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开荒牛的勇气
一群鸭子凸显了深圳当时的困境；一个工地的超产奖，直接惊动了北京；深圳的横空出世，使中国人看到了全新的发展前景，特区成为中国体制改革的发祥地；深圳对于创业者来说，可能是天堂也可能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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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1980）41号文当中，提到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时第一次提到了“土地使用费”这一概念。这是建国以来土地为国家所有这一传统观念的重大突破。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可以转让土地使用权，这一点也是广东的发明。
当时庄世平等人提出土地有偿使用时，按国际惯例都使用“地租”的概念，这使广东领导人听了极不舒服，只有地主才收地租呢，广东人可不想授人以柄，特区未办先当地主。经过反复酌定，改用了“土地使用费”这个换汤不换药的提法，并得到了中央认可。
1980年，8月2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27日向全国公布，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327·5平方公里、6·7平方公里、1·67平方公里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2月10日，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面积为2·5平方公里。
对此，境内外的反映截然不同。境内的欢呼自不待言，境外部分爱国商界人士对这份充分考虑甚至直接引用了他们的意见的《条例》好像并不完全领情。
事后证实，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条例的公布，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建立市场规则的问题，而是这种长期过渡与渐变的痛苦适应期的开始。
对中国改革进程及速度永远不知魇足的庄世平出席了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会上，他与港澳代表一致同意通过第15稿条例。但刚刚举完手，他就提出新的意见，说要把为客商办事的各部门集中在一起办，包办一切，这样很是方便，这种源自东南亚国家的作法值得仿效。
香港总商会副执行董事冯若婷则表示，《条例》公布后，并不见得会刺激更多的港澳商人及外商投资广东，因为要吸引外资，除需要有明确法律确保外商利益外，还需要有其它投资环境相结合，如工人的工作效率、生产效率、交货是否准确等等。
国人首次听到一个新概念，那就是投资环境，而且为改善投资环境奋斗了二十多年，仍有做不完的工作。
投资环境永远也不会有完美的那一天。因为外商谈到这一点，无非是如何使他们的利益最大化，比如说税率，高了不行：港大教授蔡俊华认为，15%的所得税与香港的利得税只差2%，除非特区能在工资、地租等方面再降低要价，否则会减少对外商的吸引力。
低了也不行：香港《新报》发表社评认为：因为在条例出笼前已有二百个项目合约正在深圳、蛇口执行。其中部份公司所获得的优待，纳税率可能低过15%，社评提出的问题是，新条例提出的标准税率，是否适用于条例颁布之前所有的厂商或个人投资者？照一个政府而言，是应该维持与履行其本来承诺的。
国人再次听到了一个新概念，那就是公平竞争条件。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法则，对我们吃了半辈子政策饭的领导人来说，这都是新课程。
外商对我们这些充满了政策与策略味道的条款，特别恼火：“关于特区内供应客商的用地年限和缴费办法，条例规定‘根据不同行业和用途给予优惠，具体办法另行规定’，这一点十分重要，人们并不知道某种行业的另行规定如何，长期重大的商业性投资与建屋置业必需的批地年期却还没有一个基本法则予以规定，如此弹性，会不会影响投资信心？我们认为这是条例最大的问题。”
还有的意见说：“特区劳动管理法，雇佣工人全部要经官方的管理委员会同意并签订劳动合同，而合同却无明定细则，却在条例上强调管理委员会有权规定职工待遇和奖励而予以必要的保证。在合理保障工人福利的同时，宜以不妨碍厂商的自主权为原则，不然恐会引起特殊的戒心。”
双方都在制定游戏规则前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一方的利益。但双方都没有想到，珠江三角洲是最适合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地方，只要允许外资进入，他们总会争先恐后地涌进来。
因为按自由资本主义的经商条件，中国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但外商进来后，发现他们也有一个适应中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一套，它特有的优势，是外商进来前所不知道的。只要中国发挥出特有的优势，中国就可以成为无以伦比的投资地。
关于这一点，香港有些独立特行的谔谔之士，还有些人却是心存疑虑，在深圳还只是一个概念的时候，就已经看出她将来对巨无霸经济体香港，将形成威胁，更何况珠三角了。
有一位名叫林夏的，在香港《信报》发表文章（1981年10月1日）文章称，深圳要另谋出路，否则将殃及香港：“如果深圳特区的美好远景全部实现，并且建立了飞机场与开辟了蛇口深水港，则香港支援中国四化的作用将完全被取代，试问香港有哪一位大企业家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呢？
“（深圳的）飞机场与深水港千万造不得。一造无异于对香港前途发出最后通谍。把深圳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商业城市，也不可能得到香港财团的支持。要获得香港各界人士的衷心支持而又能充分利用国家已经（对深圳）投下的巨额资金，唯一出路是将深圳建设成一个先进的旅游休假城市，有高档的住宅区与别墅区，充分发挥深圳的低地价优势，吸引香港市民置业与假日消费。为了使有关人员免受‘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不公开宣布放弃发展工商业，使大家的面子上都过得去。”
这大概要算得上最早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了。这位林夏先生算得上是眼光独到，但看问题的出发点却错了。
与上海一样，广州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现在正在大力发展区域性龙头的角色，香港的硬件有什么优势，广州就在补什么课。如刚刚投产的新机场和大力南拓的南沙深水港。其实林夏先生不用担心深圳的威胁，仅广州就在企图取代香港的龙头地位，并将其在珠三角的地位边缘化。
在上世纪90年代起，珠三角的出口制造业基地的雄起，不仅波及香港，使香港数万企业内迁，成为广东也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也使香港一夜之间不再拥有工业中心的地位，产业空心化已经迫使香港走上了一个可能要经历十几二十年的转型升级之路，尽管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香港重生的希望也正在于此。
比起南太平洋周边国家、东南亚国家，香港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广东的起飞，香港起了重要的发动机作用。她与内地血肉相连的关系，使她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躲过一劫。至于在六十年代以出口加工区起步并教会了中国的东南亚各国，为何突然会受到这场危机的致命一击，那就是见仁见智的话题了。
就在《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公布的第三天，深圳市委小礼堂召开了一次各级领导干部大会。据大会发言的领导人讲话可以看出，条例公布后，各方面反映强烈是没错，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一时间境外境内好不热闹――境外提意见，特区内部越说心里越没底儿。
其实特区干部与内地干部一样，同样也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开拓观念，他们硬着头皮向前闯的同时，心里一样犯嘀咕。深圳干部议论纷纷的问题，归纳起来，用大会领导的话说，分别是：
为什么要搞特区？搞特区符不符合马列主义路线？
和过去的殖民地、租界有什么不同？
会不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从过往我们得到的印象来看，好像深圳人一开始就顶着姓社姓资的压力锐意进取。至于怀疑与批判全来自外界，其实不然，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正在当“开荒牛”这一群。刚刚经过拨乱反正教育的干部，能否一下子摆脱几十年政治斗争给心头留下的阴影？怀疑与顾虑是很正常的，不能说他们全都是蓄意反对开放。因为人们怀疑开放，并不等于反对开放，他们是希望开放的，只不过想要一个说法，可以使他们无后顾之忧。
领导们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们说搞特区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列宁先搞的，我们只是学列宁时期的苏联而已，中央连下两个文件要求搞特区，我们是按中央部署行事的。但越是这样说，深圳的干部们心里越是发毛。多年经历的政治斗争经验告诉他们，深圳这样成天乱轰轰的局面是有问题的，成天和资本家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他们还没有挨批是有悖常理的。因为他们目前从事的每一件事，都是与现行体制冲突的。
谷牧是走南闯北为创办特区出力流汗的大将。1981年初夏，谷牧主持了特区工作会议，统一了广东、福建两省对特区的认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关税优惠、简化出入境手续、实行特区工资制度和金融政策、引进外资、制定特区法规、设置经济特区行政体制和管理机构等等。7月19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发了根据特区工作会议精神归纳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此为特区建设指导性的文件，统一了特区工作的思想，后来经济特区所有的一整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都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于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崭新的一页被翻开，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的圆圈，开始发出吸引世人目光的奇光异彩。
从1979年7月中央正式批准设立特区起，昔日穷乡僻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深圳更被称为“一夜城”，创造了世界罕见的发展速度，到1983年，深圳就与外商签定了两千五百个经济合作协议，成交额达十八亿美元，引进两千五百台套设备和技术，与197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十一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十倍多，外汇收入增长两倍，基本建设投资是建国后三十年的总和的二十倍，一个边陲小镇猛然成为广东的经济大市。
资本的力量犹如一根神奇的魔杖，只要它指向那里，那里的经济景况就会立刻呈现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经济奇人、能人就会随之翩翩起舞，不断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问题是：这根神奇的魔杖掌握在谁的手里。
到了1992年，小平二次南巡时，再对引进外资问题的矛盾做了最明快的解析：“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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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提到,有一个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神奇的圆圈。但是真正要把这个神奇圆圈放大到浸透了计划经济汁液的中国土地上，那是极难画得圆的。
一群可怜的鸭子凸显了深圳当时的困境。
深圳市的松岗公社为了建立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建立起一个养鸭场，于1979年底，从国外引进了一批良种鸭。这种鸭子有肉质嫩美、易于生长的特点。喂养六十五天后就可长到五六斤一只。到了1980年初准备上市出口香港时，突然接到外贸部门的通知，不准他们的鸭子出口。因为其没有出口配额。公社急如星火地奔走于市革委会与外贸部门之间，但几经周折仍未获得配额。
这批鸭子喂一天就要两吨饲料，而且再喂下去只能是肉质一天天老化，其结果是老在手中。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市里一位负责人急中生智，他采取了变通的办法，破例批准松岗公社的鸭子走边境小额贸易的渠道出口到了香港。结果这批鸭子是走的水路，乘船绕道运了出去。但这一运出了大乱子，招来了“私运鸭子”、“搞乱香港市场”的指责，而且外贸部门下达了“立即制止”的命令。
据外贸部门的说法，鸭子是由他们统一组织出口香港的商品，地方自营出口，就会超越了外贸体制，并冲击香港市场。但与香港近在咫尺的深圳人明明知道，年初以来外贸部门统一安排出口香港的鸭子，由于许多省区都货源不足，调运不及时，总也供不上货。
据有关方面统计，就以深圳鸭子“偷渡”的3月来看，计划承担鸭子出口香港的省区半数没有完成月出口计划，有几个省区3月份连一只鸭子也没有运出。而内地3月份鸭子出口香港只完成了任务数的1%多一点。香港的市民及鸭档都惊呼市面上鸭子奇缺。深圳的鸭子在这种情况下出口香港，正是一举两得的事，怎么连“偷渡”都不行呢？说白了就是外贸部门搞的是一家独揽别无分店。
这期间外贸部门发现深圳许多农村在挖鱼塘，也提出指责，因为深圳以毗邻香港的优势，再挖那么多鱼塘，明摆着是想向香港出口活鱼，这样更冲击了内地向香港出口的市场，至于外贸部门有无能力在计划所指定的省区将鱼活着运到香港，那是我家内部的事情，旁人不得说三道四。
深圳人投诉说，外贸部门的统一管理体制弊病太多，特别是对这种小额的边境贸易管得太多，卡得太死，而深圳毗邻香港，车载船运，极为方便，外贸部门却偏偏不让这里就近组织出口。这里的三鸟、蔬菜和三类干鲜果品，潜力很大，由于受现行外贸体制钳制，得不到充分发展。
一群鸭子，造成深圳与外贸部门全面交恶，这是个不祥之兆。事实上，深圳与现行体制发生的冲突是全面的，并非单单与某个部门过不去。如果说深圳与外贸部门的磨擦还掺杂着一些地方与条条的利益纠葛的话，那么在鸭子偷渡事件几个月后，深圳又将一些部门告了上去，这次是一直告到了胡耀邦那里，而且此次告状与利益无关，纯属是观念与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就在蛇口大规模推进五通一平施工时，由于外商急等着用地，而工程进度又不尽人意，于是蛇口管理部门搞了一个超产奖，规定如果某个司机运送土石方超过定额，就能拿到奖金。尽管这笔奖金是菲薄的，但却起到出乎意料的作用，一时间工程进度大大超越了人们能想象的进度，相应的，工人们拿到的奖金也超出了一些人心理所能承受的程度。
于是有人愤而告状，一线司机居然奖金都超过了他们的工资！当时深圳的工人工资本来就高，再加上奖金，收入就很可观了，高到写到告状纸里，足以使北京的高官对比着一看：居然比当部长的工资还高！
一个工地的超产奖，就直接惊动了北京，有关部门一声令下，这种奖金要停。超产奖不得超过一个半月的工资。号令一下，蛇口的工程再度延误下来，这次深圳也没有让步，再度告状。深圳为什么总是找中央领导的麻烦？不是因为这些具体的困难，是因为深圳对自己能否享受中央文件上的特殊政策心中没有底，事无巨细，都要强调自己“特殊性”的合法性。
这种政治地位的脆弱，令深圳人一遇到与现行体制的冲突，自己就如坐针毡，担心一项奖金的事搞不定，就会引发一连串多米诺效应，最终会危及特区的生存权，这种心态使深圳人频频找中央领导到了不厌其烦的程度。
对深圳热心加耐心无以复加的领导人如谷牧，对此也有招架不住的时候。有次在特区开会，深圳和珠海的干部一开口就告状，没完没了地告。谷牧只得说：“别人的意见你们也要听，不要以为真理只在你们手里！”
1980年8月2日，江泽民领导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打来一个电话，惴惴不安的深圳人终于得到了回音：
“胡耀邦同志批示，请谷牧（又是谷牧！）同志过问一下此事，我记得中央讨论奖金时，中央并没有哪位同志同意奖金额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为什么XXXXXX能这么办，XXX也这么积极（干预蛇口发奖金）？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靠作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能搞四个现代化呢？请你顺便在财经领导小组例会上提一提（此事）。”
就在胡耀邦批示的当天，谷牧就作出批示：“请XX、泽民同志考虑。既然（深圳享受）特殊政策，XXX、XXX的这些规定在蛇口就完全可以不实行。如同意，请通知广东。”
深圳领导人接到了电话后，马上批示道：“8月初已接进出口委员会电话转告这两个批示。即告深圳市委通知蛇口，按原来的奖励办法继续办，在特区，不必执行那些规定。”
看上去拿到了尚方宝剑，说话办事气冲牛斗，但也犯了官场一大忌，越级上告。而且告的还是对深圳特区开办有功的部门，如此告下去，只能是一把赢把把输。
深圳市因此有意无形地树敌无数，尤其是与一些部门关系紧张，与一些实权派人物心存芥蒂。现在回过头看，其实当时正反双方都并不熟悉“特区游戏”的规则，常常是你强调你特区的特殊性，我强调全国政令的统一性。如此，观念的差别又添加了个人关系的不和。
当然话又说回来，深圳也是被挤兑得无路可走。正如袁庚对香港记者说的那样：“也许我们会被碰得头破血流，但是，头破血流也要前进。”北方话说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广东话说是执输行头惨过败家，都是一个意思。深圳的教训，曾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自认为有应对之道，此是后话不提。
1980年12月10日，谷牧在珠海听了市委书记吴健民等的汇报后，借题发挥地说了很多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特区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两个先行一步的特区，与现行体制的矛盾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其中有的矛盾是早有预见的，有的是没有想充分的；这都是小事，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调解这些矛盾，这个问题不仅棘手，而且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谷牧夹在两头都气冲冲的人们中间，艰难地做着和事佬。
特区刚刚开办不到一年，并没有出现人们所设想的那种和衷共济的局面，这源自体制矛盾的冲突不断。深圳及珠海方面不断地向最高领导人告状，特区依次告了海关、公安、邮电、银行等部门（国家银行对外资进特区办银行处处设卡，包括庄世平这样的政商名宿都吃了哑巴亏）。
谷牧对吴健民等说：“你们谈的许多问题，有的是北京的事，但大多数要由省来解决（问题出在省，但根子往往在北京，只是不方便这么明说罢了）。中央与你们有联系的，无非是几个部门，我们回北京后帮你们解决，由江泽民同志抓一下，我们很同情你们。”
谷牧话头一转又说：“事业发展了，海关、边检的工作量很大，人员不够，机构不适应，当然，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但总是要解决一点问题。”这话说得左右逢源又实不得已，谷牧之所以一手托两家，是他不想把特区与现行体制的矛盾闹大。
生物界有个鸟巢效应。一窝子蛋孵出来，总要预留淘汰系数，也就是说不能保证每只幼鸟都能成活，这是保证遗传而形成的汰劣机制，但哪只鸟能存活，并不取决于母鸟。它将虫子叼回来时，往往喂给头昂得最高，叫得最欢那一只，而那只鸟吃了第一条虫子，就有了抢吃下一条虫子的体力。最后，喂得最壮的就是吃到第一条虫子的鸟，而它自始至终也是叫得最欢的。
谷牧深知有关部门不是有意与特区过不去，总体上他们对特区还是很支持的，但体制就是体制，规矩就是规矩。中国那么大，中央的权威靠什么来确立？不是靠权力，而是靠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什么规矩到了特区都要破例，那么最后破掉的就是中央的权威。
就这一点来说，中央权力部门对特区已经是优渥有加了，但广东和特区的建设者们，却不大领这个情，他们一听见中央对特区有利的指示，马上敲锣打鼓坚决拥护，说一定执行坚决照办，而对体制上造成的诸多难题，则绵里藏针地不断提出具体要求逼上头尽快解决。
谷牧想在体制内消解矛盾，他的想法不无道理。体制的嬗变与过渡不是什么非此即彼不破不立的矛盾，只要假以时日，它总会找到办法磨合。
还有一点就是，谷牧知道背后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想磨合，他们只是等待时机，将这辆没过磨合期的车子整个儿拆掉，这才是最可怕的。
珠海特区叫起来很响，但国家给吴健民的开办费也只有两千七百万万元，这笔钱换了现在只够开个山寨工厂。此时珠海与深圳不同，对面的澳门与香港比也是又小又穷，没有那么多老板过来买地皮滚雪球，于是珠海发展起来的困难相对比深圳更大一些。
对此谷牧的说法是：“我准备建议省委最近安排你们两个特区的同志到省里开个会，全面讨论一次特区建设的问题。然后订出几条，让大家有个统一的认识，这样就不会你讲一套我讲一套。在两个特区建设刚刚起步的时候，省应当在财力物力上给予支持，但我估计最近困难可能不少，从全国来说，现在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要退够。究竟能拿出多少力量来支持你们，这还很难说。我看比较现实的办法，就是在政策方面再明确一些，放手让你们干，要钱要物没有，要政策就有，看看政策上还有哪些权力可以给你们。”
“我很同情你们”，谷牧再次这样说，在此次谈话过程中，他几次提到同情两字：“现在给你们的权力不够，包括北京的有关部门，对你们的支持也不够，你们要权要支持，有道理；给你们权后，给你们更加灵活的措施与更加特殊的政策后，你们也要尊重上级，尊重各个部门领导的意见，如果把同上面的关系弄得很紧张，对你们也不一定好。你们自己也要虚心一些，不要随便给人家扣帽子，有些问题，上面从全局考虑，可能是对的，不能统统说成是对你们踢脚，反对你们。许多事情我们要给你们权，放手让你们干，但你们的要求不一定完全有道理。中央现在放手让大家闯，大胆进行体制改革，但其中有的改革是合理的，有的也是不合理的。有的还非实行行政干预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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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就在同时（1980年12月13日下午），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蛇口工业区的袁庚，所谈到的内容也是特区各项事业与现行体制的磨擦。袁庚一上来，就对胡耀邦表示感谢，因为胡耀邦同志两次在蛇口告状的内参上批了字，帮工业区解决了迫在眉睫的问题。说话向来快人快语的胡耀邦将手一摆说：
“处理这些问题，是我的职责。”此时的胡耀邦，面露疲惫之色。他停了停又说：“那个公路局的什么处长，真是可恶之极！”袁庚忙投诉说：“这种同志，还不是个别的现象！”
他们所说的可恶之极的有关部门的处长，与那些卡了特区脖子的权力机构又不大一样，它是僵化的计划经济时代甲乙双方关系的典型写照。
一个公路局承包了工业区七公里多的专用公路工程后，对业主方提了很多要求，否则就以消极怠工相要挟。本来就将工期拖延了半年之久，反而要求招商局付给提前竣工奖，还开列了清单，要求购买电视机录音机等。招商局拒绝后，他们就将公路卡住，不予完工。
整个儿一段公路已经全完活儿了，但就差二百米的沥青路不给铺上，由此卡甲方的脖子。这问题涉及一个小小的处长，居然将号称敢为天下先的蛇口困了很长时间得不到解决，乃至于闹到了胡耀邦那里。袁庚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升级到中央书记处来解决呀！我深知国家领导同志日理万机，这样的小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我们心里实在不安。”
还有一句话他说不出口：就是鸡毛蒜皮的事，你不找到最高领导，还真就没辙儿。
胡耀邦也只好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的。”
吃一堑长一智，下次类似的事，特区人就学精了，没有再找中央领导的麻烦。
体制的弊端逼得特区人想出很多“新招”：
过了年，深圳市房地产公司与香港中发大同公司合作，在罗湖小区建设一幢国商大厦，这也是特区内第一座商业楼宇。楼高二十层，分东、北两座，建设面积为五万平方米。
然而合同签了一个月，工地上还是冷冷清清，不见开工。原来承建方要求将合同造价每平方米五百五十元，提高到五百八十元，而且工期定为三年，否则就要业主“另请高明”。
这下把深港双方的业主都逼急了，因为建楼资金是从银行贷的款，分分钟都要算利息的。不过这一次施工方没有想到，业主中有香港一方，而香港自有香港的办法。他们决定向全社会招标。深圳市委坚决支持了这一举措。
招标消息一公布，立即在建筑行业引起前所未有的反响，一下子来了十八家公司进行角逐，最终夺标者，是中国第一冶金建筑公司。合同造价为包工包料每平方米三百九十八元，总造价一下子降了九百四十六万元，工期只有十八个月。招标合同还规定，工期每提前或拖延一天，奖励或罚款一万元。由于奖罚分明责权到位，一冶公司也相应层层制定了承包责任制，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整个儿建筑工地展开了大会战，最后，居然用九十四天时间，就保质保量地将大楼给戳了起来。所谓的深圳速度，这座大楼就是一个标志物。一冶公司最后获得了总造价5%的利润外加八十万港币的奖金。
市房地产公司喜出望外，总结出招标的五大好处：造价低、工期短、质量高、扯皮少、党风正。
这项改革立即招来很多非议。罪名是破坏了国家计划，自相残杀，为资本家效劳。还有人提出肥水不流外人田，招标再好，把工程招到外地公司那儿去了。但吃尽了施工方苦头的深圳市委却对这个案例如获至宝，并专门做出批示：今后基建项目必须坚持招标，否则以党纪论处；市政府则做出决定，深圳的基建工程，必须全面招标。到了1982年，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发出了《深圳市建筑工程招投标暂行办法》。
作为深圳最早建成的大厦，国商大厦从开工那一天起就享有多项记录：深圳第一高楼，深圳第一项招标工程，深圳第一商都。但到了2000年，深圳有多少幢超过国商大厦楼高二十层的建筑物？深圳市规划局的专家回答说：“这可不清楚，太多了。”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建筑物已超过四十一万幢。
胡耀邦与袁庚很谈得来，他们的谈话结束后，袁庚又向胡耀邦提出了一堆难办之事。胡耀邦掏出笔，在他面前一一记下，袁庚同样对入境签证、海关、边防、特区人员进出境管理手续繁琐等问题上啧有烦言。
胡耀邦听了说：“具体问题我不了解，谷牧同志主管，他清楚。谷牧同志16日回京，我会将你的意见转告他，你可找他解决。”
听到此话，袁庚即把这个话题打住。此事谷牧不仅知道，他在谷牧面前就已经反映过多次，但谷牧作为一个副总理，协调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只听胡耀邦又说：“你究竟想要多大的权力，是否把你的要求写个报告给我？”
一时间，袁庚为中央领导人的诚意所打动。特区的问题，表面上是权力问题，实际上如果现行体制不变，给你再大的权力又有何用？于是袁庚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这些人命定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了。要不你就摸过河去，要不你就沉到水里，回头路是没得走了。
胡耀邦还很关心袁庚在广东工作的处境，由此提到了几个广东省的领导。袁庚明白他的用意，请他放心：“任仲夷、梁灵光同志，上任不久就到深圳和蛇口视察，我向他们做了汇报。任仲夷同志说‘你有什么麻烦找我好了，我解决不了的，就到中央解决！’”
胡耀邦听了这话稍感放心，接着说：“任仲夷同志思想很解放，你以前是否认识他？”
二人不知不觉地谈了很长时间，袁庚猛省过来，忙起身告辞：“占用了您很长时间，实在不好意思。”
胡耀邦说不用客气，还是一再问他，还有什么问题：“以后你可以给我写信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