒森严。
当时会议上，主持人说：“我建议（广东）省计委，你们（指特区）也建议（广东）省委，应该把特区计划管起来。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有这么大的外资，宏观计划更应该加强嘛，银行管理也要加强指导嘛。最后，请你们回去建议，深圳市计委的人员要加强，计委要把全面情况管理起来，特区不仅是我国的大事，对国际上影响也是很大的！”
从场面上看，那位主持人尽管说起话来气冲牛斗，广东的领导人也认真听了，心里头的主见却没有改变。因为讲来讲去不过是观念之争，会议主持人的精神能否一竿子插到底，还要看地方党委和政府的。
任仲夷“咬定青山不放松”，和省委一班人坚持小平的思路，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为特区正名。他是“有底气”的，除了小平和叶帅的耳提面命外，主管副总理谷牧也是个很“硬”的“红后台”。1980年12月，任仲夷上任之初，谷牧听完广东省委常委的工作汇报以后，针对任仲夷要进一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的话，强调指出：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除你（指任仲夷）讲的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建设特区的重要性、重大意义。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搞特区的地方，都是那里的总统、国王或总理亲自抓。我看，要动员各部门重视特区建设，定期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这个“国王”、“总统”要亲自抓。
广东还有一招。小平教的：不争论，不动摇。这一点也颇对广东人胃口。任仲夷把小平“不争论”的真蒂和广东人不爱打嘴仗的务实作风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忙着呢，没时间跟你去讲那么多“耶苏”！广东人把言不及义的无谓争论说教谓之“讲耶苏”，不是广东人的嘴皮子功夫不行，从康、梁到孙中山，都是名震全国雄辩滔滔的演说家辩论家，只是眼下改革开放的时机太珍贵太紧逼，舍不得花时间花精力去搞大辩论，与“理论家”们纠缠不休，往往有理也叫他们说成没理了。再说，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情况下，知道明处暗处总有许多眼睛盯着你，也的确有点好处，起码可以让你不致冒冒失失地一个劲往前冲，少犯一些低级错误。
接踵而来的反走私斗争，令特区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广东也像清明谷雨刚插下和禾苗遭遇“寒露风”，刚调到广东主政的任仲夷，也吃了一个“下马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