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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仲勋、吴南生煞费苦心地向中央要求特殊政策、划出一些区域开设出口和贸易加工区的同时，另一个大动作也在悄悄地进行，这就是广东省与交通部香港招商局的袁庚联手要求开设的宝安蛇口工业区。

如果说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投石问路的报告，竟然始于一个名称产生于文革且文革色彩十分浓厚的机构，可能没有人能相信。不过第一份向国务院及国家领导人投石问路的文件，的确出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之手。那时，“革委会”的体制仍未撤消，与中共广东省委并列的行政机关，仍称广东省革委会。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与交通部联合向国家副主席李先念与国务院打了一份报告。这份名为《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特区最原始形态的概念：工业区。后来，它被赋予更加丰富的特定内容后，又叫做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特区。

请注意，当时没有使用深圳这个概念，因为深圳当时不过是一个边陲小镇，更重要的是广东那时还没有将深圳作为特区（无论叫出口加工区抑或叫工业区）来发展的宏图大略。之所以使用了宝安县的概念，是因为一个中直企业——交通部的香港招商局首先想到了要在宝安县内借广东一块宝地来搞一种特殊形态的工业区。

往下我们就可以得知，真正提出经济特区设想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广东，而是交通部下属企业香港招商局。但文件是广东与交通部联合提交的，所以这个专利权广东也应该有份，广东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无论是这个具有起步意义的文件，还是后来蛇口工业区那个举世闻名的“试管婴儿”，都是一种奇思妙想，甚至可以成为撬动历史巨轮的一个着力点，都值得大书一笔。

同样是在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港商请求在内地开厂情况简报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事实证明：小平的指示等于给广东和香港招商局发放了通行证，有了小平批示的支持和鼓舞，习仲勋主政下的广东比始作俑者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胆子更大，动作更猛。1979年1月23日，广东省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借助毗邻港澳、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建立两个全新的发展区域和模式。

 

时至1979年，由洋务运动诞生的招商局已经有了一百零七年的历史。

其前身是李鸿章创办起来的招商局，后被国民政府接管，成为国有企业。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将招商局移置香港。解放初，招商局员工全体起义，回到了人民怀抱，成为直属国家交通部的一个企业，仍驻香港经营，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及海运经营企业。

在文革中，由于受“四人帮”“左”的路线干扰，招商局发展缓慢，业务衰减，被后起的英资财团与当地华人财团抢占了发展先机，招商局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打倒四人帮后，为了迅速扭转外贸下滑局面，创汇还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以党中央的名义，在交通部的一份名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上迅速批示道：“立足港澳，依靠国内，工商结合，买卖结合。”这意味着招商局由臭转香，其作用及发展受到最高层的重视。

当时招商局实际负责人是袁庚，袁庚就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他1917年生于广东宝安县。1939年加入东江游击部队，算起来谢非还是他的小战友呢。

袁庚是从三十年代起就在香港活动的老共产党人，他精通英语，抗战时是威震港九的“东江纵队”专门与美英盟军打交道的特别联络官，为美军在我党东江游击区内设置监视华南日军动向的战略电台做了大量联络工作，到了1945年，袁庚的身份就复杂起来，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他以上校军官的身分，赴香港与英军海军少将夏壳共同负责接受日军投降的谈判，并成为中共第一任驻港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又以炮兵团长身份率领一个炮兵团驻扎在香港对岸的蛇口，监视驻港英军的一举一动。后来，他的经历更富传奇色彩，他曾随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情报顾问，并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后转到外交战线，当起了外交官。但在文革中，无论在公开战场还是在隐蔽战线上都为党和人民屡创奇功的袁庚却被康生打成“美国战略特务”，关进秦城监狱，受尽折磨和凌辱。是周总理亲自过问，五年后他才获得自由，回到香港招商局担任主持工作的副董事长。

袁庚和习仲勋一样，老共产党人的本色不变，痴心不改，一旦有为党工作的机会，马上将个人荣辱抛诸脑后。此时他一接到有中央领导人指示的文件，兴奋莫名，马上着手筹备招商局业务拓展计划，打算建一批为航运服务的企业。但他在香港跑了一大圈后举目四望，不得不承认已经错过了发展时机，拓展空间早已被竞争对手全部霸占。

当时的香港中区，地价之高在全世界仅次于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到港币一万五千元，即便工业用地也要五百元以上，尽管香港实行低税率的自由港政策，但高地价与高工资仍然是难以忍受的成本。袁庚此时想到了亚洲四小龙实行的出口加工区政策。如果将香港的低税率政策与毗邻香港的宝安县的低地价结合起来，岂不左右逢源？他马上想到自己曾经驻扎过的蛇口，此时蛇口正穷得叮当响，成了偷渡逃港者的重要通道，如果与广东省合作，把蛇口这块土地发展起来，岂不可以一举两得？这真是天赐良缘！经过与广东省与交通部的一番沟通，双方一拍即合，便有了上述直达最高领导层的报告。

给中央领导的报告中这样写道：“招商局初步选定在宝安（县）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与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与原材料…….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积极作用。”

招商局可能叫香港的高地价吓怕了，他们尽其想象力，也不敢再多要地，只要三百亩（但是换算成香港的平方英尺，那就是天文数字了）；招商局在报告中提到，打算建集装箱厂、钢丝绳厂、拆船厂等五个企业，远期用工将达三千人，广东很慷慨地承诺这三千人由广东解决（当时的劳力是要调派的）。

招商局要求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以后的特区的经济制度设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工业区进口的建设施工设备、建设材料、生产用的原材料、燃料及工业区内工人的生活必须品，以及出口产品和厂房建成后调走施工设备等，参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免税放行。有关人员出入境签证手续应从简。”

这个工业区如果仅以规模计，如今在广东大概属于自然村一级私自开发的工业区水准，说不定还会因为规模太小要被地方政府取缔的，但在当时可是惊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的大事件。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还与交通部就工业区的管理权限进行了划分：“工业区的建设经营与管理，由招商局负责，按照‘参照香港特点，照顾国内情况’的原则进行管理；工业区内的党政工作、治安管理、生活供应等，由广东省宝安县负责。”

这一条款说明了，蛇口工业区不过是中直企业在广东境内划出的一块出口加工基地，广东并没有直接管辖权。作为回报，报告承诺了工业区给广东的好处如下：“（工业区内）企业利润按三七开，即广东占三成，招商局占七成。”

如此看来，广东倒像个收地租的角色。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广东很快搞出了自己的大特区——深圳、珠海、汕头。

中央对广东革委会的报告反应很快，只过了二十天，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家副主席李先念、副总理谷牧，就在北京接见了袁庚等人，并听取了关于招商局建立广东宝安工业区问题的汇报。

这是一次超常规格的汇报会，按理，招商局要搞的项目，在全国来看不过是小菜一碟，袁庚的级别，按程序也不必直接向国家领导人汇报，可见中央对招商局的设想极为重视，显然超过了项目本身的考虑，而是另有重大背景。当然，这一点身为企业负责人的袁庚当时并不清楚。

汇报会一开始，先念同志先询问了香港招商局的基本情况，包括它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当袁庚汇报说，要把香港的有利条件（资金、技术）和国内的有利条件结合起来时，先念同志说了极为重要、也极有预见性的一句话，这句话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中央如此重视招商局蛇口项目的根本目的。他说：“现在就是要将香港外汇与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中央要考虑的是什么内容？在座的人并不得要领，袁庚等更是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就这样过去了。在谈到具体要求时，袁庚汇报说，要求在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时，李先念又冒出意味深长的一句话：“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嘛。”他指着地图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指南头以南突出于海岸线的整个半岛）。中央领导人的慷慨大大超出了袁庚的胃口。

 

27

1978年10月，袁庚出任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2003年7月，他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授予的“金紫荆星章”，这是二十个获勋者当中唯一的一个内地人。

多年后，他回忆中央划地给他办蛇口工业区时说：“中央要给我整个南头半岛，而我却只敢要了一点点地方，这是愚蠢，有点傻。当时主要是从钱来考虑的，开发一平方公里，至少要一千万，而南头半岛有四十七平方公里呢，因此心里想要却不敢要，需要的钱到哪里去找？向国家伸手要是不可能的。”

袁庚接任掌门人后，到香港一看，才知道这个百年招牌企业，只有一个亿多一点的资产。等他将招商局交给下一任掌门人时，它已拥有二百多亿资产。

比此贡献更大的，是招商局为我们国家培育了好几个著名企业，如招商银行（原招商局财务室）、平安保险（原招商局退休基金）和中集集团（原招商局的一个集装箱加工厂）；

比此贡献更大的，是招商局成为市场经济在我国抢滩的滩头阵地；

比此贡献更大的，是招商局为创新我国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包括那句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袁庚也算“老香港”了，然而市场经济的第一课是香港商人给他上的。1978年，老情报人员袁庚，重返香港去实施“火力侦察”。他想搞清楚，香港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

他先到了香港汇丰银行借了六千五百万元，要买一幢物业，在与楼主见面时，先付给对方二千万元订金。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三时，双方在律师楼里签了字，算是成交。袁庚很高兴，他搓了搓手，向对方伸了过去，正准备邀请对方到什么地方去“撮”一顿以示庆祝生意成功，此时发生了在他当时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方代表刚刚接过支票，连手都没有跟他握，带着两个助手头也不回地就走到电梯跟前，在袁庚目瞪口呆间，摁开电梯门便下了楼，把袁庚一个人扔在房间里发楞。

后来，等在楼下的香港司机才对他解释说，楼下等着两台车，那几个人下来后上车就跑了，去哪里？赶到银行去。为什么要派两部车？怕万一有哪台车在路上出了问题耽误事儿。他们要在星期五下午4时30分银行关门之前将支票存进去。如果钱存不进去，就要等到星期一，这意味着三天的利息泡了汤。

袁庚若有所思地抓着头皮想，这时间不就是钱吗？香港人能发达，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等他回到招商局，看到很多现金都塞在夹万中，就问为什么不放在银行里。管财务的人说：“这样用起来方便啊！”

袁庚想，我们就在香港工作，理财观念却与香港人有天壤之别，看来是得换换脑筋了。

不久，一伙来自日本的包工队再给袁庚上了一课。在蛇口工业区要建一座铝材加工厂，建安工程，由日本一个包工头中了标，他带来了二十七个日本的建筑工人。这伙人一到工地，就没日没夜地干，居然只用了二十三天，就把这座工厂垒了起来。

1984年1月26日，小平第一次南巡到了蛇口，袁庚向他汇报时提到这一点时，小平来了兴趣。一直不说话的他要求到那个铝材加工厂去看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小平说。

到了工厂后，小平兴趣很浓，这里看一看，那里摸一摸。他摸着生产出来的铝材说：“很滑溜啊。”又凑到跟前仔细看铝材的包装上印的英文。他问：“这是要运到美国去的吗？”袁庚说：“是的，这些全是要出口到美国的。”

小平此次在深圳，没有对他看到的任何事物发表评价，但仅在蛇口有一次例外，这就是当袁庚汇报到那两句著名的口号时他说：“对，很好。”

当时袁庚说：“我们蛇口，有两句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袁庚汇报时心里还直打鼓。有人对这两句口号很反感，说：蛇口搞的尽是些什么东西？又是要钱又是要命的。但袁庚不为所动，坚持将这两句口号做成大广告牌立在路边，而且在小平面前提到了这事。

小平的女儿邓榕脱口叫了出来：“我们在路上看到了！”

也许是小平只看不说，她也有些着急，不过这一次小平简短而直接地肯定了这句口号。袁庚非常高兴，因为这两句口号引发的争论，不是如今我们能想象得到的。

看过蛇口后，小平兴奋之情已经溢于言表。到“海上世界”吃午餐的时候，小平便怂恿服务员给他倒茅台酒，倒一杯就喝一杯，一下子喝下去三杯，一边的邓榕见势头不对，就将他的杯子给夺了过去。

小平在深圳时就是不开口，深圳市领导们很着急，委托人暗示小平对深圳工作作些评价，但小平就是不开口：“我只看不说，现在不说，回北京再说。”他回到北京后，召集了几个中央负责人谈深圳的情况，还谈到了扩大开放的问题。小平提到了蛇口：“深圳发展得很快，蛇口发展得更快。为什么，因为给了他们一些权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当年国庆游行，上头通知蛇口也出一台彩车。这台经过天安门向小平致意的彩车，悬挂着这条大标语。它与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一样，成为当天最夺目的标语。这两条有历史意义的标语原件，1987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它确实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话说回来，当年李先念副主席召集汇报会谈蛇口问题时，袁庚并不知道中央领导人实际上想的是什么，他不过想要建立加工区，而领导人想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儿。

已经深知邓小平思路的李先念若有所思地说：“人要赚外汇当然好，但你们要和海关、财政、银行好好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就搞特殊了。他们对你们还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这一席话，让包括袁庚等在内的一些人不知所云。袁庚忙说：“我们搞的工业区，只是与广东省政府和宝安县政府协调就行了，不关银行、海关什么事，与他们没有关系呀！”

此时李先念想到的已经不是那三百亩地，而是能否与国家海关与银行协调，在蛇口搞一个独立于我国现行关税体制之外的，完整的出口加工区。搞这么一个加工区，与袁庚设想的小打小闹地弄几间厂不同，必须要对现行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哪里能不关海关、银行及有关部门的事？

但是，李先念没有再展开谈这个问题，可能谈也一时谈不清，也可能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现在看来更大的可能性，是不适于在这个汇报会上谈，因为这将是国策的重大变动，而今天不过是为招商局开的汇报会。

但是，李先念还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提到了蛇口工业区的纳税问题。与袁庚等人认为的工业区免税的看法不同，先念提到了广东在报告中所说的利润分成：“广东不是拿了30%么？其实就是缴了税嘛。”

先念同志到此仍是设想，招商局的几个企业作为特例，免税之事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如果要将蛇口搞成一个独立的出口加工区，何况还要将这个模式移植到福建、上海去，那么税制的设计就必须马上提上日程。跟广东分几个利润就全免税了？这样未免太过儿戏。正如他前头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既然这个话题在汇报会上说不清楚，先念此时将话题一转，便问谷牧说：“对招商局这个报告，你们看怎么办？”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他关注的事儿在此不可能解决，先搞定招商局的具体问题再说。谷牧明白了他的意思，干脆省了表态这一程序，直接对先念说：“这样吧，您在报告上批示说原则上同意，由我去挨个找有关部门，向他们征求意见好了。”

袁庚见话题又扯到了他的要求上，连忙说：“报告中提出的进出口免税是根据国务院规定而提出来的，现在只要中央点个头，在报告上签个字就可以了。”

在商言商，他可不想把蛇口的问题复杂化，今儿他只要拿到这个签字，就算大功告成。

先念同志想了一下说：“那么好，我批。”当场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先念　1979、1、31。”

袁庚瞪圆了双眼盯着先念同志批示。批完后他松了一口气，目的达到了。

下面的会议，气氛就轻松多了。先念同志说：“交通部就是要同香港结合起来，搞好国内外的结合，可以多创外汇。我不想给钱你们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自己去奋斗。我们上了十多年的当，以前有人说这样做是什么有失国体，以后四人帮又出来干扰。批什么‘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还说这是刘少奇说的，其实刘少奇并没有这么说过。是那些坏家伙编造的。根本就是从四人帮那里搞出来的嘛。我们已经少搞（发展）了十几年，当然，备战也搞了（影响）了我们一下。如果我们中间不动摇，现在（船队的吨位）已经达到一千四百万吨了嘛。”当袁庚汇报到他的拆船厂时，先念又说：“拆船可以搞大一些。拆船可以有很多副产品。船长、大副的房间里就有不少可用的家具。”

这话如果不是国家副主席说的，现在的环保专家与有关监察部门必然群起而攻之：居然鼓吹将国外旧家具弄到国内来？这不是进口洋垃圾吗？但是当时物质匮乏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最后先念说：“交通部生意还可以做大一些，更主要的是利用外资。你们有了这个路子，现在路子开了。”

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还是先念同志一开场说的那段话，就是要将香港与国内结合起来，不仅要在广东搞，而且要在福建、上海搞。这是我国开放政策即将实行的第一个信号。如此有远见有气魄的设想，来自于当时不在会场的另一个人——

他就是中国以改革开放一举扭转国运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28

历史的进程有如大自然具有不可抗力的台风海啸，一旦形成就无法遏止。

汇报会后的第三天，雷厉风行的谷牧即召集国家计委、建委、外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交通部负责人开会，落实先念同志在广东省革委会与交通部关于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报告上的批示，可谓密锣紧鼓。会议一开始，谷牧就开宗明义地说明了为何将各位大员惊动来，一起议一议招商局这个项目。他说：“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广东、福建可以更放开一些。香港招商局原来准备在香港办厂，但受条件限制；他们已和广东省商量好，要在我靠近香港一边的蛇口开设工厂。在这时设厂，当然要得到特殊待遇，要在经济上闹些‘特殊化’，就是要享受香港企业的待遇，进出口自由。”他接着当着各位大员的面，将先念的批示照念了一遍，然后由袁庚向大家说明情况。

谷牧一开始就将小平搬出来，是祭出“尚方宝剑”，再把先念同志的批示拿出来念，加强了批示的权威性，他深知这次企图撬动现行体制的举措可能会遇到阻力。

对有关部门来说，在意图不明，观念未变，法规未改，眼界未开之时突然来这么一下子，无异于天方夜谭。计划经济制度造成的诸多问题，不是某个人观念或解放或保守能解释得清的。个中原因，肯定要复杂得多。

照例，由袁庚将在蛇口搞工业区的好处给在座各位说了一遍。他还补充说：“这样我们就有了内地与香港的有利因素，是香港任何财团都不能与我们竞争的。”

此时他们所谈到的引进外资，仅在于引进香港的资金，并没有考虑香港的企业以法人主体地位进入内地。在当时，让资本家进来剥削我们的工人阶级与广大劳动人民，那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剩余价值这个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概念上，资本家与我党当时似乎达成过“共识”。这表现在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当香港及海外老板投资入境时，有一些地方是肯定不投资的，那就是老板们的故乡。这一点在侨乡五邑地区最有代表性。

老板们宁可向家乡捐献，也绝不向故乡投资。这令地方官们大惑不解。后来才弄明白，资本家们经我党及内地乡亲多年“教育”，也认为自己是剥削者；既然如此，怎么舍得剥削自己的父老乡亲？还是到别处去剥削吧。

谷牧说：“进出口免税，要中央定才行，也就是要给他们‘自由化’的政策。”

他如此引导大家看待此事的利弊：“其实，工业区内的土地、行政、企业主权全是国家的，以企业利润分红来说，我们和广东省合共可控制70%，工厂的管理完全用香港的办法办。产品从香港出口偿还外债与外商的投资，工人工资，原则上参照香港，照顾国内，不超过二百元人民币，这笔钱已包括了职工福利。这个工业区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也就是不用财政部与银行拿一分钱，只是要求财政部允许它十至十五年免税，以后，这些工厂全部交还给国家。”

静场。

袁庚再次在各位大员面前强调说：“这个工业区目前计划用地不过三百亩，在我们伟大祖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它是微不足道的。”

袁庚此话“不妥”，别看这区区三百亩不大，但它在我们伟大祖国大地上引发的震动会很大。在座大员们有一种直觉，此例一开，前程未卜。

一位资历相当老的部长先开口了。他说他个人对此事从原则上是不反对的，但他知道必须给此例外一个说法，于是他来了个大处肯定，细处质疑：“其它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关于纳税的问题，我看这样办：你们不是说要按香港的办法进行管理吗？那么是否可以考虑，不按国内的办法，按香港的办法纳税，在香港你们怎么向英国人纳税，在蛇口你们就怎么样向国家纳税。”

这位部长明知，按香港税率收不到几个钱，他只是要在体制内不大离谱的一个说法。

袁庚一听这话很是高兴。此话是外紧内松，表现上看还不给免税政策，但实际上这扇门是虚掩着的，实行香港的税率，等于承诺只是象征性地收税。他忙表态说：“我举双手赞成这个意见！”进而他向在座各位解释说：“香港为什么近十年工业发展得这么快？因为它是自由港，进出口全免税，因此吸收了大量的外资、技术、人才。我们在香港只纳所得税，我赞成招商局按向港英当局纳税的办法向财政部纳税。”

在袁庚眼里，招商局的事唯此为大，这也不奇怪，各为其主嘛。这一点，他就不如谷牧有眼光了。只听谷牧副总理冷冷地说：“要是这样搞，广东省就拿不到那30%的分成了。”谷牧关心的不是那区区三百亩弹丸之地，他考虑的是广东对外开放的积极性。当时的广东，有着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幅员呢。

又有大员提出：一，对这样办没有意见；二，目前蛇口的产品只是为自己的远洋船队服务，将来出口产品多了，就会涉及外贸管理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关于海关进出口的关税，可以给予优惠，但具体怎么办，还要回去与海关商量。

这位大员与第一个发言的部长的共同之处，是原则同意，具体不行。进出口免税不行，优惠多少可以谈。不过他倒是承诺先把解决不了的事放下再说。

有人进而从原则上提出质疑：“我看，用香港的办法管，这个提法不妥当，我的意见，是比国内放宽一些就可以了。”谷牧一听，立即将这句话给堵了回去：“蛇口那个地方就是要搞特殊化嘛。按文件的批示办事。”

有人思想比较解放，说：“蛇口的办法，广东也可以做，我们早就想把珠海与宝安两个县都开放。”

谷牧一听忙补充：“广东不仅是两个县可以这样搞的问题，广东、福建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搞。”

与会的同志见到大原则几乎是不可议的了，便从各个侧面提出了不少问题。他们的本意，也不过是想把方案搞得周密一些，省得实施过程中出漏洞、招非议。有人提出，工业区即便出口免税，但在国内销售还是要纳税；有人提，工业区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不能过高（当时全国工资一个样，只是地区有个级差）；大家有个共同的意见，就是即便自由贸易区也要纳所得税的，因此，广东就不能拿那个30%的分红；还有细心的人提出，工业区的员工是用外汇付工资的，这些外汇要回收，不能叫广东人全捞了去。

谷牧敲了敲桌子说：“我看大家不要再议论了。原则已定，大家都要支持。总共不就三百亩这么大一块地方嘛。开放的事，由交通部先走一步，按李副主席的批示办，现在就这样‘照此办理’起来。”

谷牧也深知再议下去也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开放必然要冲破体制的框框，在体制内打圈圈是根本找不到出路的，因此他一锤定音。他指着袁庚说：“你回去后，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说按国内的办法办。但我们会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谷牧最后说：“小平同志认为，不仅蛇口可以这样搞，宝安、珠海也可以这样搞，广东、福建的其它县，也可以这样搞。”

就这样，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求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设立“出口特区”。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1979年，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其实，歌里唱少了。睿智老人邓小平在南海边不止画了一个圈，而是画了三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