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2日，吴南生接到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的一封信。此前费先生做为联络人，与广东方面多有信件往来。
在2月12日的信中，费先生提出一个很中肯及很急迫的问题，就是特区建设须有一个集权机构，避免多头扯皮现象。吴南生即将此信转达习仲勋等省委领导。
其后不久，省委于1980年发出通知，成立由11位同志组成的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吴南生在会上阐述了特管会的性质及任务：“特管会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一不是临时性的什么办，二不是形同虚设的领导小组，我们这个委员会应该是有权威的，办事有效率的，管理体制要有新突破，在尽可能多的问题上实行‘一站制’（最早在国内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庄世平）；搞特区是新的事业，既要谦虚谨慎，注意请示报告，但同时又要集中统一，避免多头多层领导。”
后来，吴南生出任这个委员会第一任主任。
此时，特区究竟要实行何种体制的根本问题提上了日程。广东在不断地向中央汇报的过程中，将市场经济的概念一步步地提出来。
当时，市场经济四个字还是一大忌，但在全国关注特区的过程中，内地许多地区虽然眼睁睁看着广东福建在特区筹办过程中这种天时地利的、具有排他性的“先行一步”而无可奈何，但他们也不约而同地要求国家给他们一些“市场调节”的权力。
受中央与国务院委托，谷牧3月24日到30日，在广州召集广东、福建两地领导，检查落实中央（1979）50号文情况，实际就是专门研究特区下一步部署。
此次会议上，“灵活措施”与“特殊政策”第一次对计划经济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在3月30日作出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中提出，搞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试验，特点有几条，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这一条是向两省放权，相当于国家将一个企业或是将一块地域“承包”给当地政府“经营”，二是物质、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
在这份纪要的第七款中，就走得更远一些了：“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和体制，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
此时的特区出现了中央及广东都没有意识到的新动向，受利益驱使，无法在广东先行一步中分一杯羹的各地区及国家一些部门，开始一窝蜂地拥向深圳。他们在那里圈地皮办企业开设办事处，动作比广东还快，这是广东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央对此也感到很棘手。
“纪要”还专门为此列了一条：“中央各部门、各地区，除经批准可在特区经营的少数中外合资企业以外，一般不准在特区办企业，广东省要从严把关。一些单位去深圳、珠海占地，打乱了建设部署，应立即制止。有些部门与地方，经过批准，可派少数人员驻深圳进行对港澳及国外商情的调查和联络业务。”
这一款从发布之日起就注定了它必然是一纸空文。因为这一款与“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的基调根本冲突。只要守法经营，任何人不可能在一个市场调节的地区随意设置准入门槛，诚如庄世平在广东召开的港澳人士座谈会上说的一句话：“商人只有两种，守法的和不守法的。只要遵守特区法规，任何人都可以进特区发展。”何况广东省在请全国人大通过特区管理条例时，信誓旦旦是说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而是中国的特区。
特区对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辐射效应自不待言，实际上特区也同时是全国（包括各部门和各地区）共同建设起来的，当国有经济占主体，民营资本尚未成型的改革开放初期，内地向特区投入的相当大部份，并非来自国家自上而下的贷款，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到特区创业淘金的“各部门与各地区”。尽管中央与广东省给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进入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但都无法阻挡热钱向热土流入。市场经济是个潘多拉的匣子，只要把它打开，就由不得你了。
在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过程中,曾爆发了一场“罗湖风波”,据吴南生口述和卢荻同志的引证，当时从全国各大城市请来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和工程师共108位,组成一个庞大的规划设计团,精心绘制规划经济特区建设的蓝图。然而一场大雨引起建设者们产生了一场大争论。人们在应不应首先开发罗湖地块产生了相反意见，一些领导同志反对开发地势低洼的罗湖，而专家们则坚持先开发，吴南生认识到,专家们的意见是正确的,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这样,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为害的水灾；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又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
谷牧是位建设行家,他认为这一做法切实可行,答应先帮助贷款3000万元。吴南生喜出望外,对谷牧说,有了“酵母”,特区的建设可以做到不用国家的投资了。
1980年10月初,用铁皮临时搭成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市委常委和工程师们, 双方唇枪舌剑,各摆各的道理。工程师们认为某些市委领导不懂得城市建设,而有的领导提出,罗湖地势低洼,年年发大水,开发罗湖,无疑等于“抛钱落水”,劳民伤财,不如将这些钱用来搞农田基本建设。于是,有一位年轻气盛的工程师和两位年长的常委拍台打凳,互相对骂起来。会议顿时陷入了僵局。
当时吴南生冷静地主持着会议,平息了双方的争论,最后,他才旗帜鲜明地支持工程师们的意见。并一锤定音,决定立即动工,搬掉罗湖山,填平低洼地。很快,挖土机、推土机出动了。市委内部有的人却不知出自什么动机,竟然乘任仲夷才到广东,吴南生回省开会的时候,私用市委名义发电报给省委,状告开发罗湖是瞎指挥。有人还公开横加干预,并多次下令停工。
任仲夷看到电报,立即亲自到深圳,从多方面作了调查,听了不同意见。在当晚的市委常委会议上,他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要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你们意见不一致,为什么不很好听工程人员专家的意见呢?”“搬罗湖山,是特区第一个大工程,你们今后要做的大事还很多,要讲团结。”
12月8日至10日,谷牧在任仲夷和江泽民的陪同下,视察了深圳特区。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江泽民在会上提出:“深圳特区的建设要引起足够的重视。30年的南大门,一下雨就泡在水里。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里,香港来的人,高跟鞋、丝袜子都泡在水里,罗湖、文锦渡,无论如何都要搞好。”
在谷牧、江泽民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对建设深圳特区,首先搬掉罗湖山,填高罗湖区达成共识。那些曾一度极力反对的人,最后也只好接受了现实。至此,“罗湖风波”平息下来了。
在成千上万建设大军的日夜奋战下,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两米,低洼处填高了四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据：南方日报2008年4月7日《经济特区是怎样“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吴南生同志访谈录》卢荻、陈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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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广东省又一个“山野高人”将进入我们的视野，他就是综观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今年八十八岁的著名经济学家魏双凤教授。魏双凤教授很早就与谢非结识了，用他的话说，是结识而不是结交。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一是年纪要差一大截，二是隔行如隔山，一个教书搞研究，一个当官。
一开始，他们俩仅有的共同点，是一对老乡。魏双凤有个学生在梅州任市委书记，有一次这位学生无意中谈起在广州还有一个老乡，对学问及搞学问的人向来敬重，爱交知识分子朋友，现在官至省委副秘书长。经这位市委书记介绍，这两个老乡见了面，并成为忘年之交。
谢非向来爱与专家学者、文化人打交道、交朋友。
魏双凤认为，亚当斯是当年创立自由经济学的鼻祖，但他的那一套仍可归纳于微观经济学范畴。亚当斯说的东西基本都是对的，但他过于信赖那只“看不见的手”，而作为资本，除了逐利的本性外看不出它有什么理性。如果对亚当斯那一套产生“路径信赖”，可能会使一个国家预后不良，如美国在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于是凯恩斯主义就应运而生。凯恩斯的东西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事实证明在非常时期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凯恩斯过份强调政府行为，对自由经济也会构成损害。于是，他综合研究了这“两斯”的成败，发展出综观经济学理论。
但魏双凤却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有将自己的学说经世济民的强烈愿望。比如当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在全国大行其道时，他就发现这个提法有待商榷。
他找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说：“你们深圳的口号很有影响，这是好事，但第二句有问题。效率就是生命？如果这个项目方向有问题，那么你上得越快死得越快。效率不是目的而只是获得效益的手段，第二句要改成‘效益就是生命。’”
“‘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梁湘念了两句，总觉得有点儿拗口。但他又觉得魏老先生说得有道理。他想了想说：“魏老师，我看您还是别给咱改了，原来那两句，小平同志很欣赏的。”
“你照我的改没错，如果你将改动的道理告诉小平，我相信他同样会欣赏。”魏双凤如此坚持。据说后来深圳还真的把这句给改了。又据说小平果然也欣赏。
后来梁湘还给魏双凤送来五百元并解释说：“魏老师改得好，一字千金。不过您只改了下半句，因此奉上五百元，谨表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