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动乱和大逃港
毗邻香港的虎门，有人为了集体的生存和发展，竟用稻草到香港换化肥；广州火车站发生了大批群众冲击事件，原因只有一个：他们要逃往香港。十几年间逃往香港的人数以十万计；广东人对“文革”的深恶痛绝，受到近在咫尺的港澳的影响也有一层因素，“文革”结束后，逃港的风潮依然困扰着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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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广东经济渡过复苏期，很快进入全力发展的快车道时，又一次遇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开始落实到基层，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发展经济和“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总是像两条不听大脑指挥的腿，经常是南辕北辙，互相牵扯。对此一些当年的农村基层干部有更深的体会，他们不会说大道理，只总结出一个规律：只要一有饱饭吃，就要折腾运动了。
全党狠抓阶级斗争直接后果就是“四清”。在全国城乡发动的“四清”运动从南到北漫延开来，毛泽东再次发出关于阶级斗争的惊人警告：“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七千人大会上力图“纠偏”的刘少奇，担负起在“四清运动”中的试点任务。他此时也滑向“左”的思维定势中，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因此搞出一个让群众斗干部的“桃园经验”，认定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
“四清”开始在广东层层推进，谢非在中南局研究室的工作也愈加繁忙。他满脑子装满了文件内容，作为中南局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得时时警惕自己思维的潮水不能溢出既定的河道，但在苦恼困惑之时，耳边又不时响起出他在陆丰家乡时经常讲的一句俗语：“抓到衙里才是贼，捡到猪屎才有话”。
这是一份下面转递上来的内部通报，有关阶级斗争新动向：调查发现，东莞县的虎门公社不去狠抓遏制打击逃港风的工作，反而与港英当局大做交易，以公社党委副书记陈某某为首的一伙人，竟然以供销社代购代销的名义，把公社的稻草用渔船运到香港，卖给香港马会喂马，将所得款项在香港购得化肥运回虎门，分配到各大队，到港参与交易人员不仅多记工分，还以出差为名在港大吃大喝。香港马会是资产阶级最腐朽最具剥削性的机构，是港英政府用赌博欺骗奴役香港劳动人民的工具，虎门公社少数人胆大妄为，实际上是一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里通外国的资敌行为，这一事件的发生，充分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在向我们猖狂进攻，一些基层组织、一些领导岗位确实不在无产阶级手中……
谢非皱起眉头，合上了内部通报的文件夹，随即走进另一办公室，领导同志正等着他拿出意见。
谢非的意见使领导吃了一惊。谢非认为，虎门公社陈某某做的不是里通外国的资敌行为，相反为发展生产，减少偷渡逃港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借鉴，当然，对参与交易的人员、数量和物资都应该严格把关，尽量把发生问题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
“你认为，这没有问题？”领导神情凝重，打住了谢非的条分缕析。
“利用境外的财力为我所用，甚至利用美国资本家的资金搞建设，列宁在苏联内战时就推行过，相当有效地战胜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发展了生产。在我党历史上也有成功的先例，在江西的中央苏区，毛泽民同志曾经主持过与陈济堂的贸易，把江西盛产的钨砂矿运到广东出售，为苏区财政增加了活力，我们在解放战争时，粤赣湘边区也曾多次组织将生猪、土特产运到香港，换回部队急需的药品、布匹和胶鞋，实际上保障了部队的供给，支援了解放广东的战役……”谢非大胆而又不失谨慎地剀切陈词，必要时用最简洁的语言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他过人的长处。
可是领导挥挥手打断了他的陈述，让他去处理另一件公文。他的声音只能遗憾地埋没在一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喧嚣里。但是，在“四清”浪潮中，毗邻香港的虎门竟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集体的生存和发展，居然敢用稻草到香港换化肥，吃了一只“大螃蟹”！这件事给谢非留下很深的印象。
胆敢把稻草运到香港换化肥的虎门公社副书记陈某某在“四清”中却奇迹般没有受到批判和处理，这成了一个谜。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卖稻草的问题被重新提起，他才倒了大霉。到了七十年代，他又重新担任了公社副书记。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国家以“联合国”的名义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策略，香港成了祖国与内地沟通的唯一渠道，她也迅速利用这个机遇重新从广州乃至上海手中夺回了中国第一经贸枢纽的地位，造就了香港经济的第一次起飞。
就在广东没完没了地纠缠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之时，香港更突显出中国唯一外贸窗口的经济地位和不可缺少的重要性，这时以出口贸易加工区为主要特征的亚洲四小龙开始发力，经济迅速腾飞，香港的制造业也趁机发展起来，一些小商人开始大胆地开设工厂，吸收了大批劳动力，在塑料、纺织、五金、电子等行业迅速发迹暴富，紧接着又投资地产、金融业，美国发动越战，把香港作为后勤补给基地，也无形中给香港经济注入动力，种种因缘结合，推动香港在六七十年代期间完成了第二次经济腾飞。
短短二十多年，香港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地区，与一水之隔的、几沦为中国贫穷省份之一的广东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与内地血脉相连的香港人给广东的亲戚朋友邮寄了大量猪油、米面和副食品，显现了香港的富足与广东无奈的穷困。此时广东已在中国发展序列中下降到中下游水平，而香港竟拥有相当于全国内地二分之一的财富，外汇储备甚至高于全国。
统治香港的英国人并不惧怕中国人的政治运动，反而像绅士一样悠闲自得地观赏着深圳河对岸你死我活的争斗，犹如观看一场场的拳击和斗鸡。经常困扰港英当局的倒是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逃进香港的人，他们或是散兵游勇，或是有组织的一伙，对于这些无日无之的不速之客，港英当局的官员们亦喜亦忧，喜是每天都有一群一伙的大陆人投奔“自由世界”，足以证明“共产体制”的失败，同时也为香港经济起飞带来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忧是每天涌入的人太多，为平日养尊处优的他们增添了许多麻烦。即管如此，他们也来者不拒，放开接纳，从不遣返，纵容和鼓励种种偷渡边界的逃港行为。
1962年6月6日，广州火车站发生了大批群众冲击事件，原因只要一个：他们要逃港！
那时特大饥荒虽有缓解，但人民群众的生活依然艰难。一个惊人的消息突然到处流传：香港为了庆祝英女王生日，实行大赦，香港边境开放三天，人人都可以不用护照进入香港！
于是，一群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扶老携幼涌到当时位处白云路的广州火车站，争先恐后爬上开往香港和深圳的火车，一时间，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惊全国的“6.6大逃港事件”。
当时的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长是广东人耳熟能详的“东纵”司令员曾生，他立即与分管政法的领导干部赶到现场，他们戴上大口罩，混在滚滚人流中穿行。对于有人认定这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必须加以无情镇压的意见，曾生内心是不认同的。理由很简单：哪有这么多反革命？他明白，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有言：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如果广州比香港生活好，还会有成千上万人不顾一切往香港跑吗？但当时人越聚越多，有警察用作宣传的车辆被推翻，有的警察被打和被抓走，有坏人在群众中疯狂煽动，更严重的事态一触即发，曾生马上与当时的广东省长陈郁等人开会，决定立即对广州火车站实行军事戒严。紧接着，广州军区应省市政府的要求派出兵力对广州火车站进行紧急部署，市政府同时派出大量人力在群众中进行劝解疏导，揭穿所谓到香港不用护照通行证的谣言，一场群众大逃港的危机终被化解。
逃港成了广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现代汉语常用词，甚至连汉字输入软件里都有这个词儿。
从此可见，逃港在文革前的广东司空见惯，在相对富裕的、距香港最近的珠江三角洲逃港者甚众，这些人在香港大多有三亲六戚，他们到了香港较易生存也易于溶入当地社会，在贫穷的粤东一带，紧靠沿海，逃港者也为数众多，他们逃港的原因，当然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饥饿和绝对贫穷。
在三年自然灾害前后，逃港的人群甚至发展成为难民潮，十几年间逃往香港的人数以十万计，（据不完全统计，在改革开放前以非法或合法手段到香港谋生的人数有上百万）靠近边境的一些村落，甚至全村外逃，只剩下一个支部书记。绝大多数逃港者到了香港后，都经历过难以名状的凄惨景况，不少人因一时生计无着，流落街头，成为香港一大社会问题。他们在聚居地搭建的贫民窟，一直成为香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这些问题直至七十年代才得以缓解。
十几年来大量人员源源不绝外流，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被地道的港人贬称为“阿灿”，（“阿灿”原是香港电视剧中的一个角色，代表“内地人”老土、愚昧、经常被人捉弄的形象，）他们到了香港这个陌生城市，虽然生存较难，成了最底层的一群，然而，以广东人顽强的生存本领和精明，也依仗着遍及香港九龙新界大大小小的各种同乡会，依仗着同声同气的南粤文化作为纽带，他们较快地扎下根来。经过多年埋头苦干事业有成，后来成为当今香港市民构成的主体成份之一。
在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岁月里，逃港却越抓越不灵，越抓越多，那里的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工作成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就是逃港者的多少。在“四清运动”中，刹住逃港歪风，建设“政治边防”更成为珠三角一些边缘县份的头等大事，成为严酷的对敌斗争！逃港问题成了广东特别是珠三角洲悬在大大小小党政干部们头顶的一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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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是共和国最具大起大落的戏剧性的一年，革命政治嗅觉不太敏感的广东人吃惊地看着上海滩的姚文元用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文吹响了向北京市委进攻的冲锋号，正在懵头转向不知所以，忽然间，在中国政坛握有党政军实权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几名头面人物：彭真、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就倒台了，北京开始大批“三家村”。在广东，一开初消息灵通人士就传：中央办公厅的“大管家”杨尚昆犯了错误，被“下放”到广东省委当了一名不起眼的副职，没几天，又被“再下放”到肇庆地委当副职，又没几天，连地委副职都给撸了，调回北方，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回北京“交待问题”去了。
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向全党下达了《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全国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8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时，文化大革命有如九天突降的狂飚，暴虐地横扫神州，也横扫广东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拉开序幕。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在广东有了很高威望的陶铸同志却突然奉调进京，连广东人也傻了眼：陶铸书记名字前突然又多了许多头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18日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检阅几十万红卫兵时，陶铸站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扎扎实实成了第四把手！
既然被称作革命而且还是大革命，那就应当是亿万革命群众盛大的节日，然而常常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人在这一盛大节日中却无太多惊人表现，他们只是跟在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后面亦步亦趋。与各省市相比，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在文革初期日子还是相对好过一些，毕竟有陶铸撑腰，他已经是坐第四把交椅的中央领导，关键一条：“陶铸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好景不长。1966年12月，一队风尘仆仆的红卫兵从北京杀到广州，别看他们只有一小队人马，来头却不小，而且他们到广州来煽风点火，目标也选得很准确，体现了北京红卫兵高度的政治敏感性，他们一来就直扑《羊城晚报》，勒令报纸改名为《红卫报》，其目标直接冲着其后台中南局。对于他们这一“革命要求”，中南局乖乖听命。
这一队由北大、清华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还继续后手出招，他们联合的广州的中山大学学生，在一天晚上封了已经改了名的《羊城晚报》社址，几乎与自发保卫《羊城晚报》的市民发生严重冲突。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不在广东当封疆大吏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没有能挽救他最喜爱的报纸，可见他的能量也极为有限了。
有一天清晨，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人民中路拉出了一幅大标语，上写“全中南人民强烈要求查封《羊城晚报》！”
为了求得支持，刘陶他们只好晋京去找《羊城晚报》的后台老板陶铸。
请求接见的帖子递上去后，迟迟一个星期，陶铸没有抽得出空来接见他们，他们只得在《体育报》社搭伙吃住，这是个不祥之兆头。这伙人来找的是陶铸，可当时除了这些老广，全北京都知道陶铸要面临什么下场了。
1967年元旦过后，在北京寒风中萧瑟度日的刘陶一伙死保《羊城晚报》的中坚分子终于接到通知，陶铸要在同仁堂接见红卫兵代表，请他们也参加。3日下午，他们来到同仁堂等候，下午3时，陶铸来到了同仁堂。他连句开场白都没说，一上台就直奔主题。
刘陶见到了老领导很高兴，他讲话说了些什么也没有认真听。他想，陶铸还能为红卫兵作报告，说明他还在台上，还能为晚报说话，晚报有希望了，可是没多久他就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一是讲台上根本没有发言席，临时找了张桌子往那儿一放，就让陶铸上台讲，这不像是给高官的待遇，二是陶铸连一个随从人员也没有带，就他一个人来的，好像此次他只是代表个人来讲话。
果然，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后，被工作人员从台上叫走，解释是去接一个电话，但从此再也没有露面。红卫兵们在会场等了一个多小时后，工作人员再度上台说，你们大家都回去吧，这回则没有作任何解释。次日凌晨四时，有人到天安门广场去游荡，发现天安门及长安街一夜之间贴满了“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的大标语，证实人们的担心成了现实。
北京风云突变，刘陶赶紧给家里打电报告急。电报局的人用很异样的眼光盯着他看，好像他是一个潜入北京图谋不轨的坏蛋，他觉得很惊异：难道北京人的斗争觉悟就那么高，一眼就看出我是来找陶铸的保皇派？再细细看看电文，写得也很含糊，没有暴露自己的意图，再一看署名，自己也明白了，他叫做刘陶，一个“刘”一个“陶”，三个大走资派包了两个！难怪会招来警惕的目光。
大势不妙，刘陶一伙调头就逃离了北京，逃回广州，才发现晚报彻底玩完了，保卫晚报的兵团树倒猢狲散，竟分裂成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一个小兵战斗队，只有晚报的美工一个人组成，他的目标很明确，专打黄永胜。黄永胜当时可是林副统帅的大红人、总参谋长呀，他就是要打黄。每天上街去刷打倒黄永胜的大字标语，饿了就喝一碗浆糊，忙得连工资也没时间领，他被抓起来的时候，有几个月的工资都没有领。将他抓起来后他就闹绝食，专政人员威胁他，如果他再不吃东西，就用刀子切开他的喉咙，但他就是没有吃。这个死保《羊城晚报》的员工，以后不知所终。
就这样闹到了1968年，三报合一，《羊城晚报》并入了《南方日报》。
陶铸施政后期广东短暂的繁荣和发展机遇，也随着文革的到来消亡，广东经济再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此时谢非所在的中南局已经基本陷入瘫痪，对这一场有如天坍地陷般的大动乱，谢非一开始是非常茫然的。他揪心地注视着事态的步步恶化，“革命”在吞噬忠诚的革命儿女，这种“革命”不能再合理地称之为革命了，只恨无力回天的谢非只能痛苦地选择沉默。在众人面前，他谨慎地紧闭着嘴唇，从不轻易透露自己内心的惶惑和痛苦。此时军管会、革委会已经全面接掌了党政财文大权，谢非一干人等被视作“旧人员”，处处遭受白眼和怀疑、警惕的目光，一直到1973年中南局撤销，调到省革命委员会工作。在逆境中，他的策略是不说话，不出头，紧守信念跟着走，浩劫中背负理想奋然前行，无独有偶，这与当年邓小平在瑞金和长征初期遭受极左路线打击时的应对策略同出一辙。
在与广东一河之隔的香港，港英政府一直有如坐山观虎斗地注视着文革的动态，可是，还没等香港人弄明白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文革的熊熊烈火已经烧到了他们身上，这一回是明着来的，充满挑战味道。当年南下的解放大军进军到深圳罗湖桥头突然嘎然止步，让如临大敌的英军大大松了口气，如今的红卫兵却竟然挥师杀到香港，与香港的左派工人、教师学生甚至电影明星组成了香港造反派，把大字报贴到了港督府，这回硬是闹出了点国际影响：“香港红卫兵”要造老牌帝国主义的反！在港英政府实施镇压时，“香港红卫兵”反抗了，他们在香港街头摆起了土制炸弹的“地雷阵”，用鞭炮改制的土炸弹闹得满天神佛，香港警察焦头烂额，穷于应付。英国人终于扯下绅士的伪装，无情地使用暴力，有左派工人被打死，大批劳动群众和教职员工被捕，一些知名的中小学校的校长和电影明星也被投入监狱，他们在狱中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歌，表示要与殖民当局决一死战。
对香港港英当局的镇压，广东方面强烈反应，这时外交部长陈毅已经靠边站，外交大权控制在一伙极左分子手中，他们在北京一手制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在深圳与香港的边界，大批红卫兵和民兵在极左思潮煽动下，与英军发生了冲突，守护边界的英军放了几枪就仓皇撤退，被冲过边界的内地民兵们追得鸡飞狗走。
这事将驻守香港的英国人吓破了胆，因为冲过边界的红卫兵口出狂言，自称先头部队，并说咱身后的解放军马上就到，还扬言占领香港只须动用一个团兵力。在与澳门相连的珠海拱北，也相继发生了中方军民与葡方军警冲突事件，一时间，粤港澳三地剑拔弩张，事态一触即发。好在此事由周总理出面迅速压了下去，他严厉处置了外交部中夺权的极左分子，坚决稳住了中央对香港、澳门长期利用的政策。
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经济蒙受沉重打击，不少厂商撤走，资金逃离，房地产低价出售，更有人悲观地认为香港大限已到，从此将变成“死港”，只有精明如李嘉诚等人，利用低迷的市道大举进军房地产业，为日后创造庞大的财富王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盛大的节日”演变成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时，人们开始醒悟了。广东人的民性中对意识形态的东西比较淡漠，好走极端和失去理性的狂热没有什么市场，他们更在意的是一日三餐的温饱和生活文化层面的满足，在文革前期的狂热过去后，广东人发现闹来闹去的政治运动无非是政治概念的游戏及上层人物变幻莫测的更替，他们自然就敬而远之。
广东作为一个沿海省份，大型工业基地很少，产业工人与市民、农民相比不成比例，缺乏文革可资动员的群体纪律性。因此文革的动乱更易于在城市造成混乱和瘫痪，对农村的涉及面虽然是无远弗届，但没有搅乱每一村落，更没有能力全面地颠覆农村的社会组织与生产体系。在广东农村，“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批臭了，资本主义尾巴也割得干干净净，造成现金收入下降，田头禾场的政治学习与大批判要占用农民一些时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受影响，生产出现大倒退，但并没有出现城市那种全面的无政府动乱。这是因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虽然普遍受到极左思潮的打击，但仍在顶着“走资派”和“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忍辱负重坚持工作。务实的人都明白，不种田就会挨饿，所以在广东农村推行以粮为纲方针没有太大阻力，兴修以水利设施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仍在进行，围海造田及学大寨开垦荒山虽然有杀鸡取卵破坏环境的危害，但在短时期内稳住了农田面积，再加上十多年间广东基本上风调雨顺，因此广东的农村经济虽然严重下挫但并未崩溃，尤其是粮食产量未出现恐慌性的大减产，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文革严重打击了广东的发展进程，最可怕的，是人心散了。“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玷污了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摧毁了人们的理想信仰和追寻美好前景的期待及信心，人们对革命、对社会主义、对国家的前途和发展一片茫然。文革对广东还留有一大“遗产”，就是加剧了逃港的风潮。靠近港澳的沿海地带，已经成为了逃港者无孔不入的通道。
从混乱的武斗到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珠三角乃至广州都出现了逃港者，而且愈演愈烈，历久不衰。这些逃港者与“三年困难时期”因绝对贫穷而逃港的农民不同，他们逃港当然也有向往富裕生活的企图，但并非因为饿肚子而逃港，他们的生活还不至于穷困到这种地步，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广东人对文革的深恶痛绝，其中有一个微妙的原因，就是近在咫尺的港澳的影响。
文革后期，广东的掌权者“反资产阶级影响侵袭”的任务特别重，因为市民阶层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已经出现了相当广泛的对港澳崇拜现象。港澳地区、海外华侨对广东人的影响自不待言，任何一个稍稍吹进些许“南风”的窗户，对广东百姓的震动是当今的人们难以估量的。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坚持，文革期间每年两届的广交会并未中断，广交会在广州人心目中，几乎有着如同朝觐一般的地位。人们不仅关注着琳琅满目的出口商品，更关注着光鲜，穿戴新颖，出手阔绰的老外、港澳与海外同胞，他们都是广交会请来的贵宾。港澳的生活模式提供了另一个活生生的样板，说明说同一种语言、生活习惯完全一样的乡里（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不久前逃港过去的人神气活现地衣锦还乡）还有可能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从罗湖桥那边带回来的家电、衣服、首饰、太阳镜、照相机、万宝路香烟、桶装花生油甚至咸鱼，证明资本主义并非等于洪水猛兽。
广东人这种对港澳生活方式的普遍认同甚至于羡慕，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动员百姓致富奔康的一种可供利用的潜在资源。广东人之所以能够从日常生活的单一角度理解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追赶亚洲四小龙，是因为有着香港这个现成的样板。
阿妙与阿荣是生于五十年代的广州青年，如果是今天，这一对恋人可以轻而易举申请到香港去购物拍拖甚至旅行结婚。但在文革后期，香港对他们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而陌生的世界。他们两家都有亲戚在香港，阿妙的叔伯是早年到香港定居的，而阿荣的两个兄长都在前几年逃港。每年春节团聚，都会更加强化阿妙与阿荣逃港的决心。
阿妙高中毕业后已经到粤西去下乡，只是没几天就破衣还乡；而阿荣毕业几年后一直在广州街头晃荡。阿荣的打扮基本是一个与香港青年时髦程度相当的样子，喇叭裤、长头发、戴一墨镜，手里拎着一台四个喇叭的收录机，这不奇怪，都是哥哥从香港带过来的。模仿港派打扮与风俗，广州早已成风。最时兴的发式是男孩子留大鬓角，这就是当时香港青年流行的打扮。
年轻人当中出现了逃港的人，这也许不是巧合。这种逃港者并非绝对贫困，而是寻求一种更好的出路。就在深圳、拱北边境的村民成村成队地逃往香港的同时，来自城市的青年学生及失业者也加入了逃港的队伍，甚至形成了一股经久不衰的逃港潮。
阿荣的第一次逃港是被边防部队的军犬拖回来的。
两只训练有素的军犬一边一个，咬住了阿荣的两个胳膊肘子，将阿荣从两公里之外拖回哨所，此时他的肘部动脉被咬断，失血过多，人已经休克。经抢救，阿荣捡回一条命，从劳教所出来后，开始每天到珠江去练游泳。那时的广州，珠江还是个游泳的好去处。阿妙默默地帮他进行水路逃港的准备，她知道此一去他能否生还真就很难说，但她还是支持他的选择，而且在她心目中，她迟早也会走上这条路。
阿荣与另一个同伴准备好后，就乘车向边境而去，在离边境最近的一个车站下车后，两个人乘夜色向珠江口靠拢。当他们登上一座高山，远远地望见南边的一片天空，被香港不夜城的灯光照得通亮。阿荣说：“那边就是自由世界。”
两个人身背漂浮物，在一处背静的江边下水，向珠江口游去。滔滔珠江终于在天亮前将他们两个裹挟出了大海。珠江出海后，江水分两边向海岸回流，阿荣同伴被江水冲向右侧，那个方向离香港越漂越远，事实上那个同伙永远没有再活着登岸。阿荣却幸运是被江水冲往香港方向。也不知他在海中漂了多久，他终于在香港西部一处海边登陆，布满蚝壳的礁石将他全身割得遍体鳞伤。上了岸后，他找到一户渔民家，用钱收买主人得以被收留，然后打电话到城里，让他哥哥再带钱来赎人。这是他的幸运之处，如果没有人接应，他这样走水路逃港，不死也要被香港警方抓获。
下回就轮到阿妙了。阿妙不会游泳，不能走水路。但她不惜一切代价要与恋人走到一起。因为阿荣是非法入境，他要得到香港居留证，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因此也不可能返乡探视阿妙，唯一见面的可能就是她也逃港。她选择的方式是火车。与阿荣相比，阿妙的逃港过程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她与同伙先乘车到衡阳，那儿有一个很大的列车编组站，在湖南境内扒车，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看管得不如广东各站货场那么严。
他们买通铁路工作人员，在半夜拧开了一个直达香港的货车车门铅封，几个人就钻了进去，再由外面的人将铅封重新封好。列车里装的是水果罐头，可以在漫长的旅途中解决食物问题。这节货车从调车场到编组启运，足足用了一个星期也未出境。他们就躲在那节货车里，吃喝拉撒睡都在车内解决。
终于列车通过了罗湖桥，已经进入香港境内，就在他们准备在列车进站前跳车时，守车上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们，这种路数听上去虽然很富传奇色彩，不过列车工作人员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香港警方对这几个浑身发臭的人还算客气，安排他们住宿清洁后，还在遣返之前装在警车里游览了一番香港市容，谓之见识见识“自由世界”。据阿妙事后说，真正遭罪的是遣返后，在拘留所里就难捱了。
阿妙真正神气的倒是回到家后，她以妙龄少女为情逃港的传奇历险记引起街坊邻居们极大的兴趣。在坊间，逃港并不是一件被人视作可耻的事情。
文革结束后，逃港的风潮依然困扰着百端待举的广东。
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发出一份《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报告》称：
据统计，8月份我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与历年来（偷渡外逃）较多的7月份相比，分别上升47%和XX，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之后最多的一个月份。从地区来看，惠阳地区居首位，发生4072宗，逃出1400人；广州市发生1122人，逃出149人；佛山地区发生779宗，逃出238人；汕头地区发生387人，逃出XX人；宝安县发生1666人，逃出917人（可见地形熟悉的群众逃港成功率最高）；惠阳县发生1554宗，逃出XX人。惠东黄埠公社沙湾大队，8月22日下午发生两宗21人公开劫船外逃事件，其中一宗是以生产队正副队长为首组织的，8月3日到9月1日，有300多人成群结队企图劫船逃跑被制止……。
因逃港者汇回境内的外汇当时依据侨汇待遇可购买紧俏商品，在商品紧缺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侨汇物资供应的优待，本来已经习以为常，但某些没有港澳关系的人却对此反映强烈。有的军属在会上说：“我的儿子参军几年没有优待，但偷渡外逃的人寄钱回来，政策规定有优待，什么都能买到，参军不如偷渡光荣。”
1980年4月，广东省第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到了8月26日，叶帅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由当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条例》的说明，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与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有个现象匪夷所思：就在从草案的酝酿到条例的通过期间，从广东到香港的边境上发生的偷渡外逃事件日见减少，曾在深圳边境，那成千上万的藏匿在梧桐山的大石后、丛林里准备伺机外逃，赶也赶不走，捉也捉不尽的人群突然消失了。这使广东省委领导与边防军的军官们感到非常意外。
深圳特区创建后，边境上层出不穷的群体性偷渡外逃事件突然嘎然而止。倒是界河那边的香港人跨过罗湖桥回来“买楼”定居者有如过江之鲫，越来越多。
当年幸运逃港成功的阿荣也回到深圳置业“买楼”，与始终没能逃出去的阿妙生活在一起，成了货真价实的深圳人了。
“风水”轮流转，轮到深圳风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