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运彷徨
面对逃港事件，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列举的十来个可以考虑让其“先富起来”的城市，第一个就提到深圳。一个“富”字，擦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
21
即使是天崩地裂的灾难，总有个尽头。
文革造成的社会大动荡有如山呼海啸，却有一个戏剧性的结尾，中国这条大船在突然失去至高无上的掌舵人后，在危机四伏、冰山重重的航线上随时都有四分五裂、爆炸沉没的危险，两大势力都在争夺舵手的位置，毕竟民心不可违，时代选择了理智、稳健和社会渴求的秩序与发展，人民共和国终日在革命口号中撞向冰山群的航向被纠正了。姜还是老的辣，在周恩来、朱德这些开国元老相继去世后，叶剑英元帅力挽狂澜，又一次在千钧一发中挺身而出，在粉碎四人帮中起着关键的核心作用，终将名垂青史。
经历“十年一觉扬州梦”的人们，承受了炼狱般屈辱和血与火考验的人们，抛弃了虚幻的“继续革命”，开始审视自己满目苍夷的精神家园和生存空间，共和国充满了焦虑和期待，路在何方？
1976年12月，一纸紧急调令把在广东省委担任文教办副主任的谢非派往北京，“空降”到文革的重灾区《红旗》杂志，委任他担任了相当于副部级的红旗杂志“三人领导小组”成员，在这个举世闻名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中开展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查四人帮的繁重工作。参加《红旗》杂志三人领导小组，是谢非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梯。平日在省委机关不显山露水、沉默寡言的谢非，一下子让人们刮目相看。
1978年初夏的一个深夜，他翻开当天的《光明日报》，一行醒目的标题跳入他的眼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终于出来了！他如释重负地长长地舒了口气。
在北京工作了近一年的谢非，隐约知道这篇评论员文章出台的背景。
谢非从心眼里支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驳，支持邓小平重新站出来主持大局。1977年7月，在亿万人民热切盼望中，中央恢复了邓小平的全部职务，此时，一部电影《甲午风云》在全国城乡到处放映，人们把爱国将领邓世昌热捧出来，暗喻另一位姓邓的伟人，大街小巷处处可闻称颂“邓大人”，这绝非巧合，而是民心所向而有意为之。邓小平复职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更是震撼人心，他完全抛弃个人恩怨，强烈呼吁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完整的认识，他明确表示，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尤为强调：“对于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那是个充满期待又隐伏着无数焦虑的年月，毕竟邓小平当时还不在党的最主要领导岗位上。邓小平的剀切陈词，引起老一辈革命家的纷纷响应：1977年9月，聂荣臻元帅在《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强调“实事求是是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元帅9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著文：《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毫不含糊地指出：“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紧接着，陈云同志在9月28日也在《人民日报》著文：《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着重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10月9日，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党校指出：“要总结和评价文化大革命。”
在1978年11月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万里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习仲勋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态：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邓颖超、徐向前指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每个人都应当表明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每一句话都永远不变地照搬。
谢非内心充满着久旱逢甘雨的激动，他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马上就会以雷霆万钧之力席卷而来，他从小就熟记了国际歌上那句激动人心的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此刻他已经听到鼓舞人们去冲破牢笼的远方雷声，这就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这场大讨论的“前线总指挥”是时任中央党校负责人的胡耀邦，他根据邓小平、叶剑英的指示，提出：应当以实践标准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就与“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革来了个针尖对麦芒，但是当时的领导层中，主张“两个凡是”的势力仍十分强大，一场大论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公开发表，如石破天惊，震开了千万人心灵上的桎梏，也令千万人敢于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索去判断了。
邓小平高屋建瓴地高度评价了这场历史性的大讨论，他说：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给广东寻求振兴发展带来极其有利的形势，人到中年的谢非，仿佛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初期那种百端待举万马奔腾的岁月。
1977年的广东，百废待举，万事待兴，可偷渡逃港的风潮，依然困扰着各级领导。
1977年7月16日到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此时小平开始将他对全党工作重心进行转移的思考变成行动，而这个行动的开端并不是在北京开始的。后来小平自己说：“我是到处点火”。
他点第一把火的地方，是广州。
邓小平是坐专列来的，时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的梁才老人在对媒体回忆时说，11月11日，他陪许世友司令员在火车站等候，小平一下车就与许世友热情攀谈，当他们将小平送到宾馆，再回过头去接叶剑英的专列时，听说他已经被广东省委的人接走了。
在小平刚刚复出那一阵，政治时局仍十分敏感，领导人行踪总是很神秘。广东省委并不知道小平到广州来到底要做什么，省委居然一连开了多次会议，为中央领导人排定露面时的座次及讨论到底呼什么口号。当时的省委秘书长杨应彬连开三次会来讨论：呼不呼口号及呼什么口号。最后敲定要呼，设计好的三个口号是：
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致敬！
向叶副主席、邓副主席致敬！
中国共产党万岁！
并进行了排练，但呼口号的程序最后被取消。
后来公布的史料才透露出来，小平此次到广州，是与叶帅等商议全党工作重心要转移的问题。他说：“文件要以什么为纲？什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现在提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事后小平自己提到了1977年的这次广州之行，他说：“（广东那个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一说是八只）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那怎么行！”
广东经常发生逃港潮的事，给了小平深刻的印象。当省领导汇报说港澳边境一带偷渡风一直很猖獗，1977年的大规模群众集体逃港更愈演愈烈，令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沉默寡言的小平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能管得了的。”
当时很多人没听懂这句话，感到莫名其妙。现在看来，邓小平早就开始思考既治表又治本的根本转变，他是真正领悟到先贤“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治国之道个中真谛之人。不是有人说越穷越是社会主义吗？然而社会主义的群众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往界河那边跑呢？小平了解到：深圳这边与香港新界那边，虽然同是农民，但收入与生活水平反差极大，这触发了他深沉的思索。
小平在广州接见了中央与地方的党政军要员，重新设计国是。他与叶帅都住在南湖风景区，叶帅则到小平住处，二人关门密谈。
从小平在广州为思想解放点着第一把火起，广东开放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也许是深圳农民与新界农民的生活水平反差极大的情况汇报，像铭刻在脑子里一样令小平久久不忘，因此到了1984年他第一次南巡时，在深圳短暂的视察日程中，就安排了一次深圳渔民村之行。
邓志彪是渔民村的第一任村长，人称彪叔。1984年1月24日，小平抵达深圳。当天彪叔他们就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到他们村里参观。
彪叔算是见过世面的农民，他并没有多想是哪位中央首长要来，作为全国首个万元村户，渔民村已经红遍了全国，他见过的大人物也算不少，他只是盘算，可能他会坐奔驰车来吧。彪叔特地穿上了从香港买回来的一件款式很新潮的风衣。
穿着要新款，这是深圳人与外地人见面时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看过小平第一次南巡时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来自北京、广州的干部全是穿的中山装，而蛇口的干部们全是穿西装打领带的。
彪叔穿着风衣与村支书吴柏森两人立在村口等，十时许，一辆警车出现了，紧接在后面的是首尾相连的六台中巴车！领导人居然坐中巴？彪叔感到不可思议，当然，这个习惯后来也从北京传到了广州，广州的大官下去，也坐上了中巴。
更让彪叔惊讶不已的是，从第一辆中巴车里走下来的竟是邓小平。公社书记汤锦森将彪叔拉到了小平面前介绍说：“这是村长。”
不知怎么的，彪叔拉着小平的手，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对自己这种表现，很意外也难为情，但当时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小平问了他贵姓，听说也姓邓，然后很慈祥地笑了起来，彪叔这时才将眼泪止住。
渔民村曾经是逃港的重灾区，地荒了，人跑了，那些尝尽了海上飘零之苦，住怕了咸水棚的渔民，面对对面繁荣富裕的香港，成群结队地逃港。1978年后，背井离乡的渔民们陆续返回家乡，除了打鱼外，又搞起运输业与加工业，还开办了酒楼，到了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广东第一批万元户村，村里还盖起了三十二幢两层的别墅楼（严格来讲不算是别墅，因为广东有钱人的民居向来有起成小楼的传统，只是它们都模仿成洋式别墅的造型，因此习惯上就称为别墅）。
小平一行人转了一圈后，来到了支书吴柏森的家，在吴柏森的小楼中，各种家电应有尽有，都是从境外进来的靓货。
吴柏森说的“广东普通话”，小平听不懂，于是市委领导充任闲谈的翻译。吴柏森对小平说，现在日子过得不错，人均月收入有五百元。
小平的女儿邓榕听说后吃了一惊：“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要高！”
小平听了后特别高兴，主动拉着老支书要拍个合影。他感慨地说：“全国农民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恐怕要一百年吧？”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梁湘把话接了过来，如同领军令状一般说：“不用那么长时间，我想有五十年就可以。”
小平沉吟半晌没有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过了一阵他说：“至少也要七十年呀，以本世纪末算，再加五十年，因为我国人口多呀。”
在村支书与中央领导人比收入时，彪叔吓得在一边半句话不敢说。我们的收入比中央首长还高？这个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呢？一股莫名的恐惧心理从脚底升起，“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事后彪叔这样形容。他当时担心这会成为一种错误，一种必须改正的错误。说实在的，如果当时有领导人说这样不行，要改过来，不允许比中央领导人的收入还高，他们就会立即改，而且是心悦诚服的改。
小平问：“你们现在的生活改变了，还有什么要求吗？”
吴柏森想了想说：“要求倒是没有什么要求了，就是有点儿担心。”
“担心什么？”小平问。
“担心政策会变。”吴柏森说：“我们搞运动都搞怕了。现在虽然富了，但我们天天都怕政策会变，一变，我们就又变成资本家了。”
一席话使全场静了下来，吴柏森说出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声。小平也静了一阵没有说话。他此次到深圳来，下了决心只看不说的，有话要到北京去说。但他总是在细节上碰到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境地。他面前这位是农民，他们要的不是对政绩的评价，是实实在在对今后好日子的期盼。小平想了想，采用了一种更含蓄与更深刻的回答：“政策肯定是会变的。但只会往好的方向变，不会往坏的方向变。”
从吴家出来后，小平又看了村文化室，看到村里在文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和许多奖杯呀奖状呀奖旗呀什么的，他显得特高兴，但是，小平只是听，只是笑着点头，再没有说话。
不说话，并不等于他不惦记着渔民村。八年之后，小平第二次南巡，当他视察皇岗口岸时，八十八岁的老人来到桥头，到了距深港分界线大约十米地方。小平指着河水问：“这儿是不是深圳河？”
时任皇岗边检站长的熊长根回答：“是的。”
小平又指着河边一片新楼说：“那么，这儿是什么地方？”
熊长根接着说：“这儿就是渔农村。”
小平马上想起1984年他对渔民村的造访，说：“不对吧，渔民村不是在罗湖桥边吗？”
熊长根马上解释：“那儿是渔民村，这儿是渔农村。”
小平这才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1977年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到了广东，对广东的“逃港”问题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他得出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就算部署再强大的兵力也无法遏止偷渡逃港活动的判断，那么结论就只有一个：根本办法就是让地方富，让老百姓富。一年后，小平对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谈到了一个左右中国进程的重大命题，这就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思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先富起来”。
小平提出先富起来的，最开始还不是指一部分人，而是指一部分城市，指中国的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他列举的十来个可以考虑让其“先富起来”的城市，第一个就提到了深圳。1978年那次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各大区都分别向五个中央常委汇报工作。在听汇报时，常委们的发言与讲话被记录下来，再回去向各大区代表团传达。就在一次听汇报时，小平提出了“一部分城市可以先富起来”的主张。而且将深圳市摆到了第一位。他这样说是饶有深意的。
当然，小平提出深圳可以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城市之首，并不是不知道那时的深圳不过是区区三平方公里的边陲小镇，工农业总产值不过一亿多元；是因为它境内逃港成风，那里与香港距离最近，甚至农民要“过境耕作”，边界那边还有我们的农田，要逃起来易如反掌；更是因为国家计委与广东省联合向中央提过一个计划，想在宝安、珠海搞出口基地，主要是为香港提供农产品与休闲基地，这个计划显然很对小平的思路。
小平显然不会满足于深圳只做香港的后花园，他当有更大胆的想法，而且他预知到这个想法一旦实施，就会使深圳第一个先富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小平为什么不说提倡、鼓励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而是用了“允许”这个词？可能有下面几个因素：“富”字在当时就是与革命相对立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不应有的地方与人群先富而有的地方与人群后富；而小平深知，已经在酝酿如深圳这样的出口加工区，不仅会因抓出口而富，还会因为其采用另一种体制而富。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经济学家于光远受命为邓小平起草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小平给了于光远三页手稿，上面拟定的是讲话稿的提纲。这篇讲话稿的中心主题，就是解放思想。小平对于光远讲述讲话精神的时候，提到了更深刻的一层意思，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是小平先富起来思想的开端，其目的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在会议上小平展开阐述了这个问题：“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就会使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的向前发展。”
1978年12月13日，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为持续了半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作了总结，为随后召开的、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新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调。
一个“富”字，擦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思路，不容否认，这个思路是从与境内外贫富差距悬殊、偷渡逃港成风的深圳率先萌发成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史上的一次英勇突破，从此，天蚕破茧，鲲鹏展翅，一条风樯阵马又波谲云诡的新路轰然洞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