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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声处听惊雷。地壳运动惊天动地的能量，是从地壳最深层聚集而成的。
在70年代，尽管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有几位广东省委的中层干部仍经常到南海县去搞调研，其中去得最勤的是谢非，还有一个是后来当了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
文革后广东的省委书记调动频繁，韦国清之后是习仲勋，接着是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谢非的职务也升至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但他仍然经常到南海县来搞调研。他如果有一阵不到，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就觉得心里缺了一点什么，空落落的没有底。
梁广大也认为自己在计划经济时期与左的路线统治时期，辛辛苦苦地工作，但并没有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越折腾越穷。
南海县地处大都市广州的城市边缘，是土肥如腴，水美如练的鱼米之乡，怎么会把农民兄弟搞得一贫如洗？梁广大从南海县搞土改开始，就下与农民天天泡在一起，上与层层领导打交道，长期地夹在现实问题与上级指示中间，练就了一套两面应对的本事。
梁广大自己也纳闷，怎么祖祖辈辈耕田的农民到了自己治下，全都不会种田了，要自己带领社队干部们大呼小叫地教种田？其实他对自己种田的本事根本没把握，如果说小时候当半拉子劳动力时还干过一些农活的话，后来一直读书，干农活怎么比得上祖辈泡在农田里的农民？但现在他却要天天瞎指挥。他一会儿跟风跑，命令农民要疏植；下一造命令又改了，改密植了。眼下最时兴的是硬逼着农民用线绳儿拉着插秧，那田插秧完后好看得如同几何图案，中耕除草上面又不管了，听惯了指挥的农民只好让地里不长苗光长了“社会主义”的草和虫。
人家做一样有意义的工作，那叫作乐此不疲，而梁广大做的工作，叫做恨此不疲；他认为政府对农民种什么养殖什么都要管，其结果是农民张口骂的做“笨七事”，这是一句很不雅的粗话。而且，年年都要做出新鲜的“笨七事”，最痛苦的是，他明知道是“笨七事”，他年年都要做，很简单，那时是风派当道的日子，你要是想不跟风，你这个领导可能就要当到头了，说到底，真话是不大敢讲的。
谢非刚到南海时，梁广大也用这一套来对付他，汇报起来头头是道，全是紧跟落实之类，珠江三角洲农民干部的真实想法，他是不敢讲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省委办公厅主任来南海搞调查研究，是想摸一摸真实情况的。
他发现谢非不太爱说话，但作风很扎实，为人谦虚谨慎，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不一下车就大发议论。他听情况的时候特别地随和，从不打断别人的话，这种工作作风给了他很深的印象，当然你也很难搞明白他来想听什么东西，要调查什么样典型。
谢非一开始就把梁广大这位汇报老手给难住了，他听情况要“捞干货”。但很快，梁广大就看出些门道来了。谢非从不说套话也不喜欢听套话，从来没有口若悬河夸夸其谈，无论你汇报什么内容，他都要得到基本数据并认真核对，特别注意聆听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真实想法和呼声。
一些生产队干部及农民政治觉悟低，尽说些不合时宜、没有遮拦的大实话，逢此他听得特别认真，记得特别仔细。在一边观察谢非的梁广大猜不透他心里在想什么东西，但内心却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谢非能把这些来自基层的真实情况及呼声、这些听上去大逆不道的事情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
如今的梁广大回忆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广东省委仍然在左的路线和观念束缚之下，否认这一点是没有意义的，谢非到基层搞调研的作用，客观上可以防止省委工作出现与现实情况太大的偏差。
谢非当时不是决策者，他在省委做出重大决定前到全省各地了解情况并如实向省委反映，实际上起到了省委重要参谋的作用。文革后几届省委领导，都比较重视调查研究，这与谢非的作用很有关系，他反映上来的情况都是真实的，不管有的人愿不愿意听。
为此谢非还受过一些责难，但他在批评声中依然坚持这种做法。讲真话的难处可想而知。
当然，谢非盯上了南海，主要还因为南海县正在悄悄酝酿着一场彻底改变农民命运的经济变革，这就是社队企业的萌芽。
值得一提的是南海是中国第一个民营机器工厂的发祥地。早在1873年，南海西樵人陈启沅就冒着风险，开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这是几乎与李鸿章大力推行洋务运动开设官办工厂同时起步的中国第一家私人近代制造企业。
南海县离广州近在咫尺，因为有了陈启沅的那个“中国第一”，那里的老百姓的商业头脑和市场观念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与承传，开办小型工厂和家庭手工业作坊也早有传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社队企业的发展势头来得更猛，社队干部们开起会来不谈其它内容，一谈就是发展经济的事。盐步公社第九大队，有个小队长对种粮不感兴趣，听之任之，但热衷于搞养家禽和种花，他就得到了县委书记梁广大幕后的扶持。更多的大队是在广州各企业搜集做零部件的订单，开小型加工厂发了家。有的村绕线圈儿、有的村做五金配件；或将旧铜丝、旧钢筋倒腾回来压延加工，为国营企业生产的“红棉”牌自行车生产零部件，做小五金材料。反正各庄的“地道”都有不少高招。
刚开始，这些事梁广大不敢对谢非讲，不知道他会对此持什么态度，后来有一件事，使梁广大认为谢非可以与之交心。那时省里已经有人认为南海县热衷于搞社队企业是不务正业，不“以粮为纲”，认为梁广大搞社队企业是瞎指挥。而且当时南海县由于大多数农村劳力都投入了多种经营，确实完不成粮食生产任务。谢非到南海来后，对别人告梁广大的事一字不提。梁广大有意提这个事儿以探听风向，他也装着没听见，只是一个劲儿地看那些八仙过海赚钱的行当。
没多久，谢非再来时带来了两个梁广大没有想到的客人：一位中央领导与广东省的老领导王首道。他们对南海县这个老典型的新气象极感兴趣。
梁广大对中央领导说：“我没想其它的，就是想挣钱，我想钱都想疯了。有钱说话都响，能办的事好办，不能办的事也能办，没有钱鬼都不睬你。”一席话把首长们说得直乐。他们问：“社队经济搞起来后，农村工作好做吗？”
梁广大说：“好做多了，起码干部下乡吃一餐饭不会有人告了。因为大队生产队都有钱了，吃餐饭算得了什么？”首长说：“有道理，这一条有些说服力。”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的意义，一是政治层面的三中全会的全面拨乱反正，二是安徽省小岗村农民的私下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撼动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体制。
但是在广东，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最典型的是在南海县，体制改革却是从千家万户的农民自发地搞社队企业开始的，这些社队企业一开始全部都戴着“红帽子”，打出集体经济的旗号，在体制上属于公有制范畴，但其中些企业更像是“能人经济”，他们的命脉并不掌握在生产队、大队干部手中，而是由带头搞项目的能人掌控；在机制上，它们一开始就是按劳取酬甚至是按贡献分配的集体企业。
这些“能人经济”的集体企业，为珠三角农村的集体经济奠定了较厚实的基础，也是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的雏形。很多年以后，当民营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一旦被确认，它们就纷纷甩掉了“红帽子”，转变为千千万万家私有企业。
在广东，从经济层面上推动改革开放的发动机有两台，一是自发于珠三角农村的社队集体经济发展，二是沿海地区特别是特区的对外开放。
但是，沿海地区的开放一开始就遭遇到沉重打击，自70年代末就开始酝酿的特区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受到当时左的思想重重打压，几度濒于夭折，即使是苟延残喘，也只是偏居于珠江口两岸一隅，可以说足足有近五年时间里，特区被一个“特”字和长长的铁丝网封闭着，对广东大局的影响很有限，人们只知道那是个乱七八糟、很特别的地区，谁也说不清那里到底想做些什么，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1979年深圳特区刚刚启动建设时，曾到茂名石油工业公司（这是广东最大型的中央企业）调派一批工人去特区工作。离特区近在咫尺的茂名人居然不知道特区要做什么，没有人愿意去，于是公司就强行摊派名额到车间班组，因为谁都不愿去，所以只好在车间主任及班组长的主持下票决。结果那些平时表现不好的，调皮捣蛋的、迟到早退的，都派到了深圳。当然他们阴错阳差地成了深圳特区的开创者，现在想必早已功成名就了。这种情况，直到1984年小平第一次南巡，初步为特区及对外开放政策正了名后才有所好转。
1978年的广东，经济基础与总量都很可怜。是年广东全省（含海南地区）的GDP为185亿元（2004年广东的GDP为16000亿元，到了2006年，广东全省GDP达25800亿元），当年的185亿如果不算汇率变化，相当于现在一个县域的水准；人均GDP为369元，全年出口总额为1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100万美元；全省财政总收入则不到40亿元，还不到现在一个佛山市半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水平。
在如此家底下，自70年代后期开始，在珠三角崛起的“四小虎”，给全省及国人带来的震惊可想而知。珠三角的社队企业给现行体制带来的冲击，绝不是增加几许收入所能涵盖的。它是对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挑战。正当沿海特区遭受被指斥为“走私致富”而遭受打击时，“四小虎”的社队经济却充分说明了搞活经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刚刚起步的南海县社队经济，还没有来得及借上港资等外来资金进入的光，甚至连走私犯也还没来得及钻空子。它的原始积累，如果说是“靠挖社会主义墙脚”获取第一桶金，那的确太难听了一些，但说它挖了计划经济的墙脚，倒多少难脱干系。
那时的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有一点焦躁的心理，再穷下去肯定不行了，再穷下去对不起农民兄弟，连自己这个县太爷都当得没瘾：用当地土话说，就是“无一啖好食”（连一口好点的东西都吃不上）。
梁广大下乡总穿着一双用车胎橡胶做底的鞋，这种既像凉鞋又像拖鞋的玩意是当时农村干部必备之物，人称“千里马”，他不是想将自己包装成艰苦奋斗的形象，而是月入七八十元，实在没有钱买好鞋。他用以遮雨的东西是用麻包做的，根本算不上雨衣，整天骑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自行车；他特喜欢吃鸭子，但总是吃得不安稳，因为他下乡吃鸭子被人告过，他倒是很理解告他的人，实在是太穷了，县委书记吃一只鸭子也成被告，是活该，谁要你把治下的县搞到那么穷？就是为了争一争吃鸭子被人告这口气，也要把经济搞上去。
梁广大现在回忆说，只要政策给开一点口子，当时搞经济的劲头可谓“穷凶极恶”，千万农民、千村万户追求致富的热潮如同洪水决了堤一样万马奔腾势不可挡。
梁书记无可奈何地发现，搞社队企业靠原来那帮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社队干部与劳动模范、种田能手不一定行了。闹得最欢是的“能人”和政治上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人：地主与富农的后代、因投机倒把抓起来才放出来的“人渣”，早年躲进了广州当小市民的前资本家及子女——“地富反坏右”全齐了。
梁广大一调查，那些所谓的“反”与“坏”，也大多是是因搞商品经济挖了计划经济墙脚被判刑的。梁广大说，南海县要搞经济，就要县里、公社、大队、小队、个人五个轮子一起转，如果实在找不到“能人”，就去把“地富反坏右”全请出山，躲进了广州的“前资本家”，我梁广大亲自去请。
有人找到他投石问路：“梁书记，我想请一个地主出来当厂长，您怕不怕？”
梁广大说：“你请地主我怕什么？”
那人早想好了退路：“您知道了，就等于书记批准了，我按书记的指示去做，我怕什么？”
梁广大气愤地盯了那个还没开始做就打算将来落井下石的人一眼说：“你说我不怕是假，不过现在我都不知道怕了，找那种家伙出来当厂长，无非是要让农民有一啖好食，就让那地主好好为人民服务吧！”
梁广大把这些事情说给省委办公厅主任谢非听，谢非笑了，他对梁广大说：“有的省领导说你们南海虚报数字，他不相信你们的社队企业能给社员分那么多钱，难道一个农民分的钱比他们县委书记还多？我说钱真是多分了，多到使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不过我去实地看过，确实有那么多，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梁广大听明白了，谢非虽然没有正面评价他“请地富反坏右出山”的事，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南海县的成就。他抱怨说：“那些犯了经济问题的劳改犯很冤哪，不过是请人吃餐饭送了些礼，还不是为了给队上的企业挣着个差价，就给抓起来了，我就要请他们出山，给他们平反！”
谢非说：“也不必像搞政治运动那样张扬嘛。你既然用他，就等于为他平反了，何必再平反呢？多此一举嘛。”
梁广大一听这话，心里更有了谱，他在谢非面前宣布：“为了抓经济，我们这一代人是付出了代价的，而且准备再付出代价。能人我是找定了，用了一个能人就能富一个队一条村，用一批能人就能富一片，长期坚持下去，南海不就富得爆棚啦？”
谢非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说话可要算数哟！等你南海真的富得爆棚了，我再来看你！”
说完就要走，梁广大要给他带些鸭子他不要，梁广大说：“你不用怕，现在南海有的是鸭子，有中央领导说过每家养鸭子不能超过八只，我们南海没有一家少于八只的。我走到哪吃到哪，再也没有人告了!”谢非摆了摆手说：“还是留着下次来再吃吧！”
送走了谢非，梁广大气冲牛斗地召开了一次全县的万人供销大会。那时的“能人”还不能叫经理厂长，只是叫供销人员，能供上原料、找到销路的人，就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空隙里找食的。
梁广大的演讲，极有启发性，极为鼓舞人心：“我宣布，我们南海县为了搞活社队经济，必须要打开市场（他对这个词儿很得意，因为“市场”两个字有点像刚从塘里捞出来的鱼，很新鲜但有些脏兮兮。）,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打开市场呢？就要实行一条新的政策，叫做‘摆尾政策’！你们都不要笑，听我解释清楚你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叫摆尾政策？”
他侧过身来，将手掌伸到屁股后面摆了几摆：“就是要像一条鱼一样，使劲摆尾，有空就钻，见缝就钻。当然，你们也可以解释为拎了一条鱼去开路，搞供销不送礼怎么行？大家知道，我们的社队企业都是后娘养的，没有出生证的。国家根本不承认我们，有人还说我们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你们做供销的为什么辛苦？原材料搞不到，因为没有计划，产品没人敢要，还是因为我们是计划外的。因此我们不摆尾就活不下去。你们要大胆地送，大方地请人家吃饭，但一定要立个规矩：叫做‘以袋为界’，只要拿回发票报销，钱不袋入自己口袋就行。各位可以算算账嘛，如果送一头猪可以得到几百头猪的好处，可以拿到几十吨钢材，可以拿到为广州大厂加工配件的任务，何乐而不为？你们都要瞄准广州，杀进广州，农村包围城市嘛。广州那个地方太肥了，好处太多了。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国营老大呀哥。”
梁广大将这次演讲的内容也跟谢非学了。谢非笑着说：“你尽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下次搞一个名正言顺的活动，要为社队经济正名，虽然是计划外的企业，也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供销人员是能人，能人既然能带富一方，就值得奖励嘛。记得事先通知我。”
梁广大琢磨了一下谢非的意见，觉得有道理。他决定召开一个全县的贺富大会，为致富功臣正名，为致富本身正名。
小塘公社的南沙大队，全村做纽扣，卖遍了全省再通过义乌、温州卖遍全国，一个社员年分红可达几千元甚至几万元。而梁广大当县委书记的年收入约为八九百元。他决定抓这个典型，为小塘村贺富。他将这个事打电话对谢非说了。
省委的大管家、办公厅谢主任没空来，闻讯而来的却是《南方日报》的采访组，说是谢主任通知他们来的，好将南海从致富到贺富的事好好写一写。面对一帮记者，梁广大收敛了不少，基本上没有发表离经叛道的谈话或演讲。梁大方的贺富活动策划（那时还没有策划这个理念，可见梁广大这个人还是很新潮的）得很热闹且极富南国水乡风情，现在看来还堪称经典之作：
这天，通往小塘公社南沙大队的河涌里开来了一队披红挂彩的船艇，沿途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引得两岸人群追着看热闹。艇上架着红通通、香喷喷的大烧猪，摆着大埕装的九江双蒸，梁书记亲自押船给致富典型送上慰问品。就这一个举动，震惊了全县，以往穷光荣富可耻的观念一下子就颠覆个底朝上。以后哪个队再穷，连队长都抬不起头来，直说自己对不起父母对不起乡亲，形成了全民盼富求富敢富能富比富的热潮。
当天晚上，南沙大队放开了焰火，这下子把周边地区的人吓着了：“今天是什么日子？那帮南海佬是不是犯了傻？”
梁广大把每年贺富的活动固定下来了，年年给致富典型贺富。告状信也到了省委书记手中，说他大规模起用地富反坏右与牛鬼蛇神。一把手收到了告状信，谢非也挡不住了，而且当时广东省委也有领导也觉得这个梁广大闹得有些过分。于是省委派员下来调查。
调查组是谢非派来的。调查结论是南海的干部群众全都拥护这么搞。但无论如何，被告状的人总是要慎用，因此梁广大的省委委员落选了，只选上个省委候补委员。
梁广大干得正起劲，委不委员的他倒不是很在意。此时又有中央领导让谢非陪同来到，而且带来了“中国首席记者”——《人民日报》老总胡绩伟。
他们看的还是谢非搞调查研究的老根据地大沥公社。
领导人在梁广大面前很郑重地伸出了四个手指，神情凝重地说：“三年之内，你们全县农民能不能搞到人均纯收入四百元？”梁广大郑重地回答：“给我两年时间吧。”实际上他完全有把握明年就会达到这个数，只是在大领导面前不好太轻狂，只好打点埋伏了。
胡绩伟听了也很兴奋：“如果南海两年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给南海做典型报道。”
果然，第二年，《人民日报》就在头版以通栏大字标题发表了全国第一富县南海县的事迹。《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南海不仅人富了，而且吸引了人才、改善了社会治安，带动了百业兴旺。首先震惊的是新闻界，全省、全国的报纸连篇累牍的鼓吹。这些报道将全国惊奇的目光吸引到了广东。在特区没有成气候之前，没有人知道、也不敢想象全国第一富县居然会出自广东。
广东是个什么地方？南蛮子成堆，说些只有侯宝林才能听得懂的鸟语，自古以来就是流放钦犯的瘴疠之地，从粮食到副食都要从外省调入，广东人到了外地，见到什么都要带回去，好像那儿什么都缺。全国第一富县怎么能从广东冒出来？
如果外地人这样看那还是情有可原，奇怪的是广东本身也有很多人这样认为。
有政策水平很高的同志敏锐地发现，南海捞到了钱几乎可以肯定是真的了,就算梁广大有可能虚报数字，但他不能年年虚报年年剧增呀！梁广大的做法，也总是叫人拿不准，他搞的那套东西，不是按上头指示搞起来的，传统政策对不上号。一上来就玩“散手”，完全不是传统套路，乱棍打死老师傅，一富遮百丑。
此时的广东干部队伍中冒出一批新生力量，在珠三角成长起来的基层干部一般年纪不大，都是本地人，入党后经过多年教育，深化了为民造福谋利的观念，他们脑袋活办法多，最大的特点是胆子大，加上富有生存智慧，南海县委书记梁广大就是一个例子，他似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他的外号就叫梁胆大）。但在一些领导心目中，却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政策水平低造成的。其实，梁广大可能是当时县委书记中最懂经济的，他解放初就进银行干部学校学习，才十几岁就从一个人开办营业所干起，当过县银行副行长，后来转行当了公社副书记、书记，在珠三角农村里摸爬滚打了几十年。
习仲勋任省委书记时，却特别欣赏这类人，曾指示在珠三角抽调一批干部，送到全省各地去打开局面。但是用这样的人风险比较大，闹不好会引火烧身呢。就在此时，北京关于对南海的一些言论非正式的流传出来了，虽然并非领导人的正式谈话，但听上去具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确实是权威口吻：
南海县搞的那一套，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一个县，一个地区，你不好好抓粮食生产，满足当地群众的实际需要，而是见到什么挣钱就一轰而起搞什么，结果粮食短缺，要外地调入，很多良田，不是挖了鱼塘就是拿去种花花草草。花花草草能顶饭吃吗？一个县如果什么都能生产，那还要省、要大城市、要国家做什么？还要建那么多国营企业做什么？那些个社队企业，原材料没有纳入供应指标，产品没有销售渠道，专门靠挖国营企业的墙脚谋生，它们搞乱了国家物质供应计划，搞坏了社会风气，社员多分了一些红，那是小头；国家的损失，才是大头，大小要分清，性质要看准。
这才是真正的、正统的、权威的、纯洁的套路，打得行云流水、天衣无缝、酣畅淋漓，不露一丝破绽！这话即便梁广大听了，你也只能是干憋气哑口无言。对呀，人家说得太对了，那种不容置疑的，无坚不摧的说服力令你五体投地。可是醒过来一想，怎么搞的？难道南海还和过去一样受穷反倒对了？
梁广大懵了，此时他最感激谢非的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南海的坏话，只是默默地支持着南海，很多事情，他是背后的高参。但此时的谢非还没有条件站出来，像他十几年后对顺德综合改革一样不遗余力地坚决支持。
梁广大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在南海大搞社队企业，基本是从要让农民群众先富起来这一朴素的愿望出发的，甚至因为自己曾强迫命令“教农民种田”让他们受穷而带着几分赎罪心理，因此一开始就将自己摆在政策边缘化的地位，连摸着石头过河都算不上，顶多是趟浑水的一伙，做起事来形迹可疑。
如果说珠三角“四小虎”是一个不留神自己从地缝里钻出来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如习仲勋、任仲夷、林若等三任省委书记的默许和不动声色的支持，它们不可能迅猛发展到今天富甲一方的地步。管治发展一个省与搞活一个县毕竟有重大区别，身为封疆大吏的省委书记更注重必须给予“四小虎”理论支撑。广东早就有卓炯等杰出的经济学家从大跃进时期起就在潜心研究商品经济和市场，从1980年起，省委领导极其重视地展开过三次市场经济的大讨论。在大讨论中，坚持计划经济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两大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引起了全国经济学家们的紧张关注，广东省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方，从1958年就喊出“商品经济万岁”口号的卓炯终于“修成正果”，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认定：“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并且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5年，历尽艰险为建立商品经济研究体系做了大量开拓性、奠基性工作的卓炯，终于荣获广东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
在珠三角“四小虎”悄悄崛起后，华东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也几乎同时亮相，同样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可见它们是时代的必然产物，饱受文革动荡之苦的中国人此时仍被贫穷等于社会主义观念所束缚，但这些地方财富的迅速膨胀令他们震聋发瞆、血脉贲张，人们仿佛听到了一艘巨轮即将启航的一声汽笛长鸣，于是蜂涌而来争购致富的船票，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潮流，中国共产党人能从这铺天盖地的大潮涌来之前提取出珍贵的思想资源，这是中国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