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他独特的方式幽默风趣地点出会议的主旨：“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月2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次用这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议，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还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我建议让大家出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来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呢？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不少参会人回忆道：在毛主席带动下，不少同志在大会上也做了自我批评。共和国领袖面对天灾人祸，勇于承担失误、直面困难、大度豁达、给全党以鼓舞，这次会议对待党内自身的缺点采取求实态度，较好地发扬了民主精神，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展现了中国第一大党在执政十年后自身的调控能力和自我完善的水平，全党开始巧妙地降温、刹车和转弯。但是，“高举三面红旗”的口号始终不敢摒弃，谁也没有对仍然执掌大权的毛泽东再提出公开的批评和指责，由于“左”的思维定势和急于求成的病根并未根本清除，人们仍习惯于用不断革命的路线来指导和平建设、用大搞群众运动来探索寻找建设和执政之道，不时背离了科学和客观规律，因此1958年以来“左”的指导思想未能根本触动。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决定给几年中被错整的干部平反，却不给最大的冤案“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平反；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只着重解决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存在的问题，党中央领导核心在政治生活上存在的缺点错误却没有得到检查改正，对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违背经济规律的一些错误观点也没有认真清理。尤其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别有用心地继续鼓动个人崇拜的发言也妨碍了与会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纠正错误。对由于“高举三面红旗”而引发的全国性灾难，邓小平表现出承担责任的勇气，他曾一再说：“我也有份。”
时隔二十多年后，邓小平这样总结自己在这一阶段所犯的错误：“不要造成这样的印象，好像别人完全正确，只有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了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错误都归于毛主席。”
不知是不是巧合，从文革爆发邓小平不当总书记后一直到1979年广东改革开放这十四年间，广东的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连续十四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时过八个月，1962年10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他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几年后，在强国梦中探索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付出更大、更惨重的代价，这一次不仅导致灾难，而是一次全民的浩劫。
18
1964年，一个叫做刘陶的年轻人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很想衣锦还乡回湖北老家工作。结果他很幸运地分配到湖北省委。正当他兴高采烈时，并不知道湖北也是归中南局管的，而当时的中南局领导人陶铸正在打主意在广州办一份很红火的晚报，那份晚报就是《羊城晚报》。
当时的广东已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经济恢复得出乎意料地好，社会各项事业长足进步，南中国最大的中心城市广州更是呈现出一派复苏和振兴的局面。1963年至文革前，广东渡过了建国以来比较舒心祥和的日子。
此时的陶铸踌躇满志，他觉得有余力摆脱十几年来没有断过的剑拔弩张的运动与斗争，搞一些能体现个性的施政方案了。于是他需要一个能张扬个性与理念的传媒，再办一份中南局的机关报。既然《羊城晚报》办得那么火，何不用它来承担中南局机关报的使命呢？
于是刘陶的命运因之发生了变化，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工作，一纸调令，将他调到《羊城晚报》工作。不久，《羊城晚报》划归中南局管辖并成为其机关报。
此时，刘陶有机会认识了在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任中层干部的谢非。刘陶在晚报理论部工作，因工作关系与政研室常打交道。在他心目中，谢非虽然是个正处级干部，但与他这个小年轻很谈得来，一点也不摆架子，为人和气，说话不多但很热情，身在异乡的刘陶有事没事都愿意往谢非那儿跑。
谢非处理理论类稿件十分娴熟到位，既把了关，又能提出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说明他是个行家，与编采人员有共同语言。后来刘陶才知道他原来曾当过省委机关杂志《上游》的编辑，更将谢非引为知己了。
刘陶的现身，更加深了谢非与媒体、尤其是与后来的《南方日报》千丝万缕的关系。谢非早年曾兼任《陆丰报》社长，接着做《上游》编辑。后来又长期在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及省委办公厅工作，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与媒体相关连，就是代表党委实施对新闻界的领导。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后，他还受中央委派，调到在文革中鼎鼎大名的《红旗》杂志，担任接管《红旗》杂志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
就是从人脉上讲，他与《南方日报》也有久远的关系。他的同事张汉青，后来也曾担任过《南方日报》领导职务，他的前任省委书记林若，更是《南方日报》的前社长。至于这个刘陶，以其炮筒子脾气，最后能当上《南方日报》的老总，更是由谢非一手提拔的；因此，往后引发出谢非与广东媒体的一系列故事也就不奇怪了。这是后话。
《羊城晚报》归中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是该报大红大紫的开始。作为中南局机关报，它的权威性在广东媒体中无出其右，因为它深得陶铸的重视。
说到陶铸，他在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领导人当中文化品位还是相当高的，他的旧体诗写得有相当水准，当时的广东有一句流传甚广的戏言，谓之：陶铸同志有三件宝——红线女，杨大炮（屡获全国冠军的象棋手杨官璘），《羊城晚报》。不过细究之，三者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陶铸所提倡的文化符号，而且都是广州市民热衷的文化品牌。可见此时的陶铸深入实际之时，他的目光和思索也可能会从激烈的阶级斗争转移到百姓尤其是市民喜闻乐见的广味文化上来了。
作为一个湖南人，如果说陶铸也喜欢下象棋，那不奇怪，象棋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而容易沉迷其中的。但如果说陶铸真的喜欢粤剧，那就不大好说，一门以唱、念为主的戏剧艺术，语言是最基本的沟通媒介，没有几个“外江佬”真正能欣赏得了粤剧的精髓。可见他褒奖杀过了楚河汉界、在全国赢得名气的广东棋手杨大
炮，提倡粤剧，力捧红线女，都是为了更贴近广东人民，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
陶铸在中南局主政多年，搞了多年政治运动，但他在广东民望中最好的时期也就是在这几年。因此，尽管他在文革一开始也不得不“左”了一阵，随即就被打倒，但广东人对他的不幸是同情的，评价也较为正面。
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广东，民气一直未被有效提升。大批的本地干部在历次对“地方主义”的审查打击中遭到重挫，使广东本土的精英纷纷退出政治舞台，文革前的广东人对政治产生了较重的疏离感。
当时的市井俚语中，有两个词很常见的。一个谓之“大军”，一个谓之“捞佬”。这两个词都是特指北方人的，而且这个北方人的概念泛指面相当广，不仅指黄河以北的人，也不只指长江以北的人，只要是内地省份，只要不是广东人，都在“捞佬”之列。
在中南局领导下的《羊城晚报》，迎来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广东一家地方晚报能办成文革前就影响全国的一份报纸，并不是靠着它的党报身份，而是它第一次全面的承载了广东本土文化，聚集了诸如秦牧、刘逸生等广东文化界的精兵强将，担负了广州市民文化的建设与传播的使命。这一点中南局与陶铸本人都功不可没。
广东文化是中国各地方文化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部份，它与传统的中原文化相比较，甚至有些异质性。你只要不人为地将它边缘化，给它一点土壤与水份，就会顽强地发芽抽枝并放出异香。无论陶铸当时出于什么心态，默许甚至提倡《羊城晚报》办成百姓喜闻乐见、“好睇有益”的报纸，就会令广州乃至于全广东人如久旱之遇甘霖，满城争阅而不忍释手。
当年的《羊城晚报》，成为广州市仅次于越秀山五羊塑像的象征符号。它所体现的市民精神，更成为广东媒体具有奠基意义的传统，并培养了一批资深报人。如今广东媒体，特别是平面媒体成为影响全国的文化产品，除了产生这种文化产品的广东本身的文化魅力外，与《羊城晚报》当年“好睇有益”的办报风格有很大关系。
1963年走出了“三年自然灾害”阴影的广东，到文革前的1965年，可谓之新中国建立以来经济及民生发展的短暂而珍贵的黄金时期。政治运动的压力有所松动，农村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的出现，使僵化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一些嬗变，从而产生了一些活力，农民窘迫的生活状况有所缓解，城市商品供应迅速恢复，广州作为一个南国大都市的底气很快被激活，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再现了往昔的繁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复苏发展气象。
广东在恢复生机方面先走一步，到1964年，全国完全冲出了大饥荒的阴霾，当年十月中旬，大西北的罗布泊响起一声惊天霹雳，巨光一闪，随即升腾起一个让国人欢呼雀跃、令心怀敌意的人们胆寒齿冷的磨菇云直冲九霄。这震动天下的一声霹雳，最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在千难万险中创造奇迹，有勇气在重重灾难中摸索提升国力发展自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中国已经筑起了核长城，挤身核大国的行列，并以自己的智慧和国力，在世界上成为独树一帜不可小觑的新兴力量。
