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次习仲勋的汇报和小平历史性的的谈话，还有人作过另一番描写，其具体细节有所不同。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写作组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深圳的斯芬克司之谜》就作了这样一段文学色彩很浓的叙述——
北京，中南海。
这里却十分平静、安然。
镜头：
修剪整齐的绿阴，夹着一条幽静的小路。五个人影在缓缓向我们走来。
走近，我们才看清，其中一位老人是邓小平，旁边的两位，是来自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人。
“小平同志，还记得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吗?”
“记得的。”邓小平稍稍停了下脚步，“在延安嘛，在毛主席的窑洞里。”
“那天好像还是朱老总烧的莱呢——”
“记得。他的四川口味弄得不错。”邓小平似乎很有兴趣。
“那地方我好些年没有去过了——”省委书记似乎有些动感情，“当初那么小小一块边区，没想到打出这么大一块江山——”
“不过——”邓小平语句有些沉重，“那儿至今还很穷，老边区应当富起来。”忽然，邓小平的脚步停住了。“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
“特区——”广东的两位领导人一下还没有领悟。
“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
邓小平与习仲勋谈话后，还有一段插曲：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会议情况时说：广东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区，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经验。但是，这些地方该叫什么名称才好？原来有“贸易合作区”、“出口工业区”等等，都觉得不合适，定不下来。小平同志很赞成“先行一步”的做法，接着小平一捶定音，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当天晚上，谷牧在晚餐后散步到中南海东南角，又见到小平同志，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谷牧，今天上午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谷牧说：“明白了。”其实，不管记述有多少版本，都证实了一个历史事实：“特区”这一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轮，是由总设计师邓小平设计并命名的。正是邓小平“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谈话为习仲勋的“破冰”亮起绿灯，挥动了令旗，激励习仲勋开足马力，向厚厚的“冰层”勇敢无畏地开去。
谷牧当晚就把邓小平再次谈到要办特区这一消息告诉了习仲勋。第二天上午，习仲勋揣着几分疑惑来找谷牧，问：“叫做‘特区’了，那以后广东还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笑着说：“不是，还是由广东管。”事后，谷牧在几次会议上很赞赏地引用了习仲勋的那段响鼓用重锤的“名言”，并一再向广东的领导干部强调广东“要大干，要有孙悟空精神，要搞活。”“要看你们的戏了。中央一些部门思想解放不够，我们继续做工作，你们的筋斗也要翻起来。”
习仲勋真的放手大干了。他的“破冰之旅”启动得相当漂亮，像一艘重吨位的大马力破冰船，把冰封甚久的冰层一层一层地压塌、压碎，让全中国都听到了整齐划一得已经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动摇、垮塌的巨响。
小平同志对特区的一锤定音，使广东、福建的形势在会议上发生了逆转，对外开放、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议题成了会上最热门的话题。久经党内斗争风霜雨雪历练的邓小平预见到对外开放办特区一经提出，必定会撼动整个计划经济的体系，阻力肯定不会小，他特别提醒习仲勋：当然全党全国人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允许大家把话说完，这对你们办特区有益处。
广东在家的省委领导们的屏气凝神地关注着北京会议的信息。
受习仲勋委托，在北京跟随习仲勋参加会议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21日致电省委汇报说：“中央希望广东放手搞，要试办出口特区。划出一定地区作为侨胞与港澳同胞的投资场所。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外国厂商可以直接投资办厂，地方也可以与之办合资企业。”他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谷牧同志将带一个工作组，于“五一”之后来广东，研究如何落实。
１９８０年４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决定在部队基层单位和广大战士中继续开展“兴无灭资”教育。当时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习仲勋对“兴无灭资”的提法产生了疑问，经过认真思考，他尖锐地提出：“这个口号不那么科学，现在讲这个口号叫人难以琢磨，还是不讲好。不讲这个口号一样可以做好革命工作。”他指示广州军区政治部就“兴无灭资”提法问题专电请示总政治部。不日，总政作出明确复示：
你们６月２５日关于“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法的电话请示阅悉。现答复如下：最近韦国清主任到邓副主席处请示工作，在谈到“兴无灭资”的口号时，邓副主席说，这个口号不够完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提……解放军报还要继续宣传……注意不要过分。
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可能完全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因而对“兴无灭资”口号的认识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沧桑二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兴无灭资”的口号最终被停止使用。习仲勋首先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充分体现出实事求是的勇气和胆魄。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近三年，为了创办好显示中国改革开放示范点和试验场的经济特区，多次南下深圳调查研究，让广东人再次领略习仲勋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采，他集原则性、坚定性和灵活性于一身，作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主要先行者和开拓者，在广东人民中留下极好的口碑。
发生在广东边防的一场巨大灾难，鞭策习仲勋迫不及待加快落实邓小平创建深圳特区的决心——
1979年5月6日，对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是一个梦魇般的日子——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突然有近十万之众聚集于此，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境线，昔日警备森严的边境顷刻间人山人海，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
各级党委和政府猝不及防，事前并未收到任何情报。但一个极其蛊惑人心的谣言在各地城乡群众中不胫而走，用心险恶的人向渴望温饱的百姓们吹了个天大的肥皂泡：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还在当日 “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六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惶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
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二十公里海面上，漂浮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回复万籁俱寂，犹如特大洪灾过后的田园，了无生气，一片荒芜。
作家林雨纯、郭洪义在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的作品《天地男儿》中，描述了当年宝安南岭村的一段往事：
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张伟基开着手扶拖拉机，急吼吼地赶到深圳与香港的界河边，停在国防公路上，向着黑压压的逃港人群扯开嗓门喊:“南岭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边的人群中，就有张伟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这一夜，南岭村有四百多名青壮年从张伟基泪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据深圳地方史记载：当时，尽管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接连发出了四道“全面禁止偷渡”的指示，并调派上千公安、民兵沿着海岸昼夜巡逻，在广深公路设卡，拦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仅万丰村一条村的村民，乘船、泅海逃至香港的村民就达到了一千二百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三百二十多人，占全村劳力的50%以上。由于劳力大量流失，有九万亩土地被抛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灿灿的水稻烂在田里无人收割，附近的村庄里几乎难以见到十五至三五岁的青壮年。
1979年1至5月，广东省发生的偷渡外逃高潮，官方估计人数高达十一万九千多人，超过历史上最多的1962年全年发生数。出现了比当年陈郁任省长、曾生任广州市长时数千人人冲击广州广九火车站更严重的态势。而有人估计更高，出逃人数多达三十万人。
习仲勋接报后紧急出动赶到深圳，此时越境大潮已经平伏，但仍可碰上三两“游兵散勇”外逃香港。习仲勋马上召集一些公社书记座谈，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公社书记说不行，留不住。因为由於海岸线长，香港与内地人民生活相差过於悬殊。习仲勋知道：吴南生作过调查，深圳边境线宝安这边一个农民劳动日的工分收入约为七角钱，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六七十港币，两者差距悬殊竟达一百倍！到广东工作只有一年的习仲勋马上意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广东对偷渡是防不胜防，堵不胜堵的。尽管广东边防几个县的军民一起布设了好几道防线，每个县都有一个领导人专管反偷渡，那也不管用。他踏看了边防线，勘察了现场，感触更深：建国二十年来，搞闭关锁国，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经济濒于崩溃，群众生活困难，再不改弦更张，改善人民生活，外逃的始终无法遏制，只会逃得更多。习仲勋认定，防偷渡光是堵，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治本还得靠发展生产力。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群众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边境就安定了，人员才不会外流，这种工作思路与邓小平三起三落重新复出后视察深圳的分析判断是完全合拍的。面对严峻形势，习仲勋先对县委布置了“反外逃”的任务，他指出：“深圳是反外逃的前沿地带，你们一定要齐心合力，进一步加强防线，以防大批人员外逃。外逃有伤国体，国际影响不好，而且直接影响农业生产。”
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指示。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风。 随后，习仲勋驱车前往惠州，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他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认真分析这次外逃的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越来越严重，最多时惠州一天有两万多人涌入深圳边境前沿，冲击边防；二是基层干部外逃比往年突出，干部带头外逃；三是集团性，有组织；四是民兵外逃比往年严重，外逃的多数是青年；五是许多干部子女外逃。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人员。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
外逃风终于刹住了。经此一役，习仲勋更坚定了加速特区建设，全面发展广东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他再次专程到深圳，了解到当地干部对过境耕作在香港那边的“飞地”心存疑虑，便对当时宝安县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搞起来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加群众收入，保障民生，怎么不敢搞？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
习仲勋为加快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来”殚精竭虑，熬白了头发，在广东，在全国都赢得很高的威望，一年后他重新进入中央领导层，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习仲勋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上最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经他批准，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复办在南方拥有广泛影响、深受广东人民喜爱的《羊城晚报》。1980年初，以习仲勋为首的广东省委决定复办《羊城晚报》，分管意识形态的省委书记吴南生想到吴有恒，经省委同意，决定由这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打击煎熬的老共产党人担任《羊城晚报》复刊后的总编辑。吴有恒在广东人民中有很高声望，他当过香港地下市委的书记，当过游击纵队的司令，又是中共“七大”的代表，即使在遭受残酷打击的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坚持着崇高的信仰，拿起笔来热烈地歌颂人民的解放事业，写出了《山乡风云》等一大批优秀作品，由这样一位文武双全、久经考验的“将军作家”来坐镇复刊的《羊城晚报》，大大增强了人们对这一“名牌产品”的期望值。“羊晚”又要出啦！人们为之奔走相告，成为当时广东万人翘首以待的一件大事。
吴有恒拿着省委拨给的10万元复刊经费走马上任，他借用了一栋两层的危楼，聚拢了一批办报高手能人，风风火火地办起报来，1980年2月15日，《羊城晚报》正式复刊，当天就发行二十一万份，近一年后的1981年元旦，发行突破了一百万份，创造了当时报纸发行的奇迹，也为当年的广东擂响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新一轮战鼓。
经过习仲勋和广东省委全力以赴的积极争取，最终取得满意的成效：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冰已经开始打破，航道却未完全开通，但改革开放的春雷，早已响彻南粤大地。
全国都看着广东。而习仲勋则把广东美好的希望和未来寄托于三个幼小的“初生婴儿”身上。它们是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
23
如果后人对中国经济特区来龙去脉来一番追根溯源的寻访，或者要写一部中国经济特区史，有一个人必定会被纳入视野，他就是吴南生。可以说，他的后半生，与广东的经济特区血脉相连。
在习仲勋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大声疾呼之前，中共广东省委的书记常委们对要求特殊政策先走一步已经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合力，吴南生是第一书记习仲勋的坚定支持者，为他在北京的黄钟大吕提供了大量素材和依据。
1979年1月，一个深夜。广东省汕头市委招待所。
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感到很不舒服，医生给他看过了，说是感冒发烧，给他服了药，脑袋昏昏沉沉的，但他躺下又起来，起来又躺下，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专程到汕头传达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连日的紧张和劳碌奔波，令他已经步入老年的身体有点吃不消，一下子病倒了。虽然体虚气短，唇焦舌燥，但他总觉得自己心火很旺，横竖睡不着，索性披衣起来，摊开信纸写起来。发着高烧的他在草拟一份电文很长的电报，收电人是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杨尚昆并省委。他在电文中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设想，要在他的家乡汕头市搞一个名堂。这个名堂叫什么他当时并没有想好，他知道香港招商局的袁庚正在联系省委也想在宝安搞个名堂，吴南生要搞的，肯定不是袁庚提出的工业区，他的胃口要比袁庚大得多，只是这个名堂的叫法让他颇伤脑筋，姑且不管它叫做什么吧。
他向省委提出：要在汕头划出那么一块地方，减免税收，简化手续，彻底开放，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不知是躯体被病毒侵犯发烧，还是大脑激动兴奋而发烧，他觉得全身热气蒸腾不已。但他还是将长长的电文拟毕，嘱人当即发了出去。
广东人有句口头禅，叫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其实这句话的发明人是邓小平，他的这“八字真经”特别对广东干部心思，与那句黑猫白猫的名言相得益彰，在广东人眼里看来，逮得着老鼠的固然是好猫，但逮着老鼠前后都一声不吱的，才是好猫中的精品。
当时无论是吴南生还是吴南生领导下的副秘书长谢非，就特别欣赏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这句格言，嘴里经常念叨这句话并以此告诫同仁。
不过话说回来，广东干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是否都如此运作呢？也未必。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作为先驱者们来说，你只做不说，人家知道你要做什么、为什么做？你如何动员最广大的群众跟着你去做？更重要的，是你不说，人家盯着说你的不是，你怎么办？可见广东干部必要时还是要说的，边做边说。
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们确实说得不多，一是自保，二是广东干部“说”的能力也许要差一些，起码普通话就有不少人说得不顺溜。但是有某种情况下，广东干部还是很能说的，而且说得很精彩。特别是他们在基层开拓的时候，那时候只知道一个劲儿向前冲，浑身是胆，这时他们很能说，而且发明了许许多多的新名词。
吴南生，是有北方工作背景的少数广东籍干部之一——他1936年参加华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次年入党，在地下斗争中，有“铁胆”之称，曾有过孤身千里押送一名叛党投敌的重要人物，从广东到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接受审查的惊险经历。1944年在重庆又受党指派，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随大军南下。这个强有力的背景，使他有了言必谈延安的资格，因此敢于言而无忌。也许他也深知，正因为有此背景，为广东开放大声疾呼鸣锣开道的角色，或者做一条开荒牛，也就非自己莫属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的大政方针。吴南生受省委指派，来到他的家乡汕头传达全会精神。他前后在汕头呆了两个多月时间，要在沿海口岸城市划出一块地方搞全方位开放的设想，就产生于此时。
吴南生虽然离乡的日子很长，儿时的汕头仍然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汕头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之一，当年舟楫如云，万商齐聚的景象，他仍然记忆犹新，他还记得恩格斯的著作中都提到了汕头这个地方：“其它口岸差不多都没有进行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
恩格斯提到了那五个通商口岸，指的是清政府钦命开埠的口岸，但闭关锁国的政策令那五个口岸的贸易时断时续。
汕头是历代统治者一个鞭长莫及的偏僻之地，是由境内外商人自发形成的自由贸易港，当然有逃避海关监管及躲开官方对海外贸易制裁的企图。但无论如何，汕头直到解放初期仍是很繁荣的，与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多大差距。这一点，1949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代表进城接管这座城市的吴南生心里很清楚。但是此次重返故乡，吴南生举目四望，用满目疮痍来形容他的家乡毫不为过，他感到震惊与无奈。
家乡的穷困破败，使他更加迫切地想做些什么，做什么一时还没想清楚，但有一条是明确的，就是这样下去不行，拖一天也不行，而是要变，马上就要变。
此时的汕头看上去就像一场战后的城市。一入夜，全城一片漆黑，因为供电不足，路灯残破，停电时黑成一团，来电时昏黄几点，根本不像一个有生气的城市。到了白天，夜色掩不住的破败之象更令人不忍目睹。因为市政设施长久失修，道路坑坑洼洼，还是三十年代修的自来水与下水系统早已不负重载，马路上污水横流，粪便外溢。解放三十年了，国家对这个地处台海前线的城市基本没有投入什么项目，而且还将仅有的一批骨干企业迁往“三线地区”。自文革后期以来，大量移民返城及知青回家，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所，就在城里街边搭棚栖身，失业者猛增，治安混乱，人们如同陷入一条漫长而乌黑的隧道，总也望不到尽头的光亮。
吴南生对此郁闷不已，他私下苦笑着对朋友发牢骚说：“眼前的汕头，比我们小孩子时候还要穷。如果有哪个电影厂要拍摄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镜头，告诉他们就到汕头取景就得了。”
吴南生睡不着觉，一闭眼，家乡的残败之象就浮现眼前。这就是我们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吗？我们当年豁着性命扛枪闹革命，可不是为了换取这样一片江山吧。他想起了叶帅的嘱托。那时叶帅对其家乡粤东一带的长期穷困很是着急，广东的一般的政事他是很少过问的，但他曾两次找到吴南生，不无焦虑地拉着他的手说：“南生呵，我们的家乡很穷呵。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要多想办法！”是啊，原来的路子肯定走不通了，要想个办法。吴南生将眼光投向了周边地区，香港与台湾，四小龙中的两条龙就腾挪在汕头周边，他们能做到的事，汕头为什么就不能做？
此时一个念头，在他心目中一闪，我们为什么不能搞类似的出口加工区？这个念头一旦闪出来，再也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强烈。
事后吴南生将其归功于两点，一是他有海外有朋友，对外界的事情比较了解；但其二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三中全会关于要解放思想的号召才是天时，有天时才能用地利。否则对四小龙的做法早就知道，为什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他与较亲近的朋友谈及他的设想时，那些朋友个个都很受震动。有人说：“你如果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办香港那样的自由港，那发展就快了。”
有新加坡朋友说：“你看看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吴南生终于将长达一千三百字的电文发了出去，他再也睡不着了，他为自己这个大胆而出格，并富有想象力的建议而激动。他设想着如果付诸实施后给汕头、广东乃至于全国带来的巨大影响。
这个想法太令人激动，他必须找个人谈一谈。因为尽管他心目中的开放设想越来越清楚了，但他给省委发出的电报其实讲得很原则，措词甚至有些含糊，因为这个弯子转得太急，就算是解放思想，这个观念的跨越也实在太大，因此他在汇报了一大通汕头地区的一般工作安排之后，才在最后以顺便提及的口气谈到了开放问题。前面提到的许多工作，实际上是为这个顺便提及的事做铺垫的。
“后来，我还与地区的有关同志（实际上是他的朋友们，此时还不宜将开放的初步设想拿到正式办公场合去谈）研究了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问题。汕头市解放前是我国重要港口之一，货物吞吐量最高年份可达四百万吨，海上客运达三十五万人。汕头地区劳动力多，生产潜力很大，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这是唯一直接涉及实质性问题的一个词）等条件很好，只要认真落实政策，调动内外积极因素，同时打破条条框框，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这个地区生产形势、生活困难、各方面工作长期被动的局面，三五年之内可以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已拟定一个初步意见，待报省委研究，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我预计在月底赶回广州。”
此时他的心情，从电文中可以解读一二。一是他向省委提出开放的心情迫不及待。既然月底可回广州，而初步意见也已出笼，为何不能等回到广州再汇报，而要在电文里说得语焉不详？二是他对此事还是有所顾忌的，不可在公文电报里太张扬直露，就像广东人说的“画公仔画出肠”，具体细节必须等回广州后才向习仲勋同志当面汇报。
然而吴南生对此事还是感到没有底，此时已是次日凌晨，他不顾夜深人静，也顾不上人家是否在睡觉，操起电话就打给香港一位好朋友，非把那位老友从床上拉起来征询意见不可。
吴南生要找的，就是庄世平先生，香港一位红色资深银行家，当年在香港为南方和渤海解放区印制“南方劵”、“渤海劵”钞票的“特殊港商”。他时任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后来一直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侨联的领导人，他也是潮汕人。此人在特区草创时期，以炽热的爱国情怀与圆熟的国际商界经验，为广东出谋划策，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的老板们向来是深夜才睡的。庄世平也习惯了深夜来电话，因此他尽管睡眼惺忪，但毫无怨言。听了吴南生的电话，庄世平精神一振，睡意全消。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很好！你需要我做什么就请直说，我一定帮你！”
吴南生说：“多谢庄老！我希望尽快收集一些搞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好学习参考呀！”
“你放心，这些资料我都能搞得到，我会尽快找到并送到你手上。”
有庄老这位商界宿将的支持，吴南生心里更有了一些底数。
2月28日下午，吴南生从汕头返回广州，当晚习仲勋就到了他家中。那时深圳、珠海两市刚刚草创，各项工作如火如荼，习仲勋也充满了亢奋的激情。习仲勋看了他发给省委的电报，虽然电文关于开放的部份语焉不详，但习仲勋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他有更精彩的东西在肚子里没倒出来，故恨不得立即交心。当晚两个人谈了很久，畅所欲言，在广东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3月3日，广东省委召开常委会，吴南生正式将他的想法端了出来。他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太困难了，国民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三中全会决定解放思想，我提议广东应该先走一步。我是个喜欢下象棋的人，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先手就是掌握主动权。那么，先走一步这个子怎么下呢？我想，可以先划出一块地方，用各种比较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他们先进的东西引到我们这儿来。
这就是广东的开放与招商局的蛇口式开放最根本的区别。招商局是家企业，其招数是借地生财；而广东的开放是一个省的政府行使职权，它一开始就是集中全省优势筑巢引凤，先将外资及外资企业全引进来，一旦形成气候，内资外资都会争先恐后涌来，这就意味着必须全方位开放，尽管开始是要划定范围的，但实质上它对市场资源的进入及运作是包容的，这种开放就决定了后来的特区会越办越精彩，越搞越大，终使市场经济成为燎原之势。
吴南生说：“这个地方，我提议可设在汕头。汕头外贸量仅次于广州，它的海外华侨也是全国最多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汕头地处偏僻，就是万一搞不成，影响也不大。”
常委会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事来得太突然。只听吴南生又说：“如果省委同意，这事就交给我去办，我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搞出事了，杀头就杀我的头好了。”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大家也就赞同。说实在的，也就是有着延安背景并且在港澳东南亚广交朋友的吴南生敢开这个头。非常幸运，在开放这一条上，省委的意见是很一致的。
有吴南生请缨当先锋，习仲勋挂帅就更淡定了，他说：“要搞，就全省一起搞（此话说得气冲牛斗），4月份中央要开工作会议，我们要赶快准备一下，向中央打报告。”于是，才有本章前文所描述的习仲勋“响鼓必用重锤”。但吴南生敢冒“杀头”之险主动请缨，随之而来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广东省向中央报告，那么你广东到底要向中央要求些什么？就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广东到底想搞成一个什么名堂呢？不由得让吴南生绞尽脑汁，掂量再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