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3年。黎子流刚刚走马上任，任江门地委书记，问题是他在任上干得不太开心。
不开心的主要原因之一，与他在官场的提拔（而且是越格提拔）有关。按理说从一个正处级一下提为正厅级，正是人生得意之时，为何黎子流还不大开心？究其因由，是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不想离开顺德。
顺德在改革开放中刚刚起步，就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作为县委书记，当然知道顺德干事创业的发展空间有多大。但一个县任你如何发展，能比得上广东当时有名的侨乡地区江门的发展空间还大吗？这事也得分析着看。
前面已经介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有着长期商品生产底蕴的珠三角核心地区，发展的阻力比较小，地方官一些较为前卫甚至出格的想法能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因此创业过程相对来说顺风顺水，容易出政绩；将他们从这片土壤中生生拔出来移植到其它地方去，尽管权力更大了，空间更广了，但能不能干得好，他们往往没有把握。
还有一点不得不谈，由于地区间的发展差很大，尽管从县到了地区，但并不见得就是“委以重任”。堂堂江门地区（那时的阳江地区也由其管辖），其发展堆头未必就是顺德县的对手。
用黎子流的话说，那时的江门可真谓穷到了家，市区只有区区十几万人口，全市财政收入只有一个多亿，五邑两阳拥有五百余万人，号称广东人口最多的地区，而生产总值却只有三十多个亿。与顺德相比，挣钱的地方少了，花钱的地方多了，地方官当然觉得不爽。
还有一个原因，顺德人认为全国最好的地方非顺德莫属，如果问一下顺德的官员与百姓在什么问题上观点高度一致，这一点可以说“一致度”最高就是两个关键词：发展和致富。正因为这个共识，成为了当时的广东省委与后来主政南粤的谢非一直看好顺德的理由，尽管有人对它非议不断。
这其中原因就很复杂了，但有一点不得不提，顺德人的嘴特“为食”（广州话嘴馋之意），以致有人说广东最好的厨子中，十个有九个出自顺德。因此顺德佬更将离家的道路视为畏途。用顺德话说就是“离开顺德无一啖（口）好食（吃的）。”
1983年夏天，江门市委书记黎子流第一次见到了省委副书记谢非，他当时正率领一个工作组前往江门检查工作。
黎子流对如何向这位新任、新相识的省委副书记汇报思想感到没有把握，因为他也不知道谢非的脾气与胃口。当改革开放之初，广东政坛的思想状况比较混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标准。
因此，长期在基层工作的黎子流练就了一种本事，那就是跟着上级的胃口讲话；其实该怎么干还怎么干。顺德出来的干部都有点牛脾气，他们有句老话：得就得，不得回顺德。
刚刚上任的黎子流，对江门的风气不太看得惯，不仅在于江门经济工作比佛山地区差一截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陈旧与封闭，好像改革开放几年了，这儿还没反应过来似的。
比如他刚到江门，就见到大批干部组织起来到百姓家去拆鱼骨天线，因为竖起鱼骨天线就等于告诉大家我晚上要看香港电视。江门坚决执行上级指示，大批干部沿着大街小巷乱窜，见到鱼骨天线就强行拆除，弄得百姓民怨沸腾。
黎子流最看不惯这个，人家愿意看香港电视，说明你们自己的电视不好看，或者不如人家好看，你把自己电视弄好看人家自然会看你的，拆天线算什么本事？
他当即就公开说：“我来了以后，不要再拆鱼骨天线了，江门竖起鱼骨天线的，就算迎接新市委了。”江门的干部群众听了这话以后都傻眼儿了，干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百姓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强烈而清晰的信号：封闭了几十年的江门侨乡，终于要真正对外打开大门了！
江门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与侨乡开明开放的传统脱节自闭，这其实也与江门干部队伍中的很多精英流失有关。据说在美国或加拿大，如果将侨居那里的江门前干部找找齐，开个地委或县委的常委会一点问题没有。很多干部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觉得江门没有干头，又有海外关系这个特殊渠道，就这样一走了之。
因为拆鱼骨天线是当时上级的意图，谢非对黎子流的做法也就一笑了之不置可否，对这位前顺德县委书记坚决反对拆鱼骨天线的事儿，他也多少听到了一些。
顺德那个地方，多年来在省里的名声就有点特别，有人说顺德人很“可怕”，想搞什么名堂总能搞成，有人说它“一俊遮百丑”，总之一直是总让领导们操心的地方。
有一位主管领导说，全省的鱼骨天线都拆了，我就不信你们顺德就能顶着不拆，他提出的口号是：鱼骨天线上天，五星红旗落地。他逼顺德拆天线，顺德就是顶住不拆，但是采取放干扰的办法来应付上头的压力。可放也可不放。所以一当顺德百姓晚上看不到香港电视了，就说：“今晚无计啦，肯定又有大领导来顺德了。”
黎子流曾对主管领导说了个故事：“有一天我儿子走到我跟前，请我下楼去玩，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这位书记大人不要妨碍我们在收看女排夺冠的直播。”
原来境内的电视不能直播女排在境外夺冠的比赛。但顺德百姓那天晚上都要坐在电视机面前为女排打气；因此黎子流对领导说：“这是不是爱国主义？每一户顺德百姓晚上都会收看香港电视，你能每户人家派一个警察去看着？即使是去了，你能保证警察是看人还是看电视？因此你们提的口号我不赞成，我也有几句口号，提出来供您参考，‘一国两制，一机两看，有所抵制，有所借鉴。’”
有一次，总书记胡耀邦来到顺德，黎子流见到了他。两个人闲谈时胡耀邦说：“你们总是用鱼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这事儿我知道，不过我这回路过香港，也没少看香港电视哩。”
黎子流说：“鱼骨天线是公开的秘密，我们这儿的人没有不看香港电视的。我就经常看。”
胡耀邦于是问：“那么，你对香港电视怎么看？”
黎子流也问：“总书记是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那还用说，当然想听真话。”
黎子流想了想说：“第一，香港电视，它基本上并不反革命；第二，人家的电视节目不黄；第三，我认为最有用的，是它宣传的是一种商品经济社会的社会价值观，市场信息来得也快，看了对抓经济有好处。这就是我的看法。”
胡耀邦听了后并未马上表态，过了一阵他自言自语地说：“我在香港也看了两个晚上，其实也没有什么嘛。”
这句话就叫黎子流抓住了，下一次见到主管领导，黎子流就把胡耀邦的话搬给他听。该领导很紧张地：“这种话，你千万不要到处去乱说呀！”
黎子流很茫然地问：“您究竟是什么意思？怎么连总书记的话都不让传达了？”
广东的鱼骨天线之争，直到九十年代初才算解决。那年头广东的鱼骨天线突然就消失了，不是因为彻底拆除，而是它的使命告一段落。
1992年，广东省有线电视及各地市有线网均可放开收看香港的无线、亚视两大境外台，尽管没有正式对社会公布，只是静悄悄的放开，但在当时立即使广东在内地人的心目中有了一种更加开放甚至自由的形象。
香港电视给广东带来的全面与深刻的影响。对香港电视放开之后，广东一样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这一放，却再没有走回头路。
香港电视在各个层面对商品经济社会及市场化的社会结构、运作方式及人文观念、价值观进行了全面与生动的演示。对已经有两代人没有亲身经历过市场经济社会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方位的启蒙。
广东人由此有了一个样板。他们知道内地生活正在慢慢地与香港生活方式在某些地方悄悄地接轨，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对他们不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他们多少知道了它的好处与缺陷，当市场经济真的来到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不致于感到过于陌生。
香港电视传达出来的某些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对广东人那种潜移默化的渗透更是不可忽视。举起要者说，如民主与法制的观念、官与民的关系、权力与制约机制的关系、平等与自由的理念，这些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基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是被扭曲了，就是久违了，要不就是存在于空洞的政治概念及苍白的说教中，它们与平头百姓到底是什么关系？大多数国人茫然无知。
1983年，江门正在开展解放思想与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大讨论，黎子流感到担忧。因为有人得出的结论，精神污染的标志，就是收看香港电视的鱼骨天线。
江门那个地方，上次学邓小平理论并开展大讨论的结果，也是拆鱼骨天线。黎子流还记得上次，很多干部思想并不通，于是全省将县委书记们集中学习了半个月，学习期间还不许出门，各地区干部要分开住，防止搞串连分散精力，但每间宿舍要塞进三个县委书记。是有互相监督的意思。
黎子流反对将学习庸俗化。他想的是如何将大学习与大讨论引导到江门发展实际上来。他觉得谈解放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但这个想法并未得到充分认同。
他还记得有一回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到江门时，曾敏锐地发现了当地的问题。他问黎子流：“你们这里的街头，怎么看不到一条标语口号？政治气氛不够浓呀！”
黎子流很没面子，但他还是很镇静地说：“首长呀，标语那东西好是好，但搞多了就容易乱。我们江门就要一句标语口号就够了，那就是发展生产力!”
领导只是瞧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这次面对的是来检查学习成果的谢非，黎子流第一次见面，觉得他很是平易近人，这很好相处，但这个谢书记，却有些沉默寡言。这就不好对付。
黎子流特喜欢下车伊始就发议论的领导，一张嘴就露了底，好应付呀！但这个谢非，他就是不吱声，是不是他也在观察我，要我先露底儿呢？这么一想，黎子流就更加小心谨慎。
黎子流此时心中有数，他在某些省委领导眼中形象并不好。有省委领导说过：“你们顺德搞的那一套，就是资本主义。”黎子流曾想带着江门干部回自己老家看一看，意思是学着点顺德佬，多做些加快发展的实事。但这事叫领导知道后也不高兴：“你们到顺德那种地方去学什么？你们五邑两阳不要学顺德，要一心搞好水稻。”
心里没底的黎子流对谢非说：“据我个人看，江门这个地方，有些杂乱无章，不像顺德，那地方早就统一了观念，他们就是埋头抓发展，没有杂音。”说到这儿顿了顿，扫了一眼谢非。谢非在埋头记着笔记，面无表情，但记得很认真。
黎子流没辙儿，只好再往下说，要他说违心的话，他也不干：“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解决江门的发展观问题，这是大讨论最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黎子流又说：“我认为不解放生产力，江门是迈不动现代化的脚步的。是以清除精神污染为中心还是以解放生产力为中心？这可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我想江门的各级领导，一定要将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否则我就无法开展工作。”
谢非仍看着他，等着他说。但黎子流觉得自己该说的也就说完了。道理就是这样。于是也就不再做声。
谢非见他不说了，于是说：“你们的想法非常好，如果就按着这个思路将大讨论进行下去，一定会深入人心。”
这是毫无保留的肯定，黎子流多少有些意外。
谢非接着说：“江门的大讨论，一定要联系实际。这个实际，就是要加快发展，摆脱经济上第三世界的地位，向顺德这样的发达地区看齐，迅速缩小两地之间的距离。”
黎子流听他这么一说，感觉上来了。他觉得谢非这个人很敏锐，一下子就抓住了江门的要害。
谢非继续说：“江门在全省很有典型性。现在的特区刚刚起步，发展势头很好，再就是以四小虎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上得很快。但我担心的是广东更广大的地区，如粤东、粤西、粤北山区，怎么能够全面跟上来？你们江门，地处珠三角与粤西的结合部，江门上去了，对全省有很现实的示范意义。”
在谈到如何开展大讨论时谢非说：“你们要注意虚实结合，开展学习和讨论，如果与实际问题结合得好，肯定能促进工作。”他还当场向同行的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交代，全程注意江门的讨论进程，把他们解放生产力的典型及时反映上来。
不知不觉中，黎子流向谢非汇报了很长时间。对此第一次谈话，黎子流印象极深。他原来不想说那么多那么长的。他过往的经验告诉他，在领导面前总是说多错多，有时还给人家揪住小辨子。但在谢非面前不知怎么他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可以畅所欲言坦然交心无话不说。
第一次谈话，黎子流与这个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的省委副书记有了一种亲近的感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很舒服。
江门大讨论的方向，是如何把五邑两阳工作搞上去，这没有问题了。但提到振兴侨乡，再次引起了争论。黎子流记得，正是谢非又一次站了出来，坚决支持江门落实侨务政策。
本来，江门作为一个老侨乡，落实侨务政策应该没有阻力的，但一部分干部群众由于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很现实的事情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出现了妒富甚至仇富心理，直接影响到侨务政策的落实。
江门这个地方，大有一夜暴富起来的人，这是大笔侨汇所致。几十年的隔离，使很多侨属与外界失去联系，一些海外亲人发了财还不知道。当国门甫一开放，一些回来的亲人出于补偿心理，给了很优厚的馈赠，这样的故事在侨乡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再加上乡亲们的渲染，更加重了传奇色彩。
要知道当时国人对财富的冲击力还是相当敏感的。江门很多侨属抖起来了，盖了新房，坐了大奔（那时没有什么普及型小车，海外亲戚一送就是名牌豪华房车）。还有一些侨资企业也进来了，还请了很多本地人去做工，已经有人嘀咕说：“这下好，解放几十年，剥削阶级一夜之间又回来了。”“真是睡一觉就回到解放前！在江门这个穷地方，再这样搞下去会出问题的。”
就在这个时候，黎子流为了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吸引更多的侨资进入江门，开展了给侨属的历史问题平反与返还侨房的工作，对很多人来说这事也是难以接受的，简直就是对人们所眼红的两极分化问题雪上加霜：
海外关系成了香饽饽了？你们都盖了那么盛气凌人的新楼了，还要收回土改就分掉的老房子？那我们上哪去住？要把我们赶到西江喂鱼去吗？想当年我们一起穷，划你个地主成份你都不敢吱一声，现在你出入小车天天鱼肉，倒想跟我们一起划回个贫农成份？天下好处总不能都归了你吧？这不是变天又是什么？
黎子流心里也非常明白，此类思想阻力，在基层干部群众中很真实存在着。落实侨务政策，在其它地方也许只需对外做的一个姿态，因为可能毕竟只是个案；但在著名的侨乡就不一样了，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再分配，牵一发而动全身，丝毫马虎不得。
但他决心把这个事做下去，江门要发达，必须天下归心，共产党的政府凭什么要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听你们振兴侨乡的号召？唯有一个信字。返还侨房的工作，全世界都有人在瞅着，海外很多报纸对此事特别关注，有什么动静都立即报道，说实在话，江门在历史上还没有叫全世界这么操过心。
他到处去做人们的思想工作：“我们不能把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相对立，有人先富起来总比大家一起穷好吧？难道不是有人先富，才能带动大家富吗？难道提倡共同富裕，就能保证大家像解放军操兵一样那么整齐地富？如果有人先富就眼红，只能大家像装在一个竹篓里的螃蟹，你扯住我我拉住你，最后谁也跑不出穷坑。江门要发展，最大的特色就是一个“侨”字，突出一个“侨”字，我们的工作才会有突破。”
落实侨务政策不是一句口号，要用真金白银来实现。历史上已经没收处理的侨房，要还给侨属，必须由政府出资来赎买。比如有的侨房所有者虽然在江门，但那些房子远在广州，早已叫广州方面给没收了，现在要赎买回来，总不好让广州方面出资，还是得由江门政府出钱去处理。同时江门的被没收的侨房不是一个小数目，量很大，这给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江门各级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但黎子流终于下决心把这件事做完了，各级政府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事实证明这是物有所值的。黎子流在江门主政7年间，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为江门侨乡捐资额就达二十七亿元。珠三角当时最靓的学校都在江门，都是华侨及港澳同胞捐建的。
江门提出了捐资三原则，一是捐多少都欢迎，捐多少任捐赠者一口价，绝不强行劝捐，而且捐款用途由捐赠者自主；如果捐赠者定的项目仅由捐款来完成还不够，则由获赠者在当地筹款补足，不会再对捐赠者开第二次口；二是对捐赠款加强管理，绝不挪用一分钱，上进下支账目清楚；三是捐赠者对捐建项目有属名权。
当然，仅用付出与回报的金额来看落实侨务政策，仍然没有看到此举的全部意义。江门的现代化建设获得全世界五邑侨胞的呼应，就才是侨乡腾飞的重要基础之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由这些侨属境遇的改变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落实侨务政策，除了做实事，还得讲求一个诚意。黎子流发现，海外侨胞的新一代与他们的父辈并不完全相同。很多人连中国话都已经不会说了，他们到江门来，并非完全是出于亲情回报，更有寻求投资商机的意图。而老一代华侨一般都热衷于向科教文卫体项目投入，不搞企业，以免有剥削乡亲之嫌。
江门地区靠华侨捐资协助解决了因长期贫困造成的部份历史欠账之后，更需要的是侨商的工商业投资，只有投资才能为侨乡不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此时，江门又出现了一些“杂音”，有的人担心这样下去，江门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在江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学校医院之类民生项目都由华侨投入建设，而且以捐赠者指定命名，在侨乡，海外回来的人威信还高过当地政府。
这些杂音，黎子流都搬给谢非听。
谢非也很关注侨乡的发展动态。有一次谢非与其它省领导一起到江门检查工作，在听取汇报时。主张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及反对过份强调华侨作用的人当着省领导的面争论起来。黎子流注意到，当争论到了最激烈的时刻，平时不大说话谢非做了一个手势：“关于各位的不同意见，我讲一些个人看法。”
会议室里的气氛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都望着谢非。
谢非说：“我们要注意一个大政策，这是一个大问题。什么大政策呢？就是提倡共同富裕不能动摇，但支持先富起来也不能动摇；因此华侨政策，对江门地区来说就是一个大政策。”
几句话一说，会场里更是鸦雀无声。
谢非又说了很简短的几句话：“江门的发展，华侨这一臂之力不可忽视。侨资在同期的投入已经超过政府的财政投入，这是事实。事实就是事实，你如何看待，它都是事实。孙中山就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善待华侨，我们善待了这一代人，他们的子子孙孙也会回来的。”
黎子流瞅着这个新上任的省委副书记，觉得心里踏实了很多。
42
谢非有一个老相识，在新闻单位工作多年，难免常常受到某些掣肘，总想找谢非诉说一番，这就是早年调到《羊城晚报》的刘陶。
1982年，刘陶已经进了《南方日报》领导班子，常和省委领导打交道。作为省委机关报的“白宫记者”，刘陶对省委机关内部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谢非身为省委副秘书长与省委办公厅主任，经常接受刘陶的采访并为他审稿，他们的来往也密切起来，刘陶有什么心里话，也很愿意对他说。
当时的厅局长们看到广州个体户异军突起大行其道，更是感到彷徨。因为在诺大个广州市，头一次听说市民阶层的收入可能会大大超过这些权高位重但其实收入菲薄的官员。别看叫个厅局级领导，但要买一盒进口烟都是可想而不可及的，那可是奢侈品呀，但广州街头的小混混，却可能嘴里叼着从广交会弄出来的“万宝路”招摇过市。有人私下里的说法是：“还不如到街头摆个烟摊儿挣得多。”
谢非看上去没有这许多烦恼，他骑着辆单车成天来来往往，很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而且他对刘陶他们的处境也挺同情，别看他平时不说什么，但与这帮老记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尽量为他们提供方便，也许是一种补偿吧。
谢非任省委书记后，有事没事的经常到刚刚创办不久的《南方周末》去转一转，他到“周末”串门的目的现在也没人能说清楚，因为他从来不提什么意见，也不作什么指示，就是愿意到编辑部去与采编人员随便闲聊天，这在省领导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开始采编人员还很在意，以为他有什么目的。后来大家也就无所谓了，这个领导今儿又来了，有空就陪陪他东拉西扯，没空说一声我正在赶稿啊，您坐吧。他也就是坐一下就走了。但因为谢非总是去，大家都无形中感到挺受重视，信心特别足。
不知不觉中，《南方周末》火起来了。这份报纸的火，与《羊城晚报》还不一样。《羊城晚报》是开了花先香墙里再香到墙外，而《南方周末》则是在广东人还没来得及在意时，突然间如野火一般先在京城蔓延开来。
现在回忆起来，当初搞这份东西，并没有多么高的奢望。《南方周末》嘛，无非就是省报的一个休闲版，原来的想法，是把这个休闲版扩扩版，为日报增加一些可读性，于是就在报屁股上将休闲版的容量放大，改成了文娱版。这一改就一发不可收。
可以说广东的传媒从地方性党报的定位向面向全国办报、办成影响全国的传媒品牌的发端，就始于《南方周末》。这份报纸的特点，一是具有独特的南国气息，这种气息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是察看广东改革开放动向的窗口；再就是她独特的视野与胆识。
《南方周末》成为中国宣传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北京的发行量一度超过了三十万份，京城记者几乎是人手一份《南方周末》。
当时报社编辑们心中踏实，很罕见地没有一些媒体官员那样瞻前顾后、如履薄冰的毛病。他们觉得，反正有谢非同志期期必看样报，就等于把关了，出了什么问题，他还能不打招呼吗？
43
在吴南生向谷牧汇报特区面临的困难时，除了一如既往地抱怨海关不能及时适应特区开放这一老大难问题外，还第一次向中央提到另外一个国有垄断行业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电话。
他说：“香港是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对世界市场情况每天二十四个小时都能随时掌握。有关经济往来电话电报畅通无阻。所以如何沟通特区与香港之间的电话电报畅通，是外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提出，如果电讯联络不便，根本不可能从事现代化经营，特区也就没有必备的条件。这样，谁也不敢把资金投进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请求中央及有关部门把特区与香港电讯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考虑，允许三个特区采用微波系统，不通过国内邮电网络，直接与香港、澳门及世界各国通电话与电传，并批准特区经营这项电讯业务。”
谷牧看了这一条，也只能摇头苦笑。对中国邮电，他只能是敬而远之。
就在两年前他率团到巴黎访问时，巴黎方面高规格接待，在最高级的酒店里安排了最豪华的客房，当服务生安排停当，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请问团长先生是否需要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这不是客气，是每个旅行者下榻后须做的第一件事。
谷牧一听此话吓了一跳，赶忙摆手说不用了不用了。服务生面露惊讶之色退了出去。他们的困惑在脸上写得很清楚，谷牧心里也很清楚，人家备不住以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个无亲无故的独行侠呢。
事后他对人解释说：“我不是不想打电话，是怕打电话，怕打不通。不是怕人家法国高级宾馆的电话打不了国际长途，人家的电话肯定好使，而是怕我们家里的电话接不着！那样一来多么有损国格呀，只好忍着不打。”
以谷牧对中国经济工作的熟悉程度，他对中国电讯部门的估计应该是正确的；但广东省在对中国电讯部门绝望之余，想直接开通香港的电话，并通过香港的电讯网络与世界沟通，这就忤逆了国家垄断部门的老虎尾巴。
吴南生提出的方案是抛开中国电信部门，直接连接境外的网络，如果不是先见之明，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果然，不出半年，蛇口工业区因电话不通几乎瘫痪，情急之下，再度找到新华社，通过发内参来告中国电讯部门的御状。新华社在1980年9月3日发出的这份内参，将邮电部门比喻作第一只给蛇口开发卡脖子的“拦路虎”。
此时，经过十个月开发的蛇口工业区开始崭露头角，昔日不时有偷渡客陈尸的荒凉海滩、杂草丛生的山岭已经大为改观，大片工业用地“五通一平”已接近完成。工业区内六个功能区的规划业已完成并开始动工，外资正在进入中。刚成立的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以南海东部公司和西部公司的名义，一口气买下了大量住宅和用地，以便将蛇口和附近的赤湾发展为海洋石油的重要基地。
此前，早在1979年，招商局即向邮电部门提出要装电话，并考虑到要与境外接轨，促请邮电部门“尽可能搞先进水平的设备”。但邮电部门依然提出要用国产的五十年代类型的交换设备，估计比手摇电话好不到哪里去，并且提出要由邮电部门“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管理”。
垄断部门提出这样的要求本不奇怪。招商局也不是好惹的，他们有通天的本事，在招商局的压迫下，邮电部派来了工作组，提出四个方案，经反复磋商，招商局同意了其中一个方案，即由用户出面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如是，招商局找到了香港大东电报公司，请他们从美国引进先进的“全自动程序控制电话设备”（即现在普遍使用的数字电话交换机）。这东西体积小费用低性能好，最主要的是能打通境外电话。但必须在深圳市建立一个微波站，以便与中国邮电的市电话局接口。但是，有关部门断然拒绝。
蛇口工业区反反复复做工作，与香港大东电报公司谈判时都企图邀请广东邮电局、深圳邮电局的人参加，但他们拒绝派人参加。由于中国邮电“始终没有点头”，此事拖了八个月（至新华社发内参止）仍没有解决。
在号称中国最为现代化的蛇口开发区指挥部，只有一台三十年代的手摇电话机，要一次长途要等上个把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在移动通信出现之前的蛇口，有人形容这与鲁滨逊在小岛上的处境差不多。进驻蛇口的中外海洋石油机构，由于通讯联络不畅，只好启动自己的“油路电话”和“单边带”通讯与海上钻井平台联络。
中国电信为了保持垄断地位而拒绝与外资合作，有一个很堂皇的理由，就是外资有资本主义之嫌。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谁与外商打交道，都会面临谁占了便宜还是谁吃了亏的质疑。
这是一种闭关锁国的小农意识与恐外心理，再加上无端的仇外情绪造成的。因此他们认定，不与外资打交道，是最明智的选择，关起门来发展，快了慢了都是自家人的事儿，肉烂在锅里。
曾任深圳特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周溪舞，对此就深有体会。198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在深圳建立合资电话公司，此事拖了一年，终于由深圳市电信发展公司与英国大东电报局联合成立了深大电话有限公司，这也是我国电信领域唯一的涉外合资（作）企业。周溪舞作为这个项目的主持者，从参与谈判到付诸实施，他自始至终都感觉到“身处压力的包围之中”。
由于项目要得到当时邮电部的批准，手持国务院尚方宝剑的深圳人到北京后也没得到多少好眼色。有一次，一个邮电部退了休的老部长没好气地当面质问周溪舞：“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把帝国主义刚刚赶走才几年啊，你们就把他们请回来了？”
周溪舞回答：“过去他们是垄断了我们的电信业务，那是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的国家，那种背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与他们现在是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合作。”
到了1983年11月28日，深大电话公司成立了。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其中深圳市电信发展公司占了51%的股权，英国大东电报局占49%的股分。其中深圳市政府，在深圳电信发展公司中占了20%的股分。
小平对中国占有垄断地位的电信及能源行业与外资合作，一直抱着非常开明的态度。1984年，深圳开始就核电站项目与外商协商合作事宜，小平就对这个项目非常明确地给予支持。这对周溪舞是个很大的鼓舞。他的推理是，小平连核电站与外资合作都支持，还有什么项目不可能对外合作呢？
周溪舞说，特区搞了二十多年，引进外资一事，在特区领导层内并没有异议，此事一直没有争论。但没有争论，并不等于没有压力，所幸之处在于，一当人们感到压力压得喘不过来气儿的时候，小平就会及时出来说话支持，使特区领导层心中的石头轻松落地。
1986年的一天，深圳核电站项目正在进行中，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参与核电站投资的外商，周溪舞作为深圳市代表，也参与了这次会见。当周溪舞与参与会见的我方代表在等外方代表时，小平先走进了会客厅。周溪舞在与小平握手时，他对小平说：“我是深圳来的。”小平立即作出反应：“你是深圳来的啊？深圳发展得很快！”
就在深大电话公司成立后不久，火力发电这个传统国有垄断行业也开始与外商合作。周溪舞再次参与并主持了广东沙角B电厂的投资项目全程谈判，这个项目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例BOT项目（建设——运营——移交）。但这个70万千瓦的电厂从开始谈判，到建成投产，同样是在议论纷纷中进行的。合同规定，建电厂的几十个亿资金由港方出，合作20年后将电厂移交给我方；但同时规定我方要负责消化60%的发电量。而议论的焦点，仍然是认为我方在这个项目上吃了亏。
是否吃亏占便宜，实在是很难说得清的事。关键是中国的垄断行业，能否放外资进来，这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用周溪舞的话说：“历史证明，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不但没有吃亏，电厂还支持了当时特区的快速发展，现在还收回来了，这个电厂还能用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