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奇思妙想出岭南
小平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就叫特区！”；谷牧率中国第一个经济考察团出访西欧五国；1978年袁庚出任招商局第二十九代掌门，1979年，他建立起广东宝安蛇口工业区；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求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设立“出口特区”；梁广大在南海县推行能人经济，全县召开万人供销大会，年年给致富典型贺富；“珠三角”“四小虎”悄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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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广东人会生“孩子”不会起名字，但在体制转轨变型的关健时刻，对率先而行者来说，起名字就是比生“孩子”还难，生孩子是大势所趋瓜熟蒂落，而起名字是在现行体制内赋予这个非“计划生育”出生的“孩子”以合法性，难就难在这里。
此时，吴南生的老友庄世平如约搞到了很多情报并一一送来，其中有他收罗到的国际上有关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有台湾出口加工区的各种法规的全套资料，紧接着，就在广东省委晋京汇报的前夕，他又送来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等国创办出口加工区的各类资料。
正是这些资料，为广东省提供了第一份让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草图的样板。
4月上旬，广东省委准备好向中央提出先行开放的请示报告。但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先行开放地区的名字怎么叫，仍然没有定下来。庄世平的情报好是好，很多东西都可移植，唯有这个名字有所忌讳。因为这个报告打上去前程未卜，如果有反对的声音，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名字。
如果叫出口加工区吧，那是台湾的叫法，我们也这样叫，那不成了学台湾了？广东要搞台湾模式？不行，那么叫自由贸易区？也不好，这等于什么都没干，就把搞资本主义的面具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叫工业贸易区或贸易合作区？这倒是中性了，但仍没有将全面开放的意图体现出来。
吴南生他们将好几个名字摆弄来摆弄去的，总也不得要领。此时离晋京时间越来越近了，习仲勋与吴南生就真的叫这个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给憋住了，猛想起叶帅不正在广州休养吗？两个人遂径直去找他求援。听了两个人的汇报后，叶帅十分高兴：“好啊，这个事，你们不妨先直接向小平汇报，听听他的看法！”
真还得感激叶帅，一句点拨提醒了广东省的当家人。更得感激小平，正是小平在接见习仲勋时一句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就叫特区！” 有如醍醐灌顶，催生了广东牵动全国影响世界的大动作。
小平一锤定音，给正在怀孕中的“孩子”起了个好名字。这个名字再次体现了小平务实的施政能力和高人一筹的政治智慧。
此刻，这种高人一筹的政治智慧继续在南方凝聚、迸发
特区？这名字好就好在你在字义上没法给它定性，它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进而言之，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字面上定不了性，但它又是与现行体制与既定框框不一样的特殊地区，要不怎么叫特区呢？定不了性不要紧，可以实现特殊政策就得，实际上就等于给特区开了绿灯。
尽管特区是小平提的，但北京马上就有了不同声音：陕甘宁那个特区，是政治特区，而广东的特区，不过是经济特区。这话的意思是，广东搞的那一套，与过去的陕甘宁特区根本不同，不能套用和滥用特区的名义，尤其不能搞成政治特区。
其实广东的当家人也在为这个问题而犯愁。小平说了是特区，那么它是个什么特区呢？掂量来掂量去，最后决定叫做出口特区。
广东这个称呼并没有说出特区的实质，就如同将一个超市说成是卖东西的大楼。不过中央4月的工作会议最后还是先使用了这个概念，有个不确切的名字，总比无名氏好。于是广东最后呈报中央的文件上就写上了要“试办出口特区”的字样。
这个名字总有以偏概全之嫌，最后倒是反对将此特区与彼特区相类比的同志提醒了他们：既然不是政治特区，那当然就是经济特区了。经济特区这个的提法，就是由非议者提供的一个好名字。
邓小平发话后，反对的声音好像少了些，但仍有杂音。广东力主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其实是另有所图的。如1979年12月，吴南生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中建议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其理由就是：“我们办特区的目的，绝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国家与地区的出口加工区一样，单纯是为了解决就业与外汇收入问题，我们的特区不仅要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住宅等等。”一句话，广东企图以特区的形式另谋辖区内的全面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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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出席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9年4月28日结束，小平发了话，挥动了令旗，习仲勋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他回到广东，刚过完五一节就召集省委常委们通报会议情况。
此次会议的气氛，与4月2日那次常委会大不相同。广东的想法得到了中央及主要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大家都有点磨拳擦掌的兴奋劲头。
习仲勋说：“我们在会上多次讲了广东存在的问题及想法，都登了会议简报。向政治局汇报时，我重点谈了广东的困难。如农业问题和电、煤、交通紧张的问题。在谈到农业发展缓慢时小平说：‘广东与湖南比较，情况本来是差不多的，但广东农田建设没有湖南多，所以产量不如湖南。’广东过去种过一些诸如油棕之类的经济作物，但如果没有新品种，还是上不去。可见中央对广东的困难还是了解的。我发言时要中央给权，华主席说要放什么权，明确提出来。我们要求放权的事，华主席与邓副主席都听进去了。我说按现在的体制没法搞上去，机构人员越搞越大，有机构就会有制度，形成习惯势力。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他还指派谷牧同志到广东研究一下如何解决。”习仲勋还说：“中央对体制问题非常关心，特别是对广东的体制改革非常关心。谷牧这次来，我们要做好汇报准备，到底咋搞，要把大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国家的大局出发。二十多个省市区也总是要上的，有先有后而已。所以我们广东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
在不久后召开的另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又说：“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能在中央统一领导支持下，利用我省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惧的是我们的担子很重，任务艰巨，又没有经验，困难不少，能否搞好，怎样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完全不出一点乱子是不可能的，出点问题也不要怕，但一定要避免出大乱子，我们要有勇气去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能团结战斗，总有办法。”
谷牧作为分管经济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副总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被中央领导直接点名，要他在会后率领一个由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赴广东研究开放事宜，他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早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谷牧认为，关在家里是没法知道外头世界的。说来也难以置信，建国快三十年了，中国政府还没有向资本主义国家派出过一个经济考察代表团。他想，一定要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行一次哪怕是粗浅的考察。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很快指派他组织了两批人马出境考察，一批去港澳，一批去西方国家，为的是吸取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次对西方和港澳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全面考究和客观研究分析。出发前，小平专门把他找了去谈了一次话。小平说：“这次出去，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看看人家是怎么搞的，人家坏的要看，人家好的也要看。把好的经验带回来。”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走访了西欧五国，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们大开眼界，结束访问返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向中央汇报。
谷牧的汇报令很多人大为震惊。
谷牧还记得那天来听汇报的人真不少，特别是在京的老帅们几乎全到了。有李先念、叶帅、聂荣臻、徐向前、王震等。老帅们神情兴奋，叶帅一入座就说：“谷牧你要大胆讲，人家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要有顾虑。今天讲不完，明天接着讲！”在汇报过程中老帅们很活跃。他们说，我们的报纸老是说资本主义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现在看来，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地方。
由于谷牧他们的汇报影响很大，中央领导又决定让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再报告一次。听了报告后，有的同志感叹地说，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介绍及谈论资本主义的报告。我们与人家就是有差距嘛，不学习别人怎么行？不学习就会落后。
又过了一阵，小平再召谷牧，到他家里去向他单独汇报。小平听得很仔细，听的过程中很兴奋，好像忘了自己的年纪，很少见到他这样兴奋。谷牧一边汇报小平一边插了不少话。他说：“好哇！你们这一趟走得好！资本主义嘛，就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小平又说：“要搞引进啊！既然引进这件事反正都要做了，那么重要的就是争取时间。早点把项目引进来，早投产一年半载的，就赚回来了！”
小平说的引进，就是对外开放的引子，由引进引出了对外开放的话题。谷牧率领的这一支经济考察代表团，为后来中央下决心对外开放打开思路。短短的不到一年时间，中国开放的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就在中央还没有考虑好如何打开对外开放口子的具体日程时，招商局与广东省委几乎同时要在深圳那个地方动手，吴南生也在筹划搞个大动作了！
谷牧率中央工作组要来了！习仲勋如同回到了当年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充满了指挥大战的激情，他急如星火地催促省委办公厅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方案与工作组一起研究，还要求必须准备充分。但限于时间仓促及当时认识的局限性，这个方案只能是一个“初步设想”。
这份初稿，是1979年5月5日拿出来的。而当时主持省委办公厅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省委书记的谢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