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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小平逝世的消息传到广州高第街时，全体高第街的个体业户都停止营业十分钟，他们向小平默哀，很多人流了眼泪。
广州高弟街是广东改革开放成就最早的缩影。
1980年的10月，高第街成为全国第一条以经营服装为主的个体户集贸市场，街道内聚集了两千多个商户，他们以做批发零售业务为主，兼有来料加工及代销等，经营方式灵活多样。
至于他们的货物，来路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低得令顾客不大敢开口还价。高第街立即享誉全国，甚至连前来旅游的港澳台及海外游客都到此风光购物，一时间高弟街的名气压过了广州所有的大商场，因为那时的大商场全是国营的，它们对外地客的吸引力远不是个体户们的对手。于是高第街有了一个极不恰当的比喻，叫做小南方大厦。而当时的南方大厦，是牛气冲天的大型国有商贸企业，在全国商场销售额中一度超过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而执掌全国牛耳。
对于广州而言，高第街发明了一种业态，就是内街小巷的临街住户不仅可以开门做小生意，还可以集腋成裘的发展成一条专业商贸街。这就大大地降低了小市民成为个体户的准入门槛。无数的广州市民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商家，并使广州成了全国瞩目的小商品批发中心。
这里需要几个形成环境的必要因素，一是地方政府的宽容。高第街开市，说白了就是马路经济，比“走鬼”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按条例去卡，它们没有一家是符合所有要求的。二是作为向全国批发的集贸市场，高第街的意义及发展潜力绝不是一条食街大排档所能比得了的，这需要它有相当广泛的进货渠道，当时只有广州能成为这个大后方。三是市民中要有一定的原始积累及启动资金，才能使它们几乎一夜之间就成行成市。
广州百姓中，由于对外的渠道多，很多人家还是有了一些非工资性积蓄，这使广州的个体户崛起的速度非常惊人，而且一开手就不只在服务业及小商品零售中打转转拾遗补缺，而是以批发形式直指全国市场。可以这样说，只要广州个体户染指了什么行当，比如说电器、服装等，那么国有商业的同类经营渠道往往就要走下坡路了。
马路经济极大地刺激了广州人当老板的欲望。一时间广州老城区的大小街道及马路边摊档林立。他们当中有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更有回乡知青，对这些人来说，与其是为了发财，不如是为生存而战，按照市政管理条例去对付他们，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他们的家就在马路边上，他们生存的空间也在马路边。
如何处理交通市容整治与个体经济的矛盾？广州的街道干部想出了一条妥协的办法：搞灯光夜市。每天入夜后，当局允许个体户们用竹竿沿着马路边上搭成一个个档口，让人流从档口之间穿过。当然，个体户们各有其神通，让你一走过就忍不住将钱掏出来。
后来，全国的商贩如同朝圣般地都想到这来走一走，这就是越秀区的西湖路、观绿路灯光夜市。随着西湖路、观绿路夜市声震全国，路两边的摊档也一延伸，从“一”字变成了“七”字，再变成“十”字。最高峰时达到了一千多个档口，将西湖路、教育路到观绿路一带挤了个满满当当。
刚刚回城的广州知青李家杰，本来分配到越秀区五金杂件厂当供销员的，后来他心痒难耐，丢下铁饭碗，以三千元起家当起了夜市里的服装个体户。家人对他挣钱的能力并不抱怀疑态度，但仍然反对他这样搞。
明摆着能挣钱为什么不干？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做这一行的不是因为种种原因找不到工作的人就是“两劳释放”人员。
但是，个体户们有如潘多拉匣子里放出来的魔力，一旦出笼就无法控制地膨胀起来。不知不觉中，搭建档口的材料从竹竿变成了不锈钢、灯泡儿变成了光管，形成了半正式的建筑物。
为了表明它们仍然是权宜之计的产物，这些装拆工艺复杂的活儿，由政府组织了专业队来做，每天如同变戏法一般，在太阳落山前后那一阵变出个灯光夜市来。
做服装的罗老伯仍然记得，有一晚，一个外地贩子居然在他的档口上一次进了一万条裤子。此时的个体户已经充当起以往只有国营商业才能做的批发生意。到了后来，西湖路的个体户们几乎全部变成了批发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广州市民身上，而是来自全国的商贩。一到晚上，满街都是拖着大包小包，操着南腔北调的外地批发商。甚至连外国商贩也杀入了西湖路。
因为这个夜市依托的是珠三角的乡镇企业加工能力及港澳的信息优势，一度成为中国时装之都，从喇叭裤到牛仔裤，从新潮T恤到波鞋，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商场能如此引领全国时装潮流十几年。
与之相对应的，是传统国有商业渠道的节节败退。与体制的悄悄嬗变相比，广州街头的市场化进程更为形象与咄咄逼人。
尽管广州人甚至官方都默认与接受了这一现实，但并不等于广州的个体户们没有来自外界及上层的威胁，尽管很多内情，他们（现在相当数量的个体户已经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老板，最后是他们功成名就后主动放弃了马路经济的业态）直到现在还未必知情，但如果不是诸如谢非这样的广州市领导人明智而冷静，他们未必会如此顺利地完成其原始积累。
社会变革需要千万人参与才能成功，而令千万人参与必须让他们切实品尝感受到变革的实惠，这比任何不厌其烦的政治动员更有魔力。广州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悄然转型，平稳而迅速，不到短短两年时光，广大市民真切感受到的，是昔日紧缺的日用品、副食品一下子变得丰富齐全、令人眼花缭乱。八十年代前广州人把什么都凭证供应叫做“周身症”，就是上街必须全身都带着各种各样的票证，也有全身都有病之意，可就在八十年代初的一两年中，他们惊讶地发现，“周身症”没有了，“全身都是病”神奇地“痊愈”了！人类历史上实行得时间最长、涉及人口最多、执行得最严格彻底的商品配给制度，一下子被生动活泼的市场经济冲击得稀里哗啦，最终土崩瓦解，布票、粮票、肉票、鱼票、肥皂票、单车票通通都进了历史博物馆。
日本人的摩托车有一个品牌，叫做雅玛哈。不过它突然变成了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牌子，是因为广东的个体户常用它，而且居然搞出了为个体户张目的电影《雅玛哈鱼档》，描写一个用摩托车向市民供应鲜活水产的青年个体户的发家历程，一时间风靡全国，捎带着成全了一个日本品牌。
绝大多数国人看电影无非是看热闹。一伙没听说过的人（个体户）骑着一种没听过的车（雅玛哈）去做没听说过的事（买卖活的鱼），自然就引起了全国观众的兴趣。这部电影为珠江电影厂带来了空前绝后的效益：票房收入达五千万元（在一张电影票2毛钱的时代！）。
一句台词被编剧认为是体现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个体户装钱的口袋，就跟银行的钱柜一样，谁打劫，谁就蹲监狱！”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是人都明白的道理能作为一部电影火的理由，只能说明人们对广州个体户为中国改革进程所起的作用，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后来，一直注视中国改革的苏欧各国及越南纷纷进口此片，作为他们宣传改革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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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七十年代的最后时刻建立了四个“出口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在地图上画四个圈再简单不过，但真正把这四个圈在中国大地上变成一座座新城，却充满矛盾斗争、曲曲折折、风风雨雨。
1979年5月14日，谷牧率工作组到达广东，这表明中国特区筹备工作从此置于中央关注及指导之下，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江泽民，也全程参与了指导筹建特区的工作。工作组以广东提出的《初步设想》为蓝本，和广东省委共同起草一个解决广东“先走一步”问题的文件，并在6月6日将这个文件上报了中央。
此时，深圳的粗坯——蛇口工业区在招商局的奋力建设下已经现出了轮廓，正当蛇口的海边车辆轰鸣，劈山填海的炮声震天动地的时刻，一位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革命老战士面对着这热火朝天的场面泪流满面。他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
袁庚此时很忙，他没有时间对这位当年的战友解释。后来他想解释也解释不清了，因为深圳跟着蛇口开发后，一批批的内地老干部到过深圳参观，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千百万人抛头颅洒热血打下来的江山已经被断送了。
西北某省一个副省长将这种情绪发展到了极致。他率队到广东考察，有一天饭也不吃，待在房间里不出来。人们去找他时，见他在房间里嚎啕大哭。他泣不成声地说：“革命先烈打下的江山，就这样变色了！”
历史的车轮仍然向前辗去。
谷牧工作组与广东省共同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深圳、珠海、和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同他们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等事业。”
这些条款在当时具有很出格的意义。曾有记者几年之后仍在追问：“如果‘某些’外国厂商中包括以色列或南韩的客商怎么办（两国当时尚未与我建交）？”
吴南生只好这样回答：“如果他们不是通过政府而是通过国际商业机构来与我们联系，我想当然没有问题。”
这份报告的明智之处还在于它承认“我们缺乏必要的知识与经验，请中央有关部门加强领导，给予帮助。并拟请国内外有关专家，来我省参与规划与制订办法等工作。”
这个设想也属顺理成章的，但报告的起草者可能没有想到，中央各部门与国内外专家，尤其是境外的“专家”，在制订“办法”（也就是制度设计）中，往往持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
广东省上报中央的报告实际上秉承了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承认：“目前，我国对外贸易额还占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出口额不仅低于工业发达国家，甚至低于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因此，为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生产，要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与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这个地区包括了上海的崇明岛。后来在第一批及第二批特区中，崇明岛都没有划进去，个中原因则复杂得多。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在广东省非常著名的“50号文”。广东人将它看成中央给特区发放的“出生证”，香港人叫做“出世纸”，它标志着广东紧紧抓住了最新的一次飞速发展的历史机遇，从此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当然，广东向中央要的政策根本不止于此，其后不到一年，广东就建议中央将“出口特区”的称谓改为“经济特区”。不过中央能批准广东办特区，已是极大的突破。何况中央为了调动广东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同意了广东在对中央报告中提出的“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并且惠及福建省，同意“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办法，中央及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财政方面，明后两年，广东每年上缴数确定为十二亿元，福建每年补助数确定为一亿元，以后年度到时再议。”
这种财政大包干政策，使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设定了新的游戏规则，使广东放手引进外资进行大规模基本设施建设并迅速做大。后来这个大包干被“议”了多次，最后到了九十年代中被中止。
两省对中央的报告及批复，一唱一答，看上去配合默契。但细解读之，双方侧重点有微妙不同。中央是要急于打开外贸工作局面多挣外汇，广东福建则是要拿到更多的自主权。
用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话说，办特区是要“对上要权”，然后“对外要钱”（吸引投资）。对此，中央当然很清楚；不过中央对开放的信心还是很足的，认为外资进入不会对中国现状造成很大影响和冲击。用此时李先念对日本《每日新闻》社访华团说的话就是“即使用纯粹的外资在中国开设工厂，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只不过是局部性的事物，没有影响社会主义路线的危险。”
根据中央文件精神，由于“在执行特殊政策过程中，各方面难免出现一些复杂情况，中央、国务院拟随时组织一个协调小组”来解决问题。这个小组的负责人选得很得力，他就是谷牧。
中央的意思，由深圳珠海先搞，汕头与厦门都要再等等看。
中央50号文下发后，广东将特区工作摆上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日程。由三个省级领导组成了三人小组来负责此项工作，吴南生还被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特区方面”。
9月20日，谷牧再次来到广东。
22日，谷牧与广东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等谈话。其中后三人具体负责特区工作。
习仲勋小心翼翼地向谷牧提出：“既然中央已经下达了50号文件，这个重大决策备受两省人民及海外同胞的欢迎。那么广东办特区，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谷牧当然听得出他的话中之义，当时就说：“中央是要广东先行一步嘛，当然是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广东要快马加鞭，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谷牧的表态干脆利落，使习仲勋等很激动。谷牧接着大开大合激情澎湃地说了一番极形象的话，也可以理解为大战前的总动员：“你们的两个特区，全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改。我在北京讲，孙悟空翻筋斗翻不到哪里去，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社会主义这个如来佛，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这个手掌。京津沪三个市说，现在不怕如来佛，就怕唐僧的紧箍咒。‘僧是愚氓’，唠唠叨叨，又听猪八戒的一些话。你们要大干，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要搞活。”
习仲勋当即表态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不久，领命当“孙悟空”的吴南生受命组建广东省特区管理委员会，并任首任主任。后又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9月28日，吴南生即带领省委政研室、外经贸部门的负责人驱车前往深圳市考察工作。
深圳当时只是一个两万余人口的小镇。它与一河之隔的香港产生了巨大的反差。1978年，深圳农村集体分配人均为一百二十元（约当时四百港币），对面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收入为一万三千港币。作为第七类工资区，深圳职工平均月工资为四十八元，市场上牌价商品少，高价商品多。据新华社内参说，普通中等家庭平均每人每月需开支三十五到四十元，大多数职工家庭入不抵出。两地生活水平的高差形成人往高处走，作为内地逃港者的主要通道，深圳人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历年逃港人数（截止1979年）达近七万人，就在吴南生抵深圳考察这一年，全市逃港人数高达31969人，造成九万亩耕地丢荒。
吴南生得知市委要以很大精力去抓外逃风问题，唯有苦笑。深圳又小又脏又乱的市容，叫人泄气。这样的机构连日常工作都难以应付，让他们先行一步显然是勉为其难。为了维持眼下这个摊子，使深圳市能够专心致志地办特区，他觉得有必要恢复一个县班子，这个县班子的任务就是抓外逃，搞农业生产等等日常工作。
面对深圳当时的底子，吴南生知道一下子将深圳办成出口加工区是不可能的，他与市委负责人经过讨论后，将深圳大致划分为三个区，一个叫农业区，这是深圳的老底子，目前只能维持现状，起了个名字叫农副产品出口基地，好歹也沾上出口二字，其实主要精力就是抓农业与防外逃；二是深圳老市区罗湖一带及以深圳水库为核心的地区，叫旅游区，这个地方一时开发不了，起个名字先控制起来再说；再就是核心工业区了。
吴南生等相中了福田公社一带地区及沙头角地区，此地与香港接壤，开发工业区有先天之便，这就是深圳特区的最初方案。
吴南生回到广州后，向省委上送了《关于加快深圳建设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份涉及十二个问题的报告于10月24日上送省委，是因为他认为必须先为办特区扫清道路。
原来他准备一口气跑完深圳和珠海，现在看来“深圳这个地方麻烦事不少，困难不少”。因此只能集中精力先搞定这个点了。他意识到，原来的想法有些理想化，深圳作为一个辖区达2020平方公里的地区，三十三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占了90%，基本上没有工业基础，将它笼统地称为特区，甚至称作一市，都是一厢情愿。因此他建议恢复县建制，这样可以使市委集中精力去搞特区。
关于将来真正被称为特区的地方，吴南生提议置于福田一带约三千公顷的一块区域，接着他谈到了此份报告中最具突破意义的一点，就是“这个加工区的建设最好采用投资由外商承包的办法，暂订规定以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为期，作为土地使用期，每年每平方米约五十元至一百元作为土地使用费，由外商负责几通一平。”
这一条连招商局也没有做到，他们的基本建设是由国家出钱的，当然也是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但与招商局这个中直企业不同，广东要搞的特区，投入更大，资金更短缺，因此“以空间换取（发展）时间”的办法对决策者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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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出自广东省计委的材料得知，当时国家计划中，1979年至1981年给深圳、珠海两市外贸基地（特区的概念在国家做计划时尚未产生，出口基地是在这两地建出口加工区的灵感来源之一）和市政建设的专项资金安排是：
1979年国家下达投资共三千五百万元，其中安排深圳市两千四百九十五万元。
国家还对这笔钱的使用作出了事无巨细的安排：农业建设五百万元、农副产品基地建设八百万元、工矿产品建设三百九十三万元、旅游建设五十万元。至于珠海（含中山）的投资就更可怜了。
1979至1981年，国家对两市（含中山县）的总投入计划，只有六千五百万元。
此时，吴南生只是想在深圳珠海两地搞副食品出口基地，但是两地基础设施连此任都难以担当，故他托人打听国家近三年对两地的投资建设计划，得到令人失望的答复。
后来，在这份材料上吴南生批道：“如果按此投资，永远建不成深圳、珠海。当时，外国的专家以为中国办特区花了很大投资在市政基建上，要收回成本很难。这也确实是特区能否办成的一大难题。如真的按这投资当然办不成！”
因此，吴南生打一开始办特区就没有打国家计划的主意，不是不想，是绝望。
吴南生给广东省委的报告敏锐地注意到出入境管理这个老大难问题：
“目前旅客从湖进来，检查要经过八道工续，手续非常繁琐。旅客一进站，就争先恐后排长龙，排完一个窗口又一个窗口，往往要耽误二三个小时，看到这些乱糟糟的景象，心里很不好受，这个因袭了几十年的老一套管理办法，为什么不能改变呢？我们认为必须下个狠心，重新制订一套简化手续、方便旅客的办法。”
后来的事实证明吴南生的想法太天真了。
在此一年之后，广东有人通过新华社记者以内参的形式向中央告公安部的“状”，因为公安部发出电话通知，不准执行广东省关于为深圳口岸为来往客商出入境提供方便的措施。这份内参提到，此事引起了深圳市有关部门与港澳客商的强烈反对。而且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与五届人大常委会刚刚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相违背的。
原来，这条所谓的方便措施说起来也很可怜，广东省及特区政府并没有敢于对现行通关政策说三道四，不过企图利用原华侨入境检查棚内一条通道，专门为几乎天天要进出特区的客商提供“方便”，只是在边防现有人员中抽出一组人员进行检查工作，这条权宜之计得到了当地海关与边防人员的支持。
但就是准备实施的前一天，8月25日，突然接到公安部通知，不同意执行这一方案。这份内参抱怨说，现在每天从深圳进出境的有一两万人，节日达四五万人，那些匆匆忙忙进出深圳的投资商合作商只能和那些携带很多行李回乡探亲访友的港澳同胞一起接受检查，并为此排几个小时的队。
有一位港商在特区内投资办了一个厂，每次来厂办事，都要在海关卡上几个小时，他一气之下在香港媒体上提出批评，并威胁说以后再不来深圳了，而且他还真的这样做了。当然后来时过境迁，两地交流频繁密切以后，他又重新在深圳设厂，此是后话。
另一投资深圳的港商聘请的香港技术人员，由于出入境不便换了三批；那些在深圳华侨新村买了屋的香港人也只好退房“挞订”。
特区管委会与深圳市的负责人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对记者说，像这样纯属国家法令及政策范围内的具体工作方法都不允许调整改善，那么制度及法律体制上的改革就更加无从谈起。
1992年1月19日是个星期天。小平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皇岗口岸后，他走到距桥头深港分界线约十米处停了下来，将目光投向与祖国山水相连的香港。他不作声，也没有任何动作，这位八十八岁的老人就这样独自一个人站在边界上向那边眺望。
陪同的人们在他身后停了下来，没有人上前，也没有人与他搭话，就让他一个人在那里眺望与深思。现场一下子静了下来。
皇岗检查站站长熊长根，永远也忘不了老人那深情与凝重的目光。小平视察皇岗口岸总共用了不到四十分钟，可他独自站在桥头凝望香港，就足足望了十分钟。回忆起来，如今在深圳老干中心书画会所里修身养性的熊长根依然为小平扼腕痛惜：“小平同志对香港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曾说过，就是坐轮椅也要到香港去看看。结果他在离香港回归只差5个月就走了。”
香港的回归与大陆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两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与实施，这才是当年形同楚河汉界的分界线逐渐淡化与融合的根本原因。正如一位香港人TONY说，是小平将关变成了桥。
熊长根当年向小平汇报皇岗口岸的情况时，老人听力已经减退，由陪同他的邓榕来一句一句地“翻译”。所以熊长根说得很简约。小平一句句地听，听得十分仔细。听了后很满意地笑了，他说：“口岸不错，一流的口岸一流的设施，就要有一流的服务，创造出一流的效益。”
现在，土生土长的香港人TONY每个星期都要到深圳这边来吃一次饭，深夜再回到香港的家中。在深港两地实现24小时通关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都过上了这样的两地人生活，有时深圳人为了看一场电影或制作宏大的演出，会成千上万涌过香港去，而深圳这边如果有什么热闹喜庆之事，好热闹的香港人也会成千上万涌到内地来。
如今的皇岗口岸，已经从关卡变成了人流与车流浩荡的大通道。1994年11月3日，皇岗口岸货检出入检实行了二十四小时开放，从此皇岗成为全国唯一实行二十四小时通关的货运陆路口岸。
到了2003年1月27日，皇岗口岸终于正式实施了旅客检查二十四小时通关，穿梭巴士随即提供通宵服务，这标志着实施一国两制的中国两地（皇岗——落马洲）之间，出现了第一个真正的不夜口岸。
在刚刚实施二十四小时通关的几个月中，每晚只有一两千人过关，尤其在零点左右到凌晨6时左右，过关的人更是零零星星，一线的边检人员如同守夜。而到了如今，每天深夜从这里出入境的旅客已经到了两三万人，通道由原来的出入境各两条变成了共十二条。现在的旅客回乡证已改用IC卡，刷卡过关时间只需三秒种，即使是这样，工作人员还是得一刻不停地刷卡放行。二十四小时通关与个人港澳游的开通，使皇岗口岸高峰期一天验放旅客达十六万九千人次，是当初口岸设计通过能力的三倍多。而全国有70%的出境车辆，是由皇岗口岸通过的。
“年通过量增长62%的增幅，这是个什么概念？”如今皇岗口岸的一个负责人说：“全世界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这么大的增长率。内地破一个记录要几年，我们这里只要一年或半年，甚至一周就能破一个记录。”
近几年，皇岗口岸车流与人流业务量是由几何级数增长的。2004年，人流超过了四千万。
在分界线两侧，香港与深圳正在变成双子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