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山重水复
土地变黄金，成为生动的市场经济入门课；出口特区变经济特区，彰显典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以立法形式承认了特区的合法性；顺德县委书记黎子流说：“鱼骨天线是公开的秘密，我就经常看”；谢非坚决支持黎子流在江门落实侨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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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还是回到当年，回到吴南生“报告”中。从这份报告上看，吴南生除了清醒地意识到要搞特区还有许多先决条件有待解决外，并没有对如何搞特区产生一套相对成熟的办法，因为他也确实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此时，这个搞计划经济的专家就要请教搞市场经济的专家了。
由吴南生的老友庄世平介绍，港商黄振辉先生于1979年10月进入深圳，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地产开发实业家。
庄世平这个人古道热肠，对国家事务有古仕者之仁义，他批评国是往往慷慨陈词甚至尖锐刻薄，但为国家做事情从不含糊。在特区草创时期，他拖着老迈体弱之躯，四处奔波，对此吴南生永志不忘。
10月18日，杨尚昆与吴南生在广州接见了刚刚从深圳考察了一番的黄振辉。他是在庄世平策动下，由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亲自陪同到达的。
黄振辉是前国民党将领王耀武的女婿，曾留学美国，在香港成功地开发了口碑很好的地盘。黄振辉开口就不同凡响，他提出了对特区的一揽子投资方案。使广东领导人对开发特区的路径渐渐地有了感性认识。
在此前新加坡实业家罗新权、香港工商界人士汤秉达提出，虽然国家对汕头特区的开发要放后一步，但规划现在就要着手进行，他们不仅可以先期投入上亿元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罗新权甚至提出可在韩江口到福建边境沿海一带围垦一百万亩发展种植及养殖业。可见在这些实业家心目中，资金不缺，无非是如何运作的问题。
黄振辉亦有同感。广东要搞特区的消息传开后，很多港澳客商及海外华侨、外籍华人客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与他们纷纷前来探听商机不同，如同上述几位商人则出于爱国爱乡的情感，在商并未完全言商，而是站在“甲方”一边出谋划策。
黄振辉经实地考察后，不仅赞同吴南生等提出的在罗湖地区开设工业区的设想，而且提出了操作方案。他表示愿意先期提供两亿港币作为启动金，帮助深圳方面开发罗湖。具体设想是：罗湖公社总面积三十八平方公里，背山面海，农田不多，多是不适宜耕种的荒地与丘陵，需要安置的农民只有二三千人，开发成本很低。
与深圳方面提出的方案相比，黄振辉提出的方案堪称豪华。规划面积二十四平方公里，按香港最高价格计算，总开发成本需港币三十六亿元，当然他的开发标准与国内比不可同日而语。他提出一应基本建设工程包括电力、煤气、电讯等设施，其资金均可通过出让专利权及引进资金的方法解决。第一期先开发建设用地五平方公里，投资约一亿余元，并通过出让用地权来筹措下一步建设资金。
据他匡算，建设深圳特区的基础工程投入及出让地皮收益相比，头两年需要净投入，第三年即开始有回报，收支可达平衡，第四年起收益可直线上升；十五年内，总共需投入三十六个亿（港币），而特区政府的地价收益可达四百零一亿。
与此同时，珠海方面也积极与澳门商界领袖何贤、马万祺等联络，准备在拱北海关东西两侧各划一块地方建立特区，初步规划面积为四平方公里，同样采取出让土地筹资建设的形式。
无怪乎有人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而老板眼里满地都是黄金。办特区不仅可以将几十亿港币唾手可得，而且可以有大笔收益！这就是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的思路导致的结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土地为国有，事关国体，兹事体大，绝对不允许交易，更遑论卖到境外的老板手中，但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凡是可以交易的资源才可能成为财富，这就是老板们眼中点土成金的原因。
老板们算的账对广东官员的启发乃至于震动，是振聋发聩式的大启蒙。除了求新求变的欲望外，他们办特区最大的顾虑，就是一怕没权，二怕没钱，而二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其结果是一致的，没权也就等于没钱；现在好了，有了这条以地生财的基本招数，钱不成问题了，而且有了钱，没有权也可以像有权那样办事，甚至变成有权。
分秒必争！分秒必争！特区人急红了眼，迫不及待地在最靠近香港的罗湖小镇拉开这场世纪大建设的序幕。深圳建设一旦破土，就宛如一个偌大的战场。至今仍有人念念不忘当年目睹的一个动人的镜头：
大雨滂沱中，狭窄的罗湖公路变成一条泥河，交通乱成一锅粥，泥头车、推土机、大巴士、小汽车各不相让，人喊车吼，没有一个交警出来指挥，（其实这个刚草创的城市竟然没有一个交通岗）特区第一把手吴南生也被堵在路中间动弹不得，他怒不可遏地跳下车，冒着大雨充当起交警，亲自指挥起交通来……
深圳罗湖这边一打响，吴南生又急如星火地于12月12日赶到北京，他在向中央汇报时，毫不犹豫地将老板们将土地变黄金的方案一一搬了出去，这也是广东现买现卖，给中央领导人上的一堂生动的市场经济入门课。
早在1979年10月31日，吴南生就曾召集特区领导人了研究出口特区的方针政策及操作方法，随后写了《关于建立出口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然后等候中央的召见。
现在到了12月份，机会来了。全国进出口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地区及各部门领导云集。在开会时，谷牧临时安排了一个议程。他说：“广东省委来了个电报，派吴南生来汇报，我们原来也有这个计划的，在会议的后期，请广东福建两省专门谈一谈。”于是，吴南生就将他的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抛了出去。
他一开始就来个先声夺人：“投资大体有了眉目”，并介绍了黄振辉、罗新权、庄世平、汤秉达等香港与境外企业家的意见。在全国性的决策工作会议上，这还是第一次，中国领导人终于要认真钻研市场经济的“真经”了。
他在汇报时提到了要为特区搞一个条例，并说已经开始进入筹备阶段。他向中央提出了广东建特区的基本思路，就是要在政策上一快二宽；特区建设不同于建国后任何一项重点工程，快，就是看准了立即动手，不要拖拖拉拉犹豫不决。而快的前提在于宽。从宽，就是给投资者比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所设立的出口加工区更优惠的条件，为投资办厂提供更多的方便，千方百计将外资、技术、设备引进来。要坚决克服极左路线的影响，只要主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其它都可以从宽。
上述口吻不难听得出，吴南生对这个“从宽”可能造成的影响还是做了一些心理准备的，他也对心存极左观点的反对者以牙还牙，一上来就先挥动一顶大帽子：谁要不让他卖地，谁就可能受了极左思潮影响。
但他心里还是没有底，因此反复要人家对他从宽。他后来才知道，他此时要人家对他从宽，仍然是过于乐观了。
吴南生推论说，宽就是吸引力，而吸引力就是速度，因此快的前提就是宽。他对中央承诺：“用建立特区这种形式，能够比较具体地和比较集中地体现中央关于充分利用外资加快我国四化建设速度的精神。因此，特区除了必要的开办费及少量基础工程费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资要尽量利用外资，尽力做到不要国家投资，又能做到在较短的时间内，在若干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建成一个新的工业区，并为国家多创外汇。”
描绘了诱人前景后，他话题一转给大家打预防针：“不少华侨、外籍华人是愿意到国内来投资办厂的，他们有爱国心，愿意为国家为家乡做贡献。但不管怎样，都是受到利润规律的驱使。由于我们正处在调整时期，国家投资有困难，所以连特区的三通一平也不得不靠引进外资来办。如果条件不优惠，不允许投资者取得一定利润，人家望而生畏，决不会自动跑进来。这叫既欲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怕这怕那，裹足不前，或者一开始就急于在税收、租金上做文章，那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
对投资问题有了底数的吴南生，搞特区胃口大大扩张，他在这次会议上最大的贡献，是下面这个建议：“中央批准广东省委报告中是说要办出口特区，我们和各方面同志与朋友（他此时说的朋友就是境外的商界人士）多次交换意见，都觉得改称经济特区较好。特区固然要以办工厂企业为主，但也要搞楼宇住宅（这个概念当时在内地并不流行，因为当时内地房地产是不存在的，只有供分配用的楼房及宿舍，全是‘公家’财产，所谓的楼宇住宅，那是香港的概念）及其它经济事业，比如在深圳特区，拟规划工业区、科学技术研究区、住宅区、以及商业、行政、文化区。住宅区主要是提供给科学家、投资者、高级技术人员、华侨居住，为他们创造投资、工作、休息的良好环境，这也是一种吸引力。”
这一段看上去罗罗嗦嗦的话其实太有必要了，这是要在旧的话语场中塞进新概念并消除阻力的必需的过渡。吴南生接着说：“根据国外的经验，经营住宅比较容易上手，如果先建一部分住宅出租或出卖，特区整个建设所需资金就有来源了。”
“因此，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其含义会更确切些。”
至此，经济特区，正式取代了权宜性的名称“出口特区”。
事情到了这一步，原来国家要在广东划出几块地方办出口加工区的初衷已经悄悄发生了嬗变，深圳受了蛇口的启发，但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复制蛇口。
首先，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按美国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布坎南的说法，政府也是一个利益集团，并天然地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办特区的利益诉求及目的不尽相同。
作为中直企业，招商局与中央利益有更大的重合之处，因此它可以利用中央银行的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袁庚对把土租让给外资开发一直不太感兴趣，怕的就是要与外商分利。而广东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它办特区更关心的也是自己的利益。广东的核心目的是向国家要政策，允许她采取市场化手段加速发展。这一点连习仲勋都毫不掩饰，他在一次会议上如此暴露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将来广东全省都要搞成特区！”
据前广东省长梁灵光回忆，1980年10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找了他去谈话。谷牧说：“现在习仲勋与杨尚昆，要调回中央工作，你和任仲夷接替他们的工作。”
接着，有九位中央领导人分别找他与任仲夷谈话。
11月2日，小平接见他与任仲夷。给梁灵光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开宗明义就说：“你们到广东搞特区，那不仅仅是深圳、珠海和汕头几个地方，而是广东全省。是广东、福建两个省。”
这话使二人深受震动。据梁灵光说：“当时深圳特区只有宝安的沿海一带，面积为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而珠海特区只有六平方公里，至于汕头特区更小，只有一点六平方公里。当时我们的观念是，没有经验呀，特区就划小一些，逐步发展。突然听小平说特区是两个省，视野一下子就开阔了。”
小平接着说：“你们应当抓住广东当前的有利时机，敢想敢干，摸索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接着，小平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搞特区没有经验，你们要摸着石头过河。”
后来的省委书记任仲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小平当时说了特区就是广东福建两个省，但当时我们胆子还不够大，没有将全省作为特区发展，如果当时胆子更大一些，可能现在形势会更好一些。
当然，将广东全省作为特区的想法，在中央并非没有阻力。有领导人就曾公开说，将广东全省搞成特区谈何容易？那得拉一条长七千公里的铁丝网隔离带，将广东与周边省区分隔开来。
从广东这方面来说，特区的大小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广东要当全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前沿阵地，并对来自境外的资金更感兴趣，除了可以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外，广东与外商打交道，反而比与中央各部门打交道更有主动权。
中央此时的态度比较微妙。小平已有一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此话大家耳熟能详，但也有必要重新解读。
“中央没有钱”，这是真的，但人们往往没有充分注意到这句话，正是中央财政的窘困，使中央不得不采用境外客商的意见，出让土地让外资成为特区建设的主力。这里有两重考虑，一是如果采用蛇口模式，让广东单纯出让土地让外资去办厂，这样一来不利于调动广东的积极性，二是外商未必会向回报期相当长的基础设施投入，广东必然要向中央要钱，如果把钱一个劲儿地向广东放水，那么对各省都难以交待，因为其中有个平衡问题。
“让你们自己去搞”，就是允许广东先走一步，这点好理解，但“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就表明了小平真正的态度，并非向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只将特区办成经济特区，而是要办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区。
小平真正是算大账的人，他要用特区探索的是一条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这才是特区真正的价值所在。因此，同意广东将出口特区办成经济特区，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达到的一次双赢。不久之后，蛇口工业区也并入特区，意味着中央最终放弃了以中直企业主办出口加工区的模式。
广东省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与招商局当初在蛇口搞工业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一开始就直接获得中央授权，允许在特区内由华侨与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这表明，从中央集权到向地方放权，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第一步。也表明了中国的开放主体，由一个具有特殊背景的境外国有企业变成了地方政府，这是一个质和飞跃，一个巨大的进步。
由于企业的宗旨在于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招商局对境外同行必然采取排斥其参与竞争的策略；而由政府出面搭建一个平台，就可以引进境外企业，并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竞争，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由各种不同背景的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但是，这个初步设想也表明的其历史的局限性，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是在保持现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的市场行为进行技术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
特区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她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是保护私有资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使投资者有恒产，继而有恒心，进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特区制度的最初设计者最担心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在特区生了根，会不会导致无产阶级江山变色？
如它规定，外商进特区办厂是有期限的，否则这个特区，就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飞地之嫌。当然，特区制度设计者们也知道这个办法无法与国际通例接轨，于是就搞了一个障眼法，先不规定多少年内要收归国有，先规定十五至二十年内不收归国有，有搁置产权，以后再说之意。
特区特区，特区最特之处，无非它是一个特别关税区。这个初步草案最最没有把握的也是这个问题，它提出了优惠办法的香港及台湾模式供中央决策者参考，并恳请中央迅速制定特区的有关税法。
资本家都是很现实的，没有一个明确的税率并用法定制度确定下来，他们是很难将全副身家投进来的。特区创办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没有一部国家法规来规定特区在税率上究竟有何不同于内地的优惠，有的只是临时性的、政策性的办法，或由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
但如前所述，特区与其说是一个经济特区，还不如说它是货真价实的“政治特区”。它创办的背景与初衷，决定了它是开启并引导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之路的第一道大门，中国领导人之意，是特区开路，将来中国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全都要走向特区之路。现在我们看到的正是如此。
正因为中国政府自打开初在来在特区的特别关税问题上就采取了一种权宜之计，因此中国的特区根本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特别关税区及自由贸易区。
任何一个以出口导向为宗旨办出口贸易区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承受处处办特区的优惠普适办法。它们的特别关税区都是严格限制在极有限的范畴之内，否则必将全面冲击其整个国家税收。
而中国的特区，却在1984年之后遍地开花，不仅在沿海开放了十四个城市为特区，而且将海南全省设为特区。而具体到某个特区，它幅员也没有既定的、不可更改与逾越的边界，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需要而扩大。
如深圳特区，从始建之日起就不断膨胀；珠海特区，更是从原来的区区几个平方公里扩张到二千余平方公里。直到如今，仍然有将深圳特区继续东扩的呼声。可见特区在中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由关税区，而是一个享受某种特殊政策的行政区域。
正因为中国的特区并非保税区，因此它也不能享受以法规形式确定的特殊待遇。而实施的是中国特色的特殊政策。如深圳特区的企业上缴的所得税税率为15%，这就是对香港的技术模仿。
但香港的税率是法定的，中国的特殊政策是上级制定的，因此也是不稳定的，可以更改的。
广东提出的试办特区的设想中还有一些现在看来对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提法。如它试图对特区内所有企业的员工分配制度立下一个计划经济模式的规矩。它认为员工工资要“大体上”高于国内（应为境内），而低于港澳，还要定一个幅度。它认为合适的幅度是“技术工人包括基本工资、资金与福利，每人每月最高收入不得超过人民币一百八十元。”
显然，试行办法的制定者们也意识到要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进行市场经济的运作的困境，他们在最后建议中央尽快提出立法和章程（准确的提法应是提请中央将为特区立法提上日程），如劳动法、投资法等。这是现实需求使人们观念产生的重大突破。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法治环境下的经济。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执政的共产党人勇敢地求索出用创建特区的方式开辟市场经济之路，迄今已经历了三十年风风雨雨，现在人们可以大胆说：即使是市场经济，也是可以改造的，不必一定要照搬或者复制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只要拥有坚强的法治架构和巨大的政治优势，高扬着鲜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新模式，也同样可以昂首在这个世界市场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我们得知，最早描画中国经济特区市场经济面貌的那份《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便是出自广东省委办公厅之手，而当时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正是谢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