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以身试水，以脚趟雷
霍英东的爱国情结是“三中全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建起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一直惊动到叶帅，才最后拍板；马路经济极大地刺激了广州人当老板的欲望；深交所挂牌营业；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外，遍地都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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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广大把南海县搞富了，搞活了。省委领导经常到南海考察调研，既然梁广大能搞钱搞经济，那么就把他派到最穷的地方去吧，这样用干部也算用得其所，合乎逻辑。从此他直到退休，都充当着马前卒的角色，在广东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上，总是处于矛盾与冲突的中心。
广东这样用干部，后来成为一种模式，一个地方“搞不掂”，就找能打开局面的干部去冲锋陷阵，趟地雷扛炸药包，杀出一条血路。
无论怎样，雷响了就要伤人，因此广东改革军团“伤亡惨重”，尤其是一批中高层干部，那些带头冲锋陷阵的领头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习仲勋任省委书记时，就多次到过南海，他的继任人任仲夷视察南海后，也对梁广大这个敢作敢为的干部印象深刻。1982年，中共召开了十二大。作为中国第一富县的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党的十二大，这是他的殊荣，当时的谢非，也不过是个随团工作人员。十二大闭幕后，梁广大又被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提拔重用的前奏。就在学习期满准备毕业的前夕，不少同学都被组织上找去谈话，一个个准备担任更新更高的职务，梁广大却一个心眼要回佛山工作，一个同学突然跑来告诉他：上级准备提拔他，让他到一个行政区去当副书记。
梁广大一惊，倒吸了一口凉气，不过这好歹也是组织上提拔重用，也不好说什么，他曾经与省内几位领导干部考察过这个地方，摸清了底细，因为他有六百来名家乡子弟“官”为他提供情报。这六百名南海的干部是土改时派到当地开展工作的。他们在报上得知现在家乡已成了全国第一富县，个个心痒难耐，只是找不到调回老家的门路。梁广大自以为很秘密地潜入考察，谁知马上就被老乡们侦知了他的动向，并很快将他翻了出来。于是梁广大每到一地都被人轮番请去吃饭，当然席间也是他了解情况的场所。有人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个说法不知你听说过没有？你知道什么叫做牙刷书记吗？”
梁广大一愣：“为什么叫做牙刷书记？”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嘿，牙刷书记，就是调来的领导，只带一把牙刷上任，其它什么东西都不带的，家属就更不用说了。”
梁广大好像听出了一些门道：“就是说，来的人随时准备走？”
“有谁愿意在这里长期扎根呀？广大书记，你来就好了，我们南海籍的干部有靠山了。将来有机会帮我们这些老南海干部做做工作，将我们调回老家去，现
在我们连有职有权时也经常开不出工资，退休后怎么办？我们好歹在这里为党工作了几十年，老了也得有口饭吃。来，这一杯请梁书记干了！”
梁广大喝下一杯杯酒，心里却觉得冷嗖嗖的。
他了解到，此地虽然与几年前的南海一样，都是一个穷字，但却有本质的区别。南海县穷，是因为政策不好，干部群众心里一直压抑着一股致富的强烈欲望。一旦气候稍稍转暖，他们就如雨后春笋一般从各个角落里冒富。说实在的，那股子甩掉穷帽子的劲头，你如果不顺着来，你这个书记都当不安稳。这点干事的气候与环境，此时此地却看不到。
搞经济的悍将梁广大左思右想，不能保证自己在那里有什么作为，自己没有把握当好这个官，那就不能尸位素餐，更不能只带一把牙刷来混日子等着调走。如果当官没有做事的空间，他宁可不当这个官。
梁广大马上从北京飞回广州，直接找当时分管干部的省委书记王宁谈话，还找了省委书记任仲夷和省领导刘田夫、梁灵光，坦率承认他难当此任，不是怕艰苦，是找不到能做事的感觉。如果党真想考验他，就找一个更急待开发的地方用他一用试试，就是白手起家也行，他更愿意搞开拓。梁广大还找到了当时首任珠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吴健民，他知道当时吴健民在为创建特区艰难开拓，拳打脚踢汗流浃背正忙得热火朝天，他现最缺开荒牛，自己这条最愿意开荒的牛白送上去，他能不欢迎吗？
珠三角另一个“小虎”的悍将黎子流，也宁愿坚守阵地，不愿升官。斯时省委决定将他从顺德县委书记任上直升两级，从正处级提为正局级，去广东较大的地区――江门当地委书记，但他也不愿离开顺德。
他对找他谈话的省委副书记说：“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不再适合目前的工作，我可以不再当这个县委书记，只要把我留在顺德就行。”
副书记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意到那里工作？”
黎子流笑着说：“要过四道海哩（那时交通不便，从广州到江门要过好几次渡，因此有此一说。广东人将大江称做海）。”
副书记心里有数，他们都不是怕艰苦，而是另有原因。但他实在没有工夫再跟黎子流纠缠，便冷冷地说：“这样吧，希望你能再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江门，那就准备到海南去报到吧。”说完起身便要走。
此时黎子流一把拉住他：“我不用考虑什么了，明天我就去江门报到，一天也不会耽误！”
在改革开放初期威风凛凛的“四小虎”，其中两只虎领头人都不愿远行和升官，可见“四小虎”的出现是要有一定客观因素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人和，是当地干部群众对改革支持度与容纳度、认同度。而这又取决于当地群众中市场觉悟的发育程度。正是这个原因，改革虎将们都情愿“坚守”珠三角。
梁广大的申请得到了省委的批准，任命下来了，他任珠海市市长。正如他所愿，真的把他派到了一个更难开拓的所在。
1979年初立市的珠海，当时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符号，在人们心目中，她还不如斗门县连接澳门边境上那个由边防部队把守的拱北海关。
珠海在哪里？其实只是香洲一条小渔村。
与当选为十二大代表的梁广大相比，谢非的经历更具戏剧性，从政者的政治生涯中，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左右着他的仕途。谢非平时对官位与级别的事，从来都看得很淡，虽然他在同一级别干部中还算较年轻的干部，但他离开握有实权的岗位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也就是说，长期不当“官”了，只是老老实实地在机关里任他的“幕僚”。
党的十二大，谢非也参加了，但他只是作为广东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参加十二大的，他还不是正式代表。就在他如同一个大管家一样在会场内外为广东代表团做好服务工作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结果出现了，十二大工作人员谢非居然被中央提名、继而被代表们投票选为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这件事不仅很多人没想到，谢非自己更是没有想到。作为与会工作人员进入中央候补委员行列，实在是罕见。
这一当选，是谢非离开陆丰后，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的转机（下一次转机更富戏剧性），翌年，他即由省委副秘书长直接被提为广东省委（第四）书记，并兼任省委秘书长。当时分管统战、侨务、政策研究室，并分管全省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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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有一个香港人心急如焚，迫不及待地向内地试探性地伸进一只脚来，不管深浅，硬是要来投资搞点建设性的项目。为此，他放弃了香港豪华的奔驰房车，终日坐着内地租来的破车在珠三角乡间土路上奔波忙碌。他就是从抗美援朝开始与共产党人打交道的香港富豪霍英东。
可以说是机缘，也可以说是巧合。1977年邓小平正式复出在大庭广众之中亮相的那个晚上，霍英东见到了久违了的邓小平。他们第一次见面相识是在文革前的1964年国庆节，霍英东参加香港同胞国庆参观团，荣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从那时起他就十分留意这位说话直率、意志坚强的小个子领导人的动向，文革中邓小平两落两起的传奇经历，更增添了霍英东对邓小平的敬仰。1977年7月30晚上，霍英东作为香港足球总会的会长，率领香港足球队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邓小平是个足球迷，复出政坛岂能不看难得的足球赛事？当晚他与李先念先在贵宾室接见了霍英东，邓小平神采奕奕，与霍英东一聊起足球兴致甚高，然后他们一起到主席台观看当晚的决赛。
邓小平一出现在几万人的体育场上，刹那间，那场面把霍英东震撼了！几万人几乎同时猛然站起来，人人嘴里都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吐出三个字：“邓小平！”
此情此景，令霍英东毕生难忘。他明白了，什么叫人心所向、众望所归，什么叫真正共产党人的魅力和威望。他一直珍藏着那天晚上与邓小平的合影，几年后，他再次见到邓小平时，他一定要邓小平在那照片上签个名，以纪念那个弥足珍贵的夜晚。
笔者多次与霍英东接触，也几次和他单独交谈，有一次甚至和不带随从的他在香港大街上漫步，从吃饭的酒店一直溜跶回到他的“写字楼”，他的谈吐完全是香港式的，但是一谈到政治层面，“三中全会”这个词经常从这位亿万富豪口中脱口而出，那话语之顺溜纯熟，让人恍然如同面对一位内地老干部。霍英东的爱国情结是与“三中全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以至有人笑他“言必称三中全会”，一提起邓小平，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之为邓生。
文革中，内地烽烟四起地搞大动乱、大破坏。香港却趁势而起，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霍英东作为中华总商会的头面人物，也在商战中拼搏出一片天地。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却常常对内地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百思不解，他时时想用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报效国家，又迟迟不得其门而入。文革终于结束，邓小平复出了，霍英东由衷感到欣慰，他向好友何贤透露自己多年的夙愿：自己出身水上人家，旧时代是被视作贱民的疍家，是四海为家的“水流柴”，连乡下祖籍在那里都难以查考，只有一些依稀印象和零星的记忆，现在内地环境好转，政治逐步清明，很想作一番寻根问祖了却心头大事。
何贤是澳门著名华商领袖，也是现任澳门特首何厚铧的父亲。何贤与共产党人渊源很深，早在抗战时，他就秘密资助过我党的珠江纵队抗日斗争，著名的红色医生柯麟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又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员，一面行医一面做党的工作，在澳门创办镜湖医院，一直得到何贤的大力支持，以至该医院长盛不衰，成为澳门最著名的大医院。何贤对老友思乡情愫日益浓重甚为理解，他马上动用了自己的关系，通过内地有关部门帮助霍英东寻找乡下祖居之地。经过广东省、广州市有关部门一番寻访考证，最终确认霍英东的籍贯为番禺县。恰好何贤也是番禺人氏。于是，在1978年夏秋之交，也正好是“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何贤亲自担任向导，带领霍英东全家老少，回到故乡番禺寻根问祖。
霍英东和何贤的到来，轰动了整个番禺。当地政府出动了只有中央首长才能乘坐的“红旗”轿车接送，沿路有人夹道相迎，令霍英东心头阵阵发热，觉得故乡很美、很可爱。但一到休息下榻的地方，他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县委最高级的接待房间十分简陋，家人要用洗手间，接待人员却不知洗手间为何物，竟端来一盆热水，热情地招呼大家：“水来了，大家来洗手吧。”霍家男女老少全笑翻了，霍英东却笑不出来，他难过得喉头发梗。那天晚上，他们并没有在番禺县城住宿，而是返回广州，没想到才二十公里路程，竟要连过两个渡口，足足花了四个小时。
霍英东发出一声浩叹：家乡太落后了！他决定一定要为家乡做点事情。正好有港商联络何贤等乡亲为番禺修建一座现代化宾馆，霍英东积极响应，出钱出力，在霍英东、何贤等人联手努力下，崭新的番禺宾馆很快就落成开业了，占地六万平方，园林式设计，不仅在番禺首屈一指，就在当时的广州也属高档宾馆。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凭借多年商海沉浮炼就的敏锐感觉，霍英东预感到中国即将发生重大转变，国运将从此变强。他趁热打铁，与何贤合作，又在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家乡中山县捐资兴建了一家“中山温泉宾馆”，这是霍英东在内地第一家捐资兴建的酒店项目。紧接着，他又与广东省合作，在广州沙面兴建当时中国最高档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他执意要在沙面兴建他最钟爱的宾馆，是因为沙面在旧中国是西方列强强占的租界，曾经树立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侮辱性牌子，如今他要吐气扬眉地要让中国人自己的五星级酒店在沙面拔地而起。1984年1月，霍英东在自己兴建的第一家高档酒店中山温泉宾馆接待了他所景仰的邓小平，邓小平称赞他：“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邓小平还带领家人攀登了宾馆旁边罗三妹山，那年小平刚好八十岁，随行人员见他行走山路时间太长，要求他原路返回宾馆，邓小平笑着摇手拒绝了，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对广东、对全国都有震聋发瞆作用的话：
“要勇往直前，我不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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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是一个时代的座标，从这个座标开始，广东再一次得风气之先，无论在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建立特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方面，都先走了一大步。其得失成败，一下子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也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为此，“三中全会”无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都应该是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然而广东这先行一步，可以说是在满山遍野的荆棘丛中摸索前行，每向前一步，都是艰难的。以身试水，以脚趟雷，需要十二分的勇气加十二分的小心谨慎。
按照通行的说法，广东的改革开放可分为几个阶段，1978年至1986年；1986至1992年；1992年至1997年；1997年至今。
根据这一划分办法，谢非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全部及最后一个阶段的前期。而他主政时期，曾经担任过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黄浩认为，那是属于“广东改革开放的推进创建阶段”。这个时期，广东向市场经济过渡被正式提上日程。
1979年可以说是广东新时期或市场经济元年。这一年小平同志如雷贯耳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令从五十年代起就对商品和市场情有独钟的老经济学家卓炯非常开心。但这话直到二十年后还有些人接受不了，何况当时？
起码当时的与何贤同为澳门华商领袖的马万祺就有点将信将疑。中国内地可以搞什么市场经济？何年何月才能做得到？他能做到的就是到南海老家或什么需要他花钱的地方去捐一些款。马万祺乐善好施，一心想造福乡梓，不过他行善中最害怕的是回老家走内地的路。那时从澳门坐车到广州要过四个渡口，最快也要五、六个小时。从广州回到南海又要几个小时，又要过几个渡口，其实距离不过几十公里，但其路程之艰辛崎岖令他一想起来就害怕。
此时的吴南生正在深圳市区看地形，他已经被省委安排分管全省的特区工作。那时的深圳被人取了个外号叫做一支烟街，因为他们只消将一支烟抽到烟屁股，就可以从城东步行抵达城西。没有任何人能想到这个城市在2004年能将国内生产总值搞到三千六百亿元。而且她在二十五年里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创造了二百三十项“全国第一”。
1979年以后，当深圳每项第一出笼时，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都是匪夷所思的：物价与市场接轨、打破铁饭碗、股份制、汇率并轨、企业产权转让、国有土地使用转让、开放证券业和建立“深交所”，住房商品化、“小政府大社会”、外商之国民待遇、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如果有人将深圳闹下的每一个“第一”作为座标中的点，将这些点点串起来，就可以清晰看出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变型的清晰的轨迹。
例如：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下了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1987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宣告成立。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重要开端；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张大吉，（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1991年7月13日，比上海早一年试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等等；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具有座标意义的大事。当时人们并不太在意，但我们在前文中一再强调过：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总是无人知晓的，等到大风起兮雷霆万钧之时，大千世界方才蓦然回首，细细品味娓娓道来地领略一番这风光无限的成因和改天换地的后果。
事实上，在深交所开张之前，以“深发展”为龙头的股票已经在深圳试发行，当初还需要动员不知股票为何物的干部群众去购买股票，但从市场获利的市民很快就明白过来：这是一种比任何储蓄都容易发财的投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收获财产性收入，一时间，深圳的证券股票交易升腾到了一种炽热的地步，有人说近于疯狂，投资者争相入市，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从正式交易的十六元炒到黑市上的一百二十元。深交所的正式成立的同时，深圳市政府取缔了黑市交易，令股市走上一条比较健康发展的轨道。
1992年，借着小平南巡的东风，深圳股市再次步入惊人的牛市，外地几十万人涌入深圳购买股票，据《深圳特区报》原总编辑陈锡添回忆：1992年8月，深圳的股市大牛市引发了一场大混乱，经历了一次重大挫折，由于缺乏经验，也无先例可循，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发放抽签表一千万张，每张一百元，摇号抽签，中签率为10％，即每买十张，必有一张中签。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内地人赶到深圳。预定8月10日出售抽签表，但从8日晚开始，股民们就在全市三百个发售点前排起了长龙，总人数有一百二十多万人。人们怕人插队，怎么办呢？互相抱住。有一位企业老总说，我老婆把前面一个男的抱得那么紧，她从来没有抱我这么紧。吃喝拉撒怎么解决？就地解决。8月10日上午开始卖表，由于管理不善，现场秩序混乱不堪。两个多小时过后，多数网点就亮出表已售完的牌子，原因是很多抽签表被人从“后门”拿走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却买不到表的股民们不愿离去，场面十分混乱。当天晚上，一些人乘机聚众上街，阻塞深南中路，造成交通中断，还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推翻四辆汽车，多名值勤干警被打伤。
吸收了这一教训，深圳的股市后来一直比较规范和平稳发展，经过十几年的牛熊争持和风风雨雨，证券市场终于成为众多中国人每日关注的焦点，上亿人口成为股民，几万亿资金在股海中流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证券大市场。
与深圳隔海相望的特区珠海却没有机会发展证券交易所。1979年，有个与珠海有关的人也曾迫切地打过这个主意。他是香港证券业副主席、香港证券经纪业协会主席吴兆生。当时他正与几个朋友在合计着到珠海去投资搞渡假村。
那时香港的房地产不景气，朋友们先后都退出了，只有吴兆生一个人在硬挺着。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我们的资金不足，可内地有许多闲散资金呀，这些钱不运作起来真是可惜了。他觉得不妨在社会主义国家创办一个证券交易所，筹集到资金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呀。也就是这么一想，他就将他的酒店扔下，隔三岔五地往北京跑，去晋见谷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及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等人，后来他甚至率香港证券经纪业协会代表们北上，游说中央政府同意他们在珠海设立股票交易所。
当时，中央已有领导人表示可以在珠海一试。但当时的珠海人并不知道搞证券交易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好处？如果说珠海已经有人意识到市场的魔力，但市场魔力之源——资本的秘密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他们更关心的是卖地、开发房地产什么的。就这样，珠海落到上海及深圳后面，一直到如今、再到可以预见的将来，令人惋惜地失去了建立全国性资本市场的可能性。
吴兆生差一点成为珠海证券业的开山鼻祖。那时确实有很多很多潜在的机会。
人们现在言说的大多都是偶尔机遇被把握住之后产生的结局，看上去多少带有偶然性；然而我们反过来看，广东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方向上走一条不可逆转的道路，又确实是一种必然，这就是广东的魅力，以及她的历史地理位置和她的政治思想资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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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崭新体制的创建，需要诸多因素的合成，需要众多栋梁作可靠的支撑。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要有邓小平称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撑。
有一个女性，进入我们的视野。之所以强调她的性别，因为她的名字也叫做梁湘，与广东另一位在八十年代举世闻名的改革家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同名。
梁湘的祖籍是珠海唐家湾人，不过自她出生到她在1979年与丈夫一起调回广东，她从来没有在广东生活及工作过。
梁湘生在香港，但她的父亲与姑父、姑母都是中共党员，她就读于香港著名的爱国学校香岛中学，这家中学也是在1949年10月1日在香港最早挂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校长叫卢动，也是中共党员。1950年，一直监视卢动的港英政府的“政治部”把他“驱逐出境”，卢动回到广州在南方大学任职，后来一直担任广东省体委的副主任。
梁湘的父亲，在公开场合的身份是一个老板。到了1950年时，长辈们与师长们对她进行党的教育，新中国火热的生活也向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发出召唤。就这样，梁湘在组织上的安排下，于1951年从香港回国深造。从小理工科就学得很好的梁湘，1957年从东北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成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科学工作者，并被分配到辽宁大学物理系任教。到了1959年，梁湘被认为是我国青年学者中很有成就的人才，又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黄昆进修半导体专业。进修两年后，梁湘成为专攻集成电路的青年专家，并在北京大学开展了晶体管研究。她所做的项目，被国家电子工业部列为重点攻关工程。
就在梁湘事业蒸蒸日上时，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对她以及她的一家都是灾难性的。没有人能证实她的父亲及姑父、姑母都是中共党员，因此也没有人能证实她是通过什么途径十几岁就从香港回来读大学。就这样，年纪轻轻的她被打成黑干将兼特嫌，只是看在她实在与一般牛鬼蛇神相比太过于年轻的份儿上，才没有被剃光头。到了文革后期，不知什么人将她父亲的身分由资本家改成了高级职员，梁湘也得以重新从事带有机密背景的科研工作。1977年，她参与了电子工业部的攻关项目，曾与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铁映是一个课题组的成员。当时她与同事们所从事的还是很尖端的研究，与她同时进行同样研究的国外集成电路研究者们，最后开发出了现在的英特尔标准。
就在国家安排她与同事们对摩托罗拉的集成电路进行解析时，她突然产生的一种倦鸟思归的念头，她想离开待了二十二年的辽宁。梁湘有一点始终很清楚，她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从事尖端研究的科学家，她不能仅从个人出发寻找自己的归宿。这时她想到了广东，广东算得上是她的老家吧，何况从南边吹过来的风已经有了一丝温润的气息。就这样，她与搞微波理论物理的丈夫一起回到了广东，梁湘将工作关系落到了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大）。
但是，回到广东后，女科学家梁湘才发现这里的科研水平还不如东北。她只好放弃研究了多年的集成电路方向，转而搞计算机专业。
按道理说集成电路是计算机芯片的核心技术，这一点是源与水，根与叶的关系。她放弃集成电路而搞计算机，是不是有些舍本求末呢？时易势移，人生很多追求，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集成电路专家梁湘在广州的背街小巷里转悠时，没想到那些蹲在昏暗的路灯阴影下的“走鬼”（无牌小贩）们给自己上了一课，她看到了他们手中走私进来的水货计算器，并让那些东西吓了一大跳。
她拿着那些只有小笔记本一般大的计算器反复端详，被深深地震惊了，估计她当时的心情，就如同正在埋头研究蒸汽机的瓦特先生突然在街头看到有人摆弄汽车内燃机时的感觉差不多，用她的话说，这才知道我们研究的东西与在大街上摆卖的国外产品相比，真是落后得太多了！
在她参加国家电子工业部组织的攻关课题时，他们已经搞出了当时在我国已是很尖端的计算器。那台计算器有一本《战争与和平》那么大，用了三块集成电路板。就是搞这么一本“长篇小说”，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电路板的加工工艺的精度搞到了五个微米。
可是“走鬼”们鬼鬼祟祟地从脏兮兮的旅行包里拿出来的计算器，体积只有“长篇小说”的几十分之一，作为行家，她猜定人家的计算器电路板的加工精度不会低于二个微米。而在当时广东最好的大学实验室里，加工精度不会高于十个微米。
不是我们不能奋起直追，而是举全国之力，去追赶广州街头的走私水货的工艺水准，真的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这太令人震撼也令人心酸了！为新中国科研事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梁湘从来没有遇到、更不可能想到这个严峻到有些滑稽的问题。梁湘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这个严酷的现实，我们正在奋勇登攀的，是别人早已征服过的山峰，我们正在艰难探索的，是别人早已走过的路。
很多在自力更生的时代、在封闭的国度里看上去意义重大而深远的事情，可以说没必要再去做了。中国对世界，不仅要引进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知耻然后言勇，更要进行科技领域里的对外开放，要将技术引进摆在迫不及待的位置上，才能真正实现起步。
以一个行家的眼光，梁湘马上发现了自己面临的全新选择与使命。在广东这个迎接海外事物的海滩上，从搞集成电路转而引进计算机技术，反而可以使中国将更先进的集成电路技术搞出来。引进可以使中国科技进入一个新的腾飞时代。仅从这一点看，她回到广东的潜在意义，连自己也没有看出来哩。
1980年，华南师范学院将她派到香港去进修电脑。此时，她早已将校园里那些落后的生产研发设备及工艺弃之脑后，转而对境外的电脑图纸下工夫了。
那时的广东科研水准，计算机还处在使用自制的电子管显示器阶段。梁湘到了香港后，决定先搞明白人家的显示器，也就是说用集成电路作元件替代电子管，搞出新一代显示器。她将人家的图纸缩小了四百分之一（分两次缩印），然后仔细研究个中奥妙。毕竟她是一个搞过集成电路的专家，计算机显示器这类应用技术难不倒她。发现个中窍门后，她很快就搞出了用集成电路做元件的显示器。
用引进的办法生产高新科技产品，这算得上是一个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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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湘开始在广东找到了一点感觉不同，很多初来乍到的外商觉得广东这地头一无是处，经商不易，生存也难。他们向刚刚接任省长的梁灵光抱怨：“我们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广东：进不来，出不去，住不下。”
广州的市民们则戏谑地作践自己的城市：“电话不灵，路灯不明，道路不平，用电常停。”他们说，在广州办事，骑单车都比打电话快，因为广州市的汽车如果同时上路，可以顿时把市内几十年没有扩展的道路塞满，令全市变成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作为一个南国都市，广州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那时广州的旅店，基本上属于招待所的水准。
广州某大宾馆还发生了一起法国客人“造反”的事，他们入住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已经对房间里的床单上的毛发与污迹怒不可遏，再加上餐厅一到晚上七点半就兀自关门歇业，更使这帮“高卢鸡”感到奇耻大辱，于是尊贵的外宾们将二十九楼的窗户打开，威胁要将房间内的枕头、被子及毛巾什么的统统扔出去。
邓小平复出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时想到的问题也很具体。他认为必须要先抓的几件大事之一，就是要在全国的大城市里建一批有国际水准的旅游饭店（后定为在四大城市里建八大涉外宾馆）。这个问题，在广交会年年召开的广州更具有紧迫性。霍英东在番禺、中山开了个好头，兴建了令广东人眼界大开的高档宾馆，于是广州方面就与香港的李嘉诚、利铭泽、胡应湘、李兆基等大老板商议，筹建五星级酒店。
如果说要想招商引资需要基础设施建设的话，那么当时最急需的基础设施，就是能让境外的老板及客商们住得舒服的酒店。人家到这来是做生意的，不是来当苦行僧的。
但刚刚迈入80年代的广州要建两三家五星级酒店，谈何容易？当时的广州人，对广交会还颇有微词。他们的理由也很实际，这么多客商进来，把广州东西买贵了。而共产党与资本家合作，修建供资本家享乐的酒店？这算是个什么事儿呢？
连老板们也觉得不踏实。比如对内地政治颇有见识的霍英东经过审时度势后认为，与共产党人合作在省会城市搞五星级酒店，就有引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会给社会主义社会造成污染之嫌，可能与规矩不符。于是他主动提出：广东不是想搞拥有一千个房间的酒店并希望与我合作吗？我以实际行动对中国改革开放给予支持，但合作就免了，我捐赠五百个五星级酒店房间吧！
谁知广东方面也不干。省领导认为，搞酒店是为了方便与外商合作。如果我们要了霍先生这五百个房间，外界可能会认为我们在打着改革开放的名义向老板要钱；因此，广东方面坚持要与资本家合资合作。更令人伤脑筋的是，这样的大事广东自己批不了，中央各部委竟也不知谁来批准才合适，于是一来二去，一直惊动到中央领导们。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道：“霍英东先生是爱国商人，同我们（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商谈了八次，（他）还亲自赴广州、北京商谈了五次。”因而要求北京“从速审批”。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也至信国家旅游局长卢绪章：“（建合资酒店）没有一家谈成，这样下去不利，广州霍英东这一项，无论如何争取它能够谈成。”此事后来一直惊动到叶帅，才能最后拍板。
到了1983年2月6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项目——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她开业时全城轰动。不仅广州人没有见到过如此豪华的所在，更因为她没有任何官方背景，任何一个穿着整洁的广州人，随时可以昂首走进她的大堂。
当广州人扶老携幼去参观时，因为地面太光洁，一些人居然相互搀扶着才敢往里走，但人们毕竟头一次感觉到，原来高档的消费场所不见得是只有官方背景的人才能进去，只要你有钱。
紧接着，另外两家五星级合资酒店广州中国大酒店及花园酒店也相继开业。三大酒店令当时的广东酒店业在全国一枝独秀，更成为广州向国际化都市演进的第一座里程碑。
小平同志曾三次光临白天鹅宾馆。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刚开业的宾馆，登上二十八层眺望广州市容，又参观了商务套房及总统套房，评价说：“这个宾馆比美国的好！”当听说花园酒店也即将竣工开业的消息后，他欣然为她题写了“花园酒店”以示支持。
投资白天鹅宾馆的霍英东，从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爱国港商的杰出代表人物。他曾自豪地说：“白天鹅不是一座宾馆，它是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正确的见证。”
此话不错，但是，白天鹅也仅仅是无数见证中的一个。然而在当时人们的心态里，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富丽堂皇的酒店欢呼雀跃趋之若骛的，笔者曾陪一位来自大西北的农民作家去参观过，这些宫殿般的豪华与他家乡的贫困反差之大令他百感交集，末了他心事重重地说：我真担心，我的老乡看了这个会起来造反！
无论人们到如何评说，广东巨变的大幕确实拉开了。其实使广州终于摆脱广东计划经济大本营形象，最终走向市场化道路的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力量，是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千千万万的小市民。而他们当中具有开拓意义者，就是个体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