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曾长期担任中宣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坐镇广东；杨尚昆说：“先走一步，集中一点。先走一步，就是由广东先行，集中一点，就是把特殊政策集中在广东这个点上。”然而，一位领导同志当场大泼冷水……；习仲勋按叶帅指点求见小平。小平说：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吴南生要在汕头搞加工贸易区，他在省常委会上说：“如果搞出事了，杀头就杀我的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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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一位两鬓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踏进了广州珠江江滨的合群路大院——中共广东省委，当时的广东省委大院里，只有一栋五十年代的苏式办公大楼和几栋陈济堂时代留下的小洋楼，还有好几棵与小洋楼同时见证了历史沧桑的白玉兰和红棉树，这两种树都是南方特有的树种，白玉兰是高大的绿色乔木，长着阔大的叶子，春夏常开着散发着诱人清香的白花，红棉更是伟岸挺拔，此时它正在开花，一树火红灿若朝霞。
老人在走进办公大楼时回头对这个院子打量一番，白玉兰花的阵阵幽香随风潜来，他似乎对红棉树那铜皮铁骨长满刺瘤的树干和一朵朵昂然向上的红花更有兴趣：“哦，这就是红棉树啊？”人们告诉他，这种树春天先开花后长叶子，俗称英雄树。他点点头，平添一番别样感慨，他对这里并不陌生，五六十年代都来过，那时候他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刘禹锡诗云：前度刘郎今又来，一辈子都在北方经磨历劫的人，终于在六十五岁这年来到南方，重新挑起一副千钧重担，他得终日与大院那几棵硬朗倔强的红棉厮守作伴，在这个南方大省的中枢重地一试水深水浅，启动他的破冰之旅了。
他，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那时他刚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在长达十六年的下放和被迫害、被关押后，上个月刚恢复工作就被派到广东，他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把党费交给广东省委办公厅的党组织。
中央派来习仲勋这样一位担任过中宣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长达十年的重量级政治家来坐镇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也就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不久正式任命他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用意极为深远。这样的安排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猜测，也让广东人面上有光，当时广州的街谈巷议也颇为有趣：哗！好“大粒”！（广州人对大人物的谐称）广东有得发达啦。
几乎在同时，在文革最早列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而被诬陷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复出后也被派到广东，担任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破冰之旅，必定需要无坚不摧的破冰船，需要一位坚定按照既定航线勇敢航行的破冰船长。历史证明，刚从十年动乱中痛定思痛醒悟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受极左错误迫害最深重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最有声望的政治领军人物派到广东这样一个南方大省工作，是极有战略眼光的点将。这是后来邓小平断然以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区的“预备动作”，也是为扭转乾坤、重振国运而先拔头筹的大手笔。
习仲勋蒙冤十六年，一旦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立即展现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本色，精神抖擞、虎虎生威，他十分重视到基层调查研究，也多次到梁广大的南海县摸情况，梁广大听过他在县委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印象非常深刻：这位刚从十六年炼狱里出来的省委最高领导没有文革中形成的那一套套话、废话，思想很解放，胆子大得出奇，而且很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如果要回顾改革开放这场事关国运的“启动程序”，应该回头端详一下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这位勇敢的破冰者——习仲勋。
习仲勋他一生坐过三次大牢。最早一次是1928年春，他十五岁时就加入共青团，从现存的照片上看，他那时是个非常英俊可爱的学生娃娃，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逮捕，被投入大牢，在敌人的监狱里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还不到二十岁的他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1933年，在那信天游高亢入云的黄土高坡上，他与被陕北老乡亲切地称为“老刘”的刘志丹一起，创建了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他才二十一岁，就当选为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和“老刘”一起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他们正在陕北苏区大展拳脚之时，厄运突然降临：在中国革命中屡次恶性发作的极左痼疾向他们倏然出手，1935年9月，陕北根据地展开“肃反”，他和刘志丹等陕北一大批领导干部蒙冤受屈，被自己人打进“死牢”。在那生死关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中央了解到他们的冤情，果断地停止“肃反”，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而他们所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也因为在全国“硕果仅存”，成为伟大长征最终落脚点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抗日战争的大本营。
曾经沧海难为水。深受极左错误打击迫害的他从此对极左的危害有彻骨之痛，此后他无论担任地方领导职务还是指挥部队作战，都坚定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模范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赢得了陕甘宁边区广大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在延安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解放战争中习仲勋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等要职，和彭德怀、贺龙转战大西北，消灭了号称“天子门生”、“西北王”胡宗南和马步芳等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全中国立下大功，也显现了卓越的才干。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曾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身份，全面主持过西北党、政、军的工作。1952年9月，习仲勋调到北京，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要职。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
习仲勋在六十年代为克服全国出现的严重困难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后，令人担心的危险最终还是袭来了。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突然祸起萧墙，康生借毛泽东“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一句话，把位居副总理的习仲勋整得死去活来。他立时被撤职罢官，经审查三年后，又被下放到洛阳一矿山机器厂当一名副厂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受到残酷迫害，第二次被投入自己人开设的大牢。从被罢官起，他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十六年之久。
和邓小平三落三起一样，两落两起的习仲勋主持广东大局后，马上雷厉风行地开始拨乱反正，处理文革一团乱麻般的遗留问题，而他自己，只是在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才得到彻底平反，并被增选为中央委员。
广东在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广东人是从他刚一走马上任就大力平反牵连甚广的“李一哲案件”、“和平土改”和“地方主义”的等遗留问题中，开始认识和尊敬这位嫉恶如仇的反左斗士的。人们庆幸终于有这么一位曾经担任过国家要职、又有过人胆魄的老革命家来主政广东，他耿直敢言、果敢实干的作风，一直为广东人民所称许。
习仲勋到广东后干的第一件惊天大事，就是断然出手，排除层层阻力，为“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这一招，有如振聋发聩的春雷一样，激荡起广东人变革求新的诉求。
据曾被打成“李案集团成员”的作家杨万翔回忆，在文革期间的1974年11月10 日，广州的一伙年青人以“李一哲”为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张贴了长篇《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对文革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抨击了江青一伙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一系列无法无天的罪行，指出当时国家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失。此文一出，一时间轰动了广州城，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观看这张“敢在老虎头上捉虱子”的大字报，北京路口终日人头涌涌，人山人海，引起国内外极大关注，也在广东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江青大为震怒，马上将它定性为“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广东省革委会在四人帮强大压力下，很快开展了对“李一哲”的大批判和“大消毒”，事件的主要骨干被审查。
在粉碎四人帮后，“李一哲事件”不仅未能及时解决，反四人帮的人反而被打成四人帮的“同伙”，在“举旗抓纲”的口号下被定性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主要成员被捕入狱，受到“全托”（隔离审查）的有90多人，受牵连的干部和青年工人300多人。 当时杨万翔还是个小青年，在一家只有百来人的街道小工厂里当工人，小工厂“奉命”将他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还要抽调九名工人日夜将他严加看守，后又被关进广州第一看守所。
习仲勋1978年春一到广东，就发现这一事件不寻常，他亲自过问，反复调查研究。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他数次召集会议研究“李一哲”案件，并多次报告党中央。
1978年12月22日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闭幕，习仲勋就回到广州，马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再一次讨论此案，他认定“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其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12月30日，经省委决定，吴南生和王宁分别到监狱与“李一哲”案主要成员逐一谈话，很快他们被全部释放，习仲勋还与吴南生、王宁等省委领导人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一哲”案的主要成员，耐心了解他们的诉求，当习仲勋知道仍有一批受牵连的人，虽没有关进监狱，但也被办班审查，内心仍非常愤懑。他立刻答应在开平反大会前，代表省委倾听他们的意见，对他们进行安抚。
据当年在省委工作的卢荻同志回忆，79年春节过后的2月1日上午，，习仲勋再次与“李一哲”等人谈话。他坦荡磊落地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习仲勋说，在平反大会上，你们对林彪、“四人帮”要控诉，这是造成你们问题的总根子。
因为要开平反大会，习仲勋特别交代说：第一，这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感觉是不是交心的？(“李一哲”等人答：是交心的。)第二，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解决。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不是为过去。第三，我们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第四，你们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因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后，在三中全会的精神下，（才有）对你们的事情的解决处理。其次是要集中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如没有这段特殊历史，就没有你们这个事。发言第三部分讲讲你们本身的事情。你们受这么多罪，一是我们做得不对，我也反对，但把你们抓起来，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了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你们才坐几次!我戴了脚镣，你们没戴吧？还绑了很多绳子。这样做，对我们青年是很大的锻炼，对以后成长有好处，还可以教育广大青年。发言的第四部分讲过去没有民主，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要搞那些资产阶级民主。
习仲勋始料未及的是，“李一哲”主要成员并不理解习仲勋的苦衷，在第二天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习仲勋于2月3日晚又接见了他们。习仲勋以批评的口吻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紧急通令”。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并不是有意缩小你们的影响。你们强调开会的地方，叫我们很难办事。你们这个会的消息要见报，全中国、国内外都知道了，为什么强调选择开会的地方？我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第二，为什么我不能去参加大会呢!主要是时间问题。习仲勋说，他要赶着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接着说：对你们的问题，省委已经够重视了，委托吴南生同志处理你们的问题，平反大会吴南生书记讲话，一个省委常委主持会议并宣布省委的决定，我参加不参加会议，不是—个主要问题，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帆风顺的。我总想顺顺当当的处理。第三，你们提出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人，完全可以接见，明天可以找—个时间。
在听了习仲勋为“李一哲”案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之后，“李一哲”成员郭鸿志感动地说：今天未见面之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你这是作委曲求全的安排。习仲勋说：不是委曲求全，合理的就办，不合理的不办，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嗣后，习仲勋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
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成员李正天、郭鸿志、杨万翔等30人。习仲勋与他们一一握手，当时杨万翔头上戴着一顶“雷锋式”的皮帽子，习仲勋开玩笑地拍拍他的帽子，笑着说：哈，你的帽子真好看。杨万翔一下子就消除了隔阂，心里涌起了一种温暖的亲近感久久不能忘怀。习仲勋说：你们都吃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你们经过风浪，我也经过风浪，我还活着。“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早解决，所以到去年12月30日才放出来。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有个过程。冤、假、错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时间，如不把情况搞清楚就平反，又来个反复，那不好。有人问：你参不参加平反会？习仲勋解释说：平反会，我不参加了。你们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省委是集体领导，只要是集体做的决议，哪一个人代表省委去讲都算数。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多钟头。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解决你们的案子，和你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不出席你们的平反会？
但有些人仍态度强硬，依然坚持已见，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还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作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昨晚他们的诺言办事。经习仲勋满腔热情地反复做工作，决定按计划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时有人提出：我们档案中还有黑材料，怎么办？习仲勋严肃地说：黑材料要全部清理掉，只字不漏！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你们，如果发现有单位不清理干净，你们可以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会立即坐小车赶去，亲自监督他们，要他们当着我的面把黑材料全部烧掉！
习仲勋掷地有声的承诺激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这次苦口婆心又激动人心的谈话，一共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一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文件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反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他们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对“李一哲”案件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他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以上资料部份引自
2008年1月20《羊城晚报》卢荻同志文章《“你们如何发火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 》
习仲勋对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理解深刻透彻，执行得非常坚决。他知道，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与叶帅联袂首次来广东，就对广东的经济发展非常关注。
叶帅在粉碎“四人帮”后常回广东走走看看，在一次视察家乡梅县地区后，不无焦虑地对广东省委的领导表达了忧心如焚的心情：我们潮梅地区实在太穷了，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啊！对此，习仲勋心有灵犀，邓小平、叶剑英等开国元勋加快广东发展的战略意图与他的所思所想非常合拍，他带领的省委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王全国等“一班人”，个个都憋足了劲，迫不及待，吴南生还主动请缨回家乡搞发展试验。习仲勋在对广东的丰厚的思想资源、人文积淀和巨大的地缘优势作了通盘思考后，决定再一次披肝沥胆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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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又是一个初春。这一年红棉花朵提早绽放，省委大院里春意盎然。
习仲勋和杨尚昆接到中央通知，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第二天就要飞北京了，可习仲勋感到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托底，他有一种紧迫感，仿佛当年的大战前夕：广东能否开放，可能在此一举。 这天下午，他召集在广州的省委常委们开会，再次商量对如何向中央提出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建议，希望能统一口径。会议由杨尚昆主持，大家都清楚这个问题非同小可，会场的气氛凝重。
首先发言的是吴南生。他早前已经作过大量调查研究，中外种种数据和方案也烂熟于心，他以出谋划策的口吻，建议给中央的报告工作时要言简意赅，突出重点。他说：“我向省委汇报时提出了很多问题。但光向中央提出要解决广东的存在问题还不行，关键要提出如何才能把广东搞活，要抓这个重点。如何为广东发展创造条件？建国三十年了，国家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把钱都拿走了。如在交通、通讯、电力、旅游等方面，物资、技术、资金都缺，从现在起要以几年时间，使广东能够发展这些东西，她就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汇，作出更大的贡献。台湾、新加坡、香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本身引进了这些发展条件才能发展。从全国看，引进最有利的是广东。”他将话题一转说：“广东的压力很大啊，这点要向中央反映清楚。搞了三十年搞成这样，我们说人家是反动统治，人家却搞成那样。这是个压力，不改变不行。现在看，印尼很快也搞上来了。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报告稿，只是个底子，提交给中央的，要另搞一个简明扼要的，不能讲这么多。要把问题提出来。”
听吴南生这么一说，习仲勋霎时想1978年7月，他到宝安县沙头角视察时的情景，他第一次看到了那条在全世界显得非常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这是他作为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第一次面对广东与香港发展差距的现实。当身边人悄悄介绍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跑过那边去了时，他的心一沉，顿时有一种被撕裂的疼痛折磨着他。长期在内陆工作的习仲勋那时不得不面对着活生生的资本主义样板，不得不面对“社会主义”的广东与资本主义的香港令人难堪的对比，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绝不能如同鸵鸟一样将脑袋钻到地下装着看不见。
当时习仲勋对宝安县委书记和沙头角的干部们说，我们面临的困难，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搞破坏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鼓励大家要想办法突破困境：“说办就办，不要等。” 紧接着，习仲勋先后到达粤东山区及汕头等沿海地区的二十一个县进行调查研究，找很多人了解情况摸清下情。他得出的结论：关键是中央要给广东政策。如果中央因地制宜地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及机动余地，广东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
吴南生说到这里，见习仲勋与杨尚昆都在深思不语，便对他们笑笑：“习书记、杨书记，你们都在广东工作，还搞不上去，怎么办？”
习仲勋叹了一口气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上不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呀。”
此时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刚来才一年，对广东情况还未摸透，但形势迫人，不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大转折令他精神振奋，而且广东全省上下求变求新的急切呼唤更让他倍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以他敢于踏着历史潮头前行的个性，此时他决心去闯“先行一步”的风口浪尖。
杨尚昆接着说：“以广东的位置，以国家的要求与华侨们对我们的期望，都要求我们先走一步，我看给中央的报告，关键要提几个大的要求，让我们搞它几年。有了初步经验，全国就可以推广。而我们现在这个稿子，提的问题好像是全国都可以推广的通用的办法，这就不好办。我的意见是，广东提的要求，集中到根本问题，一定要突出，就是‘先走一步，集中一点’，先走一步，就是由广东先行，集中一点，就是把特殊政策集中在广东这个点上。”
习仲勋点头赞同：“这样好，可以考虑，但是要想好把问题怎么提出来更妥当。”
杨尚昆说：“在几年内，请中央给我们一个限度，也就是给广东一个基数，广东在完成这个基数上缴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安排。如安排出口任务这样的事，难道也要中央来批吗？让我们自己搞几年，制度上没有规定的问题，我们自己提出来并解决它。只有先干了才有经验，不先行一步，很多人就只能在那里说空话。比如我们要在汕头搞开放，汕头应该马上就对外通船通飞机，它本来就是一个港口嘛。但我们没有权力批，进出口加工都要绕道深圳口岸。我想只要中央答应我们的要求，很快就可以搞起来的。先不要求中央对全国都作出新规定，只要求给广东特殊规定，估计好通过一些。”
有个常委说：“广东的报告，中心思想就是请中央放手一些，也就是给点权。”
吴南生强调说：“要请中央下这个决心，让广东先走。如果等着全国体制改革后才搞，那可不知道到等到哪一年呢。”
省委常委最后形成一致意见，由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报告，中心要明确，同时要简明扼要。大家明确了向中央要求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有细心人发现差一点忽略一件大事：这个工业区的名称还得好好斟酌。这名称叫啥呢? 广东人有句老话：“不怕入错行，就怕安错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啊。最后吴南生根据海外的做法，来一番综合，安了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这叫法有点勉强、不大贴切，但也只好暂时先这么用上。
第二天，习仲勋肩负着省委的重托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中央在三中全会开过后第一次召开研究落实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工作会议，广东要有所作为的传闻各省都听说了，大家都等着看看广东打出什么牌。
京西宾馆夜深人静，宽大的苏式客房传来了老人特有的轻声咳嗽。在一片昏黄的灯光下，习仲勋仍在伏案工作。明天是关系到广东发展的的关键时刻，他看着讲稿反复斟酌，该讲什么？怎么讲？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内容讲不到点子上，再有讲话技巧也没用，肚子里有好经真经，但念得不好或技巧不到位，有时也会适得其反。
很多话习仲勋早就想说了，现在更是如鲠在咽，不吐不快。早在去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会前，在北京先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他代表省委汇报广东工作时就说：“广东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主要希望中央多给我们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市场的调查研究，与港澳企业建立直接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减少不必要的层次与手续。”
他在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后，回到广东便立即着手布置对外开放事宜。在1979年1月召开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搞补偿贸易及合作经营。会后，他要求省委领导分头到各地区传达三中全会精神，同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实际出发，把“四化”搞得更快一些。同月深圳、珠海两市的建立。宣布建立深圳、珠海这两个市，酝酿时间很短，准备工夫也相当快捷，有点快刀斩乱麻的味道，为的是尽快抢占这两个改革开放的“滩头阵地”。此刻，他决定：响鼓必用重锤。为了广东的将来，他豁出去了。
第二天是4月8日，广东果然一出手就气势不凡。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组第一次发言，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广东的想法与请求。他代表省委强烈要求中央给予广东改革开放的特殊政策，请中央授权或放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在邻近港澳和沿海地区划出一些区域专对外合作交流和吸收外资，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国际交流频繁便捷的优势，在“四化”中带个头，加快发展。
接下来，习仲勋与王全国在中南组小组会上介绍了广东之所以提出开放的必要性及广东经济面临的严峻形势：广东农业多年来发展缓慢。1978年广东省第一产业产值只有五十五亿余元，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二百元；电力、燃料、运输业全面紧张：全省发电装机容量仅有258万千瓦；守着港澳这个大门户，全省年进出口总额只有不到十六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竟不到一亿美元；发展缓慢：全省一年的固定资产投入只有二十七亿元；市场萎缩（当时的说法叫市场供应紧张）：全省的银行存款余额只有区区六十八亿元，而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则不到八十亿元。
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习仲勋了陈述广东独特的发展优势，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中央的权力过于集中，地方上感到事情很难办。没有权，办事很难。”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问：“仲勋同志，你们广东究竟想要什么权？”
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习仲勋面对中央最高负责人，他感到到了决定广东命运的紧要关头。尽管他提出的设想可能不合某些领导人的口味，但广东已经没有退路。
习仲勋终于将底牌抛了出去：“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最后，他索性把话说痛快，他语出惊人地说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这种痛切针对束缚生产力发展僵化体制的大胆“出格言词”，别人都不会说、不敢说或者不能说，只有长期在中央和西北工作，此刻又作为广东当家人的习仲勋敢说。他无所畏惧地的坦荡直言，令当时头脑仍未转过弯来的人们吃了一惊。
习仲勋趁热打铁继续说：“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这样广东几年就能搞上去。广东是一个大省，等于周边地区的一个甚至几个国家呀，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太小了，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中央也有利呀。”
习仲勋言之殷殷言之切切，一口气把话说完，总算松快了许多，不仅把省委常委委托他捎给中央领导的话端出去了，还用自己的“重锤”，擂了一通“响鼓”。
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并没有将开放的事情作主题考虑进去，广东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强烈反响。
然而广东的话题并未真正深入讨论下去。
习仲勋的汇报得到了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事后吴南生回忆，习仲勋回来传达时说过：“华主席很重视，政治局很重视……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体制，试验进行大改革。”也即是说，中央高层已经有了打算，广东可以先走一步。中央、国务院下决心，想给广东搞点特殊政策，与别的省不同一些，自主权大一些。
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回忆说：“但是，有一位领导同志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七千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从现在看来，那次会议的初衷并非在十年内乱刚刚结束之际急于对国民经济进行大的变革，而是想搞一点微调。按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说法：“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改变过来，同时着手经济体制改革，继续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把经济工作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习仲勋知道，虽然邓小平并未主持会议，但大家都认定他是主心骨，便按叶帅的指点求见小平。在种种不同声音的争议中，趁着会议下午间隙，每逢大战有静气的小平不动声色地接见了他，倾听了他关于广东先行一步，加快发展的设想。邓小平先赞扬了习仲勋敢于创新的大胆想法：“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然后静静地听，不停地抽着烟，插了几句话：“这个想法不错。”“中国的改革开放，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东南沿海的改革开放，得先从广东、福建搞起，广东的改革开放，也得抓一个突破口，搞一个试验场，放开手搞，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这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这次谈话中，小平还对习仲勋说了一番值得载入史册的话：“过去陕甘宁边区就叫特区嘛，你不是陕甘宁特委的代理书记吗？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怎么样？”接着他又说了一番让人血脉贲张的名言：“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据《巨变》一书，P79页。尹永钦、杨峥晖编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