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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广东的特区建设，尤其是深圳特区建设已全面铺开，这标志着广东在特区创办伊始，就摸索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无古人的，完全是独创的发展之路与一整套操作模式。
此时深圳的声誉也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以后再也没有别的城市享受到如此高的政治地位，如此受到大批中国领导人的重视。因为深圳的横空出世，使为加速中国现代化苦苦探索的中国领导人看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全新发展前景。
究竟现代化如何搞，深圳这么做行不行？有的事，国家领导人看准了，有的还看不准，因此深圳具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甚至是神秘的吸引力。
事实上深圳的模式是难以复制的，远的不说，汕头特区就未能再现深圳的辉煌，位于珠江西岸出海口的珠海，曾一度掉到珠三角最富裕城市集群的后面，广东的粤东、粤西及粤北广大山区，除了从深圳得到财政补助外，基本上难以从深圳的繁荣得到直接好处。
至于广州，这个广东计划经济的大本营，那时还在昏睡。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南中国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增长极，但深圳并不能承担这个增长极的龙头角色。广州一旦苏醒后，便造成了珠三角的经济重心北移，这个事实很多人还没有看到。
自宋明以降，只要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允许广州成为通商口岸甚至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她当然就是珠江流域乃至于南中国的经贸龙头；近百年来，她逐步将龙头城市地位拱手让给香港。上了年纪的香港人，现在仍将广州叫做省城。随着泛珠三角概念的提出，这个代表增长极的龙头城市迟早会在广州显形。
吴南生在深圳干部大会做的报告，是深圳有史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报告，表明深圳一起步就不仅在建设上能够创造奇迹，而且在政治上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前驱。
现在看来，深圳的二十多年发展史并没有完全获得此报告提出的发展空间，甚至几度出现大的波折。
吴南生的报告基本奉行了广东人一向多做少说、只做不说的信条，但关起门来说话也有所突破，他不仅把正在做的说了个够，更说了很多想做的大胆设想，充分展现了吴南生这头特区的“开荒牛”的勇猛、坚韧和坦荡。这些设想之超前，很多方面到现在也未能获得做的条件，有些更是可能永远也做不到了。
吴南生、袁庚这些碰得头破血流也要勇猛前行的“开荒牛”们，面对前无古人的伟业，焕发起扭转乾坤的雄心壮志，完全被激情燃烧得热血贲张，恨不得一步达到理想的发展境界，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特区的建设者们对即将到来的压制和反弹依然估计过低，注定了特区的发展之路极不平坦。
吴南生的汇报高调开场。首先，他在汇报中大大扩张了深圳的版图：“深圳特区南临香港新界，北面按山脉走向并参照行政区划与内地划线，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深圳特区可供规划城建的用地约有九十八平方公里，到1990年建成可以居住三十万人口的中心城市。”
尽管后来深圳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这个预期，但这个规划的出笼仍然显得突兀。深圳陡然间长大了好几倍。就在1979年底，吴南生对记者吹风时谈到深圳，仍说的是原先的规划：“所谓特区，就是在深圳一个叫莲花山的地方，大约一个公社，准备划三十八平方公里，搞特区。三十八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就等于香港与九龙（指城区）加起来那么大，要搞一个香港与九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仍要努力。有人批我们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要批了。这三十八平方公里怎么搞呢？开一条大马路占八平方公里，剩下三十四平方公里，莲花
山占了四平方公里，再剩下二十六平方公里，工业区十一平方公里，住宅区占十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作为科学实验区。
“特区主要搞工厂，不是像香港那样搞商业。要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当时认为搞商业是消费城市，并未提高生产力），有一个香港商人要来搞跑马场，我说去他的！主要是搞工厂，准备搞一千家，一家算它一百人，就有十万工人。”
这就是深圳从出口特区脱胎出来准备搞成经济特区的最初打算。它仍然是有限制的工业区加厂前福利区的模式。但时过一年多，深圳就“变”成了一个占地数百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城市。这个设想说明了人们认识的进步与对特区发展模式的信心膨胀，但却缺乏必要的审批程序。起码在特区条例里就没有提到深圳到底要搞多大，要搞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吴南生承诺，特区通过不断扩大积累，它的建设可以力争做到不要国家投资，他此时的设想，是将深圳像分豆腐那样分割成若干块，出让给境外的财团整体开发。这本是国际惯例，但这个设想后来却激发了反对派的想象力。
吴南生说：“香港几家实力雄厚的财团，已同深圳特区多次接触，探询独资或合资经营土地开发及兴办企业的可能性。香港中央建业公司计划投资开发沙河工业区，面积三平方公里；香港新合成企业有限公司计划拿出八亿到十亿元，与我方合作开发深南公路以南沿海一带；港商黄振辉提出建设特区飞机场和五平方公里福田新市区的方案。大鹏湾的梅沙旅游区已与香港新世界企业公司签订了联合经营意向书，计划八年建成，投资二十五亿元。瑞士比哈.兰德公司与我方签定了在深圳水库西南侧建设旅游中心的原则协议，计划投资三亿美元。最近，香港联成企业公司要求开发五平方公里土地，兴办工业与住宅。以上这些项目，都是由客商出钱出技术，我们只出地皮，不担任何风险。”
这一套方案，有的后来实施了，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施。这种开发模式究竟是否有利于特区当时及长远发展？是非功罪后人任可评说，但当时确实是令人耳目一新甚至令人震憾的新思路。
一年之后，梁广大在珠海就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他的目的倒是很纯朴，认为将地皮都划出去了，市政府会断了财路，因此他将珠海的地全包下来，用一块卖一块。这一招使珠海财政着实过了几年就愁有钱没地方花的好日子。但珠海的发展速度却总是赶不上深圳。可见“山外青山楼外楼”，哪种模式好，的确可以见仁见智的。
办特区的初衷，已经发生嬗变，吴南生认为：“我们办特区的要求，决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那样，单纯为了解决出口与就业问题，而是要利用特区的特殊条件，观察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试验各种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中国兴办特区已成为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当前的关键是下定决心，让特区有更大的权力，大胆试验，大胆创新，大胆利用外资……”
此时外界纷传，特区要变成拥有更高级别与权力的行政区。人们对这种传言不置可否，但可以看得出特区人的踌躇满志，就等着撸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了。
于是，吴南生又向上伸手要特殊政策了：
在特区与内地（从此，特区就把非特区的地方叫做内地了，这本来是香港人对大陆的叫法，当然，香港人同样把深圳称做内地）之间要建立一条隔离线，实行外松内紧，前松后紧。特区进口的各种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除烟酒及高级化妆品按最低税率征收外，其余一律免征关税；简化出入境手续（略，所提要求后来基本都实现了）。
但下面这一条，的确提得有些玄乎：“发行与使用特区货币。由于特区有外币使用与流通，建议把中国银行深圳、珠海支行升格为分行，成立外汇管理分局，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此为庄世平老先生创办的银行）和有的外资银行，如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等，要求在深圳、珠海设立分行，我们希望尽快予以审查同意。允许它对外资企业开展存放款、外汇兑换等业务。”
特区货币的事，后来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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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而言，特区对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许多特殊政策，后来一一实现，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发祥地。现在看这些要求都很平常，但当时都是近乎胆大妄为的想法。
改革商业体制及物价管理体制：
特区可以参加广交会。可以不通过外贸渠道直接与外商订货；允许特区与外商合办商业企业。逐步取消指令性规定价格，取消物价补贴，按市场规律随供求关系浮动。各省区的计划外产品，可以在高于国家定价的条件下，由特区组织出口。
改革劳动及人事管理体制：
全面实行合同制。特区企业可以自行招聘职工，也可以试用、解雇与开除。从内地调进特区的职工，开始不迁户口不带家属，需要长期留下来的，再办理迁移户口手续。汇报认为，当务之急是从全省及全国各地选调一批人员到特区来工作，希望中央及省委给予大力扶持。考虑到在当时僵化的人事管理制度下，人才流动几乎为不可能，因此提出了拟采取招聘办法吸收有能力、懂业务或会外语的人才到特区来，请中央有关部门及省委允许特区对外招聘，原单位应同意其调出，对前来应聘而未被录取的人不得歧视，要继续留用。
这些条款现在看上去不打紧，几乎每一条实施后，都在全国造成石破天惊的、无法想象的后果。如这一条就造成了连续十年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引发了全国人事管理系统的大地震。
深圳的成功，除了体制优势外，再一个就是全国各地的精英云集，或者说二者互为因果，因为体制松绑，人才的创业环境及发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实干家；而人才的云集，又为深圳不断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深圳既是纳才之处，又是造才之所。
内地对人才有此一说法：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但在深圳，你有着多元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你不必从属于任何部门或单位，大可以由市场定位，到市场上去竞争，这是焕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创造力的根源。
当然，深圳特区开创之初，探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也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游戏规则未定或未周延完善的牌局，为玩牌者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深圳对于创业者来说，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由于深圳的创业者来自全国各地，加上深圳市本土居民以客家籍为主，因此当二十多年过去，一代深圳出生的孩子成人后，深圳成了广东省境内的一个语言孤岛，这儿的人们不会讲广东白话，广府方言在这儿不流行，造成了深圳与香港人交流的语言障碍，这在广东也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分配机制：
凡是能够搞计件工资的，尽量搞计件工资，不能搞计件的，要搞计时、计日、计月工资，但奖金可以不受限制（这一条起码在广州就行不通。当时香港新世界财团应小平邀请到广州来合资经营酒店，便与有关部门为工资一事几乎闹翻。港商们对其它合作条款倒好说好说，唯有这一条，用港商的话说，是广州的工人“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这一条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后来通过特批解决）。
物质管理体制改革：
特区建设及生产所需物资，建议国家优待调拨，对难以调拨的物资，允许特区自行对外采购。
特区此次向中央及国务院汇报，还有一点不寻常之处，就是第一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这些要求限于当时的环境与条件，虽然不能实施，但也看得出特区创业者们已经意识到改革不能仅限于经济体制层面，必然会将政治改革的要求带上台面，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只能是一条短腿。特区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最典型的就是党政分工、政企分管。这实际上涉及了我们管理体制最大的两个堡垒：党政不分及政企不分。
关于政府机构及职能的改革，汇报也提出了设想：特区政府的设置本着精简高效原则，不搞上下对口，各企业管理局实行精简与调整，按行业成立专业公司，实行政企分开。等等。
由于种种原因，特区的政治层面改革未能完全按设想进行，但其中的一些思路，如撤销企业管理局的思路及成立行业公司，后来被各地区所沿用，成为政府职能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
198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以中发（1981）第27号文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继50号、41号文后，再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特区给政策并向全国宣示。在这份文件中，中央给特区的特殊政策及灵活措施被进一步具化并明确了，人们后来谈到的特区特殊政策，基本上体现在这份文本中。
按这份文件的设想，深圳、珠海与汕头、厦门四个特区分为两种类型：“深圳、珠海的特区应建成兼营工、商、农、牧、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特区。”
“厦门、汕头特区目前应建成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同时发展旅游等行业的特区。在这两市的特区内只设工厂，职工的生话设施主要依靠旧市区。”
广东省向中央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除发行特区货币外，中央基本上照单支付，这是中央集权制向地方分权的一次大切割。重要的分权或权力下放的措施有：
特区享受特殊税制，深圳等特区建立分界线以明确与中央其它辖区的区别。
特区可以享受特设的简便通关手续，表明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对特区网开一面。
特区可以独自制定分配制度，这是计划经济的基本制度之一的分配制度制定权向特区下放。
中央高度集权的外贸、金融、财政等部门，均向特区分权。如允许特区银行吸收的存款在几年内全部用作当地贷款，并放宽对贷款的限制。深圳、珠海两市财政收入原定三年不上交，现决定延长至1985年。厦门与汕头也有财政收入优惠办法，放权给两省自行设定。四个特区的外汇收入单列，超过1978年基数（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而已）增收部份用于特区建设，五年内不上缴。特区土地开发（即对外租让）的收入，归特区发展公司使用。
国有垄断行业在特区的地位被动摇：特区的机场、海港、铁路、电讯等企事业，应允许特区引进外资，由特区自营或与外资合营，自负盈亏。针对中国电信部门，会议纪要还特别提出“当前特区对电讯的需要极为紧迫，应尽快引进外资进行建设。如由特区借款，其经营收入应先用于还清本息，或由邮电部负责借贷与偿还。”由此，邮电部成为唯一一个被点名要求向地方自破垄断的部门。
特区被赋予制度设计权。“为发展特区各项建设事业，必须制定特区的各项单行法规，建议人大常委会通过议案，授权广东、福建两省人大常委会制订所属特区的单行法规，并向人大常委会及国务院备案。”
这本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条款，是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的依据，将它与其它条款放在一起，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但当时权大于法，依法行政还未提上日程的情况下，特区乃至于两省对上要权主要还需向权威部门索取，广东省人大后来发布的几个单行法规，不过是在行政框架许可范畴内的规则细化。但在当时，这已经是重大突破了。
当然，自深圳市从1992年获得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迄今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特区法规近二百项，深圳的人大代表被全国官员认为是最不可忽视的人，他们在立法与执法监督上发挥的作用不断地使国人加深对依法治国的认识。
深圳的制度设计也在日益与国际接轨。一个叫史蒂夫的美国商人在深圳设厂后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之所以在这里投资，是因为她的游戏规则与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深圳人在二十年后宣布，他们已经在中央放权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而这个框架是由众多体系组成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以资本为纽带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社会救济与个人保障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中介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监督及服务体系；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国民经济核算及企业财务会计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体系；以间接手段为主的面向全社会的经济管理调控体系；适应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法规体系。”
这个由深圳人总结的众多体系，可能有罗列之嫌或遗珠之憾，但总体上体现出特区体制改革的方向及成果。
特区还被赋予行政机构设置及改革的权力。其中深圳特区享有的权力最充分：“深圳特区成立特区人民政府，归省直接领导，恢复宝安县建制，辖原深圳市属农村，归深圳特区领导。其它三个特区设立特区管理委员会，归所在市人民政府领导。”
这一条款为深圳升格为副省级城市铺平了道路。在中国特有的权力分配体系中，行政级别高一级，实际上更有利于平时争取更多的权力资源。
后来梁广大到了珠海任市长后，就认为珠海特区管理委员会与珠海市政府的关系有向两张皮发展的危险，因为中央从来没有说过珠海全市都是特区，特区只是珠海市境内的一小部份。他在省委的默许下，将管理委员会与市政府的权力合并了，同时，珠海也就全境被宣布为特区。人们早已忘记原来的珠海特区，不过是区区几平方公里的蕞尔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